【按：季季再写张爱玲，末尾从夏衍又提到《新观察》主编戈杨，并说"戈杨六四后拒绝回国，跟张爱玲一样留在美国" ，我跟帖了一句"神来之笔"！张爱玲判断中共，超越中国所有文人，晚年凄凉；戈扬访美闻"六四"屠杀，到西来寺住下，只给邓颖超打了一个电话："请不要迫害我的孩子"，然后流亡，她去布鲁克林，美国作协给她租了一间小阁楼，吃饭是去社区免费供应午餐处，十几年后她因心脏病，在医院成植物人而终，可歌可泣！法拉盛开过一个"戈扬追思会"，我赶去发了一个言。】
老太太终于安息了。我在北京就管她叫老太太，不叫阿姨。那时，她是北京文化圈子里的一个精神凝聚的中心，许多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作家、文化人，无论体制内外的，都围拢在老太太的周围。她有很大的亲和力，不止是她对那个吃人制度的惊人的觉醒，还有她的慈爱、包容、细腻。她常常请我们在最好的餐馆吃饭，她坐在中间，那股雍容的气度，我是见过的。
那时候我纵横驰骋，无所顾忌，《河殇》还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呢，我已经在南昌动笔撰写关于五九年庐山会议的长篇纪实《乌托邦祭》，成稿得二十五万字，江西大型文学刊物《百花洲》杂志以一整期刊出，却被中宣部下令将四万册新书，全部打成纸浆，不许外泄一册。这时在北京，老太太把我叫去："你给我一个十万字的缩写本，我用一整期《新观察》来发表，你干不干？"我做了，可到那一期的《新观察》出来，却没刊登，我四处找不到老太太，后来找到编辑部主任郑仲兵，他告诉我，杂志发排前一分钟，老太太还是给鲍彤拨了一个电话，那边对她讲，这个苏晓康，捅了一个《河殇》的漏子还不够啊？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才保护了他，你要再发表他这个东西，后果就难说了！老郑说，老太太立马撤了稿，也不见我。那已在八九风云的前夕。
再见到老太太的时候，我们都在流亡岁月里了。但是，流亡跟流亡很不一样，我是被通缉了逃出来的，老太太不是，她是自我流放，此其一；我正在盛年，刚好四十岁，而老太太却是七十岁开始流亡，世上几人有这样的胆魄？此其二；我顶着个《河殇》总撰稿人的"桂冠"，走到哪里都是掌声，而老太太却没人认她了，申请普林斯顿大学的访问学者，她和千家驹先生因年逾七十未被接受，千老难过得在西来寺跪倒在星云大师跟前，但老太太还是直挺挺地站立着。
我去看望老太太。她一个人住在布鲁克林，一道很陡的楼梯爬上去的一间小屋。她说，我一天只做一顿晚饭，午饭到免费的地方去吃的，天天都去。说的时候，她嗓门依旧高亢，仿佛我们还在北京的大餐馆，是她请我吃酒席呢。通常，人们会说这是坚强，我更愿说这是强大，人格和精神的强大。
九三年九月间的一个傍晚，我在水牛城一家医院的走廊上，拨通了老太太的电话。当时我们一家人遭遇车祸，我的妻子傅莉还昏迷在特护病房里。哭天抢地之际，我想到了戈扬，我所认识的最强的人。老太太在电话那一端说："晓康，别害怕，你把一切都放下，无所谓了，你就不害怕了。"接下来，老太太对我提起后来极流行的唐德刚先生的一个说法，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大意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期，大约需要二百年，犹如长江过三峡，惊涛骇浪，无数人沉尸江底……老太太说，你我还算幸运的嘛！
她就是这样面对自己的苦难。她那一代人，把绚烂的青春和朝霞似的理想，拱手奉献给了魔鬼，还不可能得到晚辈的谅解，唯有自己去消化那种悔痛；而且，她还要晚辈看到她的再生。她宁愿客死他乡，绝不肯为那个体制再做一次殉葬。老太太一辈子受了多少苦啊，照样活到九十四岁，多么强大的生命力！我想她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理想的支撑。她的强大不是凭空的。
我辈也曾幻灭得很惨，可是我们还会有理想吗？老太太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精神遗产——她的人格和理想，但面对老太太的音容，我对我自己这一代，并没有多少信心……与其我们总在那里挥舞诸如国家和民族向何处去一类的宏大话语，不若低头检视一番我们自己身上还剩下多少本钱，有资格去承传老太太他们想传递给我们的。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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