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终于摆脱了欧盟强加给她的不自然地位。英格兰的历史定位从来都是欧洲的对立面，而非欧洲的一部分。英格兰的宪法和自由、欧洲的自由和多国体系，都有赖于英格兰的特殊地位。
迟疑徘徊之间，解体的多米诺骨牌就会传遍欧洲。从长远看来，对文明的活力和多样性未始不是好事，然而对于身临其境的几代人，无疑会留下痛苦的记忆。黑天鹅已经起飞，我们正在步入乱世。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书中，提出了"绿色起义"的概念。"绿色"的意义大略相当于今天所谓的"草根"。草根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能依靠精英代言，然而并不真正信任精英的语言。精英设计的民意调查，经常将他们忽视，得出偏差甚大的结果。土耳其的草根伊斯兰政党一再击溃城市中产阶级的政党，令分析家大跌眼镜，就是典型的绿色起义。他信的泰爱泰党（1998年由他信创建，提出"三年缓债"、"三十铢治百病"、"农村发展基金"、"一村一品"等计划，得到农民支持。2006年他信政权被军事政变推翻，2007年泰爱泰党被泰国宪法法院解散。2013年11月宣布恢复）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选举模式，迫使军队和曼谷中产阶级只能乞灵于政变。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台湾选举的惯例是：民进党的得票率会比民意调查高出百分之十几，因为深绿草根通常不会在民意测验当中表态。民众总是依靠经验和常识生活，不太相信知识分子的理论，虽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反驳理论家，但并不因此乐意服从他们的高见。
亨廷顿讨论"绿色起义"，研究对象只限于边缘国家。其实，西方世界并非例外。里根的先驱者戈德沃特（Barry Morris Goldwater，1909-1998，60年代以后保守主义复苏的代表性人物，麦卡锡的坚定支持者，在1964年大选中败给林登·约翰逊）有句口号"你从内心深处知道他是对的"，无比贴切地道破了民众政治选择的奥秘。里根革命扭转了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的左倾路线，主要就是借助绿色起义的力量，只是在美国的政治生态当中，草根通常号称"红脖"。小布什和他的政治经纪人卡尔·罗夫（Karl Rove，1950- ，被称为"布什的大脑"。他将老式的草根民主政治和互联网技术结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动员机器。南北战争以来，民主党一直控制德州，这一局面被他扭转。他曾说："德州的选民是土得掉渣的。他们要求他们的领袖和他们一样，说话痛快，直来直去。共和党是个反精英的党，是为小人物的利益斗争的党。我们的候选人从来不可能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家而赢得选举。"），把红脖的开发变成了一门科学。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和波兰的天主教政党依靠同样的基础，公然挑战欧盟的政治正确。现在，英国和世界都不得不正视这股力量了。
波兰翼骑兵
绿色或草根代表文明的根部，不断补充和替代自然凋零的精英或花叶。文明在其生机勃勃的时候，绿色就代表文明的未来或花叶的幼体。只要草根不死，花叶总会复活。只有草根的灭绝，才会导致文明的真正灭亡。无根的花叶纵然暂时昌盛，很快就会被死亡追上。叛教者朱利安（Flavius Claudius Iulianus Augustus，331-363，君士坦丁一世的侄子，罗马帝国最后一位多神信仰的皇帝。青年时期背弃基督教信仰而转投多神教，执政期间俭朴苦行，致力于恢复古代的哲学、政治和多神教）时代的希腊罗马文化、托勒密时代的古典埃及文化，都是这样灭亡的。只要愚夫愚妇仍然笃信圣母，波兰就永远不会灭亡。
草根总会给知识分子留下愚昧狂热的印象，因为文明的延续机制离不开广义宗教的保护。精英的优势在于理性的发达，然而理性判断的准确度随着时间延长而递减。纯粹的理性人必然为现在而牺牲未来，为看得见的东西牺牲看不见的东西。文明社会通常始于愚昧和野蛮，通过启蒙和祛魅而登峰造极，然后通过解构和虚无走向衰亡，真正的秘密就在这里。愚昧的信仰将重复博弈的时间延长到永恒，压制了囚徒博弈的理性选择。野蛮的本能依靠达尔文算法，将牺牲繁衍的眼前利益浸透了非理性的痛苦情绪。人类社会之所以爱子孙超过爱自己，主要就是因为这两种力量。理性精英更容易不育或节育，隐秘的原因也在这里。聪明人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只是为沉默的草根做装饰或挡镰刀。知识分子眼中只有朝生暮死的花叶，越是强调实证就越是看不见真正重要的地方。
英国有两种意义。其一是示范了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绿色力量，他们在精英的压抑下越来越不耐烦。特朗普在美国大选当中的地位，非常接近退欧派在英国公投当中的地位。希拉里如果不能在民调当中领先百分之十五以上，就有极大机会沦为美国的朱立伦。由于美国才是世界的真正统治者，2016年的大选等价于罗马公民公决世界宪法修正案。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已经在克鲁兹（Ted Cruz，1971- ，虔诚的教徒，传统的共和党人，曾任德州检察长。2012 年当选为德州联邦参议员后，在国会带头封杀奥巴马医保法案的实施。曾强烈反对奥巴马访问古巴，称美国总统不应在卡斯特罗兄弟执政期间访古。2015年5月宣布将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2016年5月4日宣布退选）身上失去了自己的加图（老加图和小加图是共和传统和罗马古老德性的守护者），只能满足于格拉古（格拉古兄弟是平民派保民官，试图推动土改、扩大罗马公民权授予范围）－希拉里和凯撒－特朗普的选择。格拉古和凯撒以不同的方式，都是罗马宪法的革命者和世界帝国的先驱者。
希拉里是美国左翼精英的嫡系继承人，她的外交政策流淌着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血脉。美国从海上的瑞士变成世界的罗马，民主党的贡献比共和党大得多。民主党的外交哲学是预防性的集体安全机制，用可控的警察行动消灭不可控的战争。在世界各国秩序输出能力不均等的情况下，这种哲学必然要求世界帝国和世界警察的时刻在场。北约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集大成者，有效地完成了将热战变成冷战的使命。希拉里从未掩饰她的目标，建立以美日印澳为核心的安全体系。美国战略家专门为此发明了一个新词，亚太印度。亚太印安全机制在新"凉战"当中扮演的角色，精确相当于北约在冷战当中。挑战者在这样的体系当中，找不到短期奖励或死亡陷阱的诱惑。美国的合作者在集体安全体系当中，没有恢复行动自由的机会。
特朗普的外交哲学是美国优先，但绝无孤立主义的内涵。他要求万国为罗马的保护买单，不要继续搭美国子弟兵的便车。谁愿意自己保卫自己，就应该鼓励、而非限制他们。这样的体系如果有充分的时间磨合，也会达到新的平衡点，然而在磨合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众多模糊地带。美国秩序的合作者扮演独当一面的角色，机会甚大。美国秩序的挑战者舍不得错过转瞬即逝的机会窗口和薄弱环节，可能性更大。1930年代的游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以交换角色的方式重演，但由于世界警察的单方面优势，任何危机都会在全面升级以前，造成美国秩序强化的必要性。这样造成的结果，会比集体安全机制更加赤裸地体现凯撒主义的风格。
第二种意义产生于英格兰本身。英格兰终于摆脱了欧盟强加给她的不自然地位。英格兰的历史定位从来都是欧洲的对立面，而非欧洲的一部分。英格兰的宪法和自由、欧洲的自由和多国体系，都有赖于英格兰的特殊地位。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一向以合法性和民主性的缺位著称，现在遭到了致命的一击。英格兰离开以后，德国无力单独带动众多搭便车爱好者。柏林如果能够果断抛弃欧洲，重启二十世纪初叶的大中欧计划，在经济上还能挽回败局，然而在政治上意味着十九世纪的重现。德国政治家很难有足够的勇气，更难把握稀缺的机会。迟疑徘徊之间，解体的多米诺骨牌就会传遍欧洲。从长远看来，对文明的活力和多样性未始不是好事，然而对于身临其境的几代人，无疑会留下痛苦的记忆。黑天鹅已经起飞，我们正在步入乱世。
· 全文完 ·
冬川豆种子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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