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嘲笑威廉二世的「黃禍圖」時說："把基督教給忘掉了的歐洲各國，曾經以自己的愛國主義名義，越來越激怒這些愛好和平的國家，並且教給了它們愛國主義和戰爭──真的，如果日本和中國像我們忘記了基督的教導那樣，把釋迦和孔子的教導忘得一乾二淨，那麼他們很快就能學會殺人的藝術（他們學這些事是學得很快的，日本就是一個證明）。"
●今天还要重复白桦的天问是不是太晚了点："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离岸爱国主义"、"离岸恨国主义"，多别扭，为什么不干脆用"卖国主义"呢？要跟中共有区别吗？
【按："国家"、"个体"（individual)、"党国"这些名堂，如果还都分不清，大概我们还是清朝人，别的就不多说了。"爱国者"在网上被呼为"爱国狗"也有年头了吧？顺便交代一下我曾与某"爱国者"交锋、並被"祖国"大批判之原委，是为『鬼推磨』中的一节文字。】
巴黎聖母院火光
2019年4月15日，巴黎市中心浓烟升腾，圣母院上空火光冲天，教堂尖塔已在烈炎中烧得通红，旋即便断裂跌落。巴黎圣母院建于1163年，经八百五十年岁月洗礼，安度法国大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二次大战中巴黎沦陷于纳粹之手，希特勒以炸毁圣母院相挟，逼法国交出所有犹太人，维希政府只得服从，因此她，至今保存完好，乃是以集中营焚尸炉内的犹太人性命换来的，今天却不幸遭此一劫。全世界都揪心地看着这场大火。这是文明的一个劫难。
在多年仇外的中文互联网上，泛起阵阵幸灾乐祸的说词：
"我们的万圆之园圆明园在一百多年前英法联军点燃的火光冲天的大火中永远的消失，如今的中国人只能看着遗址扼腕叹息。那是他们放的火，毁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风水轮流转，我不得不恶言以论。万事皆有报应，烧了我们的园子后所劫文物还不肯完璧归赵。"
"说句实话 我没感觉！！圣母院又如何？！"
"欧美国家的所作所为，殖民，掠夺，杀戮，哪一点相应了上帝？！"
"既然没有教化人心的作用，烧了就烧了，因缘如此，无须执着！！"
"上天终给我们的圆明园报复了，这一把火本应该由中国人亲手去放，或许能解消部分百余年来埋藏在每一个中国人内心的愤恨！下一个节目～火烧英国皇宫……."
除了浅薄的仇恨，不存丁点文化的教养，或文明的积淀，这不是最要命，虽然这些文字显然也玷污了中文。这些人，对于一座世界上最具标志性的中世纪建筑，一个凝聚了无数的文化、历史记忆和人类苦乐的象征物，一件普世的瑰宝，完全不能投入自己的情感，却无缘由的抱着恨意——这东西不是他们从娘胎里带来的，而是被什么巨大的力量，从外面楔入他们的心灵。
这个东西，就叫着"民族主义"。
脸书上也有这样的帖子：
"美国九一一、校园枪击案、日本大地震，每逢人类社会发生灾难，中国都会一片欢腾，大家欢天喜地，幸灾乐祸。这次巴黎圣母院大火也不例外，中国人比过大年还要兴奋，一个个扬眉吐气，奔走相告，终于一雪圆明园的前耻。"
很巧，四月中旬，也是西方所谓的"圣周"，我开笔写【鬼推磨●江山】这一章，起头正踌躇怎么写"民族主义"这劳什子，偏就遇到法国巴黎圣母院这场大火，而某种中国式的反应，恰好给我提供了再生动不过的范例，何不顺手拈来？然而，挖掘这东西的来龙去脉，不免要牵涉一段中国现代思想史。
將國家舊痛用於現時政治需要
去夏北京奧運會故作誇張，乃是它要演出一幕「雪恥」大秀，國際社會是看懂了的，比如夏偉先生（Orville Schell）在美國新聞週刊的點評，便使用了一個字眼：humiliation（恥辱），並詮釋得甚為清澈：「中國終於可以自我陶醉於它的國家認同，從受害者轉為勝利者，全賴奧林匹克的點金術。一場盛大的象徵性的一舉成功的比賽，意味著中國歷史上的恥辱一筆勾銷，翻過它那受難遺產的一頁，這個國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台上重生，儘管中國人可能還會不對勁地繼續尋找他們的自信。」
研究義和團運動的美國漢學家Paul A‧Cohen也指出，中國意識形態的監督者們，隨時隨地、從不猶豫將國家舊時之痛「用於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修辭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難性質，他們獨佔了所謂「往昔痛苦的道德權力」。中南海非要抓住國際體育盛會的機會，來向世界宣佈他們收復了國家尊嚴，這個精心設計，自然涉及到眾所周知的那個近代圖騰「東亞病夫」，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對「恥辱」的培育、教唆，應有一個二十多年的潛跡灰線可尋，且需裝備諸如思想史、社會學等利器去分析，而我是外行，只能朝花夕拾，揀一點陳年舊事。假如僅僅順著體育事件尋上去，便會想到一九八六年底，一場學潮剛被彈壓不久，北大學生因中國男排打敗了南韓男排，而在校園裡遊行，第一次打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卻沒有引起任何一家首都新聞媒體報導，因為那很自然地被視為是「學生鬧事」，誰知胡喬木嚴厲批評新華社，說你們太沒有政治敏感和靈活性了，為什麼不懂得「引導」學生的愛國情緒？這個指示立刻傳達給所有新聞單位。當時我聽了只聳聳肩頭，卻想不到這個教唆伏筆於此，而埋線千里之外｜｜二十年後的二○○八年，在北美大都市華人聚居的地方，群起圍攻西藏人的場面裡，中國女孩的臉蛋上，竟如抹胭脂似的畫上一面五星紅旗！
中流刊載我與顏元叔的筆戰
陳年舊事裡，有一樁涉及到我，也不妨談談。一九九一年春，我從巴黎轉來普林斯頓的第二年，尚在哈佛讀博士的丁學良寄給我一個複印件，並附言道：「這樣的昏話，實在看不下去，你應駁他一駁。」那是刊登在台灣《海峽評論》上的一篇文章，作者顏元叔，事緣他讀了何新的什麼宏論，「老淚縱橫」，「信不信，我為亞運一百八十三塊金牌，也情不自禁地流淚｜｜無他，只因為我們中國太需要成就，太需要出人頭地！」此人極為霸道，別人告訴他長江黃河污染嚴重，他竟破口大罵：「你這麼糟蹋你自己的祖國，你究竟是『人』還是『狗華人』？」丁學良看不下去的昏話，是顏氏說中國的科學家「累死，多值得的死！她不死，千千萬萬她與他不累死，中國科學怎麼迎頭趕上西方！怎麼出人頭地！」「所以，中國人必須以一條褲帶束緊千萬億腰杆，中國人才得解放！」諸如此類的昏話，不勝枚舉。（隔了快二十年再去引述它，特別是背襯了目下中國兩極分化、冤獄遍地、狼煙四起的圖景，我都有點替對方臉紅。）
讀罷我便按奈不住揮就一文，作題「對苦難漠視的殘忍──讀顏元叔大作有感」，三月二十一日在香港《信報》刊出，我尚不知顏氏為何許人也，只知他是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自然是留過洋的，而留洋階層中多因憎恨西洋而倍愛中華，乃是某種心理扭曲，原不必認真的，我也只是憑了一時的義憤，去駁斥那種近乎蠻橫的歪理，因為受不了他們這般辱沒死於中共專制的幾千萬人，他們留洋只徒然惹了些自卑和偏激。但是，那時節大陸裡面黃金滾滾、跑馬圈地之間，有些什麼精神層面的東西在生成，卻是我們看不清楚的，並非只有基督教、法輪功，這個體制也在打造新的意識形態，以取代原來老舊而廢棄的一套。
不久，我在普大東亞系葛斯德東方圖書館裡胡亂翻閱時，無意間發現從中國大陸進口的期刊雜誌中，竟也有那本極左的《中流》，以公開反對鄧小平搞資本主義而著稱，其九一年六月號闢一專欄，名曰《愛我中華的心聲、壯我中華的呼喚》，將顏文和《信報》上的拙文「一字不易，未加刪節」地刊出，擺開一副約稿、摘登來信的大批判架勢，乃是政治運動中黨報必行的老套數，而六四屠殺後中共宣傳機器對所謂「暴亂菁英」的大批判，淪落到一種嫁禍於人的境地，卻是不主動別出心裁的，挑選我與顏元叔的筆仗大做文章，應屬罕見。《中流》的編者按說，顏文刊出後「在社會上引起十分強烈的反應」，「我們不斷接到來自各方面的讀者的來稿、來信，以及在其他各種場合的反映。其中有思想戰線的老前輩，也有來自最基層的普通讀者」，前者指魏巍、吳冷西、程代熙等，後者則包括農民、中學生、教師、退休幹部等等，不一而足，來稿來信皆一派文革大字報的謾罵風格，是絲毫不奇怪的。可惜我只找到三期《中流》（九一年六、七、八月號），不知道這場「圍剿」究竟持續了多久，卻看到了晚近二十年裡浪起掀舞的民族主義喧囂之端倪。
有一種反人道的強國論
我對顏元叔等輩的駁斥，有兩個重點，反過來成為他們批判我的重點，現分而述之。第一，針對顏氏大讚中國大陸老百姓「一輩子吃兩輩子苦」乃是值得的「煉獄」，我舉毛澤東五九年「趕英超美」導致大饑荒餓死兩千萬人，予以駁斥，而魏巍等人對我的反駁，唯有徹底否認這場大饑荒而已，並斥為「反共傳單上的下流語言」。今天，「大饑荒」真相在中國仍是禁區，但所幸我們今天也終於有了楊繼繩和他的八十萬字的悲憤之作《墓碑》，真像已大白天下，再也不能禁止了。容我摘引《墓碑》前言的一段話：
「餓死三千六百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這個數字相當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四百五十倍。這個數字相當於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一百五十倍。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二百萬人。中國一九六○年一年就餓死一千五百萬人以上。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三千六百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數字有時候比理論強大得多。顏元叔等人也許不知真相，但他們所秉持的一種「發展與國家強盛的反人道傾向」，是違反普世價值的，他們有的人從未在極權制度下生活過一天，卻天然具有反人道的極權意識。
中國環境污染也將「全球化」
另一個爭論重點，是長江、黃河的泥沙化問題，顏氏所代表的可稱為「掠奪型發展與經濟增長觀念」，即晚近二十年中國經濟起飛所帶來的環境代價，今天已成不爭的事實，無需我們在這裡多費口舌了。因《槍、細菌和鐵》一書獲普立茲獎的Jared Diamond教授，二○○五年出版一部新著《大崩壞：人類社會如何選擇敗亡或成功》，其中專設第十二節「中國，蹣跚巨人」（China, Lurching Gant），他評說中國近百分之十的年增長率：
「受惠於這些輝煌的事功，中國的環境危機演為最烈者，並持續崩壞之。空氣污染、生物多樣性減損、農田流失、沙漠化、沼澤消失、草原荒蕪、和人為自然災害之規模與頻率增大，如物種侵入、無限制放牧、江河斷流、鹽鹼化、土地侵蝕、垃圾堆積、水的污染和匱乏，還可以列出很長的單子。各種環境問題皆導致巨大的經濟代價、社會衝突和健康問題，其中某一個單項都足以引起中國人的嚴重關切。但是以中國巨大的人口、經濟和區域，其環境問題勢必不止是個國內事務，而將泛溢到世界其他地方，凡是與中國分享一個星球、一個海洋、一個大氣層的皆將漸次受到影響，亦即中國的環境問題也將全球化。」
中國近二十年的經濟起飛，是以一個民族主義的新意識形態作支撐的，其發展才獲得了秦暉所說的「降低交易費用」的獨特方式──西方經濟學中所謂的「降低交易費用」，是指保證各方交易（討價還價）權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約的方式減少交易費用，而不是用剝奪一些人討價還價權利的方式為另一些人降低「費用」。一九九二年開始的中國市場化，在產權改革之前先用國家權力來排除工人的討價還價，農村則是宣佈「土地公有」之外，任憑公開瓜分，然後就是「圈地運動」。這一切國家暴力的干涉，都需要一個政治前提，那是由「六四」屠殺所提供的，所以「六四」不能翻案，便是中共的底線；而無情的剝奪需要貌似合理的麻醉和慰安，這便是中共宣傳機器的特長，用民族主義將「國家」在價值、話語、情感的層面置於壓制、化約個人權利的霸權位置，將經濟增長置於剝奪一切（民族的資源、子孫後代）的優先位置，而鑄成「國家安全至上」的新極權模式，或可類比於南美的「右翼專制」，此即「穩定壓倒一切」的真諦。
準買辦政權卻用極左理論打手
最後還想說一點。《中流》及其已故主編魏巍之流，曾不遺餘力地為三十年改革所需配套的民族主義鼓噪，似令人覺得自江澤民以來任憑外國資本「盤剝」的一個準西方「買辦」政權，卻長期使用著一隻極左人員組成的意識形態隊伍，這種雜交，真是蔚為大觀；而像魏巍這類毛派份子、陳映真（中共專制的另一個吹鼓手）這類台灣的統派人物，還有可愛的顏元叔教授，他們都號稱馬克思主義信徒，卻對晚近二十年中國的大不公平不置一辭，熟視無睹，還推波助瀾，不免也是那個「低人權、低工資、低福利、無工會、高消耗」發展模式的罪人；另則，這些文人以極左理論為極右的政治服務、以仇外心智為從西方引進資本、文化作粉飾、以偏狹愚昧的國家主義餵養毫無個人權利意識的民?，凡此種種，皆營造著某種人格分裂的精神氛圍，而彌散於晚近中國二三十年，以至於無論中國與外界是否緊張，中國人作為個人，尋找自信和不易受傷害都很難，摘除了「東亞病夫」的帽子又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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