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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31日星期四

吴敏:共产党自身改革碎议


将近二十年前,邓小平以颇具焦 虑的心情向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他所说的"抓"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理解,"改革"无疑是一个重要含义。因此, 邓小平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愿理应包括:我们这个党该改革了,不改革不行了。而且,由于二十年来党内"潜规则"对党章、准则的侵蚀和损害愈益严重,不正之风和 腐败现象已成蔓延之势,所以,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党自身的改革的确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这场势在必行的改革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鄙人认 为,以下几点缺一不可。

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坦诚交流的宽松环境与良好氛围

党 内民主的实质,就是在党内生活中,每个党员都享有自由、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参与决定和管理党内事务的权利,包括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恩格斯指出:"在党内绝 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他曾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办一份杂志,专门刊载党员和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在自由地发表看 法、平等地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广大党员才能积极参与到党的工作和党内事务中来,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与失误,保证党内民主机制有效运行。 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将近90年 的历史来看,什么时候党内的不同意见能够比较平等、坦诚地进行讨论和交流,什么时候党的事业就蒸蒸日上;什么时候党内的不同意见难以发表,持不同意见的党 员乃至领导干部甚至要遭到打击和迫害,什么时候党的事业就要遭受挫折和损失。显然,能否积极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和争论的大环境,不仅直接关系到党内 民主建设的前途和命运,更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

改革党内选举制度,逐步引入竞选机制

党章规定党的领导机关都由选举 产生,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是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重要举措。党内民主建设要有根本性、实质性的突破,必须着力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无论从党 内民主的内容来说,还是从保障党员权利来看,竞争性选举都是党内民主发展不可缺少的应有抉择,是党内民主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标志。如果没有竞争性选举,没有 充分体现选举人意愿的竞选机制,所谓党内民主势必要流于形式。近年来,基层党组织班子成员通过党员直接选举的试点不断扩大,2001年,四川平昌县进行了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的试点;2004年,四川省有45个乡镇党委书记通过公推直选产生。截止200510月,全国有210多 个乡镇进行了公推直选的试点。不仅基层组织的竞争性选举已成为党内民主发展的趋势,而且党内民主逐步从基层向地方拓展。最近,云南就进行了县委书记职位的 公开竞争性选拔探索。虽然现在竞争性的公推直选和公推公选还有一些不完善之处,但其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应该不断扩大试行范围,逐步实现通过竞选产生各级党 组织领导成员的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探索试行"党内权力三分制"

民 主的第一要义是权力分割和权力制约。从党内民主原则说,党代会是党内的权力机关,拥有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和对大会决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权;党委会及其常委会 是执行党代会决议的工作领导机关,向党代会负责;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党代会产生,向党代会负责,承担对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职能。但是,在党的现实政 治生活中,往往将党委会及其常委会执行党代会决议、处理日常工作的具体问题决策权,与党代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混为一谈,党委会特别是其常委会在很大程度 上代行了党代会的决策权。同时,目前的党内制度设计还没有完全解决党的纪检委受制于地方同级党委特别是其主要领导人的问题,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事 实上"三权合一"于党委会特别是其常委会。党内权力关系这种倒置或权力配置的严重失衡,形成党内权力结构的集权特性。一方面,使得党委常委会尤其是党委书 记手中的权力过大而很容易滥用权力;另一方面,造成党代会决策权虚化,纪检委难以监督同级党委特别是党委书记。党内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健全党内 权力制衡机制,克服权力过分集中弊端。党内民主建设必须注重建立党内权力运行的科学机制,按照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互相制衡的基本要求,科学合理地 配置党内权力,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最大程度地减少权力"寻 租"的机会。要在确保党代会充分行使党章赋予它的各项职权的同时,积极探索党代会闭会期间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方式;要强化全委会的职能作用,使其真 正成为行使党内执行权的主体,而常委会只是它的日常工作机关;要强化纪检委在党代会直接领导下的独立性,使其真正成为有效监督全委会及其常委会的权威主 体。

强化党内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机制

党 内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组织监督,即党的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和党员的监督以及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监督;二是民主监督,即广大党员对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 监督及党员之间的监督。在此二者中,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对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具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重要作用。如果民主监督疲弱,组织监督的实际作用势必受 到严重影响。自20世纪90年 代以来,党内的腐败现象之所以愈演愈烈,党中央制定的相当一些组织制度、规章规则和提出的相当一些工作任务之所以难以落实,言行两张皮、"潜规则"盛行、 "党八股"的大话空话套话充党报党刊党台等非正常现象之所以形成汹涌之势,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几近于无。因此,大力强化自下而上的民主监 督机制,实在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延安时期,包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党员都必须实实在在地参加基层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党内"无特殊人物、无特 殊组织"。基层党支部充分实行民主,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民主监督在所有党员必须过支部生活的组织原则基础上越来越得到加强。与此同时,党员按照 党章规定充分行使言论自由权及选举权、被选举权、创制权、批评权等民主权利,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显著增强,为党内民主奠定了牢固的制度化保障和合法性基 础。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这些有效做法和优良传统,现在很有必要采取果断措施尽快恢复,努力营造强化党内民主监督的大氛围、大环境。必须明确,中国共产 党不只是少数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党,更是七千四百万党员的党,每个党员都有责任参与党内事务,有权利监督党内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只要能实实在在地充分调动和 发挥七千四百万党员的主体作用,党所面临的任何严峻挑战都能应对自如,任何艰巨任务都能顺利完成。现在,党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大家心里都清楚、都明白, 但又都不说出来,形成了相当严重的"皇帝新衣"现象。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重视和解决,再好的理论、决议、制度和措施也很难落到实处。


黎鸣:到底是谁“偏激”?

在 我的博客文章后面常常留下网友说我"偏激"的批评。我很纳闷,是我"偏激"么?我亲爱的网友为什么不看看,孔丘及其儒家的极其有害的思想垄断了中华民族整 整两千多年,它们毫无真理可言、毫无真实可言,同样也毫无真诚可言,它们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整整两千多年的愚昧、贫穷、落后、虚弱,总之:"不文明",以及 随着"不文明"而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永远不可穷尽的羞辱和苦难,而这也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明明白白严重证明了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历代的大文学家们也 因此而纷纷表达了自己几乎永远的绝望。例如《三国演义》即明显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永远的绝望;《水浒传》即明显表达了对中国"官僚"的永远的绝望; 《西游记》即明显表达了对中国意识形态、"人妖不分"的永远的绝望;《红楼梦》更是表达了对中国"社会"、"家庭"的永远的绝望,还有《儒林外史》,也明 显表达了对中国儒家"教育"和儒家"文化"的永远的绝望,等等等等。总之,孔丘及其儒家带给我们中华民族的,即是永永远远明明白白的文明和文化的绝望。孔丘及其儒家即是中华民族文明、文化"绝望"的代名词。结束孔丘及其儒家,就是结束中华民族文明、文化永远"绝望"的时代。偏 偏现在,中国极多的文人们,无论左派、右派、中派,更不要说当权派,几乎无不仍旧尊孔丘为中国最"伟大"的"圣人",甚至依旧把孔丘当作今后中国新世纪的 "旗手"、"希望",而且通过"央视"向全世界宣告,要继续尊孔、扬孔,更要把儒学、儒教、儒家坚持到中国未来的永远。请问,如此丧失起码理智的"永远" 的"尊孔"、"扬孔",算不算"偏激"呢?算不算中国长期历史以来群体无意识地陷入完全盲目的"偏激"呢?

我 请网友们,我亲爱的同胞们对照自己的良知、良心说一点公道话,实际上,到底是谁在真正地"偏激"?简直是毫无任何理性意义的"偏激"。中国人,特别是中国 的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们,都已经如此毫无理性地"偏激"了两千多年了,可以说是不分青红皂白完全盲目地群体无意识的"偏激",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如此地"偏 激"下去。而我,不过是运用我的理性提出了质疑和反对的观点,所以这反倒成了我的"偏激"了?况且,我向所有的尊孔派们发出了挑战,请他们站出来与我辩 论,可是一些人却像"狗"一样只会"汪汪"地叫骂,他们无非是仰仗,他们拥有最强大的"央视"、媒体,乃至更高权力的支持,可悲的是,却没有任何人能够说 出一点像样的道理来。如此缺乏理性的精神状态,"央视"、媒体、"权力"为什么竟然还要加以强力地支持呢?它们究竟在坚持什么?是理性和真理吗?"偏激"究竟是指的什么?我告诉大家,是指的:对理性、对真理的公然或茫然的无视,甚至蔑视!

我"偏 激",但我却要求辩论,我却要求运用理性和理性的辩论来加以澄清,到底最终是谁"偏激",到底是谁根本就不讲理性、不讲真理?难道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一心 坚持要讲理性、讲真理的"偏激"者么?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偏激",而是非常正常的理性,是人类必须具有的正常的理性。相反,那些根本就不讲理性而一味只 讲传统习惯势力(情感势力、权力势力)的尊孔派们,那些一味坚持"孔儒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永远就是好"的人们,在有些网友们看来,反倒是不"偏激" 了。这究竟是何道理?

我突然悟到了。法西斯党徒的宣传部长戈贝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谎话说了一千遍,就会自然而然变成真理。"原来如此,历代的中国极权统治者原来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也显然看到了,对他们最有价值的"庸人被尊了两千年,就已经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圣人,而且是中国人永永远远不可移易的圣人。"中国人啦,我亲爱的同胞,请您擦亮自己灵魂的眼睛,清醒地看一看吧,孔丘及其儒家,绝对是一群只对中国的极权专制统治者具有无上价值,而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文化却毫无任何价值的庸人,他们绝对是一群无知、无能、无耻的庸人、伪君子、骗子。他们让我们中华民族永远地丧失了人人平等的终极价值真理追求的可能性,他们让我们永远地丧失了创造一切文明的最重要的文明工具――思维、言论、发现、发明和创造的逻辑工具(包括老子的"道"和墨子的"辩"和"表")的可能性,所 以,他们只能给中华民族带来永远的绝望,而事实上,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也雄辩地证明,他们确实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长期历史中的愚昧、贫穷、落后、虚弱,总之, 永无穷尽的"不文明",永无穷尽的羞辱和苦难,说到底,是永无穷尽的中国老百姓对文明的"绝望"(我请亲爱的同胞再回过头去仔仔细细地认真地读一读中国的 "四大名著",那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家宣泄"绝望"情感的名著)。今天,我们的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彻底铲除一切造成中华民族文明"绝望"的历史的"根",首先即是铲除孔丘及其儒家为我们中华民族所遗留下来的一切极有害的堵塞人人平等真理、堵塞逻辑思维工具的创造性真理的伪文化传统!

正 是因此,我要坚决向所有由法西斯的谎言变成的假"真理",向所有由中国历代极权专制统治者把庸人变成的伪"圣人",以及所有拥护这些伪"圣人"的愚人们宣 战,我的宣战的惟一的"武器",就是"讲理",虽然也可能惟一的只是网上的"讲理",尽管我的岁数未免大了一点,但我还是具有充分的耐心和信心,因为我深 信我广大中华年轻的网友,更深信真理和理性的最终的力量。依然是那两句诗:"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今后、未来的中华,绝对会越来越成为充满理性和智慧(当然也包括真诚爱心)的中华。

2008,7,13.


凌方:北京奥运

还有不到十日,北京奥运就要开幕。随著东道主中国的运动员周日进驻奥运村,2008北京奥运的帷幕。百年不遇的北京奥运可以说是正式启动。实际上,早在今年春节过后,中国政府已全力投入零八奥运的最后准备工作,特别是奥运的保安工作。

从最近几个月的中国社会环境来看,虽然没有发生重大的事故,
但发生在全国不同城市的人为破坏,如公共汽车着火和爆炸等,却连绵不断,并造成人命伤亡。上海的公共汽车在光天化日之下着火焚烧,云南省会昆明闹市发生的两宗公共汽车爆炸。上周末,西安至北京的航班上又发现可疑粉末,全机乘客抵京后被滞留一个多小时后才获准离去。接者,即将完工的济南市奥体中心星期一又发生大火.场馆几乎全被焚毁。直到截稿前,本港传媒又报导了云南昆明最新一宗巴士爆炸,爆炸现场人民路,仅距离上一宗爆炸案的现场二百米。

中国公安部门对以上事故再三强调并非恐怖袭击,但日前,
一个以美国为基地、自称是东突的网站播放了一系列以北京奥运场所为目标的模拟爆炸画面。其发言人表示,要使用前所未用过的方法破坏北京奥运及其他协办城市的设施,令人感到,东突恐怖组织的威胁并非子虚乌有。虽然,这个组织的人数和实力尚有待查证,但却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东突与拉登集团一向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然,中国的公安部门也绝非吃素的,
它拥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公安警察和武装警察,是一枝强大的准军事力量。除此之外,全国辅以城镇居民组成的群众专政组织-街道委员会或称居民互助委员会,更是一支鲜为国外人知的基层治保力量。
街道委员会由退休老街坊组成,
他们在自己居住的街道里生活数十年,有的人甚至是几代人都住在同一社区,对社区内的各家各户的底细,比电脑档案还要清楚。这些退了休的老人家和家庭妇女随口能道出任何一户的细节,包括家庭人口,男女老幼的姓名,职业,政治面目,有否犯有历史问题,有否触犯过法律和曾经被公安部门关押过,巨细无遗,如数家珍。别小看这些有点老人痴呆的老人们,他们的脑子比一部电脑的储存体还要多,还要牢靠。他们由街道公安派出所的警察指挥,街区中出现一个陌生人的脸孔,半小时内派出所就会知道。

这个由街道老人组成的人肉监控网络比用现代科技的街区数码电视监
控镜头还要有效得多。这部庞大的全天候的人肉监控机,还具有没有死角,廿四小时运作的优点,就算英国伦敦街头的监控镜头都比不上他们。如若不信,你可以亲身到北京去试试。

富有中国特色的人肉监控网,建基於公元前数百年前的先秦,
以秦国丞相商鞅的连坐理论为基础,非中共的专利。但几乎中国每一个朝代的统治者,都世代相传这个由先秦开启的传统,甚至连发明者本人最后也逃不过被捕的命运。经历代统治者辗转沿用至今的连环坐保,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当今的国粹,并得以继续发扬光大。 
奥运保安的硬件绰绰有余,
在主场馆鸟巢和水立方附近布以防空导弹,虽然有些夸张,但尚可理解,因为中国并非首创者。问题是:任何硬件都需要由人去执行。执行者的水平和心理素质决定了硬件能否最终正常发挥。不幸的是,从前几天前北京发售最后一批奥运门票时,发生的混乱及在场公安人员的粗暴反应,与到场采访的香港记者发生严重推撞,其粗暴程度,几十年如一日,毫无长进,令观者瞠目结舌。

近日北京天气炎热,超过三万人在售票中心露天轮候,
而售票中心领导并没有因应情况变化,硬要购票人群苦候几天才开售,没有当机立断,改为先到先得,随到随发筹号,尽快把人群疏散。让拿了筹号的人先行离去,而非马上要挤在一起买票。避免大批群众长时间挤迫在一个狭窄的环境,愈久则愈难控制。有关当局低估了形势,以为多派几个警察就可以控制场面。最不明智的是,现场出现推撞的混乱场面时,公安下意识对在场采访的一批香港记者进行粗暴的干预和驱赶。_见记者三番四次被警察用力推撞,跌倒在地,镜头折断。这样的反应和心理,如不立即改善,恐怕还要出大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

虚舟: “以日为师”之二——学习其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初稿)

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是日 本改革开放,迅速崛起的决定性因素,值得至今仍然在追求崛起的我们中国人学习。由于日本在学习西方时急于求成,单兵独进,只把富国强兵当成唯一的目标,对 西方思想文化中的核心观念自由、民主、人权、法制、进步熟视无睹,无动于衷,“以敌为师”的结果竟成“以师为敌”;富国强兵也不是追求日本国民个人的幸 福,社会文明的繁荣进步,因而重和平贸易,求互利互惠,促和谐发展,而是得意忘形,以邻为壑,明火执仗,鲸吞蚕食,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不断挑起战争,给 周边国家、也不可避免地给日本自己造成极大的灾难和伤害。当然这只能是我们应该记取的教训,而不是学习的对象。

这种坚定不移的献身精 神体现在学习上,中国人并不陌生。妇孺皆知的范例就是唐代玄奘法师去印度学习佛法经典。十九年间,他一个人冲险犯难,舍生忘死,没有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 无法完成这个震烁古今的伟业壮举。同时代的鉴真和尚,六次东渡,双目失明,终于到达日本弘扬佛法,也是这种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的典范。中国儒家先师们倡导 的“朝闻道,夕死可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志士仁人的舍身求法,面壁立雪,也都是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的写照。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几千 年风雨的冲刷而毅然屹立不倒的国家,端赖于前贤后圣们以这种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带领华夏儿女前赴后继,勇往直前。遗憾的是,当传统的中国走到尽头,物极则 必反,穷极则思变的时候,中国的此圣彼贤,哲人义士虽多,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却失传了,无法卓有成效地带领炎黄子孙在学习先进西方的过程中脱胎换骨,洗心 革面,兴利除弊,推陈出新。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中国仍然在如何发展的试验中挣扎。

相比之下,历来“以汉为师”的日本,在这次东方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却把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发挥到极致,取得优异成绩,远远超过昔师今友的中国。

1840年英国人用炮舰敲开中国长期封闭的国门之后,惊醒的中国久久找不到出路。由人送来的新思想结出的第一个果实,也许是1843年洪秀全组织的新宗教拜上帝会。这个因在旧传统中考不取功名而恼羞成怒,铤而走险的秀才,除了在码头酒肆听到过上帝的传闻外,对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并不了解。所以,拜上帝会在1851年开放的花朵太平天国,就不是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奇卉异葩,而是东方死水微澜的蚌病生珠——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中国传统社会居然回光返照,同光中兴。日本则迥然不同。太平天国造反的第三年,1853年,美国舰长佩里才登陆日本,敲开了日本也是长期封闭的国门。过了七年,1860年, 正是中国的农民领袖洪秀全跟大清皇室爱新觉罗家族争夺权力,激战正酣的时候,还在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即“以敌为师”,派遣军舰访美,拜师学艺。这艘从荷兰买 进的船很小,“只有一百马力”,“出入港口全靠蒸汽,海中必须借助风力才能航行”,而坐船的人“就像在监狱里遇到大地震一样”。但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使他 们一无所惧,“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船要沉入海中这回事。因为我对西洋的信念彻骨铭心,一点儿也没有觉得害怕”。非但不怕,而且内心充满骄傲。

这次航海却使日本非常自豪。因为日本首次看到轮船的时候是在嘉永六年(1853),开始学习航海是在安政二年(1855)。本来从安政二年在长嵜向荷兰人开始学习起,直到安政六年(1859)冬天学成,决定乘船前往外国,即自看到轮船时起,大约到第七年上,也就是说,从开始学习航海技术起到第五年上,那时即拟在万延元年(1860) 正月出发,坚决要毫不依赖他人之手而去远航。光是这种勇气和技术,我觉得就可以看作日本国的荣誉,足以夸耀于世界”。“看看现在的朝鲜人,中国人以及东方 各国人,不论在事业上讲或在勇气上讲,决没有学五年航海术就想横跨太平洋的。不仅如此,据说以前俄国彼得大帝是个聪勇绝伦的人物,我想在当时的俄国也怕不 容易找到像日本人那样大胆而又有周密的学术思想的国民吧”!不止此也。幕府遣团访美甫归,第二年(1861) 年底,幕府即开始向欧洲各国派遣使节,组团赴欧学习考察。一年之间,使团走遍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普鲁士的柏林,俄罗斯的彼得堡, 葡萄牙的里斯本。接下来,日本访问欧美的团体和学者可以说不绝于途。日本人这种干劲,跟他们先人当年频繁派出遣隋使、遣唐使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俗话说,“师傅领进 门,修行在个人”。以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学到的西方先进思想文化,要在国内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还必须用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精耕细作。日本被打开国门 之初,“开国”与“锁国”之争,“勤王派”与“佐幕派”之争,势如水火,不共戴天。即使公开的较量以维新派胜利而结束之后,暗中的较量仍然持续很长时间, 不少维新派人物被暗杀,明治维新的主帅大保久利通在上班的路上遇刺身亡,不过是个典型案例。而引进致力于引进西洋文明的文化人也不能幸免,成为暗杀的目 标。“他们不住地抨击念外国书的人是无法无天,抨击这些人是尽说谎话欺骗社会的卖国贼。从此,浪人的矛头就指向洋学者这方面来了”。情况的严重可从福泽喻 吉的应对中看出来:“有几间校舍,那就是我明治初年时的住宅。当初招工盖这所宅子时,我叫木匠把屋里的地板稍微架高一些,并在壁橱下面开了一个洞,上面搭 好一块盖板,这是我的秘计。如果前面所谈的那些对头闯进我家时,若能及时逃避就好了,万一不能逃脱,我想就可以打开这块盖板钻到地板底下,从那里再逃出去 “。然而,在这样生活艰难之中,奋战于文化思想战线的福泽喻吉,像奋战在征坛上的维新战将们以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把维新变法进行到底一样,也以坚定不移的 献身精神把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传播开去:他创办的“庆应义塾”一直没有停课,他编撰的著作仍然一部接着一部推出,因为“在社会上甚投人意,有如使口渴者饮 水,久旱而逢甘露一样,销售量实在大得惊人”。在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滋养下,大和民族由愚昧而开化,由野蛮而文明,由古代而近代。日本新的精神文明就是这 样在福泽喻吉一类人物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熏陶下建立起来的。

精神文明建设如此,物质文明建设亦然。日本1868年“明 治维新”搞改革开放,“兴产殖业”,“富国强兵”,比中国的“洋务运动”“自强求富”,开矿办厂的时间还要晚,然而,经过短短的二十七年,后来居上的日本 便在黄海大战中一举摧毁大清国精心打造的王牌军队北洋水师。日本迅速发展的因素很多,无疑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应是决定因素。据说,为了建设日本海军,天皇 拿出宫廷十分之一的财宝;天皇做表率,官员齐效仿,捐款助军,蔚然成风。由于海军建设开销实在太大,国力难支,天皇厉行节约,一天只吃一餐饭;消息传开, 三军将士无不感动发愤。就这样,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有力推动日本社会成功转型,日本工业化迅速实现。见到轮船才七年,就敢驾驭一条小船横跨太平洋,直航美 国的日本,改革开放二十七年后即能打败亚洲第一大国大清国,三十七年后即能打败西方大国俄罗斯,十年上一个台阶,创造出世界奇迹,并不奇怪,坚定不移的献 身精神确实是日本崛起的法宝。

2008年7月30日星期三

《动向》7月号编辑手记:中国会出事,而且会出大事

张伟国


《动向》杂志2008年7月号封面


中国进入了“多事之秋”的加速器轨道,天灾人祸连绵不绝,一个比一个离奇怪诞,根本就无法预测,而且频率越来越快,形式越来越极端,性质越来越严重,连自 以为打造了铜墙铁壁、天罗地网的中共,也只剩下疲于奔命的份了;尽管中南海接二连三的开会忙于寻找对策、尽管北京城已经开始实行的特别管制远远超过了全城 戒严、尽管中共启用包括最先进的导弹在内的武装部队为奥运保驾护航,尽管胡锦涛亲自出马操控舆论导向……本刊专栏作家胡少江引述北京体制内人士的话说, “总觉得中国会出事,而且会出大事。”

眼下最大的事情就是八月八日将要举办的北京奥运了,中共倾一国之力把宝全押上去了,民间社会和海内外的各方神圣也都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奥运俨然成了一场现 代民主VS 一党专制的“超限战”,本期焦点栏目刊发了鲍彤先生的杂文《 奥运和中国的真相》,从“面子”和“里子”两个角度帮助读者透过扑朔迷离的景象,触摸当今中国社会的本质。本期【特辑:官逼民反】则揭示了中共异化——走 向反面——“中国要出大事”的根本机制,胡锦涛上台伊始是说要“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结果恰恰是天怒人怨、官逼民反。

五十八年的慢慢长夜,哪里才是中共走向反面的尽头?是放下屠刀回头是岸?还是继续绑架13亿人民誓与世界文明进步为敌?……《奥运前夕抗争烽火燃遍神 州》,当人民挣脱中共的奴役联合起来扞卫自己权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弱势群体”无数微小的声音正在聚集成为排山倒海的怒吼,这场地火的喷发,将引 发一场翻天覆地的大海啸。得新闻自由之赐本刊再次向我们的读者、向国人发出预警,如何面对中国要出之“大事”,你准备好了吗?

本期新设【博文精粹】,介绍了北京着名艺术家艾未未(http://blog.sina.com.cn/aiweiwei)的一段博文:“任何一个体制都 可能犯错误,当一个体制只犯错误,所有的反应都存在偏差时,是不是应该意识到自身与事实的关系,信息的准确性,语言的合理性,有效性发生了 问题。这些问题不得到解决,无论是处理内部问题还是国际问题,都会处在永久的错位。缺少说的出口的价值观,无法应对现实变化,应对不同价值体系的碰撞,曲 解新的可能性中所体现的价值诉求。”


附录:《动向》7月号栏目目录

【长短论】
奥运破题: 官逼民反的转折点?

【京华传真】
习近平李克强获任接班人内幕……争鸣记者罗冰
奥运前夕抗争烽火燃遍神州
——中共连下五道命令保政局稳定……争鸣记者罗冰
中央点名批评沪粤津头头浮夸……闻捷
官员考察灾区吃喝玩乐激民愤……田穗

【小消息】
中纪委举报线路爆棚
汪洋批黄华华要“三少”
吴仪婉拒七所大学教席
袁伟民被举报贪污
沪政法委书记家被窃
周小川去年交际费九千万
广东落后港澳十五年
天津市委出现大字报
高干子女八成五经商
电视报刊“集团型贪污”
大学炒股成风
民间贷款利息400%
不用给钱的信用卡
精神病患者二千万
陕西省公安厅失抢32支

【神州内望】
胡锦涛掩盖汶川黑幕(大陆) 傅清
胡锦涛与网络民意……(大陆)柳同

【焦点:奥运】
奥运和中国的真相
——面子问题和里子问题……(大陆)鲍彤、
京奥:“现代西施”的“超限战”…… (大陆)江河水
戏答复旦大学新闻系「奥组委」问 ……(美国)陈翰圣

【英伦飞鸿】
北京的感觉很不好!……(英国)胡少江

【权坛迷津】
盘根错节腐败透顶的王益案……观耘闲人
大陆警治乱象日趋严重……禾嘉雨

【警世醒言】
从瓮安事件看地方政府“黑社会化”……(大陆)柳燕菁
瓮安抗争凸显中国必须全面变革……(美国)方觉

【特辑:官逼民反】
“新三民主义”的虚伪与破产
——如何解释当前中国社会的乱象……无常
“北京刀客”独闯上海警局 ……黄梅天
“官逼民反 不得不反”: 温家宝预言应验……(美国)张轶东

【合纵连横】
八国峰会与亚洲格局之变
——兼谈“中国门罗主义”……南匈奴

【众议院】
中美资源争夺,鹿死谁手?……(美国)朱学渊
“周老虎”为患三千年……(大陆)朱家台
红色歌曲:中共的精神鸦片……(大陆)曾伯炎


【香港焦点】
七一大游行和曾荫权管治……张滔
马时亨风雨挥别留告诫……黄伟国

【台湾话题】
两岸直航的正反面效应……金波(台湾)

【北美轶事】
藏人地震捐款被逼政治表态
——且看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如何讲政治…… (加拿大)盛雪
在美国寻找共产党……(美国)程凯

【特稿】
会见布什总统侧记——
白宫:理想与现实之间……(美国)王天成

【神州万象】
自由是环境最好的保障
——谈谈自由主义与环境保护……(大陆)刘军宁

【维权前沿】
回国权:中国公民的另一场维权战……(美国)王军涛

【人物访谈】
王元化访谈录:反对“知识分子改造”…… (大陆)朱健国
扞卫中华文化 促进中国民主
——余英时教授的使命感……(美国)杨力宇

【经世济民】
中国将被动地接受休克疗法
——经略对话与汇率崩溃……(大陆)綦彦臣

【东海谲波】
中日关系机锋处处……林保华

【风流人物】
突破重围,冲进一个新世界……(大陆)胡绩伟

【编辑者言】

【彩页】
封二:瓮安民变:官逼民反!

6月28号,贵州省瓮安县数万民众因质疑当局对一名女学生非正常死亡处理不公,愤而包围政府办公楼,并放火焚烧了汽车、县委大楼和公安局大楼。此一事变虽被当局调派的数千武警和防暴警察平息,但它却标志着中共末世王朝“官民关系”的大逆转。


封底:香港民间七一大游行

今年7月1日,大约有四万多香港市民参加了由"民间人权阵线"举办的“七一”民主大游行,今年是奥运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中国,该游行希望中国兑现申奥承 诺,早日改善人权。从2003年起,该团体开始举办“七一”大游行,至今已是第六年。争取民主是历次游行的主题,现在又增加了民生诉求。(本刊记者摄)


(《动向》网址http://www.chengmingmag.com/)

张轶东:疲于奔命 自作自受 惊弓之鸟办奥运

在人类所患的所有疾病中,精神病是极为可怕的一种。精神病患者对于家庭和社会的危害都是很大的。他至少随时可能闹出一个“水牛冲瓷器店”之类的事件来。伤人甚至杀人也完全可能。他们的治愈率很低。

谁都知道人是会患精神病的,但不见得人人都知道政党也是会患精神病的。现今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它起码从1999年镇压法轮功时就开始患精神病,而到奥运逼近时,中共的精神病就更越益明显,越益严重了。

家人对于精神病人不外是两种态度:其一是不惜倾家荡产地为其治疗,哪怕治愈的希望渺茫。另一是任其病情发展,让他早日死了大家免受痛苦。

当前13亿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精神病患者的“家人”。当奥运前和奥运期间中共这个精神病患者病情越来越严重时,13亿人民是继续倾家荡产为其治疗呢?还是干脆让它来一次大发作死了干净呢?

应该说:中共精神病的病根是先天和后天都具备的,先天是马列毛学说的暴力性,后天则是它在中国60年的暴政(其实它早已把中国折腾得倾家荡产了)。因此,它的精神病是自作自受的。

我记得有一篇小说记述一个农民起义的故事:一个知府出告示说谁能送来起义领袖的首级,赏银百两。过了两天,在府衙门内外贴满了告示说,谁能送来这个知府的 首级,赏银二钱。原来衙役中不少人就是起义者。于是这个知府被活活地吓死了,当然没有人惜于去砍他的首级。

奥运前中共是一支惊弓之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进京车辆要过几百道卡子(比法国大革命前车辆进巴黎还麻烦)。一根电线杆要三个兵带武器防守。精神病已严 重到这个程度的中共,13亿人民还能倾家荡产为它治病吗?还能让中共这匹疯牛继续闯中国这个瓷器店吗?为了中国的历史前途,为了这13亿人民的幸福,办法 只有一个。让中共的精神病继续发作,早日死去。这叫作“长痛不如短痛”。

现在很多人已经预感到,从奥运(或许还包括残奥运)结束到2009年底的这一段时间里,将是中国社会政治矛盾总爆发的时期。具体的爆发时间和导火线何在当 然无法准确预料,但民主一方必须为此作好准备。如何准备呢?应该是这麽一个方针;从现在起到奥运结束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凝聚民主一方的力量。同时最大限度地 疲惫和消耗中共的镇压力量。

如何最大限度地疲惫和消耗中共的镇压力量呢?“三国演义”第72回描述刘备和曹操争夺汉中时,诸葛亮折腾曹军军力的方法可以借鉴:

“曹操屯兵汉川东,蜀军于西。孔明见曹营灯火方息,军士歇定,遂放号炮。。。。令鼓角齐鸣。曹兵惊慌,只疑劫寨。及至出营,不见一军;方才回营欲歇,号炮又响,鼓角又鸣,呐喊震地,山谷应声。曹兵彻夜不安,一连三夜,如此惊疑,操心怯,拔营退三十里。”

奥运期间中共的镇压力量分为“点”(北京)和“面”(全国)两方面,民主一方应把重点放在“面”上。因为在北京中共为为防止外国媒体,运动员和游客都已经 够受了。任何一点小小的争吵都会使中共如临大敌,神经高度紧张。民主一方何必再在北京耗费精力呢?应该尽力劝上访人群回家休息,准备将来决战时共同行动。 如在北京发生中共当局与任何外国人之间的争吵也不要去评论或帮腔,以免中共将屎盆子扣到你的头上。反正这种争吵是在客观上加重中共的精神病,是它自作自 受。

全国各地(省,地区,县)的反抗人群这段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休养生息,以备那“养兵千日,用在一日”的一刻到来。但是各地人民的怨怒不是完全都能控制得住 的。控制不住时怎麽办?那就可以搞一点“三国演义”上说的小动作,折腾折腾地方上中共的镇压力量。应注意:只是嚷嚷,让中共在当地的镇压力量吓得来回奔 走,但不要采取过激行动,即不要疲惫自己,只疲惫对方。要知道,疲惫中共在地方上的镇压力量是有战略意义的。因为这是一种演习,目的在于将来一旦民主与专 政的决战爆发时,各地的反抗人民群众可以起来牵制住本地的镇压力量,使之不可能被调去镇压导火线地区的反抗(设若瓮安暴动时临县也都在鼓噪,中共就不能及 时将临县军警调去,暴动就将持续和扩大)。

经过中共在点和面上两个月的消耗,这个镇压力量(军警)就会感到极度疲惫(实际上从2007年召开17大起他们已疲惫一年多了),哪怕物质待遇有所提高, 他们在精神上则是趋向瓦解了(有不少军警已经口出怨言了)。一旦民主与专政之间的决战爆发,他们之中哪怕只有百分之几的人倒向人民也是关系重大的。另一方 面,民主一方还得抓紧时间,保存,整合和凝聚自己的力量。让我们养精蓄锐,迎接民(主)专(制)决战的到来吧!


2008年7月21日于美国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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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6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徐水良:未来中国一些重要的社会原则

2008-7-29

一、人本人道原则:

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尊重人,关心人,一切为了人。
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二、人权和自由原则:

人人享有完全的人权。在不涉及他人的私人领域,
享有完全的个人自由。政府和社会不得侵犯和干涉这种人权和自由。

三、平等原则:

所有人,包括个人、人的组织、人的群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
民族、种族、所属地域、年龄、性别、等等,以及人的精神、包括思想、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等,一律平等。国家和社会不得强行规定任何特定的人,包括人的上述各方面,如特定的个人、特定的组织包括政党、特定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特定的宗教信仰等等的特殊地位,尤其是领导权、指导权、甚至统一全社会的统一权等重要的特权地位;也不得对任何特定的人,包括上述各方面,如个人、组织、群体、思想和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等,实行歧视和压迫。

任何个人、组织、意识形态的领导或指导地位,
都必须在自由竞争中,由人民自然选择决定,都是暂时的,变化的,不是法定的、固定不变的。

四、实际需要原则:

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两条腿走路和左右手脚并用的原则。
社会的各种具体制度和措施,都必须和社会的需要相符合。坚决反对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从各自的教条出发,把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革命和改良、激进和缓进、左派和右派、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法治和德治等等荒唐地绝对对立起来,非要保留一边,砍掉另一边的愚蠢做法。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的需要,或者灵活采取符合实际需要的那一种;或者根据需要,混合使用,交替使用;或者根据需要,有机结合,互为补充,互为依存。如此等等。

根据这些原则,未来社会既反对马列主义的全盘公有化、
全盘计划经济化,全盘非商品化,又反对自由主义的全盘私有化,全盘商品化,全盘市场经济化;既反对马列主义无限推崇集体主义、无限推崇革命、无限推崇过激行为,无限推崇左派,否定相反方面的做法,以及无限推崇道德、否定法治,假借推崇人民大众,打击和反对社会精英的做法;又反对自由主义者无限推崇个人主义、无限推崇改良、无限推崇温和缓进、无限推崇自由主义假右派,否定与此相反的方面,以及无限推崇法治、否定道德,坚持精英主义、反对人民大众的做法。

五、“公共领域公有化、私人领域私有化”等匹配和适应原则:

在公共领域,尤其是国家和政府领域,
必须以同公共领域相匹配和适应的公有化、民主化即公共权力的公有化,非市场化、非商品化为主,以保证公共领域的社会公正。坚决反对自由主义者在公共领域强制推行全盘私有化、权贵化(非民主化)、商品化和市场化。

在私人领域,以同私人领域相匹配和适应的私有化,
私人权力的私人所有,商品化和市场化为主,以保证私人领域的工作效率,或保证私人领域及每个人个人的自由和人权。反对在私人领域强制推行公有化、民主化。但私人领域与公众相关的部分,包括私人领域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等等,必须严格接受公众、国家和政府的监督、协调和管理。

但在公共领域中自上而下的执行领域,某种程度上仿照私人领域,
以保证执行效率。但公共执行领域,必须受民众、国家、政府和民主机构的严格监督。

当然,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也是互相渗透互相依赖的,
不是绝对对立、绝对分割的。人们无法把它们截然切割开来,必须一切从实际情况、实际目的和实际需要出发,找出合适的制度和办法。

六、社会公正原则:

保证公共领域,以及私人领域与公众相关的部分的社会公正,
反对一党专制的特权政策和不平等政策。根据这个原则,社会既反对马列主义的平均主义和劫富济贫政策,更反对官僚太子党和自由主义帮凶鼓吹的无条件私有化,不顾一切私有化的大抢劫、大掠夺、杀贫济富的犯罪行为。

还有其他很多原则,不一一例举。

美国总统布什会晤五位中国人权及宗教人士

2008年7月30日


美国总统布什星期二在白宫会晤了流亡美国的五位华裔人权和宗教人士,表达了他希望利用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机会就人权以及宗教自由问题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愿望。

图:(右起)傅希秋、吴弘达、布什总统、热比亚、(翻译)、龚小夏、魏京生、(助手)

北京奥运会前夕,美国总统布什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了魏京生、吴弘达、龚小夏、热比亚和傅希秋等五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权和宗教人士。白宫发言人在会晤后表示,布什总统向他们保证,他会把不能剥夺任何人的人权和宗教自由权利的信息带到北京。

*向中国领导人传达人权及宗教自由信息*

这五位人士对布什总统坚决致力于人权和宗教自由表示欢迎,并且敦促他不仅向中国领导人,同时也向全中国人民继续传递上述信息。

布什总统定于8月8号出席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在这之前,他曾经表示,奥运会是一个体育事件,而不是政治事件。

设 在美国的劳改基金会的负责人吴弘达曾经在中国的劳改营里服刑长达20年。他介绍了自己在会晤中向布什总统表达的几点希望:“我提出美国在2005年12月 份通过的谴责中共劳改的决议案。我说:布什先生,你能不能公开地表示对中共劳改的谴责?他说:可以,我愿意,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提出希望他关注中共里 有大量的间谍在美国活动。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中共的间谍到处都是,我也很注意这件事情。我说:我希望你能高度注意这件事情。”

吴弘达还希望布什总统能参观10月份在华盛顿展出的劳改博物馆,布什总统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吴弘达表示,中国劳改营关押过上千万人,它和前苏联的古拉格以及德国法西斯集中营一样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热比亚在被关押6年后于2005年来到美国。她呼吁布什总统利用出席北京奥运会的机会,呼吁中共释放以奥运和反恐为名抓捕的一万多名维吾尔族人。

她说:“首先,我希望布什总统去北京的时候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利用奥运会和反恐为名抓捕的一万多名维吾尔族人;其次,我希望布什呼吁中共释放我被关押的两个儿子。另外,我也谈到一些人权问题。”

在美国的学者龚小夏则希望布什总统更多地促进中国人对美国实质性的了解。

她 说:“总统说他要去奥运会,希望谈谈情况,要我们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说:既然总统已经作出这个决定,我认为,总统去中国,应该更多地强调加强中美双方的交 流。中国对美国有非常多的误解,中国人对美国的政治制度,美国的社会状况有很多误解,尤其年轻一代人对美国不了解的特别多,而且有很多反美的情绪。我希望 能加强一些交流。”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希望布什总统利用各种机会发出明确的信息,关注被迫害的政治犯,宗教信徒和少数民族的人权,关注中国人的民主和自由。

基 督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主席傅希秋牧师向布什总统介绍了奥运会之前中国宗教自由状况日益恶化的情况,同时希望他关注家庭教会领袖张荣亮的案子。布什总 统承诺会告诉胡锦涛主席不要害怕基督徒,因为他们是爱好和平,有关怀心的一群人。布什总统是应几位美国国会议员的要求会见魏京生等人的。

*赖斯:北京应展现开放和宽容态度*

就 在同一天,布什总统还会晤了到访的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据悉,布什总统告诉杨洁篪,奥运会是中国表现出怜悯心的一个机会。中国官方媒体则报导说,杨洁篪外 长告诉布什总统,关于人权和宗教问题,中方愿意在平等、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同美方继续交流看法,增进相互了解。

另外,美国国务卿赖斯这个周末表示,虽然中国在奥运会之前要应付安全方面的威胁,但是,这不能作为遏制政治歧见的挡箭牌。赖斯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8月24号的奥运会闭幕式。她说,中国不应该只展现奥运会的丰采,还应该表现出开放和宽容的态度。

关键词:布什总统,异议人士,政治犯,奥运,奥运开幕式,人权,宗教

附录:

美国总统布什今天在白宫会见争取自由的中国活跃人士

2008年7月29日 上午十一点半,布什总统在他白宫住处的会客厅,正式会见了魏京生、吴宏达、热比亚﹒卡德尔、傅希秋和龚小夏,以及魏京生的助手黄慈萍女士和卡德尔女士的助 手阿莱姆。会见是应国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克里斯﹒史密斯和詹姆斯﹒麦克高文的要求安排的。据白宫消息,在会见前,布什总统还顺便在中国外长杨洁篪和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会谈时作了短暂的逗留,并谈到了中美两国的关系。

布什先生一进入会客厅,就热情地和大家握手,并和魏先生说:我们见过面。在大家落座的时候,布什先生关切地询问了热比亚女士亲属的情况。热比亚女士谈到了他在国内被迫害的子女的情况。随后吴宏达先生谈到了劳改基金会的工作。

魏京生先生对布什总统说:我认为总统先生出席北京奥运会是个错误。无论 你们怎样解释这件事,中国政府都会把它解释成是对共产党专制政权的支持。这会给中国人民造成很大的误解,破坏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如果总统先生已经 决定要去,我建议总统先生利用各种机会发出明确的信息,关注被迫害的政治犯,宗教信徒和少数民族等等的人权,关注中国人民的民主和自由。

总统先生回答说:我知道您反对我去北京。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两难的问 题;切断联系不一定是好事;不谈人权也不是好事。所以我决定去谈人权,而且要当面和胡锦涛先生谈这个问题。吴宏达先生和黄慈萍女士等分别交给布什先生一些 受迫害人员的名单。布什先生看见魏先生给总部在法国的国际人权协会的报告所写的序言及有关中国的部分说这个很有意思,我会看看。黄慈萍还向布什总统指出, 中国政府就西藏问题的谈判欺骗了国际社会,并将中共的统战部负责人回答新华社记者时说中共绝不会和“西藏的非法组织商谈”的相关文件交给了布什总统。

接下来傅希秋先生谈到了国内地下教会受迫害的情况。布什先生说我过去就想拜访地下教会,可是中国的接待人员说他们找不到地下的教会,只能找到地上的。引起大家一片笑声。龚小夏女士谈到了她从事的国际人权活动。吴宏达先生再一次强调了劳改队中迫害人权的情况。

会见接近结束时。魏先生再次建议:布什总统去北京谈到人权民主的时候, 不能只对胡锦涛谈,而应该对尽可能多的媒体谈。要让广大的中国人民都知道,以免造成他们的误解。总统先生说他非常感谢魏先生的建议,并说他已经有一系列的 计划,会利用各种人民聚集和媒体聚集的机会,谈政治犯问题、宗教问题等等。他请魏先生和大家放心。

会见结束后布什先生和大家一起来到白宫的正门外摄影留念。他两次十分用力的和魏先生握手,并拉住魏先生合影。分手时还热情的和热比亚女士、吴宏达先生拥抱。

以下是白宫发布的新闻稿的网页连接: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8/07/20080729-4.html

照片: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8/07/images/20080729-4_d-0396-2-515h.html 或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08/newsletters2008-7/PresidentBushGmeetsChinese080729inWhiteHouse.jpg

(魏京生基金会首发。请注明出处: www.WeiJingSheng.org)

妙觉慈智法师:关于WILLIAM SCHUE的“沉默的维吾尔族”有感

读了william schuezai“沉默的维吾尔族”一文,首先感恩这位菩萨的慈悲,能为他们发出声音。维族的尴尬的遭遇让人扼腕叹息,这是谁之罪?任何国家的统治者有权利和义务让人民心灵觉悟和独立,自由的表达和发出声音,这是生命的天生的使命,终极的价值,政府有责任有义务让自己的人民生活在免于恐惧免于压迫免于欺骗免于污染免于心灵被摧残的自由环境中。

“发生在昆明的"7·21"公交车爆炸案已经过去一周了。尽管案件还是没有侦破,但很多人都已经把怀疑的矛头对准了维吾尔族的"东突分子"这给原本已经受到严格管理的维吾尔族人戴上了一道"紧箍咒"

无论真相如何,这样的怀疑都是有着现实理由的。多年以来,来自中国官方的信息已经把维吾尔族"东突分子"塑造成威胁中国本土安全的头号恐怖主义敌人了,连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都把"东突"列为恐怖组织了。但是,"东突"并不能代表整个维吾尔族,"东突"制造的恐怖主义并不是整个维吾尔族制造的恐怖主义。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东突"的恐怖主义活动和中国官方的渲染已经将整个维吾尔族彻底妖魔化了。几乎每一位普通的维吾尔人都会在乘坐交通工具、入住宾馆旅店等情况下受到特殊"关照"

我曾对一位维吾尔族朋友说,根据民族自决原则,任何民族都应该由本族人来治理,维吾尔族也不应该归顺于其他民族。但是,他告诉我,绝大多数维吾尔族人并不愿意独立,他们还是对现状比较满意的,赞同分裂的只是维吾尔族的一小部分人。我有些吃惊,因为我已经习惯于接受中国官方对维吾尔族"分裂势力"的指责了。恐怕还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迷信着当局所制造的假象,因为几乎所有的公开信息都告诉大家:维吾尔人在闹独立,甚至通过恐怖主义活动去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很少有人想过,究竟是小部分维吾尔族人还是所有的维吾尔族人都在闹独立。

关注中国民族问题和新疆政治的人,如果厌倦了中国官方媒体中太过于苍白的正面宣传,一定对偶然冒出来的关于"东突"等恐怖活动的新闻感兴趣。但是很抱歉,这些新闻的永远是在引用中国官方机构透露的信息,永远是将责任归咎于维吾尔人。我们很难看到或听到维吾尔人独立地就这些问题发表见解。

维吾尔族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争议、但自身却失声的民族。跟同样处于中国民族问题舞台中心的藏族相比,维吾尔族似乎是一个患有聋哑症的主角。尽管外界对其批评不断,但该族并没有做出什么公开反应,好像根本不知道外界的批评一样。

在国际层面上,维吾尔族几乎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9·11"之后,"文化冲突论"横行,以美国为首、主要信奉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各类新教)的西方社会已经在排斥信奉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了。所以,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基本上无法得到欧美国家的支持。藏民信奉的藏传佛教,好歹还能吸引一些西方民众的追随。流亡海外的藏民也可以融入西方社会,可以得到西方社会的支持。但维吾尔人又能得到谁的支持呢?尽管欧洲一些国家也能够为维吾尔族的异议人士提供政治庇护,但这更多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并不说明欧洲社会也支持维吾尔族人士的各种诉求。流亡的维吾尔族人士很难融入文化不同的西方社会,西方社会也很少为维吾尔族提出呼吁。”(silliam schun)

做奴隶不用负责任,所以选择沉默,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这样的负面性。中国更是发展的登峰造极,因为五千年的家天下和党天下压得生命没有自己发出声音的机会或完全丧失话语权 ,人民“非聋即瞎”,中共政权更是前所未有的帮助人民误导人民自欺欺人自我愚弄停止思考,所以才发生几十年来不断的整人害人杀人的政治运动,大家群起激昂,一起发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北大副中的校长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当时在场的就有亡者的学生和同事。这是何等的麻木冷酷无能为力,为了自保丧失生命最宝贵的良知灵魂和道义。中共几十年来给人民制造的各种政治恐惧的阴影太深刻了,沉默的维吾尔族,沉默的汉族,沉默的五十三个民族,都是在这样的恐惧阴影里战战兢兢。回避自己的心灵和灵魂深处的声音,暂时在搞活经济的这个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也是害人没商量的游戏中,道德沦陷惟利是图欲壑难填,把自己彻底麻木沉默生不如死。真正的自由来自自性的觉醒,自性就是性德, 性德是天然的和谐,天然的慈悲和智慧,天然的尊重生命和其它民族的尊严,不会去强行殖民,殖民地人民一旦发出独立的声音,还要扣一个什么政治大帽子:分裂祖国分裂民族。恰恰是中共在分裂西藏分裂新疆,分裂祖国,出卖祖国。不是自己的一定霸王硬上弓出力不讨好阴错阳差的叫喊着这是祖国的一部分,是自己的祖国的一部分反而悄悄出卖求辱为了自己的暂时政治利益而出卖人民和国家利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治的天然权利和自由,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决自己归属的权利和自由,给他们扣政治大帽子, 不符合大汉族的包容宽大仁义慈悲厚道的精神。“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当厚德载物”,统治者当正人先正己,君临天下,导众以正,天下为公。“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在外国记者的准入条件中,西藏还需要许可证,而新疆则宽松得多。但是,我们在看到外国记者试图蜂拥进入西藏的同时,却很难看到外国记者进入新疆并发出报道。即使是那些被保守人士视为"反华媒体"先锋的BBCVOA也难以探求这些恐怖活动的真相,几乎没有引用过维吾尔族人的分析或评论,只是再次引用中国的官方信息。难道说,新疆和维吾尔族就不应该出现在西方舆论的主流舞台?崇尚"言论自"的西方国家,为什么不去多采访一下本土的维吾尔族民众?

比国际舆论漠视更可怕的是,维吾尔族内部缺乏公开表达言论的人。不管中国官方如何报道和宣传西藏问题,藏民内部还是有一些民间人士(例如唯色女士)将西藏的真实情况告诉外部世界,西藏流亡政府也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西藏内部情况并向外界传达。拉萨"3·14"事件后,就有不少藏民公开质疑中国中央政府,其他人通过各种技术手段也能获知这些质疑信息。而维吾尔族呢?无论使用多么先进的技术,我们至今还是没有发现能够传达新疆真实情况的维吾尔族人士,流亡在外的维吾尔人也很难知道发生在他们故土的各种情况。尽管热比娅女士不遗余力地在境外为维吾尔族呼吁,但她无法像藏族的唯色女士一样为外界带来任何更实际的信息。

如果说平民的沉默是源于政治上的压力,那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就不该保持沉默了。汉族有一些充满良心的知识分子公开或半公开的表达异见,藏族也有知识分子为本族奔走呼号,但是维吾尔族的知识分子们去了哪里呢?我们不可能相信新疆的高等教育这么多年都没有为维吾尔族培养出一个知识分子。唯一的解释大概是知识分子失去了良知,民族利益已经不如政治压力下的个人利益重要了。

西谚有云:"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一个法治社会,任何人都应该享有言论自由。受到刑事指控的人,更有获得辩护的权利。但在中国官方通报的多起"东突"恐怖主义案件上,我们更多的感觉到当事人是被送到了失去辩护权的政治审判台,而非依法组建并保障辩护权的法庭。犯罪嫌疑人、本族人都没能为他们做出公开的辩解。

一个善治的国家不应该存在沉默的群体的。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很多地区的民主政治正在不断发展,但是新疆却是中国政治的一块特殊领地。其主要领导人已经连任四届,可谓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神话。跟中国其他地区发展经济的追求不同,政治和社会稳定才是新疆地区的首要政治目标。跟二三十年前一样,"稳定压倒一切"依旧是这里最重要的政治原则。所有的话语权都集中在当权者手中,被统治者只是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而毫无怨言。

即使真的有一些维吾尔人从事恐怖活动,也没有人去公开反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狗急了才会跳墙,恐怖主义分子也是别无选择了。"9·11"之后,西方社会也在不断反思造成恐怖主义的原因,反思西方国家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但中国当局更多的是简单地归因于"分裂分子"极端地践行其政治理念,根本就没有从社会政策、经济政策等方面进行考虑。

当弱者的力量难以抵挡强者时,缺乏话语权才是导致恐怖主义的原因。历史上存在"东突厥斯坦"个国家也好,现在新疆存在恐怖主义也罢,这些都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在于,这些被称为"恐怖主义分子"的群体是否具有足够的话语权,是否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由是否被公众了解。如果他们不再沉默,更多的公众会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会更深入地去思考恐怖主义问题。中国中央政府如果能够以人文的态度去思考新疆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务实的态度跟新疆的"分裂势力"对话,新疆的问题才最终能够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才会缓解。

鲁迅先生曾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沉默的维吾尔族,最后可能也只有这两种选择。”

沉默的各民族,都能自性觉醒,狂心歇处即菩提, 在被欺骗压迫中发现人性的丑恶和无耻,因而看透权利和控制的真相,走出国家和政府的误区,达到个人的真正觉悟和解脱,个人的觉悟和解脱就是国家民族和政府的觉悟和解脱, 至人转心不转境,心若转时境将有鄢存?当人民觉醒不再和政府合作发疯的时候,我们痊愈了,他们也就痊愈了,还得感恩他们的疯狂使人民有机会得以觉悟和反省!彼岸同登!

妙觉慈智于成都2008/7/29
附录:
William Schue:沉默的维吾尔族

发生在昆明的"7·21"公交车爆炸案已经过去一周了。尽管案件还是没有侦破,但很多人都已经把怀疑的矛头对准了维吾尔族的"东突分子"。这给原本已经受到严格管理的维吾尔族人戴上了一道"紧箍咒"。

无论真相如何,这样的怀疑都是有着现实理由的。多年以来,来自中国官方的信息已经把维吾尔族"东突分子"塑造成威胁中国本土安全的头号恐怖主义敌 人了,连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都把"东突"列为恐怖组织了。但是,"东突"并不能代表整个维吾尔族,"东突"制造的恐怖主义并不是整个维吾尔族制造的 恐怖主义。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东突"的恐怖主义活动和中国官方的渲染已经将整个维吾尔族彻底妖魔化了。几乎每一位普通的维吾尔人都会在乘坐交通工具、 入住宾馆旅店等情况下受到特殊"关照"。

我曾对一位维吾尔族朋友说,根据民族自决原则,任何民族都应该由本族人来治理,维吾尔族也不应该归顺于其他民族。但是,他告诉我,绝大多数维吾尔 族人并不愿意独立,他们还是对现状比较满意的,赞同分裂的只是维吾尔族的一小部分人。我有些吃惊,因为我已经习惯于接受中国官方对维吾尔族"分裂势力"的 指责了。恐怕还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迷信着当局所制造的假象,因为几乎所有的公开信息都告诉大家:维吾尔人在闹独立,甚至通过恐怖主义活动去实现这个目标。 但是很少有人想过,究竟是小部分维吾尔族人还是所有的维吾尔族人都在闹独立。

关注中国民族问题和新疆政治的人,如果厌倦了中国官方媒体中太过于苍白的正面宣传,一定对偶然冒出来的关于"东突"等恐怖活动的新闻感兴趣。但是 很抱歉,这些新闻的永远是在引用中国官方机构透露的信息,永远是将责任归咎于维吾尔人。我们很难看到或听到维吾尔人独立地就这些问题发表见解。

维吾尔族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争议、但自身却失声的民族。跟同样处于中国民族问题舞台中心的藏族相比,维吾尔族似乎是一个患有聋哑症的主角。尽管外界对其批评不断,但该族并没有做出什么公开反应,好像根本不知道外界的批评一样。

在国际层面上,维吾尔族几乎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9·11"之后,"文化冲突论"横行,以美国为首、主要信奉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各类新 教)的西方社会已经在排斥信奉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了。所以,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基本上无法得到欧美国家的支持。藏民信奉的藏传佛教,好歹还能吸引一些 西方民众的追随。流亡海外的藏民也可以融入西方社会,可以得到西方社会的支持。但维吾尔人又能得到谁的支持呢?尽管欧洲一些国家也能够为维吾尔族的异议人 士提供政治庇护,但这更多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并不说明欧洲社会也支持维吾尔族人士的各种诉求。流亡的维吾尔族人士很难融入文化不同的西方社会,西方社会 也很少为维吾尔族提出呼吁。

在外国记者的准入条件中,西藏还需要许可证,而新疆则宽松得多。但是,我们在看到外国记者试图蜂拥进入西藏的同时,却很难看到外国记者进入新疆并 发出报道。即使是那些被保守人士视为"反华媒体"先锋的BBC和VOA,也难以探求这些恐怖活动的真相,几乎没有引用过维吾尔族人的分析或评论,只是再次 引用中国的官方信息。难道说,新疆和维吾尔族就不应该出现在西方舆论的主流舞台?崇尚"言论自由"的西方国家,为什么不去多采访一下本土的维吾尔族民众?

比国际舆论漠视更可怕的是,维吾尔族内部缺乏公开表达言论的人。不管中国官方如何报道和宣传西藏问题,藏民内部还是有一些民间人士(例如唯色女 士)将西藏的真实情况告诉外部世界,西藏流亡政府也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西藏内部情况并向外界传达。拉萨"3·14"事件后,就有不少藏民公开质疑中国中央 政府,其他人通过各种技术手段也能获知这些质疑信息。而维吾尔族呢?无论使用多么先进的技术,我们至今还是没有发现能够传达新疆真实情况的维吾尔族人士, 流亡在外的维吾尔人也很难知道发生在他们故土的各种情况。尽管热比娅女士不遗余力地在境外为维吾尔族呼吁,但她无法像藏族的唯色女士一样为外界带来任何更 实际的信息。

如果说平民的沉默是源于政治上的压力,那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就不该保持沉默了。汉族有一些充满良心的知识分子公开或半公开的表达异见,藏族也 有知识分子为本族奔走呼号,但是维吾尔族的知识分子们去了哪里呢?我们不可能相信新疆的高等教育这么多年都没有为维吾尔族培养出一个知识分子。唯一的解释 大概是知识分子失去了良知,民族利益已经不如政治压力下的个人利益重要了。

西谚有云:"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一个法治社会,任何人都应该享有言论自由。受到刑事指控的人,更有获得辩护的权 利。但在中国官方通报的多起"东突"恐怖主义案件上,我们更多的感觉到当事人是被送到了失去辩护权的政治审判台,而非依法组建并保障辩护权的法庭。犯罪嫌 疑人、本族人都没能为他们做出公开的辩解。

一个善治的国家不应该存在沉默的群体的。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很多地区的民主政治正在不断发展,但是新疆却是中国政治的一块特殊领地。其主要领导人已 经连任四届,可谓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神话。跟中国其他地区发展经济的追求不同,政治和社会稳定才是新疆地区的首要政治目标。跟二三十年前一样,"稳定压倒一 切"依旧是这里最重要的政治原则。所有的话语权都集中在当权者手中,被统治者只是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而毫无怨言。

即使真的有一些维吾尔人从事恐怖活动,也没有人去公开反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狗急了才会跳墙,恐怖主义分子也是别无选择了。"9·11"之后, 西方社会也在不断反思造成恐怖主义的原因,反思西方国家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但中国当局更多的是简单地归因于"分裂分子"极端地践行其政治 理念,根本就没有从社会政策、经济政策等方面进行考虑。

当弱者的力量难以抵挡强者时,缺乏话语权才是导致恐怖主义的原因。历史上存在"东突厥斯坦"这个国家也好,现在新疆存在恐怖主义也罢,这些都不是 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在于,这些被称为"恐怖主义分子"的群体是否具有足够的话语权,是否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由是否被公众了解。如果他 们不再沉默,更多的公众会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会更深入地去思考恐怖主义问题。中国中央政府如果能够以人文的态度去思考新疆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务实的态度 跟新疆的"分裂势力"对话,新疆的问题才最终能够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才会缓解。

鲁迅先生曾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沉默的维吾尔族,最后可能也只有这两种选择。

2008年7月29日星期二

艾未未:国家有数吗

(2008-07-28 ) 汶川要建地震馆了。越南战争对于美国影响深远,有切肤之痛,在战争结束近十年之后,在华盛顿的一片草地上,修建了一块刻有57000阵亡军人姓名的纪念 碑。在这儿的事,只需要上面的一句话,和一帮乌龟专家们的起哄。可以想象,它既不会准确记录这一段还未成为历史之前就已经被涂改的面目皆非的史实,更不可 能祭奠那些稀里糊涂的死者。而多半是文过饰非、歌功颂德的灾难大套餐之后的一道甜点。死伤无数,落下一个“猪坚强”,豆腐渣工程无人过问,却一味指责“范 跑跑”。

爱国主义不过是弱智者的遮羞布,维持众人不健全精神秩序的小伎俩。对于那些在历次灾难中死去的,他们的存在或是离去,仅仅是为了被忘却,像耻辱一样被忘 却,虽然那更是属于他们的幸存者们的耻辱。正义仅是有选择性的伸张,眼泪只会季节性的流淌。伪善而夸张的人们的眼泪加上募捐,丝毫不能减弱生之俱来的入骨 的麻木和愚昧,不能赦免血液中流淌的伪善和卑劣。

汶川地震,到底死伤了多少学生,是怎样死的,谁应该负有责任。面对这个问题,作为主管的教育部和建设部可以拒绝回答永远装死。

孩子们的家长是无奈的,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知道死亡为什么会降在这些孩子身上。这一切都是注定的,这个现实就是他们应该,只能遭遇的现实,在 他们的现实中,没有另外一种力,另外一个声音,另外一只手,帮助他们讨回迟来的公道,为他们伸张那微小的正义。他们只是说“那不仅仅是天灾”,可又有谁在 意,该哭的拼命哭了,该捐的使劲捐了,你还要什么?

伤痛不只是来自失去了血肉,还会来自这个世界的冷漠和无助,来自伪善的巨大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个人的情感微不足道,是无力的必然的牺牲者,是无关轻重的失去。无奈来自对于自我情感、舆论、道义和法律的忽视和戏弄。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历史和现实,两种制度和政府,道德的与不道德的。检测衡量的标准是对待人的生命的态度。没有一个民主的社会,就不会有一个为民众说话 的地方,没有保障民生权力的可能,结果就是一个欺诈腐朽的现实。民众不需要被伤害后的同情怜悯,而更需要坚强制度的自我保护,需要知情和行为,参与和拒绝 的权力。

说民主是好的,很简单,它保护弱者。在其它的任何体制下,大多数的弱者都难以获得保护。唯有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可能还穷者弱者以权力和尊严。不要替民做主,让民自主,还民以权力则是还民以尊严和责任。

在中国有谁会回答,由于豆腐渣工程,学生死了多少。四川的混账们,这也是需要隐瞒的国家机密吗,要说清楚有些事情是那么难么。

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f90ad0100ajm7.html

傅国涌:“这与你无涉”

1932年12月,上海老牌的《申报》老板史量才(见图)起用 28岁的黎烈文改革 “自由谈”副刊。在一年多时间内,鲁迅一个人就在“自由谈”发表143篇含沙射影的杂文,结集的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此外,茅 盾、巴金、老舍、郁达夫、陶行知等人也在上面发表了大量评论、杂文,“自由谈”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超过了国民党当局容忍的尺度。上海市社会 局长吴醒亚向史量才施加压力,要他撤掉黎烈文。没想到他竟回应说:“《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章依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 不撤换。”“感谢诸公惠临施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到1934年5月9日,黎烈文为了不连累史量才,主动提出辞职,主持 “自由谈”1年6个月零9天。
From 人物

《良友》是1926年在上海创办的一本综合性画报,没有政治倾向性。1933年,左翼女作家丁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之后,《良友》发表她的一篇小说《杨妈的 日记》,主编马国亮还在后面写了个编者按,称这是她失踪后由她的朋友投寄的未完成之作,因为是日记体小说,片段成文,可以从中看出这位中国女作家的文笔和 意境。此文一出,惊动了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的主任委员潘公展。良友公司的经理余汉生及赵家璧被请去谈话,潘指责良友出版左翼作家的作品,还有《苏联大观》、 《活跃的苏联》等书,《良友》画报也经常发表这些作家的文章,认为马国亮、赵家璧和共产党有关系,要良友公司炒了他们两个的鱿鱼。良友总经理伍联德听了汇 报,只是淡淡地说:良友是民营的企业,政府管不着。叫马、赵两人照常工作,不必理会他们。接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又给良友公司来函,要公司将他们解雇。公 司一面为他们向潘公展申辩,一面托人向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去说情。此事最终不了了之。马国亮晚年回忆,他们的编辑方针仍一如既往,并未因此而改变,感叹良友 公司当年不要求他们自律,绝不干预,“这是十分难得的”。

1933年是“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大公报》计划出一期纪念特刊,张季鸾、胡政之两巨头事先已安排好,请曾在哈尔滨邮局工作多年的票友记者陈纪滢秘密前 往东北采访。陈于这年9月16日上午顺利回到天津的报馆,一天多的时间就写出了36000多字,足足三个版面,题为《东北勘察记》,对沦陷后的东北方方面 面的情况做了第一手的详细报道。“九一八”特刊完全是独家新闻,轰动一时,日本大使馆接到天津领事馆的报告后大为恼火,当天就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 理由是“有碍邦交”。当南京来电话时,胡政之正好在宴请陈纪滢等人,陈向胡表示歉意。胡的回答是:“这与你无涉,报馆既刊出,即应由报馆负责。”

1936年,《大公报》开办上海版,重心开始南移,萧乾那时主持文艺副刊,发表陈白尘一个抗日题材的独幕剧《演不出的戏》,惹了麻烦,尽管他在编辑时把所 有“东洋人”中“东”字都换成了“×”,日本人还是不依不饶,向租界法院控告《大公报》犯了“反日”罪,“妨害秩序”。9月11日,一袭布衣长衫的张季鸾 出庭应诉。因为那个“×”,一周后法庭判决《大公报》胜诉。张季鸾和胡政之不仅没有责怪萧乾,还赞许他那个“×”打得好。上海沦陷后,《大公报》除了维持 张季鸾主持的汉口版,胡政之另带一支人马开办了香港版,萧乾继续编“文艺”副刊,他的版面经常因为检查官抽文章而开了天窗。有一次整个版都没通过,被审查 官打了个大红“×”,那天他正好看电影去了,去哪家影院没有人知道,胡政之派人一家家去找他,终于把他从黑洞洞的电影院里找出来,补发了稿子。此事急得他 满身是汗,可是胡只诅咒审查官的蛮不讲理,还是没有怪他一句。

……

这些片段使一部中国新闻史有了永远都活着的声音,有了生气和力量,虽然这一切正在离我们远去,但这些片段构成了新闻史的精神脉络,这些脉络要比发行量、广告收入重要得多,那才是一家报纸或杂志的精、气、神。

林保华:连性生活都不能谈 奥运开幕逼近 北京变相戒严

离北京奥运开幕只剩一个多星期了。中国政府制造恐怖气氛,借以恐吓「敌对势力」,趁机枪杀、搜捕异己,已经把北京市推向变相戒严的地步。
根据媒体报导,中国政府推行「人民战争」来反恐,因此除了组织十万反恐大军外,还有一百四十万反恐义工,更加上二十万共军来捍卫奥运,涉及四个军区与三个军种,主力战机SU-27将担任空中警戒任务,在鸟巢四周部署防空导弹。这些部署已经超过「六四」围城屠杀。北京街头出现了大批手持冲锋枪的武装警察,对来往路人进行严格盘查。有民众爆料,北京市不少科研机构已空出房间,供大批临时进驻的武警住宿。这些部署,是否还涉及防政变?
北京的对外交通也被严密控制,使北京成为「孤城」。所有外来车辆进入北京都要检查,一个乘客没有带身分证就要全车遣返。开幕当日,北京上空所有飞机停飞,也不许有任何空中漂浮物,例如气球。目前市内搭地铁,也要通过安检。为确保涉奥人员交通的便利,北京首都机场、北京火车站周边路段下星期将临时禁行。奥运村被两层铁丝网重重围住,犹如坐监。
除此,还严管媒体。北京「新京报」七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专访文章,注销一张「六四」期间市民遭戒严部队枪伤,被群众用三轮板车运往医院的相片;该报随即在市面上全面收回,并被指是有预谋的行动。七月二十五日十多名香港记者采访购买奥运门票的起哄鼓噪场面时,遭数十名公安使用暴力阻止。过去两星期,至少有四批香港记者,涉及七个新闻机构,在北京采访奥运时遭到公安无理的粗暴干涉。北京奥组委竟呼吁香港记者应遵从现场安保人员指示,配合他们的工作。
除了赶绝上访民众、禁娼禁酒禁狗肉,当局还限制基金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在奥运前出境,证监会七月二十四日更书面通知包含中外合资的各家基金业者,负责操盘的经理人不得公开评论股市动态,以免市场波动;其实,何不叫股市停市更干脆?
对市民与接待人员的礼仪教育,从开始叫他们不要讨论政治和宗教问题,到最近连薪水、性生活、健康(涉及北京的空气污染)等问题也被禁谈。
表面上北京固若金汤,然而周围,从落后的贵州、云南到先进的上海,暴力抗争此起彼落,连被格杀勿论的维吾尔人也出言恐吓。北京要在最后几天修补形象,来得及吗?
北京奥运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难道也要台湾与全球同它一样恐怖?奥运的经济效益在高成本、低收入下,「钱景」不济可以预期。中共中央已召开工作会议呼吁「居安思危」,其实何来「安」乎!


(作者林保华为资深时事评论员,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自由时报

朱健国:“京奥”新四忧

在“京奥”只有十来天时,人们又发现了“京奥”新四忧:北京市公安局长坦承“鸟巢设计有严重安全缺陷”,深圳市约二成奥运门票无人领取,千万不要和四川人一同进京,北京城因“京奥”已难有新书出版。

北京市公安局长坦承“鸟巢设计有严重安全缺陷”

2008年7月19日,央视在《新闻周刊》播出了对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的专访:《自信面对安保》,这一按旨意精心准备的访谈,本来旨在让公众放心,“京 奥”的安全绝无问题,然而却因访谈太长,言多必失——在论证“京奥”保安工作劳苦功高时,无意中透露了“鸟巢设计有安全缺陷”。

当主持人问道:“比如说如果我们遇到突发的情况,当然要有一个假想,9万人,鸟巢,多长的时间是能够保证非常平安的疏散完毕?”

马振川答道:“我们大家感觉鸟巢这个建筑,它总体上是被世人所肯定。 但是在内部去看的时候,它有一个问题,可能就是有一点儿麻烦。它上面有一个半圈的顶,在放(礼)花的时候,可能高层看台就看不全,高层看台要看不全的时 候,这些个观众,你要在他开幕式结束的时候,你还在放花,让他在这儿再看,他又看不到,那可能他就心情比较不舒服,或者有点着急。那我们要在制定这一类的 疏散方案的时候,我们就让下边能看到的人,你还是稳稳当当,你把这个放花你看完,看不太全的这些人呢,他心情也急,那他就可以先走,这就比较具体了,这就 是很细的细节。”

感谢马振川有些“实话实说”,他的这一权威发言,证实了两个问题:

其一,鸟巢在设计上没有考虑到“高层看台看不全”的问题,这就留下了高层看台上的观众因看不到节目而出现骚乱的安全隐患。

其二,国家有关部门多次断然否认“鸟巢”存在设计缺陷,实乃谎言。早有许多人在“鸟巢”动工之际,各大网络论坛上就提出“鸟巢”存在设计上的安全隐患,一 是晴天的时候,钢结构的阴影覆盖在整个足球场上,使得坐在远处的观众根本无法分辨球场上的复杂阴影和运动员。所以鸟巢目前只能在晚上和灯光照明下使用。二 是雨天漏雨——由于鸟巢是钢结构,建设难度非常大。原始设计有屋顶,但承重接近到极限,非常危险,为了安全问题,在专家的建议下把可开启的屋顶取消了。现 在有所遮掩,但是不能完全把场馆都罩起来,所以有些观众会在遭遇漏雨的苦难!由此认定“鸟巢”的设计有重大安全缺陷。

但是国家体育场公司多次断然否认“鸟巢”存在设计缺陷,直到2007年10月19日,《中华工商时报》还发表了《国家体育场公司否认“鸟巢”存在设计缺 陷》的长篇报道。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恒利反驳说:现在,我们为“鸟巢”钢结构安装了两层膜,足以保证所有观众不会被雨淋。鸟巢的钢结构已经 涂上了5层防锈漆,防锈漆还具有防腐、防潮、防火功能,可达到25年寿命。上层是ETFE膜,下层是EPFT膜,能够为观众提供防雨防晒保护。一层在顶 部,是透明膜,目的是防雨;还有一层在底部,有30%的透光率,类似于窗户纸,可以制造连续、流畅的阴影,但这种阴影反差不会很强烈,所以不会对运动员比 赛、媒体摄影,以及观众视线造成影响。

然而,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今日却借央视在《新闻周刊》,向海内外公众郑重说明,鸟巢在设计上没有考虑到“高层看台看不全”的问题。

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与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恒利的话都代表政府发言,然而他们的话如此针锋相对,自相矛盾,二者必有一个是假话。到底谁在说谎?

深圳市约二成奥运门票无人领取

公众似乎相信马振川的“鸟巢”存在设计缺陷之言,许多人因此考虑放弃去北京观奥运的计划。如深圳《晶报》2008年7月25日A30版头条报道,《本市约 二成奥运门票无人领取》:“那些曾成功买到奥运门票的幸运者曾让不少人羡慕,然而昨日记者调查发现,在全市中国银行指定的16个奥运门票销售网点,不少门 票居然没有人来领,还有少数购票者至今联系不上。”

千万不要和四川人一同进京

有人估计,“深圳市约二成奥运门票无人领取”现象并非偶然,它可能是全国公众对“京奥”最新忧虑的一种典型反映。比如,现在各地官员们的手机上竟然流行一个“千万不要与四川人同到北京”的笑话段子——

两四川人赴京旅游,在长途汽车快进京时,边看北京地图边商定具体游玩路线。甲说,“先杀(耍)到天安门,再杀(耍)到中南海……”乙说,“要得,就照你说 的路线杀(耍)过切(去)……”一旁的北方人听见,立即举报,两四川人立马被警察带到公安局。交代了N小时后,终于证明了“耍”非“杀”意,乃四川方言, 若小平在世,也必是这样说。

两四川人放出后来到天安门广场,悲愤无语。许久,甲对乙说:“你浪个还不开枪(腔)嘢?……”乙说:“你都不开枪(腔),我浪个敢开枪(腔)?”话音刚落,又被一旁的便衣扭送派出所。

一周后,两四川人走出派出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甲说,“捏哈(这下)整安逸罗,包包都整空罗,去借点子弹(钱)嘛……”乙还未接上话,几个武警冲上来将两人按了个狗啃泥……

一月后,两四川人的伸冤信到达公安部,公安部“以民为本”,向全国发文:为确保奥运会安全,08年严禁四川人进京说四川话!顺便奉劝各地公民,千万不要和四川人一同进京,以免误伤……

此段子一听就知是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但奇怪的是,连官员们在酒席上都要争相讲述或改编,民心所向已进化为官心所向?

北京城因“京奥”已难有新书出版

关于“京奥”对北京的文化教育破坏,人们多关注于“京奥”对高校开学的影响,如《北京晨报》2008年7月23日报道:北京市教委日前下发通知,要求民办 高校不得在9月1日前开学,相比往年开学时间往后推迟半个月左右。据了解,由于承担奥运会赛事,北大今年开学时间推迟十几天。——因办奥运而中断正常的高 等教育秩序,这在奥运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然而,还有北京文化人透露更深远的影响,北京地区的一百多家出版机构已因奥运“冬眠”,停止出版经营——“京奥”使北京和周边许多造纸厂关闭,北京出版单 位既难买到高价纸,更无法运回纸,且印好的书也因奥运交通管制难以运出北京。如此形势,今年全国一些地方中小学教材或有关书籍,可能出现供应紧张或断货 ——一 一些中小学生无书上课的危机有可能出现。

农夫皆知,在播种期,要春争一日,夏争一时。而优秀文化书籍的出版和学校教材的出版,就好比是精神粮食的播种期,“一年之计在于春”,误了青少年的读书日,误了人们的“追肥”、“充电”期,如此损失将是不可弥补!

可叹,如此以民为本,科学发展的大事,至今似乎没有“以民为本,科学发展”之官员关注!

为了“京奥”,不惜一切代价——这是否一种赌徒心态?!

国家如赌徒?政府如赌徒?

2008年 7月25日于深圳 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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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6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张鸣:皇帝的衬衣不好洗

时下的流行语,不怕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套过来,不怕皇帝,就怕皇帝爱写诗。皇帝不同于一般人,他要写诗,得有人给他修改润色,做这个活计,用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话来说,就是给皇上洗脏衬衣。

皇帝的脏衬衣不好洗。不是皇帝的衬衣特别脏,而是衬衣的主人是皇帝。中国人有写诗的嗜好,士大夫吟诗作赋,老百姓哼哼民歌民谣。皇帝也是人,喜欢会作几首 歪诗的皇帝,大有人在,连做亭长出身的刘邦,放过牛的朱元璋,都做诗,何况别个。算起来,最喜欢作诗的皇帝有两个,一个是隋炀帝,爱诗爱到臣子有佳句者, 嫉妒得要取他的性命。另一个是清朝的乾隆皇帝,属于高产诗人,保留到现在的就有四万余首,编成集子,可以卖到几万元一套。

隋炀帝有没有人给他洗脏衬衣于史无征,但乾隆有。比较有名的一个,名叫沈德潜。此人是清朝大臣中的九老之首,活到九十七岁,在今天也算长寿公了。此公不仅 活的长,而且位极人臣,官拜太子太傅,虽说是个名誉衔,但有清一朝,能有这个头衔的人像白乌鸦一样稀少。沈德潜活得长,但发迹却很晚,考上进士,点翰林那 年,已经六十七岁皤然一老了。不过,科场蹭蹬的沈德潜,却是一个名满江南的老名士,诗做的好。据说入翰林后,沈德潜例行考试并没有考好,由于乾隆的看重, 不仅没有给发下去做知县,反而走进皇帝的南书房,挂上了“上行走”的头衔,从此一路畅通,翻着跟头升了上去。但是有一点,就是此公到八十多岁退休(致仕) 之前,一直没有离开皇帝的身边。如此好运的沈德潜,唯一的凭借,就是自家的一手好诗,以及低调而且善于迎合圣意的老道功夫。因此,有人认为,沈德潜其实是 乾隆的枪手,乾隆的诗,实际上是沈的手笔。不过,看过一些留下来的乾隆御制诗之后,我觉得沈给乾隆的诗修改润色应该没错,清史稿也说,他曾为乾隆校正《御 制诗集》。但捉刀代笔好像不确,因为乾隆的诗实在太差,有的像张打油,有的则像散文码齐了押上韵,实在不大可能出自一个诗坛老手的手笔。

皇帝衬衣不好洗,原因是凡是皇帝,就不想承认自家的衬衣也脏过。因此,洗衣妇的活儿,只能悄悄地干,干了之后,还不能让别人知道。但是凡事若要人不知,除 非己莫为,保密难。皇帝也知道这一点,知道一般情况下“洗衣妇”是不敢张扬的,但还是担心洗衬衣的人,把这等事跟家里人说,有朝一日透露出去口风,自家脸 上不好看。

老名士兼老大臣的沈德潜,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十几年伴君伴虎,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没有透露半点“给皇帝改文章”的得意,由此挣来了逐年增加的 恩遇,功名利禄,死了之后谥美号,立祠堂祭祀。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老名士活的时候总算安然渡过,但翘了辫子以后,还是出事了。

出事的原因,是老名士虽然已经变成了老大臣,但虚荣心却并没用真的丢到长白山或者爪哇国去,无论如何,给皇帝改文章都是难得的荣耀,当时不敢说,却不想从 此被湮灭掉,因此,沈在自己的遗稿中,还是留下了表明自家荣耀的明确痕迹。不想,老名士想传之后世的,恰是皇帝所格外忌惮的,沈德潜死后,乾隆借故从沈的 家人那里,骗来了沈的遗稿,这下老名士的馅露了。皇帝被气了个半死,公开发作不方便,找了一个茬,“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就差掘坟鞭尸了。 这个茬,有人说是沈德潜诗题曰黑牡丹者,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可以上纲上线牵强扯成不满“本朝”的勃逆言论。也有一说是沈德潜给某举人的文 集做过序,而这个文集后来被人检举,有关碍文字。

不管怎么说,反正沈老名士死后没有保住名节,骸骨都不得安宁,其真正的原由肯定不是这种牵强附会的罪过,还是跟那倒霉的诗,倒霉的洗脏衬衣有关。用乾隆的 话来说,就是,“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皇帝和名士虚荣心都强了一点,互相较劲的结果,最终皇帝让人洗脏衬衣的西洋景,还是露出了破绽,皇帝最不希 望别人看的脏衬衣,以及如何找人洗的事,都让人知道了。沈家丢了皇家给的好处,而皇帝则丢了人。

其实呢,但凡是个人,舞文弄墨,总免不了有不怎么样的地方,写诗更是如此,从手民之误,鱼鲁亥猪,到平仄不协,压错了韵脚,找人修改,本是寻常之事,改的 人不见得比本主高明,被修改的人也不见得就此低人一等。然而,这种百姓的平常事,到了皇帝那里,就一定有麻烦,因为皇帝是圣上,一生下来就不能有错,有了 错,需要改,也得悄悄地进行,假装从来没改过。臣子们也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捧臭脚到底,明明知道皇帝其实也写错别字,也出臭诗,但一定要给皇帝事先抹 平,如果抹不平,皇帝随口就说出来了,那就错也不错,将错就错。比如乾隆给灵隐寺题字,把个灵字(繁体)上面的云字头写大了,下面不够写了,于是臣子就出 主意改题为云林禅寺。比如乾隆近视,把浒墅关看成许墅关,把西川看成四川,臣子们就把地名都改了,一直沿用到今天。

反正,皇帝是不能有错的。

陈奎德:“国安部”清场——奥运综合症(二)

有一个词,叫“清场”。当中国处于某些特殊历史时刻,它会倏然而出。

1976年四月五日深夜,在聚集大量市民及诗歌花圈的天安门广场,灯光骤灭,官方宣布清场:一万多民兵、工人纠察队、五营卫戍部队、三千公安人员,狼突而出,民众被打、被驱、被捕。

1989年六月四日淩晨四时,天安门广场灯光熄灭,清场降临:此前的华洋一体众声喧哗,突然归于死的寂静。围绕清场前后,铁甲怪兽现身千年古城,横冲直撞,成百上千的学生与市民倒在血泊之中。

2008314 西藏拉萨,数万军警突击清场,游行示威的藏族喇嘛,遭到镇压与搜捕;外国新闻记者,遭到骚扰和驱逐。

如今,2008奥运前夕,清场,再次出现了。它以更大规模,笼罩北京全城。主导者是国安部和武警。“以超常措施,决胜奥运安保”这是北京大街的横幅。这使人想到了“超限战”这本恶名昭著的书。一场体育盛典,一次嘉华年会,居然令北京与1989年一样,进入戒严状态,直追战时情势。

看来,共产党人果然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他们的行事方式与正常人正常政府截然相反。我们注意到,面临大灾巨难,中共“把丧事办成喜事”;而面对喜事盛会,中共又“把喜事办成丧事”,这两种中共传统,就在2008的今年,已经先后呈现。“把丧事办成喜事”的典型,是汶川大地震;“把喜事办成丧事”的典型,则是北京奥运。

人们看到,最近,“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国际社会形容北京奥运最多的一个词。当局为了确保奥运,动用11个师的武警,6万多北京警察,犹嫌不够,又从外省调京数万军警,已建立三级安保指挥体系。他们制定了周密的防范计划和预案,实施了“平安奥运行动”,共分三阶段,1-5月为治理整顿阶段。6-7月是巩固防范阶段,7-8月奥运会举办期间,要严防死守保奥运。连文字,都是使用战争语言。

从年初开始,当局全城搜捕与驱赶身无片瓦的上访人员、外来民工,人数多达百万。为达目的,当局甚至用停电停水之残酷手段,扫荡各类地下室和简易棚户。同时,逮捕或放逐或限制异议人士、基督教人士、法轮功修炼者。如逮捕胡嘉,永久性放逐异议人士李剑虹出境,再次囚禁杜导彬,限制温克坚和赵达功出境……等等。

当局如临大敌,如遇鏖战。在北京城内,设置"三道治安防线",层层把关。720日起,北京全面管制。车辆依车牌尾数分单双号行使、奥运专用车道、混凝土等工程暂停施工,在奥运开幕当晚禁止北京地区的飞机起降,又在北京、天津、山东、上海等地,实施天上"净空";机场实施"两次安检";对乘坐车船进入北京的旅客实行购票实名制,警察随意登车,对进京车辆和人员大规模盘查。国内外非北京籍留京人员必须随身携带至少两种证件等。就连北京周边农村,也进入备战状态,每个村口的路口都安排了一批村民,手臂上挂着治安联防的红袖章,在路口拉起了一根上面挂着彩条的线,随时将一些他们认为可疑的过往的车辆与行人拦截盘查。而与北京相关的电力系统,则配合当地综合治理部门,在每根高压电的架下搭起了临时帐篷,安排了临时床,每天24小时派人值班,保卫电杆。

如此,当局视民众为寇仇,紧张乖戾,势同水火。管制之严,甚于抗战时的日据区。闲杂人等,概不准入。中共的愿景,就是在京澳期间,市民都蜗居家中,守看电视,大街则空空如也。如此清静江山,无人捣乱,稳定和谐,天下一统,岂不快哉?

于是,好端端的奥运,搞成如此死气沉沉。偌大京城,鬼城一座,一幅末日景象。难怪京人悲壮地称自己是去“共赴国难”了。

这就是清场,一次最大规模的清场——北京全城清场。

这不由使人想起197619892008在北京与拉萨的清场。同样是汹汹公众聚集,同样是全球媒体聚焦,最后,同样是血迹斑斑。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定律: 凡是非官方组织的、群情亢奋的公众浩大集会,尤其倘有国际媒体聚焦,往下的结果不问可知:清场。无论是危机还是盛会,无论是国内示威还是国际大典。

这就是共产党的“清场定律”。当然,清场不是没有前奏的,正如我们在上篇“真理部出场”所提到的,“真理部(中宣部)”的号角,就是其前奏。无论19761989的北京,还是2008拉萨的清场,都是如此。出场与清场,宣传部和国安部,它们的出现,其先后次序是不会变的。正如蚊子叮人之前总要嗡嗡嗡在耳边盘旋,以论证其“叮人清场”的合理性一样,中共的清场程序是其老规矩,也是不变的。

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北京已经与日俱进,已气粗到与列强平起平坐,并可主办奥运的份上了,但在骨子里,毛泽东那“(笔枪)两杆子”的遗传基因,却顽强地支配着北京一次又一次清场的行为模式。

未普:谁的奥运?

还有十天,北京奥运就要正式登场了。对这个奥运,中国民众有着特殊的情结和热切的期盼。他们作奥运梦,已做了百年之久。今天,当这个梦想就要实现的时候,中国的普通百姓本该兴高采烈,欢天喜地,可是他们有的很郁闷,有的很失望,有的很愤怒。他们问,这个奥运是谁的奥运?
在过去两个月中,凡是奥运火炬在中国境内经过的地方,从表面上看,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民众无不欢天喜地。但实际上,那些欢天喜地的民众是提前安排好的,那些热闹非凡的场面,是政府事先策划的。许多网友披露,在青岛、开封、昆明等城市,政府官员通过安民告示,要求广大市民待在家里,通过电视、广播收看收听火炬传递的盛况,只有一小部分事先安排好的群众可以到现场迎接火炬。
与这些城市的民众相比,生活在皇城根下的北京百姓,本来有着得天独厚的近距离观赏奥运,参与奥运,享受奥运的便利。但事实上,他们付出了特殊的不同於外地民众的代价。在北京,许多酒吧、餐馆和工厂被关闭,居民行车被限制,北京街头甚至出现这样的标语,“减少出行,为外国友人让出畅通大道”。而想要去北京探亲访友的海外华人,必须出示亲友的邀请信,才能获得回国签证。
这样的管制,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会被批评作的太过分。但中国官员说,这样做不过分,因为每个人都应为国家的大事做出牺牲。不过,许多中国网友却不买这些官员的帐。他们认为,为奥运面子做出这样的牺牲很荒谬,很叫人反感,而这些要求根本就是与全民奥运的宗旨相违背。
如果说奥运让一些中国民众感到不方便,感到被排斥,感到他们的百年梦想,已然变了味儿,那么奥运则让另一些中国民众付出了自由与尊严的代价。这些民众被打入政府官员的奥运另册,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对这些“不受欢迎的人”的民众来说,奥运肯定不是他们的奥运。
这个奥运肯定不是北京民工的奥运。特别是那些参与建设鸟巢、水立方或其他奥运工程的民工,他们不仅没有机会享受自己的工作成果,还丧失了在北京打工赚钱的机会。据香港媒体报道,北京当局以确保奥运安全为由,要求全市民工於7月21日前离开北京,9月20日之后才可返回。因此而受影响的民工可能达一百万人。
这个奥运也不是上访民众的奥运。在过去的半年中,中国国家信访中心和各省市驻京人员,动员大批力量,不遗余力,大力拦截到北京上访的民众。那些因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强制堕胎和官员腐败等问题而受到不公待遇的访民,被中央和各省市官员,用连欺带诈的手段,强制性地遣送回原地。
这个奥运当然更不是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六四人士、宗教人士和批评政府人士的奥运。据说,这样的人在中国有几百万。其中,最有名的是,郑恩宠、杜导斌、丁子霖、刘晓波、吕耿松、高智晟,等等,他们目前不是被监控,就是被逮捕,或是被迫离开北京。他们因为奥运这个中共口中的纯体育活动,而被剥夺了自由和尊严,如同他们在任何政治事件中被剥夺自由与尊严一样。
那么,这个奥运到底是谁的奥运?奥运本该是全球60亿人民,包括13亿中国民众的体育盛事。可是现在,全民奥运成了中共的囊中之物,并且演变成中共的政治奥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样的专制政党搞奥运,奥运怎能不变味儿?中国百姓又怎能不郁闷?

(RFA)

无常:小骂大帮忙的“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附录:“多维博客”: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前几天,海外一家颇有影响的网站刊出一篇“星星之火,不可燎原”的评论员文章,对近期内地连续发生的瓮安火烧公安局、杨佳上海杀警、昆明公车连环爆炸案表示理解和同情之外,话锋一转,认为解决官民对立、社会矛盾,不应该动不动采用暴力手段,因为暴力手段逞快于一时,却遗祸于久远。最后,还画龙点睛般地说到了点子上:“宣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暴民来推翻暴政,可以肯定,决不是一副良药,而是一副毒药。”

问题是,是谁逼得老百姓只能运用这种高成本、高风险、玉石俱焚的“最后的方式”?是这个体制,这个政府,是执政者本身所造成的。网上有一篇据说是胡锦涛对“瓮安事件”的批示,大意是这么小的一件事,为什么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批示,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态度才会前倨后恭,把瓮安县委一锅端,连黔东南书记也给撤了职。不过,假如这个批示是真的话,也是可圈可点的。第一,这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个年轻的十七岁少女的生命,你胡总书记一天到晚不是说“以人为本”吗,人命关天的大事,怎么到了你眼里,却成了一件小事?可见你所标榜的“以人为本”是假的,不过是欺哄世人的政治幌子而已。第二,你总书记难道是不食人间烟火神仙中人?一件小事闹出惊动中国骚乱大事,到底为了什么难道说你不清楚吗?为的是司法不公、豪强专权、滥用警力和忍无可忍。按说这样的批示,对洞烛机先、英明卓越的胡总书记来说,就有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意思了。

不以暴易暴,那么改良行吗?自古以来,中国没有改良成功的。有网友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摆在中共面前与一百多年前摆在满清政府面前的抉择是完全一样的,是选择戊戌变法呢?还是选择辛亥革命?满清的慈禧太后坚决的镇压了戊戌变法,关押了光绪皇帝,所以辛亥革命的零和游戏就不可避免的来到了,满人的政权就完全消亡了。其实,看看晚清历史,西太后也不是不想改良。变法失败,不过死了几个人,关押了光绪不假,但皇帝没废,年号照旧,几年后还废除了科举,兴建了学堂,放开了报禁,如此看,她还有些人性,有些改良的举措。反观中共,1989年的民主运功,本是就是一个改良的最佳机会,可崇尚暴力的这个政权却拒绝改良,代之以枪炮坦克和血腥屠杀,声言要“消灭二十万,稳定二十年。”改革派赵紫阳的命运,比光绪还不如,死后的讣告,连个正式的职务名分都没有。“六四”之后至今,几近二十年了,改革已死,强权当立,政治上是大倒退,还有什么改良与改革可言?可见这个政权拒绝改革的死硬态度,比起百年前的满清政权和西太后还要顽固。就是这样一个贪腐日趋严重、却认为自己一好百好的专制政府,还能指它自身改良或是自我洁净吗?
西方民主社会认为,百姓天然拥有推翻政府的权利,暴力解决是民众争取自身权益的最后的方式。遗憾的是,这篇文章除出提出反抗是“毒药“之外,对中国目前遍地干柴、民怨沸腾的社会现状,文中没有提到改造社会的“良药”。既然没有更好的良药,那么老百姓目前对司法黑暗、吏治腐败所采取的反抗,也就无疑是饮鸩止渴、火上浇油了。照此推理,老百姓对于一个横蛮粗暴、专制独裁的政府,也只有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份了,唯一能指望的就是俯首贴耳、静观其变了,会不会有一天,政府会自觉地变好变善,真正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记得当年,中共骂胡适先生对蒋介石政权是“小骂大帮忙”,可在中共统治下六十年中,连这样小骂的知识分子,都找不到了,好多人真心实意帮助中共整风、政府改进的知识分子,都成了“右派”和“异己分子”,更别说“小骂”了。境外的这篇文章,倒真正是“小骂大帮忙”的一篇嘉文。“星星之火”,为什么就不可“燎原”?这本身就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没有暴政,那来的暴民?“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大;蓄之越久,其发必速!”这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就拿今天的现代社会我们身边的尼泊尔来说,没有下层的燎原之火,哪来的二百多年封建王朝的倾覆!

所以,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鲁迅先生所说:“血债必须用同物来偿还!”这些至理名言,在今天铁桶一般的中国社会里,不应该被忽视或是被遗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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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载于“多维博客”: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作为主管北京奥运的最高领导人,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月前在接受香港记者访问时表示,应以平常心对待“拉萨骚乱”、“奥运火炬境外传送受干扰”等噪音。他举例称:“在一个笼子里有各种鸟,如果把那些吵得厉害的鸟拿出去,那么笼子里就不热闹。我们对于热闹已经怀平常心了,司空见惯,关键是我们自己把这个事情做好。”

习近平的这番“鸟论”,明显有意将浮躁、张扬的北京奥运拉回到到正常轨道,同时也显示中共执政思路正在升级,所以获得很好的反应,甚至有人将之与邓小平“猫论”相提并论。

问题在于,中国现在这个笼子有多大,可以容纳多少只鸟?即使不是“笼子”而是“林子”,中国这个“林子”又有多大呢?这五十多年来,“笼子”“林子”是变大了还是缩小了,鸟是越多了还是更少了?是谁容忍不了“吵得厉害的鸟”,又是谁将林子砍伐得只剩下中共这棵大树?

今年以来,中国各地天灾人祸不止,尤其是民怨沸腾、系列暴力冲突事件,已经为上述提问作了回答。

官民对立,民怨暴烈,这恐怕就是力赞中国“盛世”“腾飞”的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初夏以来,瓮安火烧公安局、杨佳上海杀警、昆明公车连环爆炸……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事件传开之后,不少网民为之叫好,杀死六名警察的凶嫌杨佳,竟被称为“义士”“大侠”,民调显示得到七成同情率,还有人用毛泽东引用过的一句名言呼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否!我们要明确地表达态度: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说燎原之“不可”,首先是说客观上“不可能”。各地发生的这些暴力事件,是从制度、利益、程序弊病、官员作风,到人际关系、信息传递、个人性格等等多种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互为作用的结果。相似的背景和前提是:媒体被箝制,司法被滥用,民意得不到正常表达,一方面是民众信仰错失、欲望被撩拨,一方面是官员尽求面子工程、短期效益,且有的与黑白两道合谋,擅权贪利,官民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官视民为刁民,民看官为贪官,干柴一逢火星,一场大火就难免。

然而,各地主要矛盾并不相同,这些暴力事件又不能够简单地“一言以蔽之”,各有各的具体原因,反映的是中国在变革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多重性,而且并不具有全国互联性。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央集权放松,地方自主权增大,发展路径和具体政策的差距拉大,官府与民间矛盾对立的纠结点也多样化了。虽然我们说各地布满干柴,但是干柴彼此分割,更重要的是:能引燃干柴的火星并不相同,甲地老百姓怒火中烧的是此原因,乙地老百姓怒不可遏的是彼原因,这样一来,某一处燃烧,另外哪怕就是相邻的地方,并不必然被引燃。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信奉和实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毛泽东和他的团队,在执掌中国之后,就回过头来致力于防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文革”中虽然鼓励群众成立组织,却严格禁止成立全国性组织;到禁止传销、对互联网加强监控,中国当权者一以贯之的思路,就是将所有的动乱、反抗,都封锁割断在一个个局部区域,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来解决。不得不说,中国当局的这一策略在半个多世纪中是行之有效的,除了1989年中共高层内部分裂导致全国性动乱,我们很难再看到一场反抗能够形成全国性的连锁反应。

说燎原之“不可”,更重要的是说主观上“不可以”。解决官民对立、社会矛盾,不应该动不动采用暴力手段。暴力手段逞快于一时,却遗祸于久远。深感不公的当事人铤而走险,虽然通过暴力发泄了愤怒,宣泄了压力,但是报复不可能做到恰如其分,不可避免地会伤及无辜,不仅使当地的社会秩序、公共财产、百姓生活受到惨重损失,而且更积攒起来新的社会对立,进一步造成了或者加剧了不同利益群体的仇恨。

星火燎原,以暴易暴,这一种解决官民冲突的方式,中国人已经玩了几千年了,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有多少好处呢?从孙中山对袁世凯发动“二次革命”搞武装北伐,到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江山坐天下,都是这一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败则横尸百万,就不用说了,胜则建立一个暴力统治机器,一切陷入恶性循环,从头再来一遍。

历史事实已经一再证明,以暴易暴,难以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机制,难以带来祥和、安宁,也无法保障人们的权益。在当今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举世呼声之下,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暴力反抗,更显得格格不入,这是一种危险、荒唐、虚妄的鼓吹,应该遭到谴责,而决不应该鼓励。

当然,我们知道实施和鼓吹暴力反抗的人,无不可以举出不得不如此的理由。我们也知道中国古话所说“官逼民反”确实有其道理——正如有学者引用过的唐诗:“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从来不读书”。人能承受的压力是有限的,如果统治者堵塞了民意的正常、理性的表达渠道,压力累积,终究要通过非理性的方式爆发。西方民主社会许多先贤也谆谆告诫:百姓天然拥有推翻政府的权利,暴力解决是民众争取自身权益的最后的方式。中国执政者应该用这些警世通言自我惕励,不要逼得老百姓只能运用这种高成本、高风险、玉石俱焚的“最后的方式”,更绝不能将这种“最后的方式”当作自己的首选方式,迷信武力,迷信用枪杆子来压服民意。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无论社会、政治如何转型,官民冲突事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在中国都只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任何人,不论中南海里的执政者,还是满腹经纶的学者,谁都拿不出立马消解官民尖锐对立的灵丹妙药,声称自己拥有灵丹妙药,多半是江湖骗子。而当前,宣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暴民来推翻暴政,可以肯定,决不是一副良药,而是一副毒药。(中国官民冲突解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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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6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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