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民主大学”成功复校 在旧金山隆重举行开学典礼（附张伯笠回忆录《逃亡者》第十章 天安门民主大学）

“天安门民主大学”成功复校开学典礼6月1日在旧金山图书馆举行

图片："天安门民主大学"网络大学网站页面。（网络截图）

经过一年的筹备，"天安门民主大学"以网路大学的形式成功复校，6月1日在旧金山隆重举行开学典礼。从即日起，"天大"开始网上招生注册，并将陆续开班授课。

"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在旧金山总图书馆会堂举行，旧金山湾区和来自美国东西两岸、中国大陆、香港和澳大利亚的嘉宾二百多人出席了开学典礼。

"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筹备组成员、中国89民运学生领袖封从德宣布"天大"复校，他说："各位嘉宾、各位朋友：现在我宣布，从此刻起，'天安门民主大学'正式复校开学，'天安门民主大学'教学网站开始网上注册招生。在1989年北京大屠杀的机枪和坦克前诞生的'天安门民主大学'，于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浴火重生，这标志着中国民主大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封从德说："中国的往圣先贤，从孙中山到秋瑾，从胡适到雷震，从陆皓东到六四先烈、到李旺阳，百年来一直不懈的追求在中华大地上实现民主。百年民运薪火相传，如何凝聚共识、团结一致、结束一党专政，是目前中国民主运动的当务之急，为此，'天安门民主大学'应运而生。"

"天安门民主大学"诞生于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中的6月3日，开学不到十个小时，便在"六四"屠杀中被迫停课。去年"六四"纪念日，海内外四十多位学者和民运人士发表"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宣言。跟着，复校筹备组成立。一年来，"天大"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相继成立，并在开学后，首批推出十六门课程和一套中国近代现代史系列语音讲座。学校的网络图书馆正在建立，未来还将创办网络出版社和中国问题研究所。

学术委员会召集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在开学典礼上介绍"天安门民主大学"的办学理念，他说："作为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文化遗产和学术遗产，作为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精神遗产，'天安门民主大学'的诞生，她与天安门民主运动血肉相连的关系，铸造了'天安门民主大学'的价值理念和历史使命。她肩负这个如山的重任，今天重新站立起来了。作为一所大学，我们追求普遍性的标准，我们绝不会如北京掌权者对北京大学所训令的那样，让北大不要做中国的哈佛、中国的剑桥。我们深信，世界上伟大大学的传统和精神，都值得我们效法。作为对中国大陆六十多年来教育制度的拨乱反正，抗拒愚民主义、抗拒思想垄断、抗拒党化教育，在多种文化交流的重镇旧金山复校向中国和世界实施远 程教学的大学，我们将坚守对普世价值和学术使命的承诺和守护。"

"天大"顾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余英时，当年创办"天安门民主大学"并担任校长的89民运学生领袖张伯笠，学生领袖王有才、熊焱等通过视频祝贺"天大"复校。开学典礼上播放了"天大"顾问、赵紫阳时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去年就"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对自由亚洲电台发表的谈话。著名作家、中国近代史学家和演说家辛灏年到会发表祝辞。"天大"顾问、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与法制研究中心主任、胡佛研究院研究员、《民主》期刊主编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中国将实现民主》的演讲。

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邵德廉(Dan Southerland)从首都华盛顿前来参加"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他放映了他的妻子89"六四"在北京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天安门：一个记者难忘的印象》，并讲述他所经历的"六四"，他说："身为记者，我在6月3日和4日看到大约二十具尸体，所有人身上都有枪伤，是被军人杀死的。"

邵德廉有关"六四"事件的报道1990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提名，曾获得多项新闻奖的邵德廉被认为是美国最受尊敬的亚洲事务记者之一。从2007年起，他一直担任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总编辑。

（RFA 特约记者：CK）

【附录】

张伯笠回忆录《逃亡者》选摘：

第十章 天安门民主大学

1

　　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这所大学办学的宗旨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

　　自从李鹏宣布了戒严令后，军队多次试图冲进京城，但都被大学生和市民挡了回去。

　　但广场的问题也愈发严重。

　　北京市各高校的学生成批地回到学校，外地大学生的比例在增加，尤其在夜晚，简陋的帐篷里的床铺多被外地高校的学生占领。"外地高校自治联合会"副主席连胜德经常带几个人到纪念碑下"夺权"。广场上组织林立：北高联、绝食团指挥部、外高联、以及各式各样的工人联合会，市民声援团、教师声援团，而外地高校的大学生仍不断地涌入北京。

　　北京的空气愈发凝重，军队随时有进城的可能，为了能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有应变能力，五月

　　二十二日，天安门广场成立了统一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广场所有的组织和所有的同学。我担任了临时指挥部的副总指挥，负责广场的所有宣传和广播工作。为了防备有人"夺权"，我委托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学白梦、彭鸽子以及北影学院的张华洁等同学分别领导纪念碑和原绝食团的两个广播电台："除临时指挥部外，任何组织都无权发布命令。"

　　每天带着氧气袋被医生和护士包围的吾尔开希，在二十三日夜里冲进了广播站，以"吾尔开希和北高联主席"的名义，要求天安门广场的同学都撤到外国使馆区。

　　此一号召在天安门广场引起轩然大波，首先是外地高校同学的不满，然后是北京高校学生的激烈反弹，临时指挥部立即向广场同学声明：吾尔开希不代表指挥部，而指挥部的决定是仍坚守天安门广场。随后，北高联也马上做出了反应，撤消了吾尔开希的北高联主席职务，为防止出现新的独裁者，北高联采取了常委轮流"执政"，不再设主席一职。

　　那天夜里，临时指挥部的常委们以及一直帮助我们出建议案的"军师"郑义等人都集中在指挥车上，大家一致谴责吾尔开希，认为他未能遵守临时指挥部和北高联的协定，有越权的行为，而撤到使馆区的后果会是什么？军队很快就会进入天安门广场。

　　吾尔开希提出撤到使馆区的意见也许有他的道理，但问题是他的意见没有经过负责广场指挥的临时指挥部，甚至没有经过他所在的组织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的同意。按照当时的规定，即使广场指挥部也没有这样的权力，真正的权力机构是"天安门广场各高校联席会议"（我们当时称呼它是天安门广场临时议会），而他想靠"个人的影响和魅力"，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因为太强调自己的影响和魅力走向独裁的。我们不能一边反对老独裁，一边创造新的独裁者；也不能一边反对特权和腐败，一边创造新的特权和腐败；我们更不能一面要求建立良性的民主机制，而又自己去破坏我们那刚刚建立的民主程序。

　　就在那天夜里，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设想：在天安门广场搞一个民主大学，让大学生们在民主中学习民主。同时，如果有一个能把北京高校和外地高校的同学组织在一个组织内，有利于机动灵活地调整我们的对策，而避免许多内部的磨擦。

　　这些想法在三天前我曾经和带病到天安门广场探望我们的陈鼓应教授谈过，他当时答应我如果办这样的大学，他愿意来讲第一课。但当时还没有确定就叫天安门民主大学。

　　我的这一设想得到了郑义等人以及常委们的支持。

　　第二天，临时指挥部过渡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柴玲任总指挥，我和封从德、李录任副总指挥，郭海峰任秘书长，常委会除我们五人外，还有王丹和赵世民。指挥部下设有参谋部，外联部、宣传部、后勤部和纠察队。刘刚、刘苏里、李木、王刚和张伦分别担任这五个部的负责人。而我仍旧负责广场的宣传舆论工作，并开始正式着手民主大学的筹备工作。

　　我当时对民主大学的设想是：设教务处、新闻处、后勤处、资料管理处及民主大学基金会。第一步先把一个电台、一个报纸，一个讲台建起来，每天上午十点为自由讲坛时间，让在天安门广场学生学者和市民自由发表意见，晚上八点是授课时间，请国内外著名教授对广场的群众进行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启蒙讲座，这些工作由教务处负责，然后把录音交给新闻处和资料管理处，形成文字用"民主大学校刊"的形式刊出。

　　五月二十四日，从来不接受记者采访的我，在柴玲的邀请下，参加了她主持的一次记者会，公开对外宣布了将在天安门广场成立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消息。

　　此后，我和赵世民、项俊开始了准备工作：招募愿意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聘请名誉教授、准备必要的物资。初步计划在五月二十八日正式开学。报名参加工作的同学很多，指挥部秘书处和宣传部的一些骨干同学也报名要参加筹备民主大学的工作。

２

　　广场上每天都有"狼来了"的消息，戒严的头几天我几乎二十四小时得不到休息。广场几万同学的食宿，安全使我感觉到责任的重大，于是我组织了"五月天"摇滚乐团的演唱会、舞会以及民主论坛，希望同学们能保持旺盛的精力。一曲崔健的《一无所有》使广场十多万人沸腾了。你只有置身其中才会感到那是多么地震撼人的心灵。

　　时近午夜，指挥部派往北京四周的纠察队员传回消息，丰台和八里桥的军队又和大学生以及市民发生冲突，四十多人被军人打伤。

　　冲突一天比一天严重，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和首都各界联席会立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议由王丹主持，我和柴玲、李录、梁二、邵岩、刘刚等人参加了会议，还有王军涛、郑义、北明等，就在那次会议上我认识了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丘延亮先生，他代表香港声援北京民运的组织参加了会议。从他那里，我们得知香港近期有大量的物资运到北京，其中有我们急需的帐篷和通讯设备，于是我请他们给我解决一个大功率的扩音设备，丘先生答应了。

　　会议的第二天，柴玲把一个香港来的女同学介绍给我，她叫潘毅，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声援团负责人。柴玲说："潘小姐对办民主大学很支持，你需要什么可和潘小姐联系。"潘毅拿出一张设计图纸，那个图纸重新布署了天安门广场的布局：帐篷井然有序，校旗翩翩飘舞，指挥部、物资供应站、医疗救助中心、民主女神像，按她的设计，民主大学就在民主女神像的前面，她强调要搞一个"像样"的讲台，并给我拨款一万元人民币搞这个讲台。而我不太赞成搞这样的讲台，理由是做这样的讲台需要时间，而现在已经大兵压境，很少有工厂敢担此制作，另外，花一万元钱搞个讲台实在没有必要。潘毅坚决主张要搞这个讲台，而指挥部的其他常委也支持她，一个叫墨轩的纠察队负责人主动请缨说，可以在三天之内把讲台立在民主女神像前。

　　民主大学未能按预定的计划开学。讲台始终未能运到广场虽然算作其中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主要的因素，五月二十八日是"各界联席会"决定撤出广场"凯旋在子夜"的时间，但那天早晨王丹来广场指挥部通知大家准备撤退时，遭到了李录、柴玲的抵制，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一直拖到晚上也未能通过，王丹急得直搓手，一个劲儿说："怎么搞的，联席会上不都同意了吗？怎么搞的，现在又不同意了？！"指挥部有的常委表示："联席会议只是一个谘询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而保卫天安广场指挥部才是决策机构。"结果是── 没结果。

３

　　五月三十日下午两点整，天安门指挥部和中共中央，戒严指挥部的代表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触，在北京饭店的一个客房里，我和李录代表指挥部向他们提出了我们最后的四点要求。第一取消戒严，部队不得以任何藉口靠武力进京。第二：建议召开人大全国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目前的紧急局势，希望能在宪法和法律的程序内解决长达五十多天的抗议活动、并追究李鹏、陈希同等人的责任。第三：解除报禁，真实地报导此次学运的情况。第四：不搞秋后算帐，肯定此次学运为爱国运动。

　　那位中共代表说：以上四条我想我们的分歧很大，戒严是为了保卫北京首都的安全，并不是针对你们学生，现在有一些坏人，长胡子的坏人利用你们的爱国热情想达到他们推翻人民政府的目的，另外，党中央从来没说大学生搞动乱，所以也不存在秋后算帐的问题；第三你们说的新闻自由和我们主张的新闻自由的标准不一样，我们从来没限制过新闻自由，至于人大开会我们决定不了，那是人大的事。而且他警告我们：尽快撤回学校，军队已决定要尽快清场。

　　后来我们提出一个交换条件：军队保证不进京，我们就撤回学校。

　　中共代表明确表示：那是决不可能的。

　　他问我：你们广场有多少人？

　　我回答：十万人。

　　他说：夜里有多少人？

　　我说：两万人。

　　他把身体往沙发后仰了仰："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院里可下两个空降师，在故宫里可下一个空降师，在地下铁路可以运两个师，加上人民大会堂的特种部队有六万人，我们可以三个人对你们一个学生，强迫你们离开广场。"

　　我说：什么时间？

　　他说：还没有最后决定，但不会让你们再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

　　我最后问：会不会开枪？

　　他回答：怎么会呢？人民军队，怎么可以向人民开枪呢？决不会的。况且，我们的对比这样悬殊，三个军人对你们一个学生，用得着开枪吗？

　　他低估了北京人民的力量。

　　而我们低估了他们的残忍。

４

　　广场的情况似乎一天比一天糟，部分外地高校的学生白天开始游山玩水，晚上回到广场要我们解决吃住。甚至出现了坐公车不买票的现象。指挥部的压力越来越大，秘书长郭海峰负责分发香港运来的帐篷和广场的全局设计，累得躺在帐篷上睡得抬走都不醒。六月一日凌晨，王文带了一些人把柴玲和封从德给"绑架"到指挥部秘书处，我当时正和郭海峰在急救中心旁的一个帐篷里睡觉。北师大的陈徕把我们俩拉到秘书处，他告诉我们："柴玲和封从德要携款逃跑，被他们捉住了。"我听到柴玲在哭，封从德气愤的和王文理论。十几个不明身分的人把我们困在秘书处的大帐篷里，不许我们出去，我有一种被挟持的感觉，便质问王文："你们要干什么？"

　　王文说他要算帐，现在广场出现了贪污现象，为什么别人都给一千元的逃亡费，而只给他二百元。还有，柴玲的总指挥指挥不力，指挥部应该换人。

　　我说："柴玲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十分出色，前些天每个常委分的一千元钱也没错，共产党镇压后不会抓所有的大学生，但会抓指挥部的人，大家都是穷学生，拿一千元钱也是为了保存火种，不值得大惊小怪，再说柴玲的一千元钱给了我，由我给了一位采访民运的报告文学作家了。"我同时指责他们采取的手段是流氓性质的，我让那十几个人拿出证件来。他们拿不出证件，有的声称是工人，有的声称是外地高校的学生，有的乾脆破口大骂，什么难听骂什么。一个自称是外地高校的学生甚至让柴玲把权交出来理由是，现在广场外地高校的学生比北京高校的多。我严词驳斥了他："我不主张外地高校学生进京，你们为什么不在自己的省搞一个『天安门广场』？"

　　那一天是"六一"儿童节，中共官方电台和电视台让我们"把广场让出来交给祖国的花朵"。我们准备了许多小礼物，准备赠送□来广场的少年儿童，有手绢和小玩具，我们分别在手绢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按计划，天一亮我们就要布置广场的卫生清理工作，让广场乾乾净净。但是两个广播电台已全部被王文的人控制了。他们不允许指挥部的人进入电台，经过争论，他们允许我去播一天的工作安排。我发现，所有的电线已全被他们掐断，后来电线接通了，我在安排工作时，话筒是在王文的亲信陈徕手中，以防备我万一讲出不利于他们的话便可立即把话筒拿开。

　　那些天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使我备觉办一所民主大学的实际意义远远胜过她的象徵意义。

　　自五月二十六日我在新闻记者会上宣布要成立民主大学后，中共的广播每天都在为民主大学做"广告"："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某些人和香港某大学要成立所谓的天安门民主大学，这所大学没有经过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批准，是非法的，主办者要完全负法律责任……。"当时有些报名参加民主大学工作的同学退出了工作，但还有几十名同学以及北大纠察队的近百名同学坚定地支持我一定要把这所大学办起来。

５

　　六月二日，在刘晓波等人绝食时，我在纪念碑三层见到了严家其先生及夫人，我邀请他做名誉校长，严先生欣然接受。他认为这个设想非常好，"我们可以在民主中学习民主。"我同他谈了我们的办学宗旨和设想，他强调："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八个字准确地概括了大学的办学方向。"他强调"法治"的治应该是治理的治，而不是制度的"制"。他并建议要把民主大学基金同时搞起来。

　　下午，我召集民主大学筹备组的同学开会最后确定六月三日晚九点钟正式开学，筹备组的同学推选我任校长，赵世民任副校长，项俊任教务长（现在这两位同学都被捕坐牢）。而台湾联经出版的《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大事记"中曾有"广场统一指挥部秘书长赵世民被指以『逃亡费』名义，私吞捐款一万一千元人民币。"的记载，我有必要在此澄清一下，赵世民在任秘书长期间曾收到捐款一万一千元，后封从德让他交给财务处，赵未交的原因是他钱用在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我们买了一台录音机用了六千元，另外买的各种旗帜和其他物品花掉了三千多元，还有二千元做民主大学基金的第一笔资金，而民主大学从筹备到开学，没动用广场财务处和香港方面一分钱，海外的媒体和某些人对赵世民同学的谴责是无的放矢，是不公平的。同时也让中共利用这件事大作文章，而那个备受谴责的人却在中共的铁窗里受着无尽的煎熬。

　　六月三日一整天我都在民主女神像下忙着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的准备工作。潘毅和墨轩的讲台已经指望不上了，只好借了一些桌子搭了一个临时讲台，中央美术学院的同学们为民主大学刻了校章写了校旗，项俊爬上几十米高的灯柱上，把民主大学的校旗高高地插在天安们城楼的正前方。

　　傍晚，广场的形势变得愈发紧张，京城四面的军队已开始动作，警察开始主动向学生挑□，负责广场电台的张华洁同学在六部口，被军队从他讲话的汽车上踢了下来，打得满脸流血，他回到广场拿起话筒呼吁同学们准备抵抗。我当时抢下话筒，批评他不该呼吁成立什么"暗杀团"，并在广播中重申和平非暴力的原则，张华洁捂着满脸鲜血痛哭失声："同学们，他们要下毒手了……"

　　我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今天和每天的"狼来了"有很大的不同，北京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开始警告市民要"呆在家里，否则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北京大学的学生穿上了印有北京大学字样的T恤，来广场报名，杨涛又派了一百多个学生到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的会场，来帮忙维持秩序。

　　晚上七点钟，一个军队的朋友托人捎信给我：军队今夜要进京，天明之前清场结束，而且可能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他要我尽快离开广场。我的脑海呈浮现出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夜天安门事件的镜头。难道十三年前的惨剧又要在这同一广场重演吗？上帝为什么对中国人这样的不公平！

　　这时，天安门广场官方广播又响了，那个广播除警告市民不要外出外，又开始警告民主大学，"目前，广场上某些人夥同香港某大学要开办民主大学，这所大学没有经过国家教委

　　批准，是非法的，组织者要完全负法律责任……"

　　民主大学筹备组的同学听到广播后又都涌到我的帐篷里。我向他们介绍了今天可能出现的情工作的使命也许就几个小时，除我要"负法律责任"外，其他同学也要受到影响，所以我提出不愿意参加的同学可以退出工作，大家谁也没表态，静静地看着我，耳边是北京广播电台威胁民主大学的聒噪。

　　我说："我们不理睬它！"

　　同学们一声欢呼，拥抱在一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帐篷险些让我们顶破。

　　我向我们电台的播音员下了命令，通知所有的同学不要离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在九点钟举行开学典礼仪式。

　　由香港中文大学提供给我们的大功率电台开启了，播音员向广场的同学广播大学开学的通知。纪念碑下和原绝食团广播站的广播也同时播出了这个通知。

　　我立即派人给严家其先生打电话，希望他来参加剪彩仪式，严先生表示一定按时到场。

　　九点到了，严先生还没有到，于是我们推到了十点。

　　十点到了，严先生还是没有到，而从四处传回来的情报看，中共的军队已经开始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推进，

　　于是我决定不再向后推了,宣布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正式开学！

６

　　在几万名民主大学首批学员的热烈掌声中，我和柴玲为民主大学剪彩，柴玲、赵瑜、马少方、老木、老鬼等人分别代表广场指挥部、知识分子、大学生致了贺辞，他们感性的演说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在一片掌声中，北京的天空变得又红又亮，我发现，那是带感光的枪弹和地下的火光的辉映形成的。

　　我走上主席台致辞，

　　一种从来未有过的庄严和使命感像风满船帆一样在我心头膨胀。

　　我宣读了民主大学名誉教授的名单，有包遵信、陈鼓应、李洪林、于浩成、苏晓康、刘再复、郑义、赵瑜、老鬼、柯云路、王鲁湘、远志明、李陀、苏纬、李泽厚、徐刚、范曾、王丹、柴玲、丘延亮、王兆军、刘宾雁等。

　　参加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的同学们在我读到每一个名誉教授的名字时，都给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他们对这些教授的信赖和钦佩。

　　我在雷鸣般的掌声和远处震耳欲聋的枪声中开始了我的演说。

　　我说："天安门民主大学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天安门广场是我们的课堂，祖国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我们的校园。我们办学的宗旨的让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植入中国人的心灵。使我们能在民主中学习民主，并能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力。"

　　我说："北京当局威胁我们说我们的民主大学没有经过国家教委的批准，是非法的，主办者要负法律责任……云云，而他们现在开枪杀人了，他们才要负真正的法律责任！"

　　我说："我们这所大学是中国觉醒的人民自己的大学，每个讲课的人都是我们的老师， 每个听课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学，他们会像春天的种子一样把民主自由思想撒遍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

　　我说："如果我们被迫撤出天安门广场，如果我们还活着，民主大学要在校园，在祖国各地继续办下去。我们传播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事业不会停止！"

　　在我结束致辞之前，我发现严家其先生及夫人高皋从人群中挤到主席台后侧。他满头大汗，显然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急匆匆赶到。

　　我高兴地告诉同学们：民主大学名誉校长严家其先生给大家讲民主大学的第一课。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严先生沈稳地走上主席台，他首先表示了对民主大学的祝贺。并给同学们讲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内涵。他说：这次学生运动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全民抗议运动，这是当代中国划时代的大事，它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大大地推进了中国民主进程。他说：这次学运，向全中国宣布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即，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力推翻不受人民信任的政府。严先生仍然强调要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讨论并废除五月二十日李鹏签署的国务院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并呼吁罢免李鹏。

　　我想，当时严家其先生还不知道北京四周的情况，军队在枪声中挺进着，李鹏已经举起了屠刀。

　　我立即调派了二十名身强力壮的纠察队员护送严先生和夫人离开广场。我们紧紧握手，互道珍重，我们不知道，今后是否还有聚首的机会。在这场民主运动中，严家其、包遵信和苏晓康、郑义等人给我们的支持最多也最直接，除晓康温和一些外，这几位先生都很激烈。但他们为八九民运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骨头最硬的一群。

　　就在送严先生离开广场时，我在人群中发现了一双熟悉的眼睛，那双眼睛担忧而又心事重重地看着我，那是我的哥哥张翘，他是一个兢兢业业廉洁刚正的共产党干部，我受他的影响很大，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兄长。由于纠察队员的阻止，他进不到主席台后。我通知纠察队员让他进来。他告诉我是铁道部有关领导让他来的，他的任务是把我带回去。他说领导说可以出面把我保下来。

　　我说："别太天真了，哥哥。这个时候你不该来这里。"

　　他说："但我是你哥哥呀！"

　　我说："他们已经开枪了，不久就会到广场，你应该想到他们会在广场干些什么！"

　　他说："我一个人回去，怎么向父母交待？"

　　我们默默无言。

　　一辆坦克在广场东面的马路由南向北疾驰过来，群众从四面八方冲向了坦克，后来，那辆坦克在广场东北角被愤怒的人们点燃了。

　　我和哥哥呆呆地望着燃烧的坦克以及火光中呐喊的人们。

　　"父亲母亲好吗？"我打破了沈闷，哥哥点了点头："都很好，你不用惦记。"

　　我说："多替我安慰照顾他们吧，还有，我的妻子和女儿……"

　　哥哥点点头，说不出话来，但他拉着我胳□的手却在颤抖。

7

　　六月三日过去了，六月四日来临了，那是一个黑色的日子。

　　我走上民主大学的主席台，台下的同学们都在看着我，我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终于撕下了他们伪装了四十年的假面具，用机枪和坦克在屠杀优秀的中国的儿女。我说，为了这个广场，为了我们刚刚开学的民主大学，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北京市民和大学生正在用血肉之躯阻挡坦克和军队的前进。于是，我宣布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结束，同学们撤到纪念碑下，要坚决遵循和平非暴力的原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听候指挥部的指挥……

　　就在这时，东面的军队已突破市民的防线向广场挺进。灯光下，钢盔和枪管闪着亮光，他们跑步对广场进行包围。

　　天空已被交错的子弹打得彤红。

　　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感袭上我的心头。此刻，望着子弹飞舞的天空，我欲哭无泪……

　　我想，也许，我们的最后时刻到了。而这最后的一刻，我才真正地清醒自己所为之奋斗过的理想和为之付出青春的是什么东西。

　　哀大，莫过于心死！

　　惟一欣慰的是：民主大学的校旗在硝烟中迎风飘舞。她会在烈火中焚毁，然而，她会变成一只火中的凤凰飞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把民主的火种撒向所有有人类地方。

　　我暗暗发誓：如果我没有死，总有一天我会把民主大学的校旗重新插在天安门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