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2008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已明显呈滞胀之状：一方面，通胀率从年初的3.4%一路挺来超过了8%；另一方面，出口形势恶化，增长速度比去年同期陡降 5.7个百分点，跌为21.9%，基本贴近官方预警线。实际上，剔除的热钱借贸易形式的进入之“水份”，出口增长率早已跌破20%，但是官方经济学家都谨 慎地保持夜莺姿态，而不愿告知普罗大众以真相。或许可能，精英分子们认为：你把这些东西说出来，老百姓也不会听懂、读懂，对牛弹琴而已。
这样说，不是贬低体制内精英分子或挑动民众痛骂本已“臭名昭着”的经济学家之名号，其实就精英分子也即常常能影响政府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本身而论，大多不 够“半瓶子醋”的水平。比如说，现在有人反对提高利率，也有人反对提高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率，但是几乎没人研究一下提高法定准备率后央行要多支出多少利 息，还有这些利息将以什么方式分摊给社会公众——是财政收入顶抵还是央行直接印票子冲销？更进一步地说，这也无法责怪大牌经济学家，因为他们一方面愿为 “王者师”，另一方面又愿和公共媒体“联欢”，提高出镜率，所以就闹出了“徐牛论战”关于深圳房价的乐子。
就是现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2008年7月12日），我去访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www.pbc.gov.cn），所能找到的存款准备利率都是“老皇 历”——2002年2月21日公布的（一般）准备金存款利率为1.89‰，至少六年多没做任何数据更新；2005年3月17日公布的超额存款准备金为 0.89‰，至少三年多没做任何数据更新。这种情况若是在欧美国家，说不定会有民间（如某私立大学）的经济学家起诉央行，但在中国家，大家就漠然处之了。 若是我这样有“异议色彩”的研究者去搞，说不定会被引入“政治联想”。即便我问的层次很低，还是被对方“警惕”了一下子：当我得知六月份宣布准备率高调至 17.5%时，打电话问在一家商业银行供职的好友要他查一下现行准备金利率。他没即刻回答，旁边却立即有一个警惕的声音在问：“谁问？干什么？”稍后，朋 友给我回话，告诉我的是2008年3月份的情况——等于废话。没办法，报以苦笑而已。当时我真想坐上火车去北京，到中国金融出版社买近五年的金融年鉴，可 又一想：奥运将临，我已经被高度关注，这期间去北京会给许多人带来麻烦。
普罗百姓可能根本不要求经济知情权，异议抗争的同道由于自己的站位也可能根本不关心这项几成“国家机密”的细节，但是它确实关乎到全体中国人的生活。
现在官方公布的金融资产为60万亿，估计（因无基础数据之故，只能估计）约有45万元来自商业银行的存款负债；只按17.5%计，则约有7.9万亿（接近 八万亿，加计超额准备应超过了八万亿）。那么，仍按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1.89‰的月利率计算，半年下来（如2008年7月初至12月底），央行至少要支 出九百余亿利息。
这九百余亿的利息支出以什么方式分摊给社会公众，则成了更大的“国家机密”。在专业背景下，算了一个“大估摸儿”的账儿，但是通过这笔“花账”，非专业人 士不难发现：中国经济从机理上已经深陷凯恩斯主义的泥坑，滞胀导致经济休克已经无法避免。我这样说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显摆自己的经济分析功底，而是说中 国没能及时纠正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为滞胀打下伏笔，休克也就不久来到。因为：一方面，凯恩斯主义信奉政府投资的主导作用，结果国企因垄断地位而赢利，从 而为把通货膨胀“送上电梯边”；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在政治非民主的条件下，必然以牺牲中小企业的利益为代价，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民主变得更加稀缺。
北京权力高层尽管了解不到真实的信息，也没人帮他们算如央行准备金利息支出的细帐哪怕是“花账”，但他们明显地感到了滞胀的压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 强、王歧山都“深入一线”去搞调研了。在以往，我很注意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动态，从来就不知道全国政协也有个经济委员会。如此之陋，正如大牌经济学家不 关心央行网站的准备利率一样！现在知道了，这个委员会一个叫郑立新的副主任突然出来讲话，声称“利率不应再提高”。很明显，与中共高层权力“肝胆相照”的 政协，这次突然说话，不是做应声虫之状，而是他们也感到了滞胀的压力。然而，滞胀是否导致经济休克，到目前仍无体制内建言说法。
是否有人敢玩一把新版的“徐牛论战”呢？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个问题可比赌深圳房价问题有意义。说不定，搞完了系统性研究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另一个“说不定”就是失去上镜头、上报纸的机会。
2008年7月12日夜于绵逸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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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63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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