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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29日星期五

丁东:王小波为什么要做自由撰稿人

--李银河访谈录

丁东:王小波为什么选择作自由撰稿人,当时的情况前前后后是怎么回事?
李银河:我查了一下存档时间,王小波选择作自由撰稿人的真正时间是1992年9月,不是93年。他当时辞职就是想一心一意写小说,因为虽然当时在北大、人 大教个书什么的,也没有太多的事,一星期就一两节课,但即使这样,他也觉得精力上受打扰,不能够集中起来。他写作特别需要整块时间,不能老是把时间打得一 段一段的。1980年,新婚的王小波與李銀河在宿舍樓下

丁:他最后辞职时是在人大,他在人大教什么?
李:在人大教专业英语,一星期也就一两次课,但还有计算机的事也需要他做一点。这些都不是他特别喜欢做的。他在人大与领导、教研室的关系都非常好。辞职的 时候也没遇到麻烦,因为当时是朋友介绍他进去的。但他刚去不久,可能才一年吧,就辞职,有点让他的系主任尴尬,不过人家也没难为他。

丁:他辞职的时候,对社会保障倒如医疗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李: 医疗这方面,当时只是觉得还挺年轻,再加上医疗制度也慢慢由公费在向自费的形式退,这就跟自己找个保险公司也差不多了,所以当时也就没有太多这方面的顾 虑。小波作了自由人后的感觉非常强烈,就是觉得太好了,是那种自由了的感觉,后来不是有人将自由撰搞人干脆就简称为自由人吗,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用不着 按点上班,用不着去处理人事关系。在中国哪个单位都有这些事,小波这个人也不是太擅长人际关系的,所以从他这个人的个性和他需要的时间、需要的生活状态来 说,作自由撰稿人是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

丁:他成为自由撰稿人后与他在此之前创作的数量和分量上有什么区别吗?
李:我没有太确切地统计过,但从感觉上说,作了自由撰搞人后创作的东西比以前多。

丁:成为自由撰稿人后,创作是多了,但是发表方面的不顺利有没有给他带来心理压力?
李: 心理压力很大。他写的小说在出版方面压力很大。他有一次在给华夏版《黄金时代》的后记里说,出版的过程比写作的过程还艰难。这确实是他当时的体会。后来他 写杂文对他出书有帮助,人们通过这个更多知道了他。当初有好多人不太能接受或理解他小说的风格,比如说有的总编认为看不懂。其实有些东西如果老一辈的能看 懂就坏了。

丁:他在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时,好像还并不是市场对他有了巨大需求的时候,还不是在约稿供不应求的状态下辞的职,仅仅是感到教学与他写 作的精神力和时间有矛盾。我研究过自由撰稿人,现在中国自由撰稿人在总量上不太多,这些人里多数还是围绕市场转的。迁就市场,服从于市场需要。我认为,王 小波的价值取向是和他们有区别的。他并没有迁就市场的需要去做违心的工作。当然如果这事情是市场需要的,也是我想表达的,我就做;如果是市场需要的,而不 是我想表达的,王小波就没有做。在自由撰稿人中像他这样的不是很多,这个现象还是值得研究的。
李:说到市场这个问题,我们是讨论过的。文学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纯文学,一种是娱乐性的。就像电影也分两种:一种是纯艺术片,另一种是商业片,娱乐的和 严肃的这两种东西之间有明显区别。做纯文学的人在世界各国都是最穷的。你要是打算走这条路,你就别打算发财。所以他经济动机可以说是没有的。再有我们确实 也没什么后顾之忧,哪怕他一分钱不挣我们也能活下去。做纯文学是他一生的宿愿。

丁:当时你们怎么选择作自愿不育者?
李:这是我们结婚前就商量好的。当时主要是嫌养孩子太累,现在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就开始参加竞争,这玩艺可实在受不了。我们也觉得没这个必要。我们俩感情特 别好,觉得两人世界已很充实。有些人生孩子是因为他们的感情不太好,婚姻质量不太高,在这种情况下,生孩子就是一个维持婚姻的因素。我们没有这种需要。

丁:这个作法最先是你提出的,还是王小波提的?
李: 好像是一块商量的吧。当然是男方难一点。一对夫妇不要孩子,对女人来说更自然,因为女人生育那么痛苦,而男人没这个问题,如果要让他同意不要孩子就稍难一 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要算我更主动一点吧。其实是一块商量的,不知谁先谁后,也就是不约而同。作这个选择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两家孩子都特多。他们 家5个,我们家4个。他家第三代已经是男孩女孩都有,我两个姐姐也生有一男一女。我们再生也不可能给两家增加什么新品种了(笑)。

丁:这个决定对于你们这个年龄层的人来说还是很少见的吧?
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好多连想都没想过的有这种可能性。其实如果能想到,或有这种可能性的话,大概好多人也就选择不要孩子了。

丁:那时是因为舆论环境与现不一样。
李:我觉得我们是赶上第一拨了。在我们之前基本上没这种可能。在我们之前不要孩子的好多都是不能生的,不是自愿选择的。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人们有这种想法 了,舆论压力低了。可既使如此,如果是在工厂工作,舆论压力还是很大的。要是不要孩子,人们会认为你有毛病,生不出来,不是你不想生。我做过一个自愿不育 的调查,许多在知识水平高的单位工作的人观念是很先锋的,我有一位在外企工作的朋友就说,难道生孩子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吗?
猪和兔子都特别能生育,难道这是什么特别的本事吗?我是自愿不育,就算我真的不能生又怎样?这观念就很不一样了。传统文化会认为,一个女人不生小孩,就没什么价值了。

丁:我现在想与你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王小波又是作家又是学者。王蒙曾提议“作家学者化”,中国目前这样的作者是比较少的。王小波之所以能做到,跟他受教育的经历有什么相关性?
李:小波这个人学历很杂。大学他上的人大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是理科;研究生读的是文科。中国作家里像他这样文理兼修的不多。

丁:王小波一边写小说,一边写散文,讨论问题的范围之宽泛,在中国的小说家中不多见。你认为小波的知识结构和这一点有什么相关性?
李:我觉得他的知识结构这么杂,好像有点前现代知识分子的味道,福柯有一次说,他这辈子没见过知识分子,他见过写小说的,见过搞电影,见过画画的,但没见 过所谓的“一般知识分子”。而小波恰恰有点相反。如果说在现代社会中,一般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了,那么他就有点“最后一代”的味道。比如说他有些一般的关 怀,像整个社会的愚昧或者智慧之类的问题。你看他所选的写作题目,都是哲学呀,伦理呀,中西方文化的异同呀,中西方快乐观的对比呀,自由主义的原则等等, 都是一些特别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很难说属哪个专业。像我搞社会学,我说的都是学科门内的话,门外的话我就不说了。而他则很包容,当然他的重点还是写小 说。当初也就是因为这个,我不赞成他念博士。他如果继续念一个社会学或人类学博士,也来后就得专门做这一行了。比如你念的是社会学,你就得中规中矩地做社 会研究,写杂文就不可能了。所以他的路数基本上是一个一般的知识分子。

丁:中国现在缺少的就是一般知识分子,这种一般知识分子就是经典的知识分子。
李:像我们这样的都不能叫作一般知识分子,应该叫专业技术人员,比如我的专业技术就是搞社会研究,做分析等等。一般的那种关怀整个社会、人类的知识分子在现代很少见。

丁:在中国还是专业知识分子多,一般知识分子少吧。
李:都少。按国外的看法,知识分子就得保持这种批判的精神,保持这种关怀,才叫知识分子,否则就叫专业人员。小波专门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知识分子必须得批判社会,这是知识分子必须做的事情,否则不能叫作知识分子。

丁:这种知识分子在中国本来就少,尤其是进入商业社会就更少。倒是在80年代,还显得挺活跃,挺热闹的。现在不行了。小波在美国时有没有过念博士的愿望呢?
李:当时我们讨论过个问题,如果继续念博士,写小说就彻底放弃。一个人不可能去做两件事,如果念了博士,整个生活道路就彻底变了。你要成为一个专业人员, 就必须去干你的本行。可是写小说一直是他从小的心愿。我跟他哥哥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写小说一直是他从小的心愿。我跟他哥哥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写小说这条道 路是非常艰难的,大概一百个人里只有一个能成功。另外,要想拿它来换钱的话,是非常因难的。他哥哥正儿八经跟我讨论过,这条路走得走不得。当时他哥哥就持 怀疑态度。他哥哥智力超群,是沈有鼎的研究生,去美国后经商了,做得很好。当时小波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要考虑怎么走。我当时认为,小波的文学才能不是常人 所有,从我刚认识他、看他的手抄本时,就感觉到了。我觉得他要是把这个扔了就实在太可惜了。他后来所选择的不读博士,就是出于这个考虑,就是到底是写小说 还是走其它路的选择。

丁:小波读硕士这个经历跟他写小说是矛盾的呢,还是有益?
李:我认为只是读硕士还不足以构成矛盾。如果弄到一个博士之后,就等于说你非干那行不可了,但是硕士可以作为一种学养。有的人念好几个硕士呢,有不同的专业,不是某个特别的专业,不会陷到一个真正的专业里去。

丁:《黄金时代》在台湾评奖时,许倬云是不是评委?
李:不是的,他是推荐人。

丁:小波在美国开始创作《黄金时代》的时候,跟许倬云有什么关系?
李: 许倬云对他帮助很大。小波特别佩服的老师没有几个,许倬云是他最最推崇的。他经常在文章中提到“我的老师”,就是指许倬云。许倬云是个很有才华很有成就的 人,而且文笔特别好。小波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我的老师告诉我应该怎么看科学。中国人一开始把科学看成怪物,洪水猛兽;后来又把它当成神灵,偶像,盲目崇 拜。许倬云认为,科学是个学习的过程,中间有乐趣。许倬云的好多思想对小波启发挺大。再有,小波刚写完《黄金时代》初稿时,是给许倬云看过的。许倬云提的 意见,其中有一句比较厉害的话是说,你还得练字。小波当时的文字功力,用许倬云的标准来看,还不够好。这对小波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鞭策。他听了许倬云的评 价以后,确实下了一番大功夫。

丁:大陆对许倬云不太了解,我只见过他的一本著作《西周史》。
李:他还搞过汉代农业。他是史学家加社会学家。

丁:在我们这种社会环境中,一个学者或一个社会学家往往不会关心小说;研究生写小说他也未必会支持;就算他表示支持,也谈不上指点。但许倬云的指点却非常到位。
李:对,他跟小波聊过文学,而且聊得挺深的。许倬云把世界上所有的故事分成了几类,他说所有故事都不会超过这几类。许倬云对小波来说应该算是恩师。

丁:在台湾的得奖,对小波继续写作也是一种鼓励吧。
李:大陆对王小波作品的认同,与台湾相比可以说晚了好几年。这事真是奇怪。他写的是文化大革命的事,当时我们都有些担心,台湾人隔着那么老远,能理解其中的妙处和痛处吗?没想到人家还真是看得挺清楚。看来文学评论台湾比大陆还强点。

丁:在大陆,不管编辑也好,评论家也好,第一次看了王小波的作品,能够认识他的价值的人也不少。但是他们不是不想出,是无能为力。比如《黄河》杂志的主编 周山湖,他一看完就知道这个小说多高的文学价值,但作为一个杂志的主编,他就是没法给他发表出来。后来又拿到《十月》杂志让人看,他们也一眼就看出了这篇 小说的好处,并不是看不出来。
李:《小说界》也是,虽然最后出了,可也费了老大的劲。

丁:小波最早的作品是什么,回国后的第一部发表的作品又是什么呢?
李:小波在出国之前,大约80年左右吧,发表了处女作《地久天长》,是在《丑小鸭》杂志上发表的。当时杂志对这篇作品评价还挺高,配了一篇评论,但并没有引起注意。小波的《唐人故事》是1989年出的。

丁:我听说你的小名叫三反,小波对此还挺不高兴。
李:我和小波同年。我的小名叫三反,小波名字的来历也和三反运动有关,他爸爸正好在1952年出事,这就像晴天霹雳似的。小波的父亲当时在教委级别很高, 他1934年就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了。他妈妈讲,当时给小波取名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家里出现波折,二是希望是个小小的波折,不是个大波折。正好我跟小波是同 年生的,我们家里人就取名叫三反,那年不是三反运动嘛。后来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他知道了我的小名,就说怎么这么难听啊。因为这是他们家的伤心事。他父亲去 世时,正好我们在美国。他们不想告诉我们,我们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小波往家打电话的时候,哭得很伤心。我很少见小波哭的。

丁:当时你和小波打算从美国回来,除了在报纸上你讲的几点,还有没有更具体点的想法。
李:差不多都写了吧。其实就是觉得在中国可以过一种悠闲的生活,能够真正闲下来做你想做的事。没有什么非要你去做不可的事,也不必为生计操心,这样剩下的 时间不就可以做你想的事了吗。88年回国的时候,国内思想文化气氛还比较宽松,后来紧了对我们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们俩做的事跟政治关系都不太大。 我做社会学,婚姻家庭什么的;他写小说,纯文学。社会的气氛时松时紧,但实质是一样的。在我们回国之前,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作野猪还是作家猪”的 问题。国外和国内就是这么一种区别。在国内,你不愁衣食,但是要被圈在一个圈里头:在国外,你要为衣食操心,但是可以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另外,你在外面说 话,讲什么都可以,只是没有人听;在里面能说的话不多,但是说了有人听。你要批判的这个社会,就在你身边,你就生活在里头,你来批评它是最合适的。在外面 批评的人就有些隔靴搔痒。从一出生,我们的命运就完全与这个国家连在一起,我们做的事也和这个社会联系在一起,所以也不愿意老在外面。无论是要批评这个社 会,还是要描述这个社会,都是在里面比在外面好些。

丁:客观上来讲,王小波成了90年代中期,能够发出声音的不多的知识分子之一--这就又回到我们刚才定义的知识分子上,表达一种关怀,表达一种批判。王小波从美国回来之前是否想到了这一点,他是不由自主地成为这样一个角色呢,还是他想好了要承当这种角色?
李:我觉得他好像没想似的,因为他以前根本没想过要做杂文,他就想搞纯文学。他开始写杂文和随笔以后,好像有点一发不可收拾的味道,他自己恐怕还挺意外 的。外人夸他的杂文写的比小说好,他还挺不爱听的,相当不爱听。他觉得贬低了他真正喜欢的东西,他老认为写杂文是不务正业。但是我一直认为他应该写,因为 人家老说他的小说看不懂,后来有好多人通过他的杂文认识他。他的杂文有两个长处,一个是他的思路,他的思路是自由主义的思路,和我们所习惯的很不同,这使 人们读出了他的价值;再一个是他的文字,他的文字是很有特色的。我觉得凭这两点,他应该写。所以我一直鼓励他写,有时他特别不想写,我就和他讨论为什么应 该写。后来他大概也觉得的是。而且他的杂文有点像他的小说的广告似的,有点这种效果。

丁:到了90年代,文学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已经比80年代大大降低了。中国有很多读者需要听到声音。好多人有想法,但他自己无处表达,于是就想听到一种声音。有人一表达,实际效果就远远超过预料。因此小波杂文的实际效果可能远远超过他自己的预料。
李:我觉得他的杂文之所以能出来,是因为他一直跟政治保持一段距离,他有一种更宏观的文化关怀。一方面,他对咱们国家哪些话能说,哪些不能说,还是挺有数 的,因为毕竟在这个环境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另一方面他的思想、思路与现实政治也确实有距离,他有一种更宏观的眼光,关怀整个社会,目标更抽象一点,不会与 哪一派打起来。我倒觉得这是知识分子更大的责任,即对整个社会的责任。他是一种典型的自由知识分子,超脱在政治之外。很多人都非常不幸地卷到政治中去了。 他更关心的是像社会中的愚昧这类问题,比如他和柯云路辩论气功之类的,很多东西都与政治无关,但是对整个社会还是很重要的,也是知识分子更应该关心的。我 认为知识分子也不一定非要投到政治中,一些社会的、文化的领域是知识分子更基本的责任所在。其实福柯也表达过这样一种思想:权力并不是掌握在某些人手里, 并不是这些人在压迫另外一些人,而是不管你有权没权,都在一种共同的权力话语里运作,很多的压迫都是你自己对自己施加的。比如说对同性恋的态度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很多人不能容忍同性恋,其实压迫不是来自政治,而是来自文化。异性恋者不能理解同性恋,就觉得他们很坏。其实歧视同性恋的异性恋者,不见得是国 家领导人,不见得是有权的,他就是个普通老百姓。这就证明,压迫并不是来自于某个特定的团体,不是。小波做的事就是在分析整个社会的的不公正现象。我有时 跟他讨论我的一些研究题目,他跟我一起做过同性恋生存状况的调查,他认为,我们应当特别偏重社会的边缘人群和边缘现象,这些人为主流文化所轻视,受到不公 正的待遇。


丁:我倒倾向于这样评价王小波和政治的关系,并不是他不关心,他也很关心,但他又区别于仅仅关心政治的人,他的关怀是包含政治的,又比政治要宽泛得多,进入了文化这个更宽泛的领域。王小波不是一个纯政治的人,但也不是一个非政治的人。
李: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一种分类法,即意识形态、反面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我觉得小波是非意识形态的,他不属于反面意识形态。他关心的问题超出了意识形态论争的范围。

(1997年7月5日)选自作者博客

陈永苗:改革是一个"世界末日"

改革意识形态,总是给人"历史终结"的感觉,你想不出来,如果不讲改革,这个世界咋办。超出改革,乌黑一团。也就是说,改革意识形态,实际上许诺了终局解决,不再有文革,不再有战争,不再有暴死,而且前头不远的将来,有幸福和平等着你。如果没有让革命进入,那么改革这样永远下去,直到时间的尽头。改革是一个"世界末日",无限长度的最后一天。

有一次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演讲的时候,厉以宁说很多穷人可以作为待
富者,现在还在市场经济中,他今天没有富,只要有更多的机会,机会的均等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大家对都在改革中受益要有正确的理解。这是一种软绵绵的温水,让你泡浸在里面,很傻很天真,当政治灾难来了,降临到你鼻子上来,你还以为是蚊子咬了你一口没事。

去年厉以宁在接受强国论访谈时说,"一切成就归功于改革"是对的
,改革还没有完呢,并不是说改革到现在为止了。总之,真理找到了,你们很快就要富裕起来,尽管你们现在承受改革阵痛,奄奄一息,但是你们在遥远的将来猴年马月,会发大财的,很幸福的。

"一切成就归功于改革是对的",这里体现出来断代史的渴望
。至少在文革之后,或者改革初期,你可以看到一个清楚的对立,意志上泾渭分明,恶狠狠地不要过去的时间,积极渴望憧憬未来。对黑暗迫害的恐惧,和对光明前途的渴望,搅合一起,并且受到逐日点滴进步的强化,你可以看到,每取得一步成就,就进一步强化了对文革的厌恶和恐惧。对文革的厌恶和恐惧,进一步迫使人们进一步认同改革,越加增加对光明前途的渴望。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见图)时说
,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发展生产,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文革与改革之间,有一种越来越远的鸿沟。然而,这种鸿沟是意识形态上的,心理上,是一种新纪元的社会想象。在意识形态的下面,文革与改革是一种延续,这不仅仅是是一种路径依赖,而且对改革来说,是一种宿命。前后三十年并非断代史,而是联系在一起。改革仅仅是一个经济文革。去文革化,不过是在市场经济中的搏斗,取代在政治中的搏斗,去敌我之分,和去意识形态,去政治化,去道德化,恢复日常性。 改革意识形态如果要独立出来成为"真理",要断代,似乎要依赖于临门一脚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临门一脚没有完成,都是空想资本主义。断代史的渴望,持续的新纪元冲动,都靠进化论支撑。可是从民国奠基以降,政治层面不仅不是进化的,而且是退化的。是共和国和共和精神不断堕落和腐败的历史。
文革带有对资本主义的克服。放到现代性的途径来看,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因此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自我克服。当初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对付贵族,民主宪政是其共同目标。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自由主义的特殊方式。当资产阶级掌权之后,就开始排斥镇压无产阶级。于是有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成为断代史,资本主义利用话语霸权
,把自己等同于共同目标,而把社会主义诬蔑为共同目标。社会主义被迫,很配合把共同目标完全送给资本主义,另起炉灶全力反抗。另起炉灶全力反抗,不过是在诗外作诗内的功夫,名义上另起炉灶,实际上还是共同目标的进一步完成。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所以社会主义的反抗,完全可以不用另起炉灶,而可以把共同目标夺过
来,指责资本主义背叛。另起炉灶或者共同目标夺过来,都可以走宪政道路,包括议会和武装斗争。不要以为另起炉灶加上武装斗争,就超出民主宪政的共同目标,那仅仅是意志的幻象,一种恍恍惚惚的梦,并不是真实。类似猴子捞月,另起炉灶仅仅是"要"另起炉灶,除了这种渴望之外,就没有另起炉灶的真实内容,筹划。也就是一种无果花,水中望月,雾里看花。

对政治和历史问题,进行道德批判,必然带来的两极问题
。例如改革右派为了反对毛的赞美化,提出完全否定。从官方反对个人崇拜,进入否定,更进一步,而且打入深渊,一无是处。然后新左派为了批判改革右派的极端性,走入另外一种极端性。而改革中新左派的产生,是改革右派内部对右派这种极端的反动,但是却被贴上标签为左派。

50年代的或文革中的走资派,处于左派的磁场中,但是共同享有极端
的思维方式。作为对改革右派的批判,那么就处在改革右派的磁场中,享有同样极端的思维方式。如此延续下来。出路在于抛弃道德批评。谈论公共政策,不宜从道德上批判,即使说有政治立场,这是一种客观的判断,从行为推出结果。而道德批判只能走向敌对,不能对话。

理想层面,新左派的乌托邦是一种美好价值,但是却无法制度化
。体现出来的批判,是一种挑毛病,而不是一种建构,而给对方在镜子中美容。例如对直接民主的诉求,当然不应该被否定,虽然无法制度化,但是可以在哲学里面或者宗教里面包裹着,就像考古或者保护动物一样,保留其可能性。一步走毕其功于一役,社会主义的失败代价惨重前车可鉴,还是两步走可靠些。

新左派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是相当有力的,但是其政治立场方面
,却很成问题。威权主义并不能成为第三条出路。它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就像搞建筑的脚手架,并不是一种方向。是现在的一种处境或困境,而不是将来的位置,并不是价值本身,而是过,即使延续上十年,也是暂时的,要消亡的,还是"现在的",而不是将来的。也就是手段本身绝对不能成为目的,目的是将来的,而手段是临时的,暂时的,而本身不能价值化,加以赞美,可以用来给自己辩护。必须把目的带入,等待时机成熟就抛弃手段,这样必须把威权主义当作一种必要的恶,当作无可奈何的选择,必须为自己的正当性辩护才能存在,不辩护或者说得不好,就立马被要求滚蛋。

把文革改革作为断代史,改革虽然还有社会主义的内容
,但是在改革的意识形态里面,是要即将消失的。就像马克思说,国家即将要消失。所以很多改革右派宣布,邓小平终结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个结论是非常不可靠的。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和新纪元冲动的幻觉里面,而且根本掩盖了"改革就是专制推动的"这一真相。专制推动,并不为了消灭专制,而是维持。所以就这一层面而言,改革右派就是睁眼瞎,除了表达了其极其深刻的权力意志和渴望之外,其他啥也没有说明。

《邓小平年谱》中说,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
,改革就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10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9忆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9亿多人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

我的理解,这里的社会主义,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共同富裕
,一层是专政。在邓小平的阐述中,专政是工具,而共同富裕是目的。当然比毛泽东,是下降了一层。作为政教分离的现代民族,国家元首恐怕很难避免,从政治下跌到经济。从民族国家道德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以后,可以作为精神支撑的事情就是获取财产。如果不让他们获得财产,那他们还干什么?所以他们必须发展经济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改革开放后,一些高级党政官员去美国,看到资本主义才是富裕美好的
,精神崩溃了,因为他们原来深深相信的,竟然是荒唐无比的谎言。社会主义在一方面财富集中到少数人(这些人获得特权,不被人民妒嫉,看起来像是没有集中,例如毛泽东的稿费,就没有左派指责他,就像皇帝三宫六院数千佳丽归于一身,古代就是没有人质疑,反腐败问题不在于腐败的程度,而在于人民眼里,腐败的人有没有权力腐败,改革后大部分官员没有权力腐败,而腐败了,于是人民痛恨他们)手中,同时另一方面,是越加贫困,折磨、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社会主义,才是特权的,官僚的,腐败的,请看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古巴朝鲜,都是"垃圾堆"。

所以改革右派以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制这种对立
。就原处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的原初目的,也是共同富裕,而不是现在歪曲的这样。资本主义的富裕与改革的共同富裕,邓小平与改革右派没有区别。就专政而言,二者不同,右翼要很快结束专政,而邓小平要很慢结束专政。极端右翼不要共同富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继承者要不要共同富裕不好说。

搞社会主义被当成灾难,是因为专政已经是一切灾难的源头
。社会主义就被等于专政,而资本主义被等于不要共同富裕。我认为,不能把单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专政,应该同情地理解共同富裕的成分,把这个成分留下来,抽掉专政。

胡少江:美国经济减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根据一月底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率仅为百分之零点六。大大低于前两个季度百分之三点八和百分之四点九的增速。去年美国 全年的经济增长幅度也由此降为五年来的最低水平。更令人担心的是,美国经济增速减缓的趋势似乎仍在继续。民众的消费信心指数继续下降;房屋市场仍在下滑; 失业率出现攀升。总之,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各大经济预测公司纷纷调高了对美国可能出现经济衰退几率的预测;有些悲观的经济学家甚至认 为美国的经济衰退已经不可避免。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无论其经济总量还是其进出口贸易总额都位居世界前列。在经济全球 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密不可分。无论是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还是美国经济出现持续减速,对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不可低估。可能出现的美国 经济衰退至少将在三个方面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影响。

首先是由于美国消费需求减弱而产生的对中国出口产业的冲击。一个国家的净 出口与消费和投资一起构成国民生产总值的三个组成部分。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呈现出对出口产业的严重依赖。中国的出口总额与国 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不足百分之十上升到今天的近百分之四十。

虽然净出口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 绝对份额并不高,但是净出口增长对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的贡献度却非常高。以去年为例,中国的净出口额为中国新增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四点八。美 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国。如果把中国通过香港等地区转口间接向美国的出口也包括在内,中国向美国的出口总额占中国的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向美国的 净出口额更是高于整个中国的净出口额。如果美国出现经济衰退,并由此产生消费者对进口需求的减少,其对中国的出口、就业、财政收入、和国内的消费信心的影 响不可忽视。

美国经济减速或者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将产生的第二个直接的影响将是进一步增加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方面,由 于国际市场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不足,美元的汇率将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持续走低;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国内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的压力,美联储也势必在今后一段时 间内采取包括降息在内的一系列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而这将进一步推动美元在国际市场的贬值。这些都会增加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为了面对 国内通货膨胀的威胁,中国政府也将不得不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更使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强。从长远看,人民币被迫升值对于促进中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并 非坏事。但是这种调整在短期内对就业、出口的冲击需要中国政府拿出相应的政策来进行缓冲。

除了上述提到的两个直接影响之 外,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还会通过其他渠道对中国经济产生一些间接的影响。例如,世界其他主要的工业国家的金融业已经遭受到次贷危机的直接冲击;现在,美国 的经济减速或经济衰退又进一步地通过贸易渠道和对消费者信心的影响正在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这些国家同时也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所以 他们的经济出现问题也就意味著中国出口市场的进一步萎缩。

(RFA)

【特稿】师萼华:批准"入人",此其时矣!


【新世纪特稿2008年2月29】十年前有两个大题目,"入世"和 "入人"。加入世贸的问题解决了,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则一直悬而未决。1998年,中国政府派出代表,专程前往联合国,签署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人大没有批准政府的这一签约行为。因此,尽管时光流失了十年,人权公约在中国始终没有生效。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始终没有履行相关的义务,公民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权利。中国到底"入人"了没有,至今处在灰色阶段,没有人说得清楚。


图: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Edward McMillan-Scott)(右二)与香港立法会议员(左起)梁国雄、何俊仁、刘慧卿及人权律师关尚义(John Clancey)联署,要求北京落实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让中国早日有民主、开放及公平的选举,并落实法治及传媒有新闻自由。

据说人大之所以不批准"入人",是卡在死刑在中国的存废问题上。我倒有点纳闷了。因为人权公约要求缔约国"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判处应按照犯罪时有效并且不违反本公约规定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法律",我国人大需要保留的又是哪一部分呢?总不能说人大主张判处死刑可以不按我国的有效法律吧?也总不能说人大主张退出它自己在1983年已经批准了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吧?那么人大只可能是对"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这半句话有异议了。可是按照人大自己通过的刑法第48条"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来看,差别只在于死刑范围,一个是"最严重",另一个则是"极其严重"。这种文字差别,恐怕请最高明的语言学家也难以名状。然而在实践中却很容易看出其中差别。


中国每年有多少人犯被处死,这一直属于国家机密,但根据国际人权专家估计,其数量超过了其它各国(包括签订了或者没有签订人权公约的所有国家)执行死刑的总量,也就是说如果要编制一个世界死刑排行榜,中国稳居榜首。即使拿人口(据2007年数字,中国人口占世界的近20%)去平均也是一样。看来,中国统治者对处死人犯的兴趣比起其它国家的统治者要大得多。不过,中国有的领导人却把这说成是中国人有报复的传统。这大概是毛泽东的传统吧。他老人家不是曾经信誓旦旦地表明要"一个不杀"吗?王实味被处死了,他还假惺惺地要"赔我一个王实味",说杀人不同于割韭菜,韭菜割了,还能长出来,脑袋掉了,长不回去。看,多么珍惜生命!可是转过脸来,又恶狠狠地下令在"土改"、"镇反"中大开杀戒,要求各地抓紧时机杀掉一批,喜滋滋地在地方送来的杀人报告中批示"痛快"。其变脸的纯熟程度,连川剧大师也当自叹弗如。其理由却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明明是他自己觉得杀人能满足他的快感,却偏偏要在前面加上"人民说",把责任推到人民头上。


毛死了都三十多年,形势已经与时俱进,发展到了举和谐之旗、走和谐之路的新纪元,怎么反而缩小了死刑范围就会大局不稳呢?究竟心目中的该杀的对象是谁啊?总得有个模拟的死刑犯吧,总不会是空空洞洞无的放矢吧。是想拿死刑去对待周正毅、陈良宇吗?有点不大像。是想拿死刑来处决林昭、遇罗克、张志新吗?太可怕了。谁相信中国缩小了死刑范围就会改变颜色的鬼话?谁相信死刑那个小道理竟然比和谐社会这个大道理更硬?人大表决时,难道会有50%以上的代表会胡涂到以为中国的稳定是建立在死刑的基础之上的吗?所以,与其说人大没有批准"入人"的理由是因为有人不愿意缩小死刑范围,不如老老实实承认不批准人权公约的原因就是因为害怕人权。

还有人拿出人大和政府的制衡来说事。在三权分立的国家里,议会和政府互相制衡,的确是正常现象。但中国不搞三权分立,这是已故的和健在的核心的共识,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现在的体制叫一元化,政府和人大都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除非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之一,才有可能导致政府行为和人大行为的脱节:要么党中央陷入了危机,丧失了能力,失去了对政府和人大的控制;要么当时的党中央内部存在着两面派,一方面,指令政府派人到纽约去签字,欺世盗名,骗取联合国信任,在人权理事会里占了一个席位,另一方面,又指令人大,不要把"入人"当真,不得把它列入议程,不可以批准它。肯定已经有人在作这种"两者必居其一"的分析了,非无能即两面派,你能说这种分析不合逻辑吗?


我愿意与人为善,看不见共产党陷于领导危机,也不愿意妄测党中央出了两面派。除了上述两种可能性以外,也许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忘掉了。健忘是生理现象,白头发黑头发都可能健忘。日理万机的大政治家,有时为了政治原因,也会遗忘掉的。当然罗,遇到有人提醒,党中央无疑是一定会从善如流,亡羊补牢的。最近两次,一次是杨建利先生提醒,就在不久前;另一次是今年元旦,联署签名提醒的超过一万人,有律师,有学者,都是爱国的公民。如此提醒之后,要想继续遗忘就说不过去了。因此2008年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中国堂堂正正加入联合国人权公约,为构筑和谐奠定以人为本的基础。2008年机会难得。它是换届年。人大换届,政府换届,新人新事,普天同庆,没有输家,大家都是赢家。加以今年又是中国的奥运年,关系重大,不言而喻。争取主动,此其时矣。


可不可以硬着头皮顶住,顶出个五十年不"入人"?恐怕有点难。咱们这个"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难道真的跟"联合国人权公约"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当年党中央叫政府去签署,算不算又犯了一次路线错误?惹出这种疑问来,嗨!值得吗?

【祭园守园人】 孙维世遇难四十年祭

劫世红格格:悲歌孙维世(一)


一. 蓟门烟树中 走近


从三环折入蓟门烟树、寻常院落,手又被“邓老”不寻常地攥紧。

当然,更不寻常的是:我依然恭称之为“邓老”的 “邓老”,其实是主持开国大典的林伯渠的苏维埃之子——与邓子恢留在苏区的儿子被彼此错认过长长的一段。

我却为另一种不寻常的失礼而至今惭疚:

驾着残摩的邓老曾多少次亲临我在北京的处处陋室!我呢,第一次也是迄今惟一一次折过蓟门的新春之叩,预约时居然毫不掩饰来意之不纯:不光拜年,也是来索借“邓老”三姐林利的《往事琐记》的。当年在杭州,江青让林利住毛泽东走后的房间都自觉“失礼”呢;大过年的,我却“寻” 林利寻到“邓老”家来了——却为的是红格格孙维世的“第四十个清明”!!!

只有她,唯有也最是她——林利,还在为相依为命八年的孙维世这样呕心泣血:“我不甘心啊!”

不会瞑目的孙维世!

穿着草鞋跳上飞往莫斯科飞机的红格格!

被一、二、三号人物同时宠爱又同时抛弃——中国最不寻常的女人!

“第四十个清明”!

所以礼仪程序也不寻常起来:抱拳合掌后,不待斟茶,邓老就牵扶着我径直走进他的书房兼卧室。一边递过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业已珍重包装好的《林利:往事琐记》,一边说:

“刚看过不到一半:三姐写得最多的就是孙维世,其次就是四伴江青了……”

邓老自己都还未曾卒读!——我这算寻常之“借”么?不安地思忖着,出口的却不是歉与谢,而是问:

“你继母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事书中有吗?”

是啊, 踏破铁鞋无觅处!——孙维世遇难四十周年的欲祭又茫然之际,贺岁铃群之中“邓老”那久违的一声,是祝福,更是天人点化:“邓老”不可能没有亲姐姐的呕心之作吧?!

儿子把《往事琐记》珍重置入他的皮囊里的那一瞬,我在自扪:这另一个红格格——林利阿姨的回忆文字,能让孙维世从血色混沌中走出多少清明呢?

但我也确信:

无论如何,蓟门烟树中,我走近了“红格格”姐妹……


二.这样的红格格姐妹


漫眼扑来,是理想主义最经典的红色——

被弄混的“邓老”与林秉苏咿呀蹒跚在会昌山下之时,他的三姐林利与周恩来义女孙维世,正开始着她们在莫斯科相依为命的漫漫八年:

党校——共产国际——红色救济总会;

一个房间,一类工作,一种彼此投合却异于瞿独伊的洒脱;

燃烧的广州,血腥的上海,动荡的童年……既然两个红格格彼此陌生的时候就拥有那样多的共同与熟悉,那反法西斯最艰苦岁月的如影随形,怎能不终为林利以血泪凝成文字?——这对姐妹俩即使为前线将士输血,都是一前一后啊!

为孙维世的戏剧执着和生活来源,林利甚至延宕了大半年的归国期……


异国归来。

孙维世随心进出中南海,主创中国青艺、执导《保尔.柯察金》、组建中央实验话剧院、开拓新中国儿童戏剧、深入大庆编导《初升的太阳》——追梦于红色艺术之峰……


林利不但俄译《毛选》,陪译尤金,随团翻译,两见斯大林,还曾与四赴苏联治病的江青三次相伴几乎始终——有史家称其为“江青的女官”。

林利何甘月复一月陪侍的寂寞与依附?却又视此为“替伟大领袖分忧”。

而最经典的是,江青收到林伯渠夫人朱明斥詈她的匿名信的同时,西湖、富春江却又克里姆林宫医院、克里米亚亲王行宫般见证:女儿林利与江青又一度伴如密友,她就住在领袖离开前住的房间里陪侍着……

可以想见毛泽东自己也曾心存谢意地这样认可。

以中国之大,谁比通天有术、媚近无耻的康生鼻子更灵?!最是康生写给孙维世纵论文艺的长信,最是康生向林莉敞开的鼓楼小石桥公寓,见证着:

一对患难与共、又最为时代娇宠的红格格姐妹!


三.孙维世与红格格受难群

这样的林利,文革劫世竟也难逃她四度长相伴的女皇的魔掌,难以幸免她的父亲主持开国大典的国度的国家灾难:

她是与孙维世同案、同日被捕的;

德胜门外、半步桥、秦城……七年又四十天三个监狱辗转中的屈辱、苦难与被吞噬的风华;

被捕时就在隔壁却来不及告别、终于恨撼魂天的母亲;

这样的林利写了192页申辩,为李立三、为李莎、为格拉娘、为赵洵,独独不为自己辩护——是“因为没有必要”,还是一种人格、一种自信、一种尊严?……


劫世红格格受难群,除了孙维世与林利,当然还有刘家、邓家、陶家的格格们,还有张雅玛,还有欧阳菲……

鲁豫不止一次面对过刘爱琴的滂沱泪;

前不许久,叶帅家那位格格还在凤凰屏幕上倾吐着当年狱中的绝望呢……

原来“革命”不仅在大口吞噬自己的孩子林昭、李九莲、张志新、钟海源们,红色宫廷也在肆虐自己的格格们!就为一种又神圣又卑劣的红色!

没有追踪过高、铙、潘、杨的格格们。仅凭红格格受难群在史无前例中的史无前例,这样的感叹就是深刻:

原来有一种“革命”叫自噬!

——红色的自噬!

正因如此,四十年中国又一次聚焦着,又疑问着:

是尤物,是异数,还是家国不幸必然与女人的那种关联?

劫世红格格受难群中——

谁同时拥具孙维世的绝色、雍容、艺术造诣、执着与追求?

谁像孙维世那样被中国的一、二、三号人物几乎同时宠爱,又同时抛弃?

极权与嫉妒,美丽与罪恶,尊严与犬儒,祸水与冤魂:谁比孙维世的遭遇更惨烈、更不幸、更能在一己的惨烈与不幸中解码自身也追寻其中的“红色”,解码荒诞、噬血、恶浊的极权体制与时代?

谁能理解天人之隔几近四十年,另一个红格格为红格格孙维世的不平之吼:

——所谓“脑蜘蛛网膜下腔出血”致死的孙维世,竟是“死不见尸,连骨灰也没有。为她举行的控诉大会……始终没有人提到置她于死地的凶手是谁。竟没有一个字提到叶群、林彪等人。我不甘心啊!(P218)”


四.为叹息而叹息

孙维世可爱的“小超妈妈”却总叹义女的“刚烈”。

殊不知历史更为这叹息而叹息:叹 “义父”亲自批准逮捕义女之所“曲”所“全” 深处的柔弱,叹这样柔弱的民族与这样柔弱的世代,更叹一代代理想主义者的痛思,柔弱地被这一声声叹息至今阻遏于体制之外——正是这种体制造成着狂热与柔弱的时代:热血又冷血的“我们”与匍匐着又讴歌着的“我”……

——刚烈被边缘正义也就必然被边缘的中国啊,您还要在同一个地方摔几跤呢?!

那么中国,别忘了刚烈——拒绝柔弱的孙维世!


所以我想说,我要说,我不能不大声说:

可敬的林利阿姨二十万言的《往事琐记》,正可敬在她身为格格而拒绝遗忘、拒绝柔弱、拒绝伪饰权金盛世的平民化祭思之中,正可敬在她为孙维世、为欧阳菲、为李莎、为格拉娘、为自己这样悲悯不平的结笔之中——

“……我找不到我们祖先所谓的‘哀而不怨’、‘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心境。”

“我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顾全大局’——‘四人帮’的大局是充满邪恶的大局,有什么顾全可言!(P234)”

这就是为叹息的叹息!


在蓟门烟树侧的鄱阳湖大酒店,我和“邓老”频频举杯,为2008之春,为我对林利阿姨《往事琐记》求索中的求索,为格格和平民面对酷烈苦难求索中的平等……

——尽管这种平等绝不意味着体制思索上彼此的认同或绝无差距,但我确信:一种人之为人的人性的相通,自蕴其中!

而此刻我想说,我要说,我要大声说:

我的举杯也是拒绝柔弱,是为叹息而叹息!

这样的举杯,才是一种实则自我鞭策的呼唤——


年复一年的清明,总 是我的一束白花,在八宝山瞿秋白墓前慰藉着瞿独伊孤寂的献祭。从未坦告过陪祭的妻子:这样的冷清中,这座曾被砸毁过的墓前,气质并不相近、遭际也不相同的 两个红格格:孙维世与瞿独伊,竟会叠映在我的同一束白花里。哀思也叠迭着沉思——两代革命者被“自己阵营”斥辱牵引的沉思……

是啊,年复一年的那一阵凝滞、混沌的时光里,孙维世总是谜一样久久站在我的心头,沉默地睁着大大的眼晴……也许只有天国的李九莲,才能解那一束白花的三层意蕴,才能正视孙维世睁着的大眼晴

而今年清明,就该不止于仅仅一束白花了吧……


那么,不会瞑目的红格格孙维世啊,你的凄美,你的冤屈,连同肇造这一切却又被阻遏着反思的体制,会不会在你的第四十个清明时刻“清明”一些呢——

在蓟门烟树的穿越之中,

在林利阿姨们被边缘的刚烈拒绝沉默之后,

在四十年悲歌一曲之时?


江青、孙维世情仇探:悲歌孙维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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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孙维世与江青之间:“什么事?”

1950年10月14日。

江青拉带着毛岸英,岸青、李纳和一份厚礼:出现在金山与孙维世的婚礼上。

江青故意拉近孙维世问道:“你为什么不上我那儿去?”

孙维世问:“什么事?”

江青说:“还不就是讲讲你和主席出国的事情吗?”

两双女人的大眼睛的对探之间,妒火与愕然的倏忽之间,新娘子也许就在王顾左右而言它了:幸福的日子本身就是盾牌。

然而,被疑忌者一直的避遁,疑忌者妒恨的加深……终于文革来临,旗手登峰。如果最狂热的理想主义掩饰的不是最龌龊现代情仇,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最后一次约见中,孙维世留给妹妹孙新世的遗言怎么会是这样?——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如果我死了,肯定是被人害死的!”

——在另一个世纪,林利展开她的悲思漫忆。展读中,早已没有了丝毫猎奇的意绪,只是悲怆,是哀思,是沉重的体制思索,是林利阿姨仰天长啸的那一声:“我不甘心啊!”

长天,回响着历史仍然的疑惑:

新婚那天的孙维世与江青之间:“什么事?”

那天,义父义母的贺仪可就薄多了,却又深多了:一本鲜红的婚姻法。

然而金山在朝鲜与金日成的女秘书出轨,还是离新婚仅四个月。

怒不可遏的金太阳把“寻欢作乐”的女秘书给毙了。彭德怀非常恼火地发电请示,要借金山的头向金日成谢罪。周恩来却令押回金山。邓颖超则让人赶紧传 话当时在国外的林莉,要她写信劝维世“转到党的立场上来”。林阿姨的理解就是离婚,立马写信劝离。上下左右所有的人都等着那一声,却也只等到这样一声:

“金山犯了不可原谅的罪行,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了!”

“此后的长期中,维世忍辱负重帮助金山。金山(改造)期满回京了。她向领导请求准许他重返戏剧界,直至有一天,维世去找文艺界的领导,说金山患有严重心脏病,怕自己死后见不着马克思,请求恢复他的党籍,领导终于准其所请……(P216)”

是原谅,是挽救,是守护,还是……?在一代代的绝代风华之中,何曾有过如此宽厚、隐忍、痴爱到无以复加的“仁至义尽”呢!然而,对比孙维世前后拒 婚林彪、刘亚楼的洒脱、雍容与优游,林利阿姨啊,这还是本真的孙维世吗?您不觉得只有在婚姻之外,才能求解这即使张瑞芳也不屑、不堪的一切吗?是否有一种 义父义母也无可奈何的力量,在隐隐驱迫着孙维世把屈辱的婚姻,也作为自身守护的盾牌?

孙维世与江青之间:真有“什么事”?!

孙维世、林莉陷狱的第十八天,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与造反派商决东北局的有关问题。

江青威风凛凛地来了,一上来就当着亲准过逮捕义女的周恩来和众人的面,歇斯底里地骂道:

“成元功是总理的一条狗,孙维世是总理身边的一条狼!”

听江青这恶狠狠的一声!情仇已成猎物,何曾消18载积怨于丝毫?!看来,作为情仇的孙维世,仍然是江青对孙维世直到大庆归来仍进过中南海、见过毛 泽东的定位?据孙维世专案组王XX交代:“江青就指这件事说孙维世是狐狸精,是美女蛇,还说是她是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再看王莹之死、看章泯之殁,江青 亲手弄死的对象中,谁真正属于“路线分歧、政策分歧”?

孙维世的名字“赫”列其中、而周恩来却不得不批也不能不批的那份逮捕名单:当是那个莫须有的“李立三、李莎里通外国集团”吧?

可苍天在上:所谓的“苏修特务”——孙维世与李立三、李莎之间的联系,仅多少年前送过两张戏票而已!——孙维世、林莉与李立三的妻女是同一车厢穿越西伯利亚回到祖国的。

刚烈的孙维世!可怜遍体鳞伤、死后还戴着手铐的孙维世!为一次“觐见”、两张戏票“一缕香魂入梦遥”之时,是风华正茂的48之年,陷狱才半年多——恰恰是18年前她的大喜之日、江青的逼问之日:

红与黑的10月14日!

——女皇与死囚之间:竟是“这样”的事!

六. “ 求证”康生

金山在《莫将血恨付秋风》一文中解释:孙维世不去也不和江青讲她同毛泽东出国的事情——“王顾左右而言它”,“是因为事关党和国家机密。”

历史诚然不是京夫子的艺术演绎,却也容不得亲尊者讳饰。

其实,以当时中苏的友盟、以江青的地位——作为毛泽东的五个秘书之一,按照曾志的回忆,江青可以阅读政治局委员规格的文件——以此前此后苏联六年 四次以第一夫人的高规格接治江青的殷勤,当时虚荣已极却犹未勃发野心的江青,还会有什么对于她非知不可、乃至对讳言的小女子翻译耿耿一生的“党和国家机 密”呢?

以康生的情治耳目与老谋深算,他投孙维世万言以长谈文艺,向林莉随时敞开他的鼓楼小石桥公寓的收藏与殷勤,难道会仅仅因为红格格姐妹是艺术知音,或当过一阵能涉入“党和国家高级机密”的翻译?

林利阿姨是这样为“康生‘凑’上来”一节文字画龙点睛的:

“康生表示对我特别关怀,正是江青特别需要我陪伴的时候。”“我送一张江青拍摄的我在划船的照片给她(曹轶欧)。她大喜,回赠了一张她本人青年时代的照片……”
“后来听说,我之所以在‘文革’刚开始就被揪,是康生说了话。他说,林利已经修了,我不管她了。”其实,已跳龙门——身居中央文革顾问显要的康生,其时已与江青密谋好如何收政敌与情仇于一网了。

曾深得圣眷后又被冷落的田家英,就面对过几乎与此一摸一样的康生:五十年代,康不断与如日中天的田书赠往来,甚至忍痛 “割爱”校补的一套明代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据统计,康生在这部书中共补写七十余处,约三千六百余字。可见这位权势的射雕者,为重新点燃他在毛泽东 记忆中的亮点的迂回深曲、不择手段。而一发现毛泽东为“包产到户”的事气恼得半年不和田家英说一句话,康生与田家英之间那高雅浓郁的一切,便嘎然而止。

孙维世却是处处事事、公公私私都疏离避让着江青的,应该说康生不会不知道。也许正因为他洞然那疏离更深处的一切,才不但依然“凑”近孙维世,而且“凑”得比对林利更热络,更亲切、更艺术、更屈尊吧。

这个中国现代史上罕有其匹的大奸大滑知道些什么?他不辞老病,洋洋洒洒,把鸿博、热情与关切深深烙进一个风华绝代的红格格的心里,最终为的又是什么?

当然,这种超级的热络又绝无与林利同看《伐子都》、面对面议论《一个人的遭遇》乃至关注、照拂、安排、调动她的工作的那种张扬——想来,红格格孙维世也许从未现身小石桥康公馆。那么这彼此的外敛、节制与悄然,又是为什么?

四十年翘盼解密,终于宁可相信:越是关键的专案材料,怕是越是毁得差不多了:在乱中,在“拨乱”中,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中。——好在这些旁 征博引与诸多的为什么,恰构成历史小心求证的证据链。正是这一切,与江青1950.10.14那多少有些释怀却又被引燃着疑忌的日子——与那天她的那份厚 礼和那声“为什么”,与那个日子十八年后的红格格惨死之间:一个长长的证据链——从各个环节到终端漫是血污的证据链,在孙维世的第四十个清明,难道不是前 所未有清明地证实着:

与其说金山在解释,不如说他在掩饰?

是的,同一问题穿越时空又遭遇“王顾左右而言它”:前是新婚的妻子本人,后是苟活的丈夫,都在讳伪证真——都在为极权及其体制或至尊至亲者讳以避不测,都在欲盖弥彰着女人们最微妙的过敏,都在流布与加剧着一种传闻,一种疑惑,一种权势峰巅上女人的妒与恨。


七. 权势、时势与妒恨中的女皇

权势与时势,对于妒与恨中的女人,是不是跳出魔瓶的魔鬼的翅翼与血盆大口?

丈夫金山失踪之后,投告无门的孙维世第二时间里想到了追求过她的林彪。她给中央军委去信请求林彪的援助。这封信当然落在了林办主任叶群的手中。

得知此讯的江青几乎在第一时间赶到毛家湾。

这是权势有了,时势也到了的1968!

——不再是1950,不再需要一份不菲的礼物掩饰妒恨的“为什么”,不再也不可能需要林利伴居克里姆林宫皇家医院、克里米亚行宫或巴尔维赫疗养院了!

难道那就是林利阿姨的四次长相伴的江青——那个在苏求医的病恹恹的江青?

——对傅连璋的妻子、李公朴的女儿颐指气使、极尽挑剔,却对林莉和颜悦色;背后数落斯大林宴请前叮咛她的刘少奇,曝露出当面的无可奈何;从帮佣的 母亲、酗酒的父亲到黄敬、唐纳、毛主席,无不尽与林利言,连同为她自杀过五六次的唐纳,每次吞下的红头火柴不超过六根……

这样的江青,不会掩饰她爱读女红军爱上白皮肤篮眼晴白军军官的《第四十一》;这样的江青,在巴尔维赫疗养院邂逅知其上海滩底细的杨帆,转身就走; 这样的江青那个三月五日为斯大林嚎啕大哭,然后去圆柱大厅为斯大林守灵,再后来又以同样歇斯底里的嚎啕,阻宕林利提前回国;对那样一声——马林科夫的妻子 知其学历不高时率直地说:“那就到我的电力学院来学习吧!”——这样的江青怕是耿耿了一辈子!

不过,还是这个江青,毛主席离开刘庄让林莉住他的房间:

“我们不会是失礼吧?!”

林利笔下的江青也势利也虚荣,虽在养病,却要有与第一夫人相应的高级待奉的派头,却也不乏透明与真诚——
——“江青扬言我是她的朋友。”

林莉阿姨,这不仅仅是“扬言”,这是当年的真实,是“从不对人轻苟言笑”的江青真实的“孤独”求友!

也同样相信,江青亲口对孙维世这样的坦露也是虚荣的真诚:“我是主席的夫人,你是周副主席的女儿,我们要搞好团结。”四十年代的江青给孙维世写过 很多信,这种“团结的方式”为什么会在五十年代绝迹?除了她所依附的领袖光环的急剧膨大与炫目,使身处环心的她更眩晕与孤独,似乎就只剩下一种微妙的解释 了——这种微妙又恰恰相系着江青对环心位置的无比恋眷、不择手段的守护,尤其相系着她对红都女皇显赫与极权的觊觎!林利说,江青的第一夫人地位“在我看来 是巩固的”,只不过是以自己的恬淡胸襟度乱世魔女罢了。

是红海洋簇拥的权势,是无法无天的时势,使情仇妒恨中的女人一跃而成政治巅峰上的魔女——把一次次推心置腹的“女友”也置于万劫不复的,不正那个克里米亚黑海岸边娓娓中不乏透明与真诚的江青吗?为虎作伥的,不正是曾对林利忘年而情浓的康生?!

仅仅因为林利是她情仇的密友!

以至七年牢狱之后的那个广场与清明四月,林莉不得不远匿故乡湖南以避江青的魔掌,因为据说江青曾这样牢记着她——在广播电台的“林莉”问题的材料 批示中,责斥该台“连一个‘苏修特务’都查不清楚”。那时孙维世的义父还活着,在江青的批语旁边也批了一句,说这个林莉是张浩(我党先烈林育英)的女儿。 意即此林莉不是彼林利。

不知各自批语的那一瞬,克里米亚黑海岸是否从江青脑际掠过?周恩来又怎样想着和“彼林利”异国患难八年的义女的?

只知从江青的“孤独”求友到女皇梦,这实际上是另一个维度的孙维世死难真相求证。


2008.
元宵.北京 (作者博客)

张耀杰:如沐春风,我所接触的张思之先生


20061126日,几百人在北京的严冬为张思之先生祝贺80大寿,这几百人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我所熟悉的师友。可惜当时我正在美国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没有机会参加盛会,内心深处一直引以为憾。

(照片为张思之与举报人李桂荣)

应该说,我对于张思之先生更多的只是单相思式的神交,或者说是法律爱好者一厢情愿的精神崇拜。我与他礼节性握手言欢的经历,迄今为止也不过三四次,促膝恳谈的机会一次也没有争取到。尽管如此,我们之间却有过两次文字上的合作,我从中感受到的是先生既刚烈似火又暖如和风的另一种境界。

2004年的“两会”前夕,赵岩、李柏光、俞梅荪参与组织秦皇岛、唐山地区桃林口库区移民要求罢免当地官员的万人大签名,为人实在的俞梅荪为了帮助库区移民维权代表张友仁逃避唐山警察的追捕,在香山脚下的一处库房里因煤气中毒而咬破舌头。此情此境中,与罢免活动毫无关联的我,激于义愤挺身而出,调动自己在海外网络媒体的全部资源,替危难之中的俞梅荪、张友仁摇旗呐喊。我一方面把这一事件放大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维权案例;一方面也使没有充分精神准备的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恐惧之中。是张思之先生写给俞梅荪的一封来信,给我以如沐春风般的极大鼓舞。抄录如下:

“梅荪:友人寄我你的《大逃亡日记》,所叙事实,不仅震惊,难禁愤慨!出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说一声呢?赵岩为什么也不告诉一下,也好商量商量如何应对才是。方才与戴公(戴煌)通话,他同样十分关心,深表愤激,嘱我尽快与你联系,看看需要我们做点什么。考虑到电话多被人私自使用,‘旁听’有术,只好先写这封短笺了。舌头愈合了么?至以为念。你身体不好,有事可请赵岩吩咐。珍重!思之上。2004年3月13日17:05。”

事情缓解后,为了巩固既有的影响和成果,我和俞梅荪把相关文字整理成一本《俞梅荪与新民权运动——中南海秘书成了民间代言人》,交给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发行。俞梅荪出面征得张思之先生同意,把上述信件影印为“代序”。

有了这一次的文字合作,我对于张思之先生的敬仰之心日益迫切,只是一时间回忆不起与他初识时的情境。

2006年6月14日下午,由中国律师观察网主办、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协办的“嘉言论坛”,专门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进行研讨,100多名律师、学者到场参与。作为中国律师界最具标帜性意义的老前辈,张思之先生的发言一下子把气氛推向最高潮:

“第一次看到这个文件时,坦率地讲,我被激怒了。因为我觉得,十三万之众,而且这十三万可不是一般的人,应当说是社会的精英,他们的领导集团居然制定了这样一个文件,我觉得这有失我格,可以说有失我们‘律格’吧,所以我愤怒了。……但是紧接着就听到一个消息,说了这个文件产生的过程,特别是文件最后的定稿人是我的一位年轻朋友。在诸位面前我坦率地讲,大家应该体谅我,在律师队伍里面我的身份比较复杂,有人会说您这么大年纪了和我们年轻人生什么气呢?我们写的东西你指点一下也好,怎么能跳出来批我们?说实话,我真的是有些于心不忍,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有些不大合适,因此,我住手了。……面对这么多的老师和朋友,我还是想说说心里话。我想说,今天看到全国律师协会——我们律师行业的领导集团终于开始发言了,这是好事。我希望我们的协会经常不断地就我们律师的事务公开地发表一些意见,哪怕是错误的也没关系,错了改正就好,只要是光明磊落的,这是我非常直截了当的一个想法。”

接下来,在场的一位“指导意见”起草人,无形中充当了接受批评的活靶子:“首先我要问,你们的初衷是什么?你说是为了保护我们律师,是这样吗?何以见得?哪一条哪一点哪一句能够证明这一点?一个字也没有!所以你的初衷只是口头上的,我领情,但我不信服。既然这是一个指导意见,你就要给我们点什么。现在应该给我们些什么呢?办理这类群体性案件,首先我们需要智慧,怎么把这类案件办得大一点,这需要智慧。第二需要勇气。……这里让我特别不安的是什么呢?你们说:‘正确处理这类案件对建设和谐社会至关重要。’请告诉我,你们的和谐社会是什么?你们和谐社会的蓝图是什么?什么叫和谐社会?如果是共产党人的话,就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没有让你为和谐社会而奋斗。……所谓和谐社会只不过是口号而已,听听也就是了,不应该把它放到一个重要的文件中,还要让我们如何如何,这绝对是大煞风景,我们律师不应该这么愚蠢,怎么能上这个当呢?所以从引言开始,我就持否定态度。”

落实到“指导意见”的具体规定,张思之继续批评说:“通过对这类案件的总结,我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就是根据这类案件的特点,律师必须介入。很凑巧,今天的《人民法院报》就登了这么一版消息,题目就叫‘为了546个养殖专业户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广东的一个群体性案件,搞了几年终于有了结果。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我们律师的身影,律师哪里去了?被你们给吓回去了。所以,我认为今后对于这类案件,如果有可能,律师千万不要回避,一定要介入。第二,根据这类案件的特点,我们的律师要多难有多难,……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的人就被收进去了,没准就被送到菜市口了,这都有可能。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的文件制定者统统未予考虑。所以从总体上讲,你们的指导意见是很大煞风景的。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错误,关键在于你们的立足点错了,指导思想错了。从文件来看,我归纳了一下你们的指导思想:第一条,你们只是给了我们轨道,而不告诉我们怎么运行。这个轨道很有意思,就是‘只能通过法律途径如何如何’,废话!你后面又让我们上访﹑汇报,这些是什么途径?是只能通过法律途径吗?这根本是前言不搭后语。第二点,你们只给我们任务,手段、方法统统没有。……第三点就是你们的指导思想只考虑怎样限制我们,不考虑我们律师业的发展,不考虑律师事业的发展。律师是一个事业!我们是要发展要壮大的,你们是限制不了的!”

关于“指导意见”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张思之指出:“我想讲的是你们这个所谓的指导意见就一个字,就是‘管’。我们不是不服管,关键在于这是个指导意见,应该讲治理而不是管理。说到治理,我无论如何要讲两句,我对你们的治理才能有些毛骨悚然。……讲到管理,我想我不是冒充高明,这个文件是我们所谓‘两结合管理方式’的最佳产品。什么叫两结合?看到了吗?就是这玩意!这是两结合的产物。在我们目前这个体制下,不管你什么样的两结合,必然的结论是大吃小,必然的结果是大压小,你谁也逃脱不掉,你甭想!什么叫两结合,没那回事!……所以如果说你们的立足点不找对,你们的指导思想不端正,你们就不可能保护我律师职业的正当权利。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讲,我看你们所提出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勉勉强强可以用的,与时俱进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办理群体性案件应注意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只有这一条你们与时俱进了,你们是明目张胆地告诉全世界:我的律师办案子是在打关系的。你们这一条宣告得清清楚楚:你们不搞关系,不搞好关系,你办什么案子啊?”

在发言的最后部分,张思之郑重劝告在场的律师同行:“第一、我们一定要善于自我保护,我们不要依赖谁来保护我们,我说句难听的话,全国律协保护不了我们什么,诸位千万不要信他们的那个,它绝对保护不了我们;我们有了事情之后肯定是我们担的,与他们绝对没有关系的,他们大不了在旁边‘嗯’一声,这就了不起了,说保护我们,没那事!例子太多了,不举了。……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自我保护而该干的事情不干,……我补充一下贺(卫方)老师的意见: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律师绝对不应该做的,千千万万不要做,我在这里第一次公开地讲这样一句话:例如所谓的绝食。我不具体分析这个事件了,我跟个别的同志,我曾经很坦诚地讲过我的意见我的看法:那些事情我借用一个词是‘只能自毁我长城’,只能是我们自己毁灭我们自己,是不是?……所以这类问题诸位千千万万不要感情用事,我们动感情要看在什么问题上,什么事件上。这类问题一定要从我们的事业出发从自我保护出发,我们不该做的就一定不要去做。”

这次研讨会之后,我依据自己的当场笔录,加上赵国君先生提供的录音稿,整理写作一篇《官办协会“指导”律师执业》,其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与会人员的主要发言。没有想到文章交给香港一家刊物,被掐头去尾处理成张思之先生人的独角戏,并且添加了一个非常火爆刺激的标题。

由于邮路不通,张思之先生在我之前看到这份刊物,并且责问赵国君为什么要把他的发言稿传播出去。我得知此事后一直觉得有愧于先生,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当面给先生一个解释;没有想到在不久后的又一次聚会中,握手言欢的先生对此事只字不提,依然露出慈祥温暖的笑容。一向口拙的我再一次如沐春风,竟然忘记了当面向先生解释这件事情

2006年底,我因为所谓的“擅自”到美国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而遭受打击报复。情急之中,我第一次给张思之先生打电话,希望能够当面向他请教。不巧的是先生正在病中不便接待,而是在电话中声音嘶哑地给了我一些必要的劝诫。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尽可能低调避事,再也没有见到过张思之先生。前不久偶然遇到来自武汉的著名作家胡发云先生,他告诉我张思之先生一直记挂着我所遭遇的麻烦事。由于事情还没有终局,我不好意思直接向先生汇报,只能把先生的好意默记心头。

作为一名文史学者、法律爱好者和以法维权者,我真诚地希望张思之先生健康长寿,并且与我们一起亲眼看到宪政民主的社会制度真正实现的那一天。

2007-10-12于北京家中

胡平:这样的党凭什么不反?

——读胡风女儿晓风写的《我的父亲胡风》

胡风的女儿晓风写的回忆录《我的父亲胡风》,由美国的溪流出版社出版,书名是《虽九死其犹未悔》,取自屈原《离骚》。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中共掌权以后第一起大型文字狱。由于这个案子是毛泽东亲自定的,所以直到四人帮垮台后仍然迟迟得不到彻底的平反。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了一些有关胡风的研究与纪念文章和书籍,包括胡风的妻子和子女写的回忆文字;但限于国内的政治环境还不能畅所欲言。所以,胡风的女儿晓风又写了这部回忆录交到海外出版。由此可知,这本书的意义非同一般。

胡风,本名张光人,是著名的左翼作家、诗人兼文艺理论家,长期追随鲁迅;1949年后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然而从1952年起就开始遭受批判,1955年更被打成反党集团,后来又升级为反革命集团;此后就是长达24年的监禁、软禁和劳改,直到1979年77岁高龄时才释放出狱;80年代恢复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文联委员;1985年6月病逝。在这本书里,作者除了回忆她父亲外,还有几篇写到几个重要的胡风份子。著名学者、当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的贾植芳先生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当年胡风曾预言:"自批判胡风,中国文坛将进入中世纪"


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我刚7岁,对胡风其人其事自然谈不上有任何理解。不过家里那本《儿童时代》杂志上胡风的漫画倒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幅漫画把胡风画的很凶恶,但确实抓住了胡风的面部特征,以至于我在80年代第一次见到胡风的次子张晓山时,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他们父子俩长得太象了。

我对胡风的认识始于文革期间。一次,我看到一张揭发批判周扬的大字报,其中提到在1961年的一次讲话里,周扬说:"当年批判胡风,胡风曾经预言:"自批判胡风,中国文坛将进入中世纪。'"周扬说:" 我们当然不是中世纪。但是,如果我们搞成大大小小的'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主义,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记着胡风这两句话。"看到这几句话,我对周扬有了些好感,对胡风更是油然而生敬意。后来下放农村当知青,我从一位同学那里搞到一本当年批判胡风的小册子。我竭力从那些大批判文章里引用的胡风的只言片语中了解胡风本人的思想,发现胡风的思想要比那些批判者高明得多。例如胡风批评的"五把刀子",特别是第一把,"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正和我自己心里的异议不谋而合。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株连很广,官方统计共触及2100多人,但正如晓风所说,"实际上远不止此,须知每个胡风骨干份子都株连了数十人乃至上百人;从我父亲的日记和书信中发现的每个人名,都要被审查受到株连;连我家乡县城中学的全体语文教师都被打成了胡风份子;更无论各地揭出的'小胡风'、'小反革命集团'了。" 在57年的反右运动中,有不少人仅仅是为胡风鸣不平,甚至仅仅是对胡风案件提出疑问,就被打成右派。

在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的人中间有不少老革命,例如不久前因主张民主社会主义而声名大噪的原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小说《如焉》里的卫老师,据说其原型就是一位胡风份子——武汉诗人曾卓。还有一位老革命彭柏山,1949年后曾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任宣传部长,55年也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文革中竟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彭柏山的女儿彭小莲是有名的电影导演,她写过一部回忆她父母的书《他们的岁月》。其中写到她在美国纽约大学留学期间,交上了一个德国裔的男朋友。这个德国裔的男朋友在听彭小莲讲起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时,大惑不解地问:希特勒再坏,他害死的主要还是犹太人和外国人,毛泽东为什么要害死那么多中国人呢?我要补充一句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害死最多中国人的毛泽东,至今还被一些中国人奉为中国的大英雄,而且还是民族英雄!


这样的党凭什么不反?


胡风遭受共产党残酷迫害,然而出狱后,他仍然表示他信仰共产革命,相信共产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想至少有两条原因。一般人祇知道迫害会导致反叛,他们不知道有时候迫害也会强化忠诚。因为受害者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往往会表现得格外忠诚。因为胡风确实是冤枉的,他本来确实不反党不反革命。可以想像,胡风在长达20几年的受迫害期间,念念不忘的就是怎样替自己辩白,证明自己不反党不反革命。至于这个党、这个革命可不可以反,应不应该反,他可能倒想的不多了。此其一。

第二,在表面的忠诚下,实际上是深刻的恐惧。举一个例子就够了。1985年,胡风的外孙要考大学,向外公征求报考专业的意见。胡风急切地说:"不报文科!不报文科!"可见,胡风的恐惧早已深入骨髓。想来胡风也产生过对党对革命的怀疑,但是,强烈的恐惧妨碍了他的深入思考。共产党的监狱未必能改造胡风的思想,但是它能严重地损坏胡风的思考能力。

一些胡风集团骨干份子,如谢韬、王元化、贾植芳等,在他们复出的晚年写出了精彩的文字。而胡风直到去世,都没有再写出什么有份量的文章。当然,这也不难理解。胡风出狱时已是风烛残年,身体和精神都很差,受了几十年罪,好不容易活着出来和家人团聚,想过几天无风无浪的太平日子的愿望是很自然的。我想,假如胡风能多活几年,也许会重展其思想斗士的风貌,给我们留下更多的精神遗产。毕竟,一个思想者,在经历了人间罕见的炼狱之后,却未能把这段刻骨铭心的经验化成文字、凝成思想传诸于世,甚至未能发出一声呐喊,那总归是很遗憾的,太遗憾了。

请想一想,倘若晚年的胡风,以他受难20多年的身份,大声疾呼结束文字狱,大力倡导言论自由,那将是何等地振聋发聩!既然胡风早在55年就预言"自批判胡风,中国文坛将进入中世纪",而此后的反右与文革等事态发展有力地证实了他的这一预言,因此,胡风是最有资格启迪国人懂得"对一个人权利的侵犯就是对所有人权利的威胁"这个道理的,由他出面呼吁维护异议者的言论自由,其说服力岂是他人可比!中国的言论自由或许因此而提前若干年实现也未可知。可惜的是,晚年的胡风身心交瘁,已不复有当年那种昂扬的"主观战斗精神"了。

是的,胡风总是在努力声辩他不是反党不是反革命。然而,每一个有良知的读者在读完这本书后必然会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党凭什么不反?这样的革命凭什么不反?


路翎与阿垅


晓风在这本书里还写到两个胡风份子,路翎与阿垅,令人印象深刻。

路翎(1923-1994)是那种早熟的天才,30岁出头就发表了近300万字的作品。可是,接下来长达20几年的残酷迫害严重地摧垮了他的身心。最令人痛心的一点是,当路翎获得平反后又投入紧张的写作,写了近百万字的小说、散文和诗。可是,据晓风说,"除了诗以外,差不多都没能破除那阶级斗争年月带给他的精神桎梏,让人无法卒读。"

这看上去很奇怪,一个人深受那套左的东西的迫害,怎么到头来自己写的东西也还那么左呢?类似的情况还很多,例如不少右派复出后,其言行竟然左得令人吃惊。路翎为人十分正派,从来淡泊名利,他的左绝不是出于投机。依我之见,这就是迫害强化忠诚的例证。在20多年里,路翎不断地对自己所:"我不是反革命。我是革命的。我是革命的。"他本来确实不是反革命,他竭力地坚持这一点,但也因此他就把他自己定格在那一点上,无法进一步思考了。他成了化石。20多年后再出土就成了古董。悲剧在于,路翎们原先信奉的那套左的理念太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几十年就蜕变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路翎没变,可是社会的主流观念一变再变。他的作品,当年因其太右而横遭当局批判,如今又因其太左而不受读者欢迎。这对于一个作家的伤害几乎是致命的。

再有就是恐惧。对此,路翎的老朋友杜高深有体会。杜高是剧评家,1955年被胡风案波及,幸未落网,1957年反右在劫难逃,艰辛备尝,好在年轻,1979年平反后又有了事业的第二春。在《又见昨天》一书里,杜高写道,路翎复出后"写了许多篇小说,却都未能发表,不仅因为艺术质量的下降,更因为他的整个思维都还束缚在他'监狱时期'那种政治化、教条化的状态中"。"有人不理解他,认为这是一种很难解释的现象。祇有我能理解,祇有我在心底里怜悯他,祇有同样经历过长期监禁的人,才会知道挣脱过去的禁锢是何等艰难!我比路翎年轻近十岁,我的脑神经也没有收到他那样的致命伤害,但我也是许多年都摆脱不了那种囚徒的恐惧。"

晓风还写到另一位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阿垅。阿垅(1907-1967),原名陈守梅,诗人,作家,后被打成胡风集团骨干份子被捕,死于狱中。阿垅于去世两年前在狱中写过一份申诉材料,直指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是"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阿垅写道:"我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晓风写道,贺敬之告诉他,在平反复查"胡风案件"的讨论会上,有人念读了阿垅这篇申诉,连会上的领导们都深受感动。

晓风的文章引到了阿垅写于40年代的的一首词,是歌咏荆轲的,栩栩如生,慷慨激昂,气贯长虹。实为古今咏荆轲诗词中之杰作,非阿垅这种人写不出来,当年就很为胡风激赏。说来有趣,晓风对路翎晚年作品的整体评价不高,但"除了诗以外"。这大概因为诗词主要是表达意志和情感,更容易超越作者政治理念或观点的局限性。今天,我们再去读胡风的文论和路翎的小说,恐怕很难产生多大的兴趣,但是读阿垅的词则不然,它依然能激起我们的感动。鉴于知道这首词的人很少,不妨抄录如下:


咏荆轲(念奴娇)

轲今去矣,使悲歌为别,风寒天冻。
不杀秦皇当杀我,拔剑豪情骄纵。
太子人来,将军头存,肝胆吾侪重。
指心而誓,男儿不死何用。

慷慨纳器图中,搴裳殿上,谈笑兼人勇。
刀戟森森光不定,大步而前无恐。
气压千军,功亏一击,不中犹如中。
锋芒深着,秦庭震震摇动。
北京之春2008年3月号(作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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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胡风》
作  者: 晓风
出 版 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07-2-1
  • 字  数: 250000
  • 版  次: 1
  • 页  数: 258
  • 印刷时间: 2007/02/01
  • 纸  张: 胶版纸
  • I S B N : 9787216044998

2008年2月28日星期四

吴敏:政治体制“深水区”的改革序幕拉开了吗?

已届六旬,本应“耳顺”,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每听到、读到那些不符事实、不合 情理的言论,特别是那些文过饰非、拍马溜添的空话、套话和假话,总感到如骨鲠在喉,必欲吐之而后快。对于我的这个坏毛病,老伴、子女乃至一些好心的朋友, 屡屡劝我下狠心改一改。我也多次自我麻醉地想,“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既然光着身子的皇帝自以为穿着华丽的新衣威风八面、招摇过 市,既然自古以来被世人鄙视的阿谀奉承之徒现如今左右逢源、春风得意,自己平民百姓一个,何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呢?但麻醉剂的效力实在 有限,过不了多长时间我的旧病就复发了。

228日 早晨,我起床后打开某网,网站编辑隆重推荐的头一篇无作者署名宏文的题目赫然映入眼帘:《政治体制“深水区”的改革序幕已拉开》。这个题目着实吓了我一 跳,难道自己仅仅睡了一觉,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发生了如此重大的“突变”,竟然步入“深水区”了吗?但是,拜读完这篇大作,巨大的失望之中更涌上了 一连串的巨大疑惑与忧虑——

早在20多 年前,邓小平就设计了一副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其核心内容是:传统政治体制以权力过分集中为“总病根”,政治体制改革要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打一场 “攻坚战”,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这是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邓小平之所以设计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与他60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反对“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密切相关。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实践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作了全面部署,此后一年多改革实践进展迅猛,取得了显著成效。但1989年 政治风波之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再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和党的十三大的部署继续下去,而是将这个蓝图基本上搁置起来了。在国内外相继发生重大政治事 件的特殊情况下,暂时不对旧体制的“总病根”发动攻击,这是必要的、明智的,但长期搁置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致使旧体制“总病根”的危害愈演愈烈, 已经造成了腐败现象蔓延、贫富悬殊扩大等严重后果。对于这个实际状况,人们有目共睹,大家对近十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已经有广泛共识。现在,在仍 然将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束之高阁的实际情况下,却说什么“政治体制‘深水区’的改革序幕已拉开”,岂不是太有些不顾事实、信口雌黄了?而且,中共十 七届二中全会公报只是说,实行大部制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根本没有上升到“政治体制‘深水区’的改革序幕已拉开”的高度。有 的人抬轿子、吹喇叭的心情,似乎太过于急切了吧?如果让此种拍马之风大行其道、漫天飞舞,形成一种新的时髦和时尚,那不仅会给“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帮倒忙,甚至要发展到国将不国的严重地步。

鄙人所说的上面这些话,并不意味着对党的十七大作出决策、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进行部署的“大部制改革”有任何不恭,只是觉得对其重要意义要作实事求是的恰当评价,不能过分拔高。正好某报昨天约我写一篇宣传大部制改革的文章,我特意将此文附在后面,以示鄙人言之属实。哈哈!


附录:

大部制改革的客观必然性

吴 敏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预示着以实行大部制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即将迅猛展开。

大部门体制简称“大部制”,是指各级政府部门在机构设置上,加大横向覆盖的范围,将类似职能尽量集中在一个大的部门之中,以实现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达到政府管理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之目的。这种大部制改革,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中处于“龙头”地位,是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推进的一个标志。实行大部制的好处,一是能减少政府机构的数量,降低行政成本;二是能避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紊乱和低效率现象;三是能防止和克服政府部门之间沟通难、协调难的问题。为了确保大部制改革顺利推进,我们必须对其科学性和客观必然性有一个尽量充分地认识。

政府机构改革三十年实践进程的必然延伸。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进程中,政府机构改革是最早启动的改革内容之一。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的19821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了专门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 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从1982年到现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们已经相继进行了五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这些改革虽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在某些时候还出现过“机构越减越繁、人员越减越多”的不正常现象,但改革的总体进程比较健康,实践成效比较显著。仅从国务院的机构设置来看,1982年的改革,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编制从51万人减为3万人;1988年的改革,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人员编制减少了9700多人;1993年的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86个减少到59个,人员减少20%;1998年的改革,国务院除办公厅外的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为29个;

2003年的改革,国务院的组成部门进一步减少到了28个。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变革和新的发展需要,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仍然显得有些滞后,各级政府的机构设置和运行仍然带有明显的“直接经济干预型”痕迹,特别是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矛盾以及权限冲突仍然比较明显地存在着。比如,2005年发生在吉林省的化工装置爆炸并引发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未能及时得到有效控制,就集中反映了水利、环保等多个相关部门间缺乏协调联动性的严重缺陷。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下,政府机构改革必须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拓进,积极推行大部制改革势所必然,势在必行。

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实行大部制经验的必然启示。改 革和开放有机统一、密不可分,改革需要开放,开放也是改革。所谓开放,不仅意味着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及其双向沟通,还是指中国文化向世界各国的传播 以及我们对世界各国文明成果、有益经验的积极吸收和借鉴。邓小平同志讲得很明确:“开放不仅是发展国家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向外国的先进 管理方法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这个科学论断,不仅适用于企业管理和市场管理领域,也适用于国家管理和行政管理领域。尽管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基本国 情很不相同,但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体制、管理方法作为科学认识客观规律的结晶,完全可以共享。现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 革实践中重点推行的大部门体制,就是发达国家政府运行管理的通行做法。从目前欧美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机构的设置都比较简单,一般只有1218个 部门。他们的政府机构大体包括三类,一是管理行政事务的机构,二是管理社会事务的机构,三是管理经济事务的机构,分别占政府机构数量的三分之一。就其具体 承担的职能来分析,这些机构又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决策机构,二是执行机构,三是监管机构,四是议事协调机构。这些机构互相之间既有明确分工、又有密 切合作。发达国家的这些有益做法和经验,对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具有重要启示,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着力转变政府职能以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党 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的在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需要以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 制作为保障,需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我们过去长期实行的 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专业分工过细,职能交叉过多,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过强,大大淡化了政府应有的公共服务和宏观管理职能。经过改革开放三 十年来的五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缺陷和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克服。但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与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仍然有 很大距离,不能完全适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客观要求。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管理普遍存在着政治、经济职能过强而社会职能过弱的现象,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权责不清等现象也十分突出。比如,在农业管理方面,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国务院14个 部、委、局;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劳动、人事、教育等部门职能交叉;在信息产业管理方面,信息产业部、国信办、广电总局等部门和单位职能交叉,等等。这种 由多个部门管理同一项工作的做法,看起来是加强了管理,实际上减轻了部门应承担的责任,降低了工作效率,增加了行政成本。正是为了解决这些严峻而迫切的现实问题,党的十七大才作出了启动大部制改革的战略决策。现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已经吹响了大部制改革的嘹亮号角,包括大交通、大文化、大农业、大环保等内容的大部制模式即将建立。随着大部制改革的正式启动和逐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建设服务型政府必定会取得越来越显著的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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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日下午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透露了一个极其重大、振奋人心的信息:同意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这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六次机构改革的序幕已拉开,进入政治体制改革的“深水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在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3年进行了五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虽然历经数次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从过去的100个变为1982年的61个、1988年的41个、1998年的29个、2003年的28个,人员编制由过去的5.1万 人减少了一多半。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变革和新的发展需要,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仍然显得滞后,政府机构设置和运行仍然带有明显的“直接经济干预型”印 痕。其具体特征是,专业化程度高、分工明细、职能交叉多,过多地涉足微观经济领域,淡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宏观管理职能。

胡锦涛同志在党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 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大部门体制是发达国家在政府运行管理过程中的通行做法。广泛吸收世界先进管理经验,无疑体现了我党在提高执政能力上的 开阔胸怀;建立统一管理的大部门,将更加有助于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尽早形成更加合理的格局;大部门体制的构想,将开创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 时代,政府架构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因此,第六次机构改革也不同于前五次,不是简单的机构合并,而是政府组织结构的深 刻变革,涉及到政府管理的方方面面。改革方向是按照精干、统一、效能的原则,改变目前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 “小部门体制”,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部门体制”,实现不同部门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 围相同的事项,相对集中起来,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减少部门、机构的数量,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 行政成本的目标,使政府部门逐步向“宽职能、少机构”的方向发展,变部门之间“扯皮”为部门内部协同。改革重点是在合并职能、整合机构,而不是撤销职能与 精简人员,也就是减机构不减职能、减机构数量而不减人员。相反,对于一些公共服务部门还要增加人员和编制,加以充实,改变目前工作负荷过大、人员紧缺的局 面。

这次机构改革,是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把党的意志转化为政府的行动,也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这一方案的实施,必将有助于形成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切实改变过去一些政府部门有时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许多 领域既越位又缺位的弊端,标志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即将拉开序幕的机构改革,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阶段的首要命题,必 将会影响现有某些部门与个人的利益,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但我们相信,有了执政党的决心和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全国“两会”后,我国必 将掀起新一轮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浪潮。而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中迈出的步伐也一定会更坚定、更正确、更受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来源:红网 来源日期:2008-2-28 本站发布时间:200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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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个观点对于多数中国人并不陌生;在中国的经济基础三十年来发生巨变的背景下,对于上层所酝酿的大部制改革,民间普遍认为有其必 要,因为人们对于“政出多门”、“政令不出中南海”一类的负面议论,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但是对于改革的成功机率,不少人仍持观望态度。

多维集团董事长、政论家何频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进行不同范围的行政体制 的调整,这些调整常因带来新的不适应而造成反弹或反复;这次改革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引进了“大部制、小政府”的概念,而 “小政府”、小权力是这一改革的核心或灵魂: “大部制的核心就是:不是简单地把这些部门合并在一起、形成了所谓大的部。大的部表面上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就好像把部门合并在一起,实际上它隐藏着一个更 重要的行政价值:那就是小权利。美国的部相对比较少,它少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部管的范围很广,更重要的不是它管的范围广,更重要的是它的权力比较小。所 以,一般来讲,大部委是合小政府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不是一个小政府,这个大部委就没有意义。”

何频说,“大部制、小政府”的概念与政府必须通过加强控制来维持政权的现实是一对 矛盾: “中国共产党也好,中国政府也好,他们对社会控制的程度越高,那么他自己政权的保险系数就会增强。因为他可以通过行政控制的手段来掌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 化。如果政府的权威缩小的话,就意味着它在社会的控制力就会下降。所以,这里面进入到一个深层次,就会涉及到不单单是行政体制,而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当 然我们很清楚,今天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实际上都是准备得很不充分的。基于这种情况,中国的所谓的大部制并改仍然走不出原有的框架。什 么意思呢?就是它没有跟整体的政治并改结合在一起,只是单纯地想到中国的政府部门多了,那么应该更少一点干预经济的发展,让社会有更多的民间的空间。这种 想像和它整体思想是不接的。”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表示,无论是国务院的一个部也好,还是一个大学也好,通常 总说党委领导、部长或校长负责,但是谁都难以说清楚“领导”和“负责”的区别在哪里——而这就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症结所在: “我估计可能这一次在人大上,有的部的非党的部长数目可能多一点。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当了部长并不主权,主权的是部里的党委书记。这个问题不是很复杂 吗?这个弄得反而是一些纠葛:部长说了算,还是部里的党委书记说了算?赵紫阳的时候,大家都怀念赵紫阳了。赵紫阳当时做的是不错的,他要提倡把部里面的党 委撤掉,那么大学他要试行校长负责制,这个都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不愿意回去啊。你真改的话,你就回去就是了,那不正好嘛。”

孙教授说,部制改革是有意义的,但是改革将遭遇阻力: “把一些部合并,精简一些机构,让衙门少一点,省得政出多门,这个当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的这个改我估计会碰到阻力,会在哪里呢?就是他把一些部门合并,合并了官职少了一些。你把两个部合一个部,那要去掉一个部长啊。这个阻力就来了,有的人不愿意下啊。”

多维集团董事长何频表示,改革的阻力来自官僚体制自身。他表示,他对即将召开的人大所出台的部制改革方案不抱太大希望。

大陆千名右派老人要求中共发还被扣工资

【新世纪报道】近日,全国各省市千名右派老人,联合发出呐喊,强烈要求中共当局发还因错划他们右派改正前二十多年的工资。他们在致全国人大委员会主席吴邦国的公开信中写道:2005年山东大学史若平等原右派老人上书要求平反反右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以来,先后又有北京、上海、浙江、新疆、重庆、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原右派老人或其亲属也纷纷上书中央,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们说,我们在艰难屈辱中咬牙活下来,决不就是为了苟延残喘,讨还清白和尊严才是活下来的坚实理由。如今原右派残存于世的已为数不多,且都已年逾古稀,更希望党和政府抓紧时间做这件事。如果有意拖延,想以冷处理的办法,等待我们这些残存者去世,使问题不了了之,那将是极不人道的,与以人为本相悖的。

他们在公开信中,特别提到国务院[1980108日加(落)号68文件],《关于错划右派补发工资的通知》。這个通知说: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补发比不发强;有利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利于安定团结。发放方法是:1981年春节前后发30%,其余的付定额储蓄,5-7年付清;在单位的100%发足,不在单位的每月补基本工资36元。十分遗憾的是,这么一个好政策,至今一直不执行,难道真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吗?

他们认为,要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认真解决社会上存在的矛盾,首先要实事求是地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消除隔阂,使党和政府赢得声誉和尊敬,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爱戴,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反右运动受到迫害的人数之众多,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均超过历史上任何冤假错案,而我们的合法诉求却仍然受到种种限制和阻碍,这是为什么?!”

最后,他们十分悲懑地写道:残存的我们也已年迈体衰,行将就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有权利要求党和政府遵行宪法,依法行政,信守承诺,兑现政策,彻底平反右派冤案并发还被扣工资,让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得到国家善意的回应

这次上书的右派老人中,有全国知名学者许良英、茅于轼、杜光、和戏剧创作家杜高,北京右派老人任重、鉄流、蒋绥民、纪由、万跃球,北京大学的右派学生纪增善、燕豚符、博绳武,以及山东的史若平、李昌玉、肖纪际,湖南的刘洁宇、胡坚、李立刚,上海的鈡鉴恩、叶思九,一机部的高晓枫、陈行健,四川成都的唐道富、彭慕陶、屈楚平,中山大学的孙中仁、吴兴勇,兰州的何之明、何凤鸣、邹世敏,郑州的曾咸知,江西的邓亦斌,邵阳的莫奇才,长沙的夏佑之、于武臣,厦门陈倬云,哈尔宾的吴秉文,新彊的王庆山、董兆年,青海的陈承融,西安的徐茂义,唐山的徐绳祖,浙江的茅雪叙、于红书,贵州的刘忠诚,内蒙古的滕有正,杭州的叶孝刚、陈右由,青海的周复初,沈阳的孙启中,云南的邵正祥、唐显富,重庆的蒋文阳、张绍宽,四川团校的林宪君,西南政法大学的张良思、王者香等八百余人。

方觉:利用价值毫无价值

【新世纪特稿2008年2月28日】听说一个出自共产主义中国的人,加入了“资本主义”法国的国籍,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日前宣称:就北京奥运会而举行的示威抗议活动不可能促进中国的任何变化。

这使人感到好奇:示威抗议活动不可能促进中国的任何变化,什么活动可能促进中国的变化?在布尔乔亚(bourgeoisie)的小书房里抨击人民的示威抗议能够促进中国的变化?

高行健(网络图片)

那 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必要再度学习共产主义导师毛泽东的语录:“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正是多种多样的针对今年夏天北京奥运会的示威抗 议活动-中国国内的示威抗议和国际社会的示威抗议、中国维权人士的示威抗议和外国人权组织的示威抗议,正在迫使共产党中国发生变化:中国政府不得不同意恢 复中断了4年 之久的中国-美国人权对话。针对北京奥运会的示威抗议活动还会持续下去,还会扩展开来,还会迫使共产党中国发生更多的变化。没有中国人民的示威抗议,没有 国际社会的示威抗议,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进一步恶化,中共政权就会在奥运会前后进一步限制中国民众和外国来访者的基本自由,北京奥运会就会进一步成为共产 主义统治的颂歌。


那 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看来过于无知:“奥运会是政府之间的事情,而不是人民的事情。如果中国主办奥运会,那是因为政府之间作出了决定”。需要给他补 课:奥运会是民间体育活动,而不是政府的体育活动;国际奥委会不是政府间组织,而是民间体育组织;中国主办奥运会不是各国政府的决定,而是国际奥委会的决 定。正是因为奥运会是人民的事情,所以人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必须示威抗议中国不符合奥运会主办国应该具备的人权标准。共产党中国不仅达不到主办奥运会 的国内人权标准-不断打压国内民主呼声和维权运动,而且达不到主办奥运会的国际人权标准-继续援助在达尔富尔(Darfur)进行种族屠戮的苏丹(Sudan)独裁政权、继续庇护使用军队射杀和平示威民众的缅甸(Burma)独裁政权、继续支持大量囚禁和处死异议分子的北朝鲜(North Korea)独裁政权。


很少有人赞誉那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据说当年之所以授予其“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一直没有中国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因而 “需要找出”一个中国人弥补这一“缺憾” ,最后就“找到了”这个不见经传的来自中国的“法国人”。这真是一个荒唐的评奖标准。这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专业水平和国际声誉的羞辱。


按照某些国际组织讨好“崛起”的中国的献媚取向,不仅“需要找出”不够水准的中国人领取“诺贝尔文学奖”,而且“需要找出”弹丸之地的中国香港的卫生官员充当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最高负责人,“需要找出”对民主国家粗言无礼的中共外交官充当联合国(United Nations)副秘书长,“需要找出”从自由世界叛逃投奔共产党中国的军事罪犯充当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所以,不仅不具备奥运会主办国人权标准的共产党中国应该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示威抗议,某些国际组织讨好献媚共产党中国同样应该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示威抗议。


中共政权一向希望海外华人有 “利用价值”。一些海外华人投中共之所好,千方百计表现自己有“利用价值”:他们在民主国家为共产党中国编织“经济发展奇迹”的桂冠,他们在自由世界制造 中国无法实行政治改革的谎言,他们在国际论坛掩饰中国扩充军备的黑箱作业,他们在人类主流文明中掺入腐朽没落的共产党文化。那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似 乎还要展示新的“利用价值”:为中共主办奥运会去抨击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正义行动。但是,所有这类“利用价值”都是毫无价值的:它们只是未来中国全面变 革道路上的无人愿意回眸的垃圾。


作者简介:方觉,1955年生于北京。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 1980年:在北京大学参加和组织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学生运动; 起草并征集了600多位中国公民的签名,向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送交了有关在中国制定出版法,实行新闻出版自由的建议。 1982年:至1994年十几年中,先后在中国的水利电力部系统,中国社 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福州市政府系统、福州市计划委员会担任公职积 极推动改革。 19981月:在美国法国台湾公开发表《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 的纲领意见》,要求中共领导层启动政治改革,并调整外交政策和修 改台湾政策。 19987月:在香港公开发表《扩大中国的政权基础》,再次要求中 共领导层进行政治改革。 19987月:被中共政府秘密拘捕,后被非法监禁4年。 20027月出狱后:继续呼吁民主改革。因此又在中共16大召开前夕 2002114日:再次被中共政府秘密拘捕,非法关押了82天。 2003124日:经美国政府同中国政府交涉,中方被迫同意以治病 的名义允许方觉由中国监狱前往美国。 同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并继续在美国参加促进中国民主改革的活动。 现旅居纽约。

寒山:古巴新领袖劳尔.卡斯特罗

古 巴独裁者菲德尔卡斯特罗辞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他的兄弟劳尔已经通过所谓“选举”接任,成为古巴国家机构最高领导人。这个选举纯粹是走形式,因为劳 尔从1961年开始就被定位他兄长的接班人。现在卡斯特罗还保留古巴共产党总书记和军队最高总司令的职务,因此完全不能说他已经放弃了权力,只能说古巴的 权力移交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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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尔.卡斯特罗(图右)比他兄长年少6岁,长相更是很不一样。在古巴领导层中,劳尔颇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在古 巴革命早期,他是领导层中唯一和苏联东欧集团接上关系的。早在50年代初,当卡斯特罗还没有开始所谓武装斗争时,劳尔就参加了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办的 世界青年节。这是一个每年轮流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首都举办的大型文化节,邀请各国代表参加,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通过这个活动不但达到意识形态宣传的目的, 而且可以从非西方国家的参加者中发展成员和特工。当劳尔前往索菲亚时,卡斯特罗还没有正式开展他的革命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劳尔的革命历史实际上不比 他兄长晚。

当卡斯特罗展开武装斗争后,由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口号在拉美不得人心,他一直标榜自己进行的是民族民主革 命,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不是避而不谈,就是公开表示反对。但在内部讨论时,劳尔和格瓦拉常常把古巴革命的前途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系 在一起。他们两人的有关通信曾经被古巴政府军截获,古巴政府把这些信件公之于众,目的是要警告那些卡斯特罗的追随者,削弱卡斯特罗的队伍。当时卡斯特罗领 导的”七二六“运动不得不发表声明,说这些信件是官方为了打击革命而伪造出来的。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劳尔是最积极 地主张和苏联东欧阵营发展关系的。1962年开始,由于实行国有化和计划化,古巴经济开始陷入困境。当时劳尔和一些经济领导人主张模仿苏联有限的经济改 革,放松国家控制,采用一点市场机制和物质刺激,和以亲华的格瓦拉为代表的极左派展开争论。这场争论最后不了了之,但1968年卡斯特罗发动了一场类似中 国的大跃进和文革相结合的“革命攻势”的全国性运动,宣告了这场争论的结束。

90年代初,由于苏联东欧阵营的垮台,古巴失 去了依赖了30年的物质援助,经济状态急转直下,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劳尔支持了一些有限的经济改革。例如,古巴后备役司令、华裔血统的邵黄将军鼓励 属下生产蔬菜,剩余产品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多劳多得。这场有限的经济改革在改善民生方面很快产生了效果,但也遭到了极左派对质疑和批判,古巴报纸上甚至发 表文章,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时候劳尔出面说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他就是这场改革的“教父”。

在对待中国模式的改革开放上,劳尔的态度和他兄长也不一样。他更加倾向于吸取所谓“中国经验”,用市场和外国资本来巩固一党专制,而卡斯特罗则顽固坚持所谓正统的社会主义,不到万不得已连起码的改革都不愿意实行。

国 际上关心古巴前途的人都指望劳尔在改革方面能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但考虑到劳尔也已经76岁,而且他的兄长仍然掌握著党军大权,即使劳尔有心,他也无力实 现一些大的举措。古巴任何光明的未来都不会在他的时代到来。这是古巴人民的悲哀:他们的命运被一个独裁者控制了半个世纪,现在又被交到了他的兄弟手里。何 去何从,谁也不知道。(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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