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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沙河 |
以"成都文化人"自命的流沙河先生日前于成都逝世。他的亲友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发出讣告，全文如下：
蜀中文宿、蓉城耆老流沙河先生，与2019年11月23日15:45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流沙河先生，本名余勋坦，汉族，祖籍江苏泰州，1931年11月11日出生于成都，幼年成长于民国时期金堂县城（现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1947年春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 1949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名列全系该期第一。因向往"创造历史的洪流"，未半年即休学返金堂老家，执教于乡村，笔耕于课余，1950年由业余作者调任《川西农民报》专职编辑，1952年转入四川省文联，历任《四川群众》编辑，创作员，《星星诗刊》编辑，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四川省作协副主席。2019年9月，与马识途等九位四川作家同获中国作协颁发的"文学创作70年荣誉证书"。
流沙河先生以新诗创作成名，多次荣获诗坛殊荣。1957年获"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文学奖"， 1981年获"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 1983年获"1982年全国优秀新诗一等奖"。其诗作《理想》和《就是那一只蟋蟀》入选中学语文课本。
流沙河先生于新时期诗坛建设、新诗创作理论卓有建树。以《台湾诗人十二家》、《隔海说诗》、《余光中100首》、《台岛十二中年诗人》等著述，开台海两岸诗歌交流之先河，将余光中等台湾优秀诗人介绍给大陆读者；以《写诗十二课》、《十二象》、《流沙河诗话》等著述，对新诗创作和新诗艺术鉴赏提出了独树一帜的理论见解。
流沙河先生才兼诗文，在散文、随笔创作方面名声远播。所著《庄子现代版》、《Y先生语录》、《流沙河随笔》、《芙蓉秋梦·老成都》、《书鱼知小》、《再说龙及其他等》等书长销不衰，以其渊博学识、独特体悟和亦庄亦谐、雅俗咸宜的文风，在读者中享有久远的声誉。
流沙河先生精研文字学，对中华汉字情有独钟，晚年致力于文字学常识的普及和纠偏，硕果累累。连续推出的《流沙河认字》、《文字侦探》、《白鱼解字》、《正体字回家》、《字看我一生》等书，以平易晓畅的文风和贴近生活的视角，展现了深厚的积累和独特的钻研，钩玄正讹，续绝罅漏，深入浅出，传诵一时。
流沙河先生还是一位文化普及的勤勉工作者，长期耕耘在传播推广的第一线。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鲜花重放"的时期，直到病痛缠身的耄耋之年，他在各种场合开设多种系列讲座，或讲解传统经典，或回溯历史故实，无论黉门闾巷，不辞舟车劳顿，燃火传薪，乐此不疲，通俗鲜活，连场爆满。由这些讲座整理而成的《诗经现场》、《流沙河讲诗经》、《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诗经点醒》、"流沙河回忆民国故事"、"流沙河谈中外文化交流"、"流沙河诗文吟诵"、"易经破迷"等书或视频节目，网络热议，闾里风传，泽被市井，惠及童稚，广受好评。
流沙河先生载誉绵绵而善诱循循，著作等身而温润谦抑，平和儒雅而行止有节，经历坎壈而持守不渝，其人格为传统文化之结晶，其风骨为布衣学人之范型。流沙河先生的逝世，是中华文苑一大损失，使亲朋故旧无尽痛惜。……
这个讣告是由他的亲友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发布的。我忝为他数十年间的一个"友"，因为在半月以前就离开成都，治丧的朋友们在逝世的当天就把讣告草稿发送给我征求意见。我仔细学习斟酌以后，建议在第二段末增加以下两句话：
其间曾于1957年因创作歌颂人性批判奴性的诗作《草木篇》而被划为右派，送"劳动改造"二十余年。他在艰苦劳动之余，依然勤奋读书、深刻思考，把自己从一个热血青年培养成为一代学术大家。
幷特别注明我认为這事不能不写。
可惜的是，因为不明的原因，这个建议未能发到朋友们的手里让他们审定，我感到十分遗憾。正如上引讣文所说，流沙河"其人格为传统文化之结晶，其风骨为布衣学人之范型"，那"结晶"和"范型"是要传诸后世的。在后世孩子们的眼里，没有上述那二十多年的坎壈经历的这位祖爷爷，不过就是一位当年"新中国"温暖的怀抱里的青年才俊、中年文宿、晚年耆老，或像当年他虽作为右派分子被逐回老家之始还被乡亲疑为一贯"坐小汽车"的贵人，哪里知道这才俊文宿耆老的成长，是和新中国极为艰苦的前进历程紧密相连，受到那艰苦历程的严峻考验的结果。虽然上句的"坎壈"二字已同样出现在已发的讣文里面，恐怕现在即使懂得这个词的孩子们也难于理解其在他生平中的内容了。这就是我建议必须记载他曾在自己生命最美好的四分之一时间里，曾是那场把上百万知识分子当做敌人而进行无情专政的牺牲者之一的历史：他是那场摧残文化运动最早的牺牲者之一！
而且正当我失望于他蒙反右之难的历史被如此失记之时，网上忽风传不少他与反右运动的帖子了，不过却是讨伐他在那"坎壈"年代里为保护自己而出卖友人的行为，其中某位"友人"甚至说："反右一开始，他为了取悦官方，说我们……组成了一个反党集团"，"把朋友置于死地"！这就更需在为他送终的时候，再度披露那段历史真相了。
其实，他的蒙难早在历史记载的1957年6月8日"反右运动"前半年就开始了，或许可以说，那场运动实际上开始于他的蒙难：1957 年初！当时他刚刚在自己参与创刊的当代中国首部诗刊《星星》发表了散文诗《草木篇》，立即引起地方党媒的严厉批判："反党"——他说梅花"把自己许给了冬天的白雪"，乃是盼望国民党回来；"反社会主义"——他说树藤"纠缠着丁香，往上爬"，乃是"对人类历史上最民主最先进制度的诬蔑"！而比这些指责更严重万分十万分百万分乃是以下的判词：
"我们在民主革命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母之仇，杀兄之仇，杀弟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一个草木篇。"
此判的力量固然由于把他因父亲当过国民党政府小官又被共产党政府杀掉而算成所有对党有种种"之仇"的总代表，更在于它出自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口，那就是全国所有右派分子难得的"殊辱"了。接下来的就是长达半年的批判斗争，据他后来回忆：
批判愈演愈列，升级到"反革命"与"阶级仇恨"的高度，海内为之侧目。我想不通，抗辩，发言见报，自取其辱而已，有个什么用呢！
接着就是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只因他属"钦犯"， 作协机关考虑将来万一中央又问起他了不致找不到，才留机关监督劳动"做反面教员"；到"文革"开始才赶回老家金堂监督劳改，按劳谋生。在成都八年拉架车服杂役、十二年拉大锯钉木箱，沦入社会最底层；一个满腔热血跟着中共革命建国的青年，为了那篇总计358个字的诗篇而遭受如此严峻的压力和天大的冤屈，需要怎样的意志怎样的认知怎样的智慧才能活下去且切检出读书思考把自己锻炼成为才俊文宿耆老啊！
这样一个历经生死磨难的流沙河，哪里会是"坐小汽车"来的！
而这段自己蒙冤的历史忽然变成出卖朋友的网传，乃来源于他的某"前朋友"公布的他在经过前述被残酷斗争以后上交的一份"我的交代"，承认自己参加组织了不止一个"反党小集团"，并且一一列举了与其中的数十个朋友交谈的内容，使他们也次第遭殃。我细读了该"交代"的内容，其中果然承认了那些交谈中的"反党"性质，也不断声明他们就是"小集团"。看那些"简短闲谈"的内容，一是对《星星》诗刊的领导单位四川省文联一两个领导人的行政行为的不满，二是对时兴的权力和文艺的关系的异见，既不触犯法律（当时的法律只有《婚姻法》和《工会法》，连刑事法规也只有《惩治反革命条例》），更不违反宪法。在"交代"中他也声明那些"反党纲领不是完整地提出的，而是闲谈之间简短地提出的。"据他回忆，当年他被迫交代的"反党集团"不是一个，而是三个：
运动中，我有（疑为"我作为"——黄注）三个反革命集团首犯被追查，甚至成都七中有四个女生爱诗，常来向我请教诗的，也说成反革命团伙。我年青，想将许多真相说清了，认为就都可解脱了。
可是这种"反革命集团"的"真相说请了"，它的"解脱"却须等到二十四年以后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了。决议明白地承认那场反出了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右派分子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而与那"扩大化"相对应的"准确打击"了的"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因而不予改正的对象，全国仅不到十位，当然包括不了经过大半年（1957年1-8月）批判斗争的流沙河所交代的"反党小集团"了。发动和领导那次运动的党坦然为那个"扩大化"承担了全部责任，这充分表明中共治国态度之坦诚，没有把所有在当年被迫最后自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拉来分担"扩大化"的责任啊！
那么流沙河也不该是该"扩大化"的责任人了吧？
写到这里，我想结合我自己的经历，对年轻一些未曾经历过"阶级斗争为纲"的种种"运动"的朋友们略略讲点老故事。我比流沙河小两岁，也一样当了二十一年的"右派分子"和"摘帽右派"，而且于反右前的1957年初作为青年工作者邀请他为中学生文艺爱好者（很肯能包括了他讲的那成都七中的四个女生）讲诗。回顾当年，我们一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解放"初期参加工作，"解放"什么？全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知识分子从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和思想控制下解放出来，对党充满深深的信任和无比的热爱，党群情爱之深厚，虽然未必绝后，但是绝对空前。情爱的一个表现就是对党讲真话，这是一条绝对原则。我自1951年从中学奉党之命放弃高考参加工作后经历的第一个运动，就叫做"忠诚老实"，把自己的一切经历一切关系一切好恶推心置腹地向党陈述，并且也的确得到代表党的领导同志（我把他们看成伯伯叔叔哥哥姐姐）的充分信任和亲切帮助。这种情形虽经几个运动特别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批胡适反胡风，但总因它们涉及范围不广、自己又很年轻，所以到了反右反到自己身上，也还一本初衷，认为只要不欺骗党地讲出事实，总会得到谅解，"就可都解脱了"。我看流沙河的"交代"，其事实部分也正是如此，和盘托出某年月日想过什么写过什么和谁谈过什么。不过人们只有成为运动的靶子"被运动"以后，才知这是运动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对所交代的事实"上纲"，即认识其"性质"了。流沙河的"交代"中的这一部分，就是经过半年以上的批判斗争对"反党小集团"一类的"认罪"。他因几乎所有交代的事情都与朋友有关，所以不仅其供认事实而且交代认罪都一定涉及别人；我则只因在党的会议上公开批评过一位中央领导兼封疆大吏，当然也是当着若干与会者说的，他们也有相似的话，不过那会议为党所召集，各自讲话都记录在案，无须我们再交代，只须各自负责，我也就在上面一追究就自行上纲，承认"实际上反党"云。而当二十年后实事求是一查，也和流沙河一样，这"交代"的事实部分既然无罪，那"上纲"部分就化为乌有了。
这样的事，哪里值得唠唠叨叨几十年折磨自己还污及逝世的友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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