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7日星期二

从五四到六四:中国进步几何?(吴祚来)

图:中南海新华门前的标语




中共虚置了五四精神中的新文化精神与民主精神, 仅将五四当成一面所谓的爱国主义旗帜在使用。六四却被当局空白虚无,严加防范。尽管相距七十年,但五四的结局在某一程度上决定了六四的命运。学生运动是显性的力量,激情的力量,而决定学生与学生运动命运的,则是中国暗力量、潜规则。


革命与运动的变奏
孙中山有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当初听得,感受到革命之艰难困苦,也感受到一种血性的励志,特别是在八九六四之后。
多少年过去了,再细品这句话,却使我感喟不已,革命一旦成功,社会就应该和平转型,进入民主宪政新时代,但毛泽东中共领导的革命获得了成功,建立了所谓的新中国,但他却持续革命,革命从五十年代生产与生活领域,到文革时文化大革命,为深入到对家庭与个人心灵。革命深入到个人私生活、心灵领域,这样的革命,永远不可能成功,还给国与家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辛亥革命是革命,五四运动,是运动,革命与运动这两个外来词汇,闹腾了中国一百年,革命与运动,背后都是一种思维,革命思维就是敌我思维,革命就是消灭敌人或消灭异已,而运动呢,要通过发动群众开展超越法律的大行动,以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通过运动要达到革命家们的目的,甚至不惜动用一切手段。
革命与运动一直狼狈为奸,或形影不离,但在天安门发生的七六四五运动与八九六四之时,革命与运动却出现悖反,老革命们遇到了学生与市民们的新运动。因为老革命者们,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为寄生阶级,成为压迫者与剥夺者,成为反人民的腐败利益集团。

一点零版与入二点零版

陈独秀与学生们发动与参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点零版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与胡适们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出了问题,因为文化是人的精神乳汁,所以文化要革命或革新,而此时又遭遇刚刚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以及国际帝国主义力量对中国的殖民瓜分,文化问题与政治问题集中引爆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学生们主要口号或政治诉求是什么?「外爭國權(對抗列強侵權),內除國賊(懲除媚日官員)」
从口号看,学生运动是爱国主义,而非自由民主宪政,而五四运动旗手、后来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陈独秀在1915年新青年杂志中提出要从西方引进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与赛先生,人们普遍认为:陈独秀引进"人权"、"民主"、"科学"这些概念,是为了铲除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文化基础,打倒维护旧礼教的"孔家店",提倡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民主自由。
但五四是小众文化运动,民族主义被做大做强了,暴力革命价值被极致倡导,民主与科学、新文化中的独立与自由精神呢,更是阳春白雪,民族主义与革命暴力主义的下里巴人,则大行其道,成为社会主流洪流,所向披靡。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陈独秀们可以说是并不失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但这些人很快被毛泽东们取代,革命进入二点零版,革命领袖与革命人民互动出高潮,真正有新文化运动精神的一代,被淘汰出局。
从革命到无产阶级继续革命

革命力量战胜了北洋政府,革命力量战胜了民国政府,革命力量建政后,又革了联合政府的命,革命力量甚至在文革中革了中共中央的命,文革之时革命委员会是中国唯一合法当政者,领袖与人民直接呼应,人民在广场上喊领袖万岁,领袖在城楼上喊人民万岁。
新文化运动在这个时候,成为革命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在这个时代,仍然在内惩国贼(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外争主权,则成为向世界输出共产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中国从五四之时的受屈辱国家,摇身一变成为革命与革命"经援"的输出国。无论是受列强的屈辱,还是被革命党人愚弄,受伤害与灾难的,都是中国国民。五四之后的红色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呢?
是红色殖民地,五四时打倒孔家店,完全还是精神层面上,所指是传统礼教,以及禁锢个人自由的传统文化,价值指向是自由民主,但红色殖民地建政之后,摧毁的既是传统文化,也有普世的人类文明价值准则,甚至连人伦道德伦理(家庭亲情)也一并毁弃。只有红色文化马列理论与毛思想才是党国经典与可读文本。
直到今天,毛的画像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还写在中央所在地新华门前,毛时代因此还远没有结束。无产专政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通过革命群众运动的方式展开,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改革开放,本质上仍然是用革命与运动的方式,进行经济大革命,其侵犯人权、谋取权贵私利、无情打击政治异已、非法行使公权,以及政治语言的文革化、粗鄙化,本质上没有改变。五四时可以火烧赵家楼,现在为了权贵利益,一样可以火烧赵家楼李家村。
马列这个来自欧洲的幽灵一旦被引进中国,就通过暴民运动与超级美好的空想、承诺,征服了封闭而愚昧民族的心灵,整个社会没有完成启蒙,没有理性与独立精神,只会跟着暴力革命走,五四只成为一个纪念性的节日,一种所谓的革命精神,陈独秀倡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呢,没有了踪影。
独裁政权无法自我革命

五四到六四之间,世界最大的变化,是二战结束了资本主义殖民地方式,成立联合国之后,人权宪章成为人类最高价值,国家独立的主体意识确立与人权独立的主体意识通过宪章得以确立。但二战之后最大的遗憾,是人类分裂成东西方两大政治阵营,资本主义殖民地模式宣告结束,社会主义殖民地方式,却以另类方式疯狂扩张。西方社会牺牲了东德、北朝鲜、甚至整个中国,以获得二战后苟且的和平。尽管西方社会将马克思主义红色阵营视同法西斯势力,但却无力与之战斗,楚汉河界,以隔岸观火的方式,展开持久的政治敌视与博弈。
中苏分裂并没有重创红色革命阵营,苏联受重创的是与美国进行的冷战,使其国民经济失调,加之政治腐败,使其走向败落,并催生新的领导人用思维引领这个国家寻找出路。中国情致大致一样,出现一个历史的节点,周恩来逝世的天安门四五运动、邓小平主政之初的西单民主墙事件,以及八六学潮,这些都是八九六四之前政治性的抗议活动,特别是西单民主墙与八六学潮,部分人开始觉醒,要求中国民主自由宪政,以融入文明世界,如六四之前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所言,黄色文明最终要融入大海一样的蓝色文明。
《河殇》没有直言,中国要告别的是红色殖民文化,而不是黄土文明。
五四是国族危机,革命被激活了,六四则是政治危机,五四之时,尽管结束了皇权独裁,中国在名义上进入共和时代,但却是军政时代,军人政权有限地掌控国家,并没有掌握社会,但六四之前,尽管结束了毛个人专制时代,中国仍然是军人政权,枪指挥党,谁掌握了枪,谁就可以用枪指挥党,所以邓小平可能用枪结束华国锋、胡耀邦、以及六四之后的赵紫阳,甚至(借助杨尚昆的军界力量)用枪指挥江泽民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与五四之时不同,六四之前,尽管整个社会焕发了某种青春梦想,整个国家感受到新生的希望,但党对整个社会的管控却深入人心,从教育到媒体、从经济到宗教,都被置于一党管控之中。
正是一党强有力的管控,腐败也因此丛生,物价双轨制,使权力立即可以变现,政府滥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刚刚获得温饱的城市人与学生们突然感到某种不详,并将目光引向政治体制。如果说五四之时一批先行者从欧美特别是从日本学习到了政治文明常识与自由民主宪政的价值理念,而整个八十年代则是中国又一次大规模文化开放,新的价值理念引进中国,新的知识群体、学生与部分市民充分意识到,知识并不能改变国家命运,改变国家命运、保障人权自由的,只有宪政民主制度。所以,反腐败口号的同时,是要自由民主的制度建立。
从五四到六四变化几何?
1919年五四之际与1989年六四之前,中国都有一个开放的背景,中国一开放,中国人立即意识到文化与价值、制度与社会问题,所以要致力于改变。
五四由学生主导,整个社会群起响应,蔓延全国几十座城市,工商界罢工,学生罢课,最终使当局妥协退让,不要巴黎和会上签署相当屈辱条款。六四学生运动也引发了整个社会响应,持续五十天时间,全国有千万计人次参加罢工罢课声援,学生有具体的政治诉求,有自治组织,有对话团,但这一切都没有迫使政府当局妥协,当局一意要用枪口说话,人类和平语言在暴力专政面前,没有任何对话的机会。
五四精神被后继者嬗变,民主科学精神让位于民族主义与革命主义,共产党作为新的红色革命力量被引进中国,暴力革命因此肆虐中国,而六四旨在用和平的民主运动终结红色革命运动的历史,但却以失败而告终。
五四之时,学生运动面对的是有传统文化熏陶的军人政府,而这个军人政府却屈于社会压力而有所改变,让风口浪尖上的政治人物下台,并拒绝在国际会议上签名出让国家权益的条约,而六四学生面对的是红色革命思想熏陶、培育出来的党国领导人,他们永不妥协永不退让,与学生妥协的开明派反而下台。
五四种下了暴力与革命因子,而六四整个过程是和平的,却被当局暴力镇压:五四时学生游行示威后直接冲击相关领导人私宅,并火烧其府第,暴打政府官员,六四学生运动中,尽管有揭露领导人家属贪腐的声音,但却没有人冲击领导人私宅,对新华门的冲击也是象征性的,占据广场更是和平理性,最为重要的是,广场本来就是表达政治意愿最好的公共场所,广场不是政府办公地,不应该以回收广场作为出兵镇压的理由(广场属于人民,政府无回收的任何理由)。
五四之后,诞生了中共,中共把暴力革命与学生运动都当成了政治武器、工具,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国共内战,学生运动都是中共的一张王牌,文革之时,中共或中共领袖政治性使用学生运动达到人类历史上一个罕见的高峰,七六年四五运动后,当学生们意识到中共已走向独裁专制反人权反法治反常识之时,学生运动走向了中共的对立面,但民族主义仍然大行其道,民主与普世价值则被主流社会认同,也被民族主义所怀疑与否定。发展与稳定的民生主义被刻意放大与倡导。

中国暗力量、潜规则

五四只是一次泛政治类的抗议活动,它被做成中共需要的一面旗帜,它与五四已然无关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中共有无继承?五四精神中的德先生,中共是不是一直被遗弃?五四运动只是五四运动本身,学生当时的抗议政府当局签订屈辱条约,无可指责,五四过程中出现的火烧赵家楼以及人身伤害官员,则是非法行为,当事人应该受到指责与法惩,它并不是多数人主导或共同实施的行为,后世的肯定与倡导,则暗合了中共暴力革命理论,所以五四在中共话语体系中,是被重塑的,突出了爱国民族主义,而忽略或有意虚无了它的普世价值因素。
五四与六四,都是学生首先发出声音,学生们敏感到社会的问题,并走上街头抗议,学生是另类的无产者,既因年轻有活力有激情,又因无生活阅历而缺少经验与应变,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学生运动背后总会有知识分子介入,但知识分子阶层无论在五四时代还是六四时代,力量都非常单薄,再后面,就是市民或工商各界,这些力量仍然在社会中下层,整个社会没有行动起来,统治集团内部没有发生裂变时,因学生运动而造成社会转型极其艰难。孙中山倒清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统治集团内部分裂,袁世凯在清政府内拥有军权,这决定了革命获得了一半的胜利,即成功推翻了清王朝,但却并没有建立理想的共和政体。
通过鲁迅的一系列小说,譬如风波、祝福、药、阿Q正传等,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百态,整个社会仍然在蒙昧之中,民间社会的觉醒与独立意识,是社会转型的强大动力与基石。如果没有这一点,学生运动一是容易被扑灭,另一种结局就是被政治势力利用,五四之后,极端的革命暴力思想被引进,并被广泛接受,五四因此走上了不归路。
五四被中共不断弘扬,六四却被当局空白虚无,严加防范。五四与六四在价值理念倡导上有什么不同吗?一个内惩国贼,一个是内惩腐败,一个是外争国权,一个是争民主人权,中共虚置了五四精神中的新文化精神与民主精神, 仅将五四当成一面所谓的爱国主义旗帜在使用。
尽管相距七十年,但五四的结局在某一程度上决定了六四的命运。学生运动是显性的力量,激情的力量,而决定学生与学生运动命运的,则是中国暗力量、潜规则。

(作者为大陆旅美学者)


——《动向》2014年6月号刊出时有删节,此处是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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