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擁抱熊貓派的最後哀鳴

二零一九年七月三日，「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封題為「中國不是敵人」（China is not an enemy）的公開信，呼籲「親愛的川普總統和國會成員」重新思考中國政策。

這封信件由哈佛大學榮譽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美國國務院前代理亞太助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系教授傅泰林（M. Taylor Fravel）、美國前駐北京大使芮效儉（J. Stapleton Roy）、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史文（Michael D. Swaine）等5人執筆。前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與前AIT臺北辦事處長包道格（Douglas H. Paal）等95名連署人，聯名發出公開信的共100人，他們「是學界、外交政策、軍方和企業界成員，絕大多數來自美國，其中許多人專業生涯重心都放在亞洲」。

擁抱熊貓派極不光彩的謝幕表演

這封信勸告美國總統川普以及國會要員，美國「視中國為敵人」的政策傾向有害於美國以及世界的利益，呼籲美國政府在對中國的行為要做有力回應的同時，仍要允許中國建設性地參與世界事務。這封信開宗明義寫道：「我們非常擔心美中關係日益惡化，這樣並不符合美國或全球利益。儘管北京近日的行為讓我們憂心忡忡，也需要強而有力地回應，但我們也認為，美國的多番作為，才是雙方關係急轉直下的直接原因。」這段論述邏輯混亂、因果顛倒，宛如中國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言論的摘錄——似乎中國倒成了無辜的受害者。這封信又指出：「美國站在對立面，阻止不了中國經濟繼續擴張、阻止不了中企在全球市場更大的市占、也阻止不了中國參與全球事務；更有甚者，美國試圖大幅拖慢中國崛起速度勢必反傷己身。倘若美國壓迫盟邦，要它們視中國為經濟與政治之敵，不僅會打壞與盟邦關係，到頭來，遭到孤立的或許也不是北京，而是自己。」這是典型的季辛吉式的失敗主義言論——冷戰中期，季辛吉堅持認為，美國及西歐不是蘇俄和東歐的對手，只能拉攏和討好中國，才能勉強對抗蘇俄的擴張。

這封公開信引起了廣泛的爭議。有人由此認為，美國兩黨、美國朝野以及民間社會，並未形成「中國乃敵國也」的共識，川普及白宮鷹派的對華政策並不佔壓倒性優勢，擁抱熊貓派人多勢大、根深蒂固、喊水水會凍。

然而，在我看來，這封公開信不過是擁抱熊貓派最後的哀鳴而已，是他們退出歷史舞臺前夕的一場極不光彩的謝幕表演。

在這封信的起草者和簽署者中，不少人此前就因為站在中國和中共一邊，而在美國備受質疑，雖不至於聲名狼藉，至少其外交生涯和學術成已大打折扣。比如，傅高義為鄧小平寫作傳記，替鄧小平的六四屠殺辯護，受到中國異議人士和人權團體的嚴厲批評。傅高義精心呵護兩名特殊學生——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和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幾乎淪為暴君子女的私家保姆，毫無自由知識分子的風骨，也背棄了哈佛大學追求真理之校訓。

董雲裳激怒魯比歐

再比如，曾被美國前任國務卿提勒森提名為亞太助卿的董雲裳，是在川普政府的亞太政策大變局的背景下被強迫提前退休的，自然對新政策心懷不滿。當時，擔任白宮首席策士的班農直接批評董對北京「太過軟弱」（Too Soft）。後來，雖然班農離開了白宮，但董仍未順利通過國會的聽證會。她在參議院外委會回答共和黨參議院魯比歐有關美國國務院移除中華民國國旗圖案一事時表示，她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並且再次重申中美三公報和台灣關係法，其言論激怒了魯比歐。魯比歐公開表明，將竭盡所能阻止董雲裳之人事案，因為「這個職位元需要由理解重新平衡美國與中國關係，支持台灣，捍衛人權的人才能勝任」。此後，新國務卿蓬佩奧將董晾在一邊，進而將其在「代理」任上免職。

曾被美國前任國務卿提勒森提名為亞太助卿的董雲裳。（圖片摘自YOUTUBE）

那麼，為什麼說這封百人公開信是美國的擁抱熊貓派最後的哀鳴，而不是親中政策在華府決策圈起死回生、捲土重來呢？

首先，這些前朝遺老和學界聞人，已經無法打入白宮、國務院和國會的決策圈，無法通過「內部管道」傳遞消息、影響政策。換言之，川普時代的白宮遠離了川普厭惡的、華盛頓傳統政治圈這個積重難返的「沼澤地」，白宮最高決策層淘汰了危害美國國家利益的擁抱熊貓派。今天的白宮內部，只有鷹派，他們彼此間的差異只是「更硬的鷹派」和「次硬的鷹派」。

因此，這群一度在華府炙手可熱，在克林頓和歐巴馬時代呼風喚雨的擁抱熊貓派,失去了他們愛不釋手的權力「魔戒」。他們失去權力之後，如同熱鍋上的螞蟻，惶惶不可終日。他們只能通過公開信的形式，發表他們已是明日黃花的落伍論調——公開信本身就說明他們被踢出了權力核心。如果稍稍能在內部影響外交政策，他們絕不可能採取這種不得已的方式發聲。

對中國危險性的嚴重誤判

其次，這些人對中國的危險性的嚴重誤判，宛如冷戰時代美國外交界和學術界對蘇俄的誤判。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美國人普遍認為蘇俄及共產集團蒸蒸日上、勢不可擋，美國將不得不接受與之長期共存，乃至對其低三下四。數以千計學富五車的蘇聯問題專家，用極為「專業」的素質，用滿坑滿穀的著述和論文，證明蘇聯在若干領域超過了美國，換言之，共產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更有優越性。

雷根不相信這些人的智慧。當雷根上臺之後，斷然轉而以強硬政策對付蘇聯。這些鴿派人士驚慌失措、百般阻撓。雷根在柏林牆前發表的那篇客鏗鏘有力的演講，從國務卿到國家安全顧問直到其撰稿人，都竭力主張刪去「推到柏林牆」那句話。他們相信東德共產黨總書記昂納克的宣告「柏林牆將屹立百年而不倒」。誰知，幾年之後柏林牆就轟然倒掉。今天，在面對中國議題時，季辛吉的弟子們又犯了同樣的錯誤。

第三，擁抱熊貓派之所以要「不合時宜」地發聲，其實是要捍衛他們一生的政策、名聲、成就以及在中國的巨大利益。每一次美國國內和外交政策的轉變，當然意味著對前朝政策的否定。前朝的政策制定者和實施者，當然不願意看到這種情形出現。他們不能接受變化，不能承認錯誤，寧願抱殘守缺，也要與錯誤共存亡，甚至不惜為此犧牲國家利益。

更嚴重的事實是，以季辛吉為代表的這群「精緻的利己主義的精英」，在過去數十年來，早已憑藉著在美國的影響力，在中國換取了在美國這個公平的自由市場中難以想像的個人及家族的龐大利益。前高級官員充當跨國公司說客，從中提取天文數字般的「仲介費」；學者和記者在中國享受紅地毯的優待和山珍海味，滿足在美國這個平等主義的社會得不到的虛榮心。中國的統戰伎倆早已是對症下藥、百戰不殆。於是，這些人物大都淪為中國在美國的代理人。川普政府的很多限制美國政客為外國政府遊說的政策，包括其對華政策的重大調整，無不傷害到這些人的「乳酪」，所以他們才會發動這次「絕望的反抗」。

要反駁這封百人公開信並不需要新的證據和論述，與這封「充滿陰溝中的氣味」的公開信相比，半年多之前發布的胡佛研究報告，就是對其最痛快淋漓的「打臉」。

胡佛研究報告痛快「打臉」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戴雅門（Larry Diamond）、葛來儀（Bonnie Glaser）、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裴敏欣等三十二位專家，聯名發表了一份題為《中國影響力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的重量級報告，以兩百一十三頁的篇幅仔細回應了這個大哉問，堪稱「是，就說是；非，就說非」的真相與真話。

中國利用美國的開放民主制度，大規模加以滲透、大舉操弄美國政府、大學、智庫、媒體、企業和僑界。（湯森路透）

這份報告由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Stanford University）與紐約亞洲協會（Asia Society）共同贊助，並且由非營利機構安納伯格基金會陽光之鄉（Annenberg Foundation Trust at Sunnylands）提供資金。報告主筆為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戴雅門教授與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Orville Schell），聯合來自七國的其他三十位學者、專家與政治活動家，費時一年半完成，其中包括美國前駐北京大使洛德（Winston Lord）及前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資深主任麥艾文（Evan Medeiros）等重量級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當中不乏原來對中美交流的支持者，或擁抱熊貓者，他們鼓起勇氣，否定昔日的錯誤想法，反戈一擊，直面「中國乃敵國」之真相。洛德說：「這並不是一群對中國抱持敵意的人，但我們都對這種趨勢越來越悲觀，感覺我們處在（美中）關係的十字路口。」麥艾文說：「這證明瞭一整代中國專家的覺醒，他們曾自認在幫中國走上世界舞臺，到頭來卻發現出現了嚴重失誤。」

該報告指出，中國利用美國的開放民主制度，大規模加以滲透、大舉操弄美國政府、大學、智庫、媒體、企業和僑界，希望藉此阻斷美國對中國的批評、以及對台灣的支持，進而鼓吹親中共觀點，奪取龐大利益。蘇俄政權當年不可能做到的一切，中共卻成功實現了。

報告以專章指出，中國以組織勢力強化對美國大學的影響力，包括利用孔子學院、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等洗腦、取得資料、發展組織，並以重金控制美國大學機構、限制異議學者入境中國，多年來使美國學界對中國議題「自我審查」，學術自由蕩然無存。在智庫與媒體方面，基於美國媒體與政府重視智庫之傳統，中共以拒發簽證等方式對付美國智庫專家，以拒絕出席美國智庫活動威脅抵制台灣官員或學者。中共還干涉美國智庫的邀請名單，封殺中國異議人士和台灣人士，指名親中專家出席，並且常以重金與出版利益控制美國智庫專家。中共常以重金控制廣告商，嚴重影響美國媒體的輿論走向。

報告指出，在科技研究方面，中共針對美國專業領域進行迂迴的技術轉移，竊取知識產權。許多留學生、學者專家、科技顧問、美國華人或合資企業是協助中國偷竊慣犯，還有許多不知情者被設計為共犯。例如，近期引起高度關注的中共「千人計劃」(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以重金吸收優秀科研學者長達已經十年之久，而西方居然茫然不知。該計畫曾公佈超過300名美國政府研究員、600名美國企業員工領過專案資金，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許多美國雇主並不知情。

報告還指出，中共利用美國學術自由，鎖定美國科研組織，不擇手段獲取科學技術，以網路間諜竊取美國知識產權。中國的主要竊取目標，是中國科技發展的重點項目，例如攸關「中國製造2025」之半導體、機器人、電動車、人工智慧等產業技術。

這樣的國家當然是美國和西方的敵國，並不是直接在戰場上荷槍實彈地對決的國家才是敵國。中國對美國的威脅遠遠超過了北韓、伊朗、古巴、委內瑞拉等「邪惡國家」之「四小龍」——因為這四個邪惡國家的背後，都有中國若隱若現的影子，如果沒有中國的支持，這些政權早就維持不下去了。

如果說三十二人共同執筆的「胡佛報告」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那麼百人聯署的公開信無法成為東郭先生遞給中共政權的那根「救命稻草」。「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間」，就連擁抱熊貓派的祖師爺季辛格也哀嘆說，「美中關係再也不能回到從前了」，那麼，老奸巨猾的季辛格刻意缺席的這封公開信，最多只能在歷史上「立此存照」，讓後人看到，在大變動時代曾經出現過這群「過於聰明的愚蠢者」。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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