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松林：肯塔基往事——追忆吴方城兄

 吴方城（左）和任松林，87年于肯塔基

肯塔基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讨论独立自治

独立自治的“联谊会”活动

89年5月芝加哥，肯塔基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声援北京学生

89年6月芝加哥，肯塔基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声讨64暴行

独立自治的“联谊会”活动，后立者为吴方城

笔者和吴方城在肯塔基赛马会场野餐

 

肯塔基往事 –  追忆吴方城兄

任松林

采桑子・忆故人

水急浪厚风声厉，燕赵孤胆，楚汉和弦，剑吼西风地浮寒。

行云不解故人去，话记当年，追忆当年，流星未远草方蓝。

知道吴方城兄突然去世，是前天网上看到万润南兄的悼诗。方城兄去了，非常震惊，二十多前的事情仿佛昨日，历历在目。

我是一九八六年秋天到肯塔基大学（UK）去读物理博士的。方城早我一年去，在UK的烟草研究所当博士后。由于有一些共同的朋友，不几天方城就来找我。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尤其对新朋友。从此就经常在一起，秀才论道，成了好朋友。我当时是个吃奖学金的穷留学生，相比方城的博士后，收入差很多。加上吴太太高晓林女士的热情好客，于是三五日经常去他家吃喝。不久方城买了房子，从此呼朋唤友更有了去处。

八十年代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许多都是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幸存者，也是高考恢复以后的佼佼者，非今日刚刚踏出校门的大学生可比。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十年，国内改革开始起步，似乎松动了不少，留学生中的指点江山的“国士”风气很浓，方城就是一个，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相见恨晚。【中国民联】（民联）是海外的第一个留学生的反对组织，一九八二年由王炳章博士等留学生创建，当时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中国民联出版的《中国之春》（中春）在留学生中流传很广。《中春》的主要论点是继七十年代末期“西单民主墙”，批评时政，鼓吹民主，风靡一时，对当时的留学生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方城八五年就加入了民联，是UK的最早的民联成员。

八七年，方城请了民联主席王炳章博士来学校演讲。在学校里借教室必须是注册的学生组织。为了组织这次演讲，方城拉我一起到学校注册了“中国民联”。当时中共已经公开定性民联为“反动组织”，大部分留学生虽身在海外，但胆子还是留着国内，小心谨慎，生怕触雷。如此，民联在自由世界是公开的，但在中国留学生中却是地下的，神秘的。王炳章到许多学校公开演讲，帮忙张罗的人不少，但敢站在台前为他主持的不多。方城觉得这样很不好，让美国公众看不起，就站出来主持演讲会，因此人们都知道了他是“反动组织”成员。以当时的环境，这是需要十分勇气的。王炳章的演讲很成功，演讲完了许多学生晚上聚到了方城家里，和王做了面对面的谈话。后来方城和我还到周围的学校帮助民联搞了好几次演讲。方城对民联的发展尽心尽力，在家经常搞party。尤其对新来的大陆学生，嘘寒问暖。因此拉近了学生和民联的关系，从那时起就有人参加民联了。肯塔基的民联因此发展起来了。

当时UK的大陆留学生不多，八六年时也就七八十人，到九二年我离开时也不过一百多人。大陆学生最多的要数我们物理化学楼了，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大陆学生就有三十多人。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刚刚起步，非常穷，UK几乎没有一个学生是家里有钱资助的。除了靠学校的助学金、奖学金自费生，就是中国政府出钱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了。物理、化学是基础科学，助教奖学金比较多，所以“自费”和“自费公派”中国学生比较多。当时中国大陆出来的学生是“自费生”，还是“公派生”有很多讲究。即便你从来没有拿公家的一分钱资助，也不一定是“自费生”。是不是“自费生”要看你的签证种类，F签证才是自费生，J签证的无论是否拿公家的钱都是“公派生”。拿中国公家的钱当然是公派，没有拿就叫所谓的“自费公派”。当时的情况是，在大陆的大学毕业不到两年以上，或者是研究生到美国留学必须是J签证，否则中国政府是不发护照的。J有完成学业必须回国的限制，不能在美国本土改换签证。当时的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由于签证的不同自然分成了不同的群体。

当时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直接负责管束UK的大陆留学生。教育处的两个秘书余肇基和夏颖奇经常光顾UK。接待他们的是大陆留学生同学会，叫“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联谊会）英文简称CSSA。“联谊会”的经费基本是从他们那里领取的。当时“联谊会”有一项任务就是汇报学生中的动态，包括政治思想，学习状态等等。什么时候过了考试，什么人转系，什么人做什么课题，什么人打工，什么人有倾向想留在美国找工作，什么人有不满言论等等事无巨细统统汇报。“联谊会”的骨干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了特殊学生。为了有效的监控大陆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大使馆还在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间建立了地下“党小组”。同学们都想毕业留下来工作，千方百计的不想让国内知道其学习进展情况。对打“小报告”的间谍行为，深痛恶绝。不过留学生刚刚从大陆出来，对政府有着天然的恐惧，敢怒而不敢言。“联谊会”和大家的关系，巧妙平衡，有人躲着，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积极参与。不过，到了八七年的两件具体的事把矛盾激化了。

第一件事是，两次留学生的公开《签名信》活动。第一次《签名信》是全美的大陆学生对国内的“反自由化”自发的组织签名抗议。签名的留学生上千人，在海外各大中文报纸公开登载引起轰动。第二次《签名信》是留学生就大陆当局对所谓“公派” J学生无论是否接受过公费资助都要求限期回国的政策不满，要求改变的请愿。两次《签名信》UK的留学生都有不少人签名。第一次《签名信》有十几个人签了名，第二次《签名信》是攸关许多个人的直接利益，好几十人签了名。由于恐惧，部分人还是用“化名”发布的。接下来，人们得到消息，大使馆正在通过“联谊会”调查参与者，于是人心惶惶，害怕一旦回国会被秋后算账。

第二件事是，一位物理系李政道奖学金（CASPEA）博士候选人在毕业前夕，申请到了博士后，到大使馆申请延期护照。大使馆以“毕业论文已经通过了的不需要延期”的理由，没有给予延期。这样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大使馆不希望拿了学位的人留下工作或读博士后。因为有了工作和在读博士后都可以办绿卡，不回去了。这位同学刚刚答辩几天，没有几个人知道，是谁通知了大使馆？联系到他也是“签名信”的化名参与者，一时人心浮动，人人愤慨，又人人自危。尤其是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同学，大家都认为是“联谊会”的人汇报了。

“联谊会”骨干一直是工学院的公费生和访问学者，自费生不愿意干。相对基础科学学科的大部分学生是F签证的自费生，工学院大部分则是J签证的“公费生”。虽然他们也希望有自由，也希望留下，但是由于资助和签证的关系必须依靠大使馆，因此走的很近。同时，有地下“党小组”活动的传闻也在流传。同学们再也忍不住了，尤其是我们的物理化学楼，同学们酝酿如何夺回“联谊会”，消灭“小报告”。问题是谁来出头？大家都知道，坚持同学们的利益，保持独立自治，挡住大使馆的压力，必须站在风口浪尖上和中国官方对抗，一定会付出个人代价的。

时间到了一九八八年五月，UK的“联谊会”到期要改选了。记得一天许多同学，主要是物理系和化学系的所谓“自费公派”的同学集中在我家里，要求我出面竞选“联谊会”。这些同学已经到了不得不为自己的利益一搏了，希望有人出头。推举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是F签证的自费生，刚刚开始读博士，暂时没有护照延期的困难。我又是两次签名信的发起人和联络人，是个半公开的“不同政见”人物，他们信得过。“联谊会”是三个人主持，会长，副会长和秘书。必须保证多数才能有作为，至少要两人当选才能有效的顶住压力，保持独立自治。我想到了方城，建议大家推举我和方城出来竞选。同学们开始有些顾虑，王炳章的演讲，方城主持，已经公开了他的所谓“反动组织”成员的身份。选举他是否更加刺激大使馆？我们物理系和化学系的人吵了一下午，最后认为只有把“联谊会”办成公开独立自治的学生会团体才有力量，刺激他们一下也好，否则更能维持。方城是博士后，又对人热情。他的“民联”身份，不但没有关系，而且公开了不受控制的意义。既然中共党员可以隐瞒身份控制学生组织。我们为什么不能选举倡导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中国民联”成员为学生团体的领导？同学们找到了方城，他非常高兴的同意了。

选举是八八年五月下旬的一天，在研究生宿舍后面的草地上举行。由于谁都知道海外各个“联谊会”是接受中国官方资助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官方管理留学生，大家从来对选举不感兴趣，每次来的人都不多，连三分之一也不到。但是这次来了不少人，物理系化学系的同学几乎都来了。上届“联谊会”的会长陈X主持选举，他是工学院的，来自天津大学的公费博士研究生。选举很顺利，推荐候选人、投票、唱票、宣布结果，也就一个多小时就非常有秩序的完成了。依票数多少，我当选会长，方城当选副会长、工学院的融XX当选秘书。融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公费生，本来他是大使馆和上届“联谊会”内定的“接班人”之一，其他内定的都落选了。我做当选致辞说：“我们将为大家竭诚服务。联谊会是在学校注册的、独立自治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组织，不对任何官方机构的负责，包括学校和中国驻美大使馆，仅对全体学生学者负责，为同学们的利益服务。”许多同学热情地鼓掌，这是他们希望的，我们要用鲜明的语言斩断所有威胁同学利益的企图。本来那些一直受官方委托建立大使馆和留学生的特殊联系的人，到现在才有所明白。我身边的融XX嘟囔了一句“莫名其妙”。他们可能感到不好向上面交代了。会后我们三人开了个会，融自告奋勇地承担和大使馆联系的角色，并一再重申他保留退出的权力，方城和我则表示理解，没有为难他。

接着的几天下来就更微妙了。选举后的第三天，大使馆的余夏二人就赶到UK，到处找人谈话。开始说选举混乱，一些人没有参加。后来又在方城的民联身份上做文章，说承认选举结果就是支持“反动组织”。于夏二人分别找到我，要我辞职，我不解。问为什么，他们说“民联是反动组织”，方城是民联成员，他们代表大使馆不接受选举结果。我则回答，这里又不是国内，没有所谓“反动组织”的说法，学生学者的民间团体在学校注册，大使馆接受不接受没关系，同学们支持，选举符合程序可以了。余告诉我，他曾是天津大学的教师，我则毕业于南开大学，是邻居学校，从个人角度，最好尊重他的意见，是为我好。我谢谢他，也劝他做事不要出界。夏则出身加拿大留学生，以他的经验劝我辞职，也是为我好。我告诉他，留过学更应该知道这个结果的原因，同学们对他们的不信任和反感是为什么。他们在我这里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结果，就直接去找方城，当然肯定也不会有结果的。

他们继续活动……，于是一封要求重选的请愿信出来了，交到学生顾问、国际学生办公室、负责学生事务的教务长手里。一场重新选举的运作在他们的领导下酝酿。可是上届的“联谊会”已经结束，我们新的一届已经在学校备案，我们不退出，选举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合法主持选举的人。于是他们找了学生顾问，工学院的华人副院长高教授，国际学生办公室和负责学生事务的教务长弗兰克・哈里斯先生，希望由学校当局来主持重选。一个“通知”出来了，说是校方要主持一次重新选举。于是，我分别找到了高和哈里斯了解情况，和他们谈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高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左派华人，说了一些可笑而无知的话恐吓我，我们唇枪舌剑，根本没有交集。他知道，方城和我不退出，他没有理由出面。他仅仅是上届的顾问，我们这届已经请了物理系的刘教授为顾问。他没有任何名义来搞什么重选，但他又不敢得罪大使馆。最后无奈，推说丈母娘病重，飞到夏威夷去，躲开了。和哈里斯先生的谈话非常直接，我告诉他，按照学校的规定上次选举结果已经备案了，一切合法，学校没有理由干涉。我代表中国学生不能接受学校的干涉。他谈了口气说，他明白所有的过程，也同情我们，不过压力很大。事件已经威胁到肯塔基州和中国江西省的姊妹州的关系，校长都没办法。我告诉他，我们已经请了媒体记者采访重选事件，如果愿意在媒体面前说明学校的立场和为难，媒体非常愿意采访他。我希望他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

选举当天我就知道不会有任何校方的官员出席了，看来大使馆的官员必须亲自出马了。同学们及时通知了列克星敦市（Lexington）的所有媒体。不出所料，重选那天，主席台上预备的位子都空着没有人来，冷场了。最后，后台老板只好粉墨登场，本来坐在下面的二等秘书夏颖奇自己上台主持了。外国政府直接干预美国学生团体的戏码直接登场了。在夏先生的主持下，一个公开为使馆服务的新学生组织诞生了。由于CSSA的选举我们已在学校合法备案。他们的选举结果无法推翻合法的选举，只能另外再注册一个“联谊会”，英文简称为CSA，少了一个S，而中文也叫“联谊会”，“联谊会”成了双胞胎。融XX退出了我们的联谊会，当了CSA的会长。我们这边也开会补选了一位秘书，一切正常运作，坚持独立自治，我们得到了同学们和学校的支持。他们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列克星敦先驱领袖报（Lexington Herald-Leader）登载了 “中国外交官驱逐不同政见学生”新闻和照片，和对方城的采访。接着几天，纽约，旧金山、香港等各地的报纸也相继转载、报道。第一个海外中国留学生的独立自治学生组织诞生了。中国官方控制留学生团体的内幕在世人面前曝光了。

我们没有了任何官方的资助，但是我们有同学们的真诚支持。同学们虽然依靠微薄的助学金生活，但是仍然坚持自己出钱办活动，所有的开支都是大家自己筹办。成为了真正的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扶持自己的独立自治学生组织。我们每个月都办活动。我们郊游，办舞会、文艺晚会、讨论会，请学者演讲，办成了一个真正的联谊会。人心在我们这里，我们用自己的力量独立自治，阻断了控制学生学者的黑手。大使馆支持的另一个“联谊会”，想尽办法拉拢人去他们哪里，找人签名支持，没有多少人理会。他们也不敢再打“小报告”了。他们的几个干部和积极分子，不断到我们这里讲，他们是护照要到期，没有办法。等护照延期办好了，就退出。我们的独立自治，也为那些弯腰鞠躬去谋取个人利益的人找到了机会。不论他们前任的陈某，还是现任的融某某，都是J签证的“公派生”，都有护照延期的问题。他们的行为是在为自己谋到了利益，虽然不齿，但也可以理解。融毕业以后顺利拿到护照延期，到了伊利诺州的一个学校教书。陈也很快延了护照，找到工作走了。大使馆的人为了维持他们的影响，为了打击我们的力量，也要拉拢一般同学，态度开始软化，对同学们的护照延期再也不敢刁难了。前面提到的那个物理系毕业生，是我们的坚定支持者，为了拉拢他，本来拒绝延期的护照也延了。一九八八年底，他顺利去了维吉尼亚读博士后了。我们的坚持为留学生整体维护了权力，阻断了“小报告”。“坚持独立自治”和“甘为附庸”的斗争为所有同学争取到了实际利益，无论“左”的还是“右”的。这就是我们的初衷，也是独立・自治・团结的力量。

大使馆重点打击的是方城和我，散布谣言，电话干扰。什么都用上了。一个插曲是我们几个主要成员都遭到了电话骚扰。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开始就不停的有不明的电话打进来。每十分钟一次，一直到午夜。如果不接就不停的响，二十一响之后自动停了。要是接起，马上就断了。过几分钟再来。目的非常明显，是威胁、干扰我们的正常生活。他们非常专业，也了解我们无法找到他。因为校内所有电话，包括研究室、办公室、研究生宿舍，都是学校自己的“野猫电话公司”（Wildcat）的服务，和外界是分离的。校内出去的电话ID仅仅能显示“野猫电话公司”的出口，不是具体的电话。我找了电话公司，他们追踪发现，电话是从一个学校的电话拨出去，再进来。他们追踪的结果只是学校电话公司的进口和出口。本来学校里的电话之间拨最后5位就可以接通，这个电话是拨7位到外面再绕回来。他们告诉我，由于以前没有需要，他们没有程序来追踪，如果需要，要重新写，要我等一段时间才可以办的。我们报了警，警察设置了监听。不过这个人从来不说话，警察也没办法找到。时间持续了好几个月，大概是他觉得得逞了，大意了。有一次是我们一位主要成员女朋友接了电话。大概是那个姑娘非常漂亮的原因，他说话了，和她调情。于是暴露了，警察找到了他，是一个国内医科大学来的姓张的公费访问学者。暴露以后，他求我们饶恕他。我们本来可以控告他，揭露大使馆的阴谋，可能是由于大家都太穷了，那位姑娘和他的男朋友接受了和解，最后以五万美元以按躁扰女士的流氓案子和解了，结案了。五万对于研究生来讲可是一个大数目。估计是使馆为他公费“报销”了。结了后，他马上离开了，不知所终。同学们都知道他是什么人，为谁工作。他一离开，躁扰电话从此就没有了。

我们是海外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的独立自治组织，报纸登出以后，得到了各界的支持。在最困难的时刻，旧金山的侨界资助了我们五百美元。各地的报纸，媒体纷纷发布报道，发表评论。一个小小的大学留学生组织的独立自治有这么多的反响，有这么大的振动，说明中国人对民主对自由是多么执着，多么渴望。我们有了信心，绝不能放弃。我们的事情，也鼓舞了其他学校。中国驻外机构对所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都是一样的控制，所有的留学生面临我们同样的问题。德克萨斯农工大学（A&M）的葛洵找到我，方城的一个在普渡大学的老同学找到他，许多学校打电话来，商量在他们那里如何摆脱中国政府的控制。一场学生组织独立自治运动开始了。

方城和我都知道，我们一定上了“黑名单”了。我们互相鼓励，我们做的是为了大家，应该自豪，付出是值得的，同学们拥护我们，各界理解我们。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街头的枪声和鲜血震惊了世界。二十四小时的电视直播画面牵动了所有人的心。那个时间起，所有的中国学生都“反”了，所有学校的“联谊会”都“反”了，所有的中国留学生组织都独立了。最后，发展成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的独立自治组织，【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学自联）。一九九四年学自联五届代表大会在我们UK召开，学自联主席耿晓在讲话中说：“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敦打响了美国独立运动的第一枪，肯塔基的列克星敦打响了中国留学生独立运动的第一枪”。

89年北京那段时候，我们UK的独立自治学生组织是最兴旺的时候，对方销声匿迹。从四月份开始，我们UK是唯一以学校为单位，代表同学，上街游行。我们是组织四月底的芝加哥支持北京“四二七”游行的主力；是进人领事馆的学校代表；我们是6月4日芝加哥声讨暴行集会的主席团学校；我们是全美学自联的前身，“中西部学自联”，的发起学校。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成果，我的团结了同学，为支援国内的学生出了力。六月五日下午，北京街头流血的第二天，我们在UK的物理系大教室召开了大会。我在黑板上写下了“擦干眼泪，携起手来”八个大字，许多人哭了。大使馆精心培养的傀儡组织CSA的许多人也来了。他们的许多人也哭了。我记得一位机械系的同学起来说：CAS该解散了，否则我们对不起北京的同学。我们热情的握手・・・・・・（当然，这仅仅是暂时的。九十年代后期，他们在大使馆的支持下又卷土重来，我已经毕业离开UK了。）

台湾、香港的留学生团体也都支持我们独立自治。当时台湾学生会的会长就是现在的立法委员费鸿泰先生，他那时是学统计的博士生。鸿泰和我同岁，他们非常关系大陆的事情。我们是独立自治的组织，没有官方的掣肘，没有人为的意识形态，方城、鸿泰和我都相处很好。香港的学生会的会长是学医的。我们多次和台湾、香港、东南亚的华人留学生一起开party，一起郊游，烤肉。八九年四、五月间为了保证我们和各界的联系，台湾和香港的同学捐款买了一台传真机送给我们，放在方城的家里，每天各地的消息源源不断传来。当时email不普及，传真是比较贵的设备，对我们是雪中送炭。六四期间，中国人都团结起来了。无论“左”、“右”，无论地域。大陆、台湾、香港的中国学生都走上街头，出钱、出力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呐喊。

方城的以公开的民联成员身份竞选成功留学生组织，对民联是个巨大的鼓舞。各地的民联组织纷纷来电祝贺。方城在《中国之春》发表文章，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态度。方城在肯塔基的努力得到了效果，开创了民联在普通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的草根活动。对于一个政治组织，只有根植于基层，才有生命力；只有适应草根的需求，才有活力；只有团结普通的人，才能不断成长。肯塔基的民联在那个时期非常有成就。许多人到方城那里长谈，参加了民联。民联的组织飞速扩大，后来发展成了分部。民联组织不再神秘，不再是地下，同学们也不再害怕，成为留学生、华人的草根团体。UK的学生独立自治也为民主运动的发展创造了土壤。

方城为人热情，愿意助人。帮助了许多老朋友，他在北大时的老朋友、老同学都受到他多方帮助到了美国。在最困难的时候方城和我一直坚定的互相支持。没有方城的支持，我无法坚持下来。我们从来没有妥协过，从来没有背离当初竞选的宗旨。我们经常在一起，他的朋友也成了我的朋友。同样，我的许多朋友也成了他的座上客。那段时间，我们无话不谈。他的家人，他的妈妈，太太，儿子都和我们的亲戚一样。吴太太高晓林女士是一位非常贤惠，勤劳持家的妻子。早出晚归的打工，又是方城事业忠实支持者。他们一家连他上中学的儿子都加入了民联。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他家一家在民联就是“三票”。

方城是个急性子。记得有一次划船漂流，我们许多同学，好几对夫妻，每对夫妻一条船。他们夫妻两人比我们几个都壮，可能是用力不均匀，船老打转，落到后面。他更加用力，结果船翻了，浑身是水。他没有感到自己用力太大，却觉得夫人没有配合好，愈发着急。我们都笑他的急性子，他的病变可能与他的性子有关。

方城是性情中人，原则性强，从来无法掩饰自己的好恶。由于肯塔基的事，我们两人的名字经常联系在一起。我们很多事情看法一致，但做法可能不同。他著名的“人血馒头”文章激烈畅快。虽然我的观点和他是一样的，但是我就不会写文章公开批评。这可能是我们的不同。他的原则性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他经常和我谈起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北大是反对聂元梓的，也常常谈起民联内部的一些纠纷。

在后来的民联的“倒王”事件，以及学生组织在民主运动中的作用，我们渐渐出现分歧。我开始是支持的，但是并不积极，后来开始反感。我在内部的分歧问题上不是一个坚定的人。我认为内部的分歧没有必要争出泾渭分明的长短。我认为他们和王炳章仅仅是工作方法的不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也是我在九三年的民运“大联合”失败以后慢慢退出民运组织的起因。我对内部的不停的斗争、纠缠没有兴趣，失去了耐心。方城则对不符合程序的事情深痛恶绝，一往直前，坚定不移。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在困难时期接任民联主席，并且坚持到底。这些坚持，正是许多朋友称道的，也是我不具备的。九二年我博士毕业离开了UK，和方城也渐渐失去了联系。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华盛顿，记不得是那年了。现在想起来，我们之间许多可能有很多误解，没有根本的分歧。

我们有一件小事最让我难忘。我为了增加收入，在校内早晨送报纸。报纸是当地的主要报纸，叫《Lexington Herald-Leader 》。在美国送报纸就像小生意，先交了报纸钱给报社买来报纸，挨家挨户的送去，还要从挨家挨户的收钱，一份报纸也就几分钱的差价。每天六点半以前必须送到，送晚了，人家不但不给钱，还投诉。报社管理苛刻，我每天三四点开始送报，一天也不敢怠慢。圣诞节期间全家想出去玩几天，但是送报怎么办？找了许多朋友，一听三四点起床，别说一星期，一天也没人答应。方城却应许了，帮我送了一个星期，才让我渡了一次假。这就是方城的为人。

我从UK毕业已经二十一年了。最后一次到肯塔基的列克星敦是一九九四年的学自联五大，也快二十年了。不过我们UK的同学之间的友谊还是和当初一样好，很多人成了一生的朋友。也许当时的压力把我们凝固在一起，我们没有资金，没有资源，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使得我们透不过气来。但是，我们坚持住了，坚持独立自治。这里面方城的功不可没。惊闻方城兄仙逝，谨以往事的回忆，以表怀念，祝愿方城在天国安息。

（二零一三・四・二十四・于加州硅谷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