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稿）
近年来异议阵营中对中共党内派别问题有许多议论。大多对中共派别以左，右，极左来划分。笔者觉得这种划分法不够严谨，容易产生歧义或混淆，不利于对中共派别的洞悉，也就不利于异议阵营的正确因应。
对政治派别以“左”“右”辨识来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苛求历史没有必要，但不妨一说到是，从讲台上往下望，雅各宾在左边，吉伦特派在右边。可是从自身坐在听众席上来辨识，雅各宾派就在右派边，而吉伦特派则在左边。这可以使我们悟出，对政治派别“左”,“右”的认定往往带有认定者的主观性在里边。
如果从简捷陈述着眼，以左右称之似无不可，可是由此却会带来的政治评价上的困扰。究竟是“左派”好还是“右派”好？从对王权的革命程度去看，是雅各宾派-“左派”好，但从适当妥协可以使社会转型少付代价来看则是吉伦特派-“右派”好。可见以“左”、“右”为标签来说明问题并不准确。
历史的一页早已翻了过去，我们看看当代吧。当代欧美民主国家也有左，右派之分。最为典型和著名的“右派”政党是英国保守党。可是有次听到一位英文相当好的朋友抱怨说：“中文把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Party译为英国保守党是有失原意的。‘保守’在中文系统中是明显贬义的，而Conservative在英文系统中是中性的。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保持过去的荣誉或保持过去的传统，可是找不到最对应的中文词汇，就翻译成‘保守’了。”
我英文程度低，不敢发表意见。但我心中一向纳闷的是，英国保守党人怎么那么笨，给自已起了个明显贬义的名字？而那位朋友的抱怨就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我的疑惑。
美国两党政治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不必以“左”“右”为标签来辨识评价这两个政党，要看它们的实际举措。共和党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它以保持过去的传统为宗旨，藉此，共和党要保持民间拥有枪支的权利而反对禁枪；要保持传统婚姻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要保持原有的选举人票的总统选举制度……。民主党则比较与时俱进。认为现在的美国与十八十九世纪大不相同，已经不存在人民拥有枪支去推翻专制政府的需要，且容易拥有枪支已造成多起滥射暴力事件，故应大力限制之。又认为婚姻属于个人权利问题，应让同性婚姻合法化。还认为选举人票选举制度存在明显误差-例如高尔比布什多几十万张选票却选败-应改革之……。
查看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分歧，笔者觉得不见得哪个党全对或全错。例如枪支问题笔者倾向民主党，对待同性婚姻问题笔者就倾向共和党。笔者觉得是否把欧美社会的右派称之为“保持派”；左派称之为“改变派”更合适？
当今中国异议阵营确实需要厘清对中共党内派别的辨识。但笔者甚感用“左”“右”“新左”“极右”等标签来辨识会造成概念含糊，并导致许多无意义的争论。笔者觉得是否以“毛派”“邓派”“新毛派”“维稳派”“民主派”来界定中共党内派别更为清晰准确？
当代（从中共建政至今）中共的“毛派”、“邓派”、“维稳派” 、“新毛派”都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就是确认共产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基本原则”不可动摇。在这个共同的基点上则各有明显的区别。
毛派-毛泽东派从中共建政到70年代末居主流地位乃至绝对主流地位。这个时期的中共除了毛的声音几乎没有任何杂音。60年代初刘少奇邓小平等发出了点杂音，几年后他们就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毛泽东派的第一大特点是完全漠视平民百姓物质利益。尽管毛泽东把“人民”一词挂在嘴上，什么人民医院，人民广播电台，人民银行，人民日报，人民币……,还有开口闭口的“为人民服务”，但实际上毛泽东最视民众如草芥。他当政后从来没有“到群众中去”，他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如神一般。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一大批贱视践踏民众的中共大官。西南王李井泉，河南王吴芝圃等都为了取悦毛泽东搞“人民公社”报高产，使河南四川饿殍遍野。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中共里面几位较有良知的大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忧心忡忡地在会场外小议农村已发生灾况，有些地方已饿死人。不料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走过去听到，不以为然地反驳他们说：“中国哪个朝代不饿死人？”
柯庆施是毛泽东的干将。他这种视民众生命如草芥的意识直接来源于毛泽东。中国历史上是有许多朝代饿死人，但中共自称为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又怎能拿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来做参照物？何况历史上饿死人是在天灾之年或兵燹之后。中国50年代末和平岁月风调雨顺，根本没有饿死人的客观原因。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民生经济的发展特别遭到轻视排挤，以至生活资料极端贫乏。民众生活必须品（从食品，布料到肥皂）定量供应。在农民处于“饿死边缘”时（1957年广东大右派罗隆基语），城市居民也处于营养不良乃至慢性饥饿之中。肉类是稀罕之物，一个月每人配售一斤半，植物油二两半，30斤左右的大米远提供不够起码的卡路里。民众体质普遍瘦弱，面有菜色。
毛泽东时代民宅建设极为稀少。生儿育女，老人仍在，人口增加，住房却依旧。于是房中再隔房，梁上再架梁。许多城市居民都如住在狭小的狗窝之中。
即使民众物质生活贫瘠到这样的程度，毛派还是要残忍地榨取民众手中的一点积蓄。那时，上海牌手表120元一块，广州牌手表100元一块。但其成本只在20-25元之间。据说，手表的价格是毛派大将周恩来最后拍板定下的。许多城市居民为了一块手表壮面子，不知把生活刻苦到什么程度。（当时中等物价区域-如南京，中专毕业生30几元工资，大学毕业生40几元工资。）
由于经济萎缩，城市青年大量失业，于是从1962年开始中共就诱骗、压迫城市青年到农村务农，在1969年达到高潮，至1977年才落下这悲哀的社会一幕。
毛泽东派还有个特点就是持续的政治洗脑，政治高压，政治迫害，甚至政治杀戮。从50年代初的“镇反运动”开始，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四清，到文革。文革又可细分为1966年6-9月的第二次反右，1967年2-3月的第二次镇反，1969年的清队，1970年的一打三反，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1977年的政治处决。毛泽东就是这样把全国全民族拖人一个“阶级斗争”的绞肉机中。要把“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既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要批斗“走资派”，既要“深挖细找”现行反革命分子，也不要放过“国民党残杂余孽”。总之就是要通过不停息的阶级斗争，把整个社会的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人们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对物质生活的欲求压倒最低限度，以政治荣誉为人生目标。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永不变色”的伟大目标似乎铁定实现。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但毛泽东时代还没有立即结束，毛泽东派也没有立即瓦解。1976年的十月政变后，政变派欲继续毛的路子。经过两年多的角力，邓小平才得以全面接管权柄，开始了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曾是广义毛派的成员。他赞成毛的暴力土改，他为毛的“反右”鼓风加温。但他有点一向与毛不大咬弦的是，他比较务实，比较重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不像毛泽东那样浪漫主义（实则确如彭德怀指责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搞荒谬不堪的大炼钢铁之类）治国。毛其实早就看出邓与自己的龃龉。他留意到每次中央开会邓都特地坐得离自己远远的。他洞悉邓是“棉里藏针”。邓在60年代初的经济争论中就发表“管他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这明显是跟自己“政治挂帅”唱反调。由此毛洞察邓在内心深处不赞成自己。但邓极为聪明的是绝不附合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们的言论，更不跟他们有丝毫个人关系。邓小平藉此逃过1959年反右倾那一劫。然而心中有数的毛终究在几年后把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踹出。
邓小平采取了与刘少奇不同的反应。刘少奇当面要求毛泽东只处罚他，不要株连其他干部，并表示愿意回乡下去度过余生。这是对毛泽东曲折的指责和抗议。不动声色毛泽东当然明白刘少奇内心的怒火，于是他要把刘少奇整死为止。聪明的邓小平一言不发，任凭毛处置。冷处理几年后才上书给毛认错，并表示永不翻案，于是邓小平有了东山再起之机。
1979年邓小平完全当政，开始了邓小平时代。党内众多大员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更促成邓小平派的迅速成型。邓小平派的特点就恰好是对毛泽东派那两大特点的偏离乃至反向。
邓小平一当政就着手结束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超高压。宣布对57年反右运动予以改正，停止在民众中划分阶级成分。这一点在当今看来平常的事情，但在30几年前却有着极为震撼的意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很重要就是建构在阶级成分划分的基础上。
邓小平既要坚持共产党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结构，就不可能完全放弃政治压迫。但邓与毛的区别是，毛是全方位的政治高压，而邓是选择性的政治高压。邓没有去“深挖细找”，而只镇压敢于质疑共产党政治特权的人们。
在经济领域内，邓与毛更是截然不同。毛全然不理会民生，而邓则切实把提高民众物质生活摆到重要位置。经过万里赵紫阳等一大批邓小平派官员的努力，只几年时间，到80年代中期，民众的衣食水平都得到明显改善，票证逐步进入历史，住房也在兴建之中。
但正如当年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会带来资本主义复辟那样，80年代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论果然在经济成绩的同时造成社会弊端丛生。80年代后期，社会对民主的呼声愈来愈高。其中有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民主政治要求这个因素外，也因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很快出现了负面效应-官吏贪腐问题。一个强烈的社会声音是，要用民主政治来革除官吏贪腐。
邓小平不主动去搞政治迫害，但若谁要触动共产党制度根本，尤其是直接触动他个人，他的政治迫害并不比毛泽东逊色。由此，他残暴镇压了八九学运民运，血腥屠城。不但学生和民众遭受重大牺牲，共产党内从邓小平派里分化出来只具一点雏形的民主派也顷刻没顶。
“六四”之后，江泽民、李鹏以为按屠城的逻辑，共产党应走回毛的老路（可见江、李骨子深处有毛派的因子）。他们已在着手转向毛模式。经过两年多的观察和思考，邓小平决意对江、李纠偏。江、李当然要顺从，并从此别无选择地成为邓派人物。无论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论还是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是胡诌一些东西来为自己阶段性党魁地位作注脚。其实他们完全是继承邓小平的衣钵。在政治上进行选择性镇压。于是98组党的人们、民间自发有组织的宗教人士和气功修炼者、一批又一批的维权律师、工运人士、异议人士、08宪章的签署者们都被投入监狱或遭到各种形式的迫害。
在经济上他们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推向高峰。因为如果说80年代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只使共产党官员尝到一些甜头的话，那么90年代中期以后邓小平派（邓小平1997年2月已经去世）的持续经济“改革”更使共产党官吏阶层食髓知味，变本加厉，一发而不可收。共产党再也没有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主客观可能了。毛泽东时代严格的组织原则使各级干部难以肆意妄行，即使是政治迫害在通常情况下也要由上而下地层层贯彻。物质匮乏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则迫使干部不得不“清廉”。这些都是后邓小平时代的共产党官员绝对不愿意接受的。于是邓小平的后继者们为竭力维持当今的统治模式不惜投入大量的物力人力财力。鉴此，邓小平的后裔应该有他们专门的名称-维稳派。
于是，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民众中出现了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这个“怀念”有真的，也有假的。一些怀念毛泽东时代的民众并非不知道不记得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恐怖和经济贫瘠。但为了反对当下共产党官吏的极度贪腐和横行，他们有选择性地截取毛泽东时代干部的“清廉”来对比抨击现今共产党官员。何况，邓小平派从来没有正面否定毛泽东，毛泽东的照片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么以捧毛来打击当下的共产党官吏岂不是可以给自己加上一道护身符？而40几岁以下的占人口大多数的最有活力的中青年中国人确实不直接经历毛泽东时代。他们很可能不了解那个时代的恐怖和贫穷，且被一些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的陈述，误导以为毛泽东时代是个平等的人间乐园。
在这种社会情势中，新毛泽东派应运而生了。其代表人物就是薄熙来。
薄熙来们是毛泽东派和邓小平派的双重受益者。把毛泽东派和邓小平派衔接起来的人是陈云。陈云公开提倡政治血统论，而政治血统论正是毛泽东阶级斗争论的直接衍生物。陈云说“还是自己的孩子可靠。”太子党藉此整体性地踏上权力的台阶，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使太子党大多成为腰缠万贯的富豪。
20年代出生的江泽民李鹏是共产党太子党中年纪超前者。按邓小平立下的规矩江泽民李鹏只能连任两届。太子党大量出生的时期是40年代末和50年代。故江、李之后，共产党太子党“断代”。2002年江、李下台时，太子党还接不上头，于是让40年代初出生的平民子弟胡、温机遇性地上了位。故薄熙来私下忿忿不平并嗤之以鼻地说，胡温只不过是暂时做做总管角色的家奴而已。
薄熙来觉得要在共产党众多角色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独特的办法，当年毛泽东搞掉刘少奇借用了“民意”，今天他薄熙来要上大位也需借用“民意”。
薄熙来主政重庆，在市政建设和民生上极力取悦民众。毛泽东对人民是口惠而实不至，而薄熙来是口惠实至了。这是新毛派与经典毛派的重大区别。藉此薄熙来拿到了民众的口碑。在此基础上他狠批中央对贪腐打击不力，没有遵循毛泽东任用干部必须清廉的标准。中央政治局开会，规定每位委员发言五分钟，但薄熙来滔滔不绝却是套话连篇了无新意地讲了四十五分钟。胡、温竟奈何不得。薄熙来利用民众中对毛泽东的怀念来构建自己“民意”高台，也利用民众的“口碑”逼中央就范。薄熙来向民众“说”：谁能最为你们谋取利益？谁能最有力地打击贪腐？是我。你们不是怀念毛泽东吗？我就毛泽东的正牌传人！薄熙来对中央“说”，谁能让共产党政权巩固？谁能让共产党恢复昔日的光辉？是我。我是民众和共产党的双重救星。
胡、温眼看顶不住了，2012年2月之前，世界上谁都没有想到中国政治会有如此之大的瞬时逆转。王立军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对共产党王立军肯定有罪，但对国家王立军肯定有功。尽管这个功或许是无心铸成，或许是歪打正着。
新毛派昙花一现，庆幸这昙花一现，让中国历史避免了一次大倒退。薄熙来的垮台意味着新毛派的垮台。
可是我们且慢高兴。新毛派垮台了，留在台上紧握权柄的仍然是邓小平派的直接后裔--维稳派。毛派、邓派、新毛派、维稳派都有一条共同的血脉-坚持共产党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薄熙来的垮台一点不预兆着中国的民主近在眼前。套用四十六年前北京血统论红卫兵头头谭力夫的一句名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最后总该回应本文题目，讲讲共产党里的民主派了。相较于共产党的毛派、邓派、维稳派、新毛派，民主派简直弱小得几可忽略。或者说共产党里根本没有这个组织派别，只有一些倾向，认同民主的一些个体人士。胡耀邦、赵紫阳、任重夷、李慎之、万里、胡绩伟、李锐、田纪云、芮杏文、胡启立……。如果说其他他人没有明确的言论，那么赵紫阳是很明确的。他对戈尔巴乔夫说：“一党制能完全解决贪腐问题吗？如果不能，就要引进多党制。”
查阅一下这些人的年纪，都是出生于上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都是很年轻时怀着朦胧的民主理想参加了中共的建政斗争。半个多世纪里这个群体中许多人都“融化”在毛泽东派里，或“融化”在邓小平派里了。只有很少人坚持了年轻时的理想。熬过了毛泽东时代的恐怖岁月，在邓小平时代先呼应了邓小平的“改革”，再从邓小平的“改革”脱壳出来，返璞归真到年轻时的朦胧追求，升华为对民主的认同和推动。当下他们许多都不在人世了，健在的都是80几、90几乃至逼近百岁大关。难为他们之中有的还在不时发出民主呼吁，真是可贵！
30年代出生的几乎是空白，40年代出生者未能赶上中共建政斗争，没有战功爵位，只能以“布衣”投效。出了个温家宝，在第二任期将满时极力呼喊民主，被人讥讽为“影帝”。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温家宝是有心向民主，否则犯不着得罪庞大的邓小平派—维稳派。但人数庞大的共产当政官员里无人应和温家宝，可见当今共产党里绝对没有民主派。再回溯一下往昔，在赵紫阳病危弥留时，温家宝不敢去探视，任期十年中前八年对民主改革绝口不提，确实韬晦得可以。太多的“韬晦”说明他洞悉民主在共产党里的“孤立”，说明他对实际后果有太多的顾虑。温家宝的民主“表态”也只是为自己今后留下“名节”而已。
50年代出生的太子党的弟弟辈们不会去重蹈薄熙来的覆辙，但肯定会沿着邓小平派-维稳派的路子走下去。我对习近平们不抱希望。当太子党都因邓小平所设的年龄关卡无缘再谋取共产党的大位时，当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平民子弟熬上共产党的领导位置时，里面是否才会出现民主派呢？
面对没有民主派的中国共产党，我不知道争论共产党里这个派那个派有多大意义。作为共产党专制政治的异议者实在没有太大必要去在意共产党里谁算左派谁算右派。如果你说毛泽东派是左派，左派好在哪里？何况经典的毛泽东派早已走进历史。如果你说邓小平是右派，邓小平的后裔维稳派是右派，右派好在哪里？你说薄熙来是新毛派，新毛派好在哪里？
虽然单纯拿新毛派与维稳派相比，新毛派离民主更远，但总而言之他们都共产党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派，都是民主的敌人，都在该被终结之列。目前当政的是邓派-维稳派。终结它不是靠扶助毛派、或新毛派，而是靠壮大民间民主派。如果共产党里出现了民主派。民间民主派当然应该与之携手合作。但在共产党里没有民主派的情况下，民间民主派除了坚持自己的理念和斗争外，还有其他的选项吗？
刘国凯
2012年8月3日初稿
2012年8月6日修订
作者供稿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