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肺炎疫情自去年底已經出現，近日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接受訪問時提及，她是把關於肺炎消息傳給吹哨者李文亮醫生的人，艾醫生說，她因為把化驗報告傳開，被上級嚴厲訴責。最終因肺炎死亡的李文亮，被內地官方以發布「不實言論」被訓誡，而艾芬接受訪問的文章，亦在內地被刪掉，網民不斷以各種暗號把文章在地下管道傳開去。
沙士過了17年，我們有沒有汲取教訓？當年香港因為沙士而喪失近300條人命，不只一份專家報告都指出，在處理疫症爆發時，政府與傳媒及公眾保持良好溝通十分重要，以維持公眾信心，而危機之中的良好溝通，訊息必須誠實、透明、公開。
沙士和新型肺炎，也是最初在內地出現，但因為訊息不公開，引致延誤導致疫情擴散。當年採訪過沙士的記者及傳媒學者，合寫了一本《目擊100天，沙士最前線》的書，近日我翻舊書，溫故知新，看看十多年前，內地如何讓媒體噤聲，引致疫情擴散。綜合書中紀錄如下：
早在2002年11月，沙士已在南中國出現，翌年1月底中山政府更撰寫了一份官方報告，詳述沙士傳播途徑及用藥方案，然而至2月政府仍不讓報導，直至民間搶購白醋板藍根自保，官方才擠牙膏式承認有疫情，但數字低，強調可控，批評有人造謠。整個3月，中山醫院教授劉劍倫來港參加婚宴入住京華酒店，把疫情在香港及新加坡、加拿大傳開，威爾斯醫院淪陷，百名醫護受感染。
歷史似在重覆，醫護不讓說話，說話的指斥你做謠，官方說「可防可控」。十七年來，好像沒有太大改變。
直至2003年4月，即疫情出現了近五個月，北京軍醫蔣彥永向內地傳媒及香港鳯凰衛投書不果，直接向美國時代雜誌公開疫情，內地政府撤換北京市長和衛生部長後，沙士報導才適度解禁，內地傳媒才開始報導疫症消息。
有線時任記者蘇啟智、盧敬華，當年到廣州及河源採訪，成功接觸到內地醫護人員，承認早於2月農曆年間（又是農曆年！）醫院已被疫症病人壓垮，大量醫護受感染。
兩名記者在書中寫到，當年去訪問中山一名醫生伍衛時，「當我問及為何她當時沒向傳媒透露疫情時，她的答案是：『我們不能夠去找記者，這裡是內地，是我們的規定。』」
蘇及盧形容：「聽到伍醫生這句話，我深深體會資訊自由、採訪自由的重要，特別當遇到疫症這些重大危機時尤顯重要。官方對資訊和言論自由的控制，可能可以換來短暫的社會穩定，但是沙士的經驗清楚說明，其代價是要犧牲更多寶貴生命。」
兩人更唏噓是，知道內地一些記者掌握的資料比香港記者更多，但卻沒法報出去。「沙士人命攸關，內地在起初兩、三個月，完全新聞封鎖，更令人極度感嘆。」據知，今次新型肺炎也有類似情況，有香港記者知道，內地記者掌握了更多資訊，但卻沒法披露。
浸會大學的黃煜教授在沙士書中分析，對沙士疫情，內地傳媒有這些問題：「習慣性隱暪，習慣性撒謊，不是個人行為，而是體制的政治本能。封鎖新聞、報喜不報憂和欺上瞞下是整個官僚集團的集體行為。」
黃煜指，沙士的例症，即使後來傳媒可以容許報導，也在官方掌控之中，大調為「將功補過」：「把疫情定為天災而不是人禍，統一口徑以『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堅定信心』為宣傳方針，加強宣傳『黨正確領導，英雄人物，好人好事，克服困難，勇於犧牲的正面報導』」。
現在內地明顯走向黃煜教授所提及過的方向，宣揚陽光勵志故事，不必追究責任，人定勝天。至於像艾芬專訪中，提及對自己噤聲後悔莫及，讓人讀來明白新聞及訊息自由的重要性的高質新聞報導，就致力去掩蓋。
而令人更悲憤的是，香港有些人也鼓吹香港傳媒要學習這個方向，認為傳媒應該集中宣傳正能量，強調好人好事，宣揚群眾及醫護犧牲精神，而把檢討醫護人員防護裝備是否足夠，關口檢疫是否做得完備這些重要討論淡化。
當年沙士，中宣部於2月下令報導要受規管，廣東最高當局防範傳媒甚於防病災，甚至說過：「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媒體」，黃煜形容，內地媒體自此在這種尤如「愚民」的新聞封銷政策下，尤如戴上了「政治口罩」，自此閉嘴。
（配圖：網上圖片）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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