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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语录仍有余威。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念了康生写的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后，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定为反党性质，株连六万人，上至习仲勋、贾拓夫、刘 景范等等高级干部，中至工人出版社社长、编辑杜丽生、何家楝，下至陕北老区的农民，甚至把已经牺牲的刘志丹本人也打成叛徒，打出一个「西北反党集团」。从 一九六二年九月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康生把《刘志丹》钦定为「反党小说」，揪出「习贾刘反党集团」，到一九七八年八月中央发出五十三号文件，认为：《刘志 丹》不是反党小说，整整过了十七年！
李建彤一九八○年重新开始写作《刘志丹》，一九八三年写完第二、第三卷，修改了第一卷。李建彤的《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的最后一段是：「小说《刘志 丹》三卷本正式出版后，又遭到当年那些机会主义者的围攻和诬告。他们仍身居高位，结成团伙，上下串通。中央的某些领导妥协了，又把我的小说压了下来。」
作者隐隐约约告诉读者们：四十五年以后的二十一世纪了，毛泽东当年的「反党」定性，并没有彻底翻案。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三卷本仍旧悄悄地被「压了下 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的新华书店里并没有《刘志丹》这本书。刘志丹不是叛徒，平反了，但是小说《刘志丹》并没有彻底平反，被「压了下来」！不是文革 中的明枪，而是二十一世纪的新式暗器：「压下来」。仍然是「禁书」！毛泽东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语录，仍在作威作福。
李建彤的遗作《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未能在大陆出版，也证明《刘志丹》案并未真正平反，大冤狱的阴云未散。这是高喊「现代化」「民主」的中国的悲哀。
二、惊弓之鸟的共产党员，只有恐惧的自由：「千万不要申诉」。
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令中国共产党人羡慕的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因为他们每日每时都生活在思想恐惧之中，只有恐惧的自由。即使在毛泽东死后，「四人 帮」倒台后，被打倒的邓小平上台之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仍然生活中精神上十分紧张的恐惧，恐怖之中，从李建彤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许 多人的战战兢兢的灵魂和可怜的人格，折射出毛泽东时代的恐怖仍然作为遗传基因留给后毛时代的受害者，永志不忘。
李建彤找中共中央党校马文瑞副校长，批《刘志丹》时也挨整的老西北干部，问能不能申诉。马文瑞的回答是：「你的问题没人敢受理，因为是中央定的。」
李建彤又找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当年的鲁艺院长、李建彤的老师：「我去申诉行不行？」周扬的回答是：「中央定的案，主席说了话的。你只能藏书，不 能出书了。」过几天，周扬的夫人苏灵杨又打电话给李建彤说：「周扬同志很关心你，叫我告诉你，千万不要申诉。那是八届十中全会上定的，主席说了话的。」
李建彤又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习仲勋身上，但是这位「习仲勋、刘景范、贾拓夫反党集团」的头子，也担心党中央，毛泽东定的案子能不能翻过来。习仲勋的意见 是；希望李建彤「你还是不要提这个问题吧。这案子是中央定的」。而习仲勋的夫人说出了同案犯的恐惧心理：「建彤，你可不要去申诉。我那老头子刚放出来，你 一申诉，他又得坐牢了。」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大陆，这种恐惧的自由仍然无形地压在正真的中国人的头上。
三、在残酷无情的党内斗争中，左派永远是斗争的胜利者。
在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贯彻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即实事求是路线和反实事求是路线——即所谓右和左的路线之争。历史上，左派、反实事求是路线的极左 派人物，如康生、陈伯达、及闫红彦等，总会受到思想更左的领袖的支持、重用、袒护、保护，他们总能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嗅出、发掘出或制造出阶级斗争新动向 及阶级敌人，甚至发明出新的武哭打击报复历史上的正确的正直的革命者，即使造成了重大损失，被迫给予处分时，毛泽东总会保护左派，讲左是革命方法问题，而 右是立场问题，资产阶级立场的资本主义道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即敌我矛盾，必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当毛泽东、邓小平被打成右倾时， 受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翻身上台后执行左倾路线时，他们对其他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派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同样地或者更厉害地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李建彤的《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中各类左派的表演中，更可以看出党内斗争，特别是左派斗右派的残酷无情的手段和卑鄙无耻的灵 魂。
1、毛泽东对一本书说了一句话，六万人陷进文字狱！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念了极左派康生的条子：「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刘志丹》就定性为反党小说，作者李建彤采访过的人员，都被康生为头头的项目 委员会迫害得伤痕累累，不少西北老干部被批斗被关押被逼死，株连范围还扩大到陕北根据地的农民、红军战士，达六万多人，这真是古今中外罕见的文字狱。刘志 丹的表兄也是烈士，他的儿子王悦贤被毒打致残，受了屈辱而自杀；庆阳地区受迫害的群众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黑爪牙，两千多人致死。追查李建 彤的采访，文革中的左派打手制造出陕北的白色恐怖。
2、有的老革命的往事新怨与历史罪恶，成为路线斗争造反党事件的导火索
文革时闫红彦是云南省委书记，接了陈伯达一个电话，就自杀了，也是文革中第一批送上祭坛的重要的牺牲品。但是，李建彤的《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中指 出，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中国的党是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所统治着，陕甘地区同样也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黑手迫害。陕北的肃反扩大化，几乎杀了刘志 丹；特别是一九三二年三甲原缴枪事件中闫红彦错杀了大队长赵连璧、缴了刘志丹部队的枪，这些路线错误，是损害了革命利益的犯罪行为，闫红彦是绝不愿意让李 建彤用小说或回忆录形式公之于众，留传后世的。因此，李建彤把小说《刘志丹》的征求意见稿，光明磊落地送给闫红彦看，请他提出修改意见时，闫红彦是反对写 刘志丹，更反对出版的。而李建彤和工人出版社决定出版时，闫红彦就以《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为由，向康生告密。这样，闫红彦想翻案，依靠左派军师康生撇 开历史是非，揪住现实政治要害的小辫子不放，硬坐实李建彤为高岗翻案，先将李置于为自己辩诬的地位，没有还手之力，彻底孤立了。将历史是非问题，改变为路 线斗争，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政治问题，而且切合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旋律，就必然知就庞大的现代文字狱的罗网了。三十年历史罪恶 的旧怨新仇，变成了一九六二年《刘志丹》一书冤案的导火索。
李建彤反思过：「为什么写刘志丹就这样危险？」「因为全国解放后，迫害过刘志丹的人大都身居高位，手中有权，会在背后捣鬼。谁敢写刘志丹，谁就会成为他们 打击的靶子。」（《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第六十二页）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左倾路线似乎总能得势，犯左倾错误的人打而不倒，总在台上，除非像闫红 彦那样胆小自杀，还被周恩来定为「反党」，或者像江青那样当一个文革发动者，领导人的替死鬼，而自己只承认「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3、文革扭曲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灵魂、向左看齐。
李建彤的书，不只揭露了高级干部，也暴露了基层干部甚至普通人在文革中的软弱面丑恶灵魂，也展示了从动物变成的人所具有的兽性。在「向左看齐」的由领袖、 党号召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斗争、批判、运动中，「个人恶」掩盖在「组织恶」、「集体恶」之中了，但是，李建彤把它们挑选、拣拾、分辨出来了。
好人，也不敢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讲出史实。习仲勋劝李建彤不要写《刘志丹》，他怕惹事，他予料一写刘志丹必然涉及他受的迫害，而迫害他的那些左 倾路线的头头脑脑和骨干们一定会报复，这些人一定会报复，这些人解放后仍有权有势，仍然得到继续执行极左的不断革命的路线的领袖的信任和支持，他们联合报 复起来非同小可。一九五七年习仲勋说：「别人要写刘志丹，让他们去写，你不要写。」「为什么？」「你是刘景范夫人嘛！（刘志丹是刘景范的哥哥。）你写了， 别人会赖我们这些人有政治企图。」竟然被他说准了！李建彤辩解道：「毛泽东时代是最讲道理的，如果不能写出刘志丹，那就不是毛泽东时代。」残酷事实证明李 建彤错了，毛泽东时代并不是宽容、民主、讲理的时代，而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时代，从高级干部到群众的灵魂、良心、人格全被扭曲变形的非人时代。 （《实录》，九十七页）
历史上有过不光彩经历的人，更不愿意你讲出历史的真实。李景膺是中组部副部长，告诉李建彤：「千万不要写『肃反』。我已找过习仲勋同志，提出千万不要写 『萧反』。」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在陕北肃反时把好人吊在屋架上折磨的政治混子」，他亲手杀过人！（《实录》，九十七页）文革中他造谣说，一九五五年习仲 勋指示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李景膺在文革中说：「扔到一切是我们造反派的脾气」，反对部长想取而代之，成了派性的后台。周总理表态说部长是革命干部 后，李景膺又去道歉，一转眼又反对另一个副部长。自以为最聪明，最后没人理他，一位老干部说：「我谁都可以去看望，就是不会去看李景膺。这个人坏透了。他 还是个副部长嘛，怎么能翻来复去，还造什么反呢？」（《实录》九十七至九十九页）
文革中的项目组进行酷刑、逼供，共产党员实行了封建法西斯专政。刘景范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被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后，又换过几个地方。「中央和地 质部的项目人员常去提审，还狠狠地拳打脚踢。把他打翻在地，泼上冷水，拉着双脚在地上转圈，直到满身是泥，把衬衣和身体都磨烂了才算罢休。还有一种刑法 「坐飞机」，两个人架着膀子向上撅，有时还用两个大汉在前面踩着脊背，再用人拉起他的两条膀子用力掀，直掀得膀子几乎脱臼，疼得满身流汗，还不放手。还有 人戴上铁手镯打他。用尽刑罚的目的，就是要他承认自己是小说《刘志丹》的真正作者，是反革命。」他说：「书不是我写的，我不是反革命。」穿军衣的项目人员 说：「康老说你是反革命，你还敢不承认？」刘景范说：「康生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在延安搞抢救运动，诬陷了很多好人。在晋绥土改打死了许多人，还伤害了一些 民主人士。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又到处点名，说这个是反革命，那个是特务，伤害的都是好人。破坏了我们党的政策。康生才是真正的反革命！」第二天，刘景范以 「现行反革命，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罪名，戴上手铐，正式逮捕。最后，毛泽东批示：刘景范「此案审查已久，不宜再拖。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问题没算 完，随时可以念紧箍咒，不让翻身。上级宽大为怀，不予追究罢了。你应感恩戴德，永生不忘。坐了七年半牢，释放时也没说个明白。（《实录》二二五至二二六 页）小兵动手，因为后面有大官撑腰。刘景范在狱中幻听幻视，幻影说：「咱回老根据地吧！这里不行，人家占了咱们的家乡，还要杀咱们的人。没有好东西！自古 如此，打江山的人活不过抢江山的。」「什么也不要说，这都是坏人。」一九六八年刘景范住的监狱，同一九三五年肃反时在瓦窑堡住的监狱差不多，文革中许多老 干部感到同当年住国民党的监狱相同。历史在恶性循环，文革中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的灵魂也扭曲了。
李建彤在五七干校养猪，接受群众专政，还遭陷害。养猪班长是原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罗云英，「她很会拍马屁，对上拍，对下压，还会造谣言。小心她使坏。」有一 天，罗云英向领导告状，说她从李建彤养的猪嘴里抠出来枣核大的三角形玻璃碎片。李建彤领着负责人查看猪槽，没有什么玻璃碴；饲料中，猪圈地面上也没有。把 玻璃放在地上，小猪也不吃。李建彤说：「瞧！猪也很聪明，这种东西是不吃的。」罗云英怎么能从猪嘴里抠出玻璃碴呢？是她塞进猪嘴里，还是别人塞的？可是个 案子，请好好调查。」李建彤在猪场，早晨五点上班，晚上五点吃晚饭，工作十小时，有时还加夜班，罗云英还批判李建彤：「你晚上为啥不到九点钟就上床？」又 批判李建彤，雨鞋那么烂，为什么不买一双新的？李答：「我穷，没有钱。」一月只发十五元生活费呀！罗云英说：「不能叫穷。叫穷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实 录》一八○、一九九页）
李建彤女儿索拉来看妈妈时说：「妈妈，你们这儿真有混蛋。我们从校部回来时碰上个大胖女人，用东北口音冲我叫：『喂！孩子，你爸爸判了几年刑？』我说： 『我爸没判刑。我刚看过爸爸，又来看妈妈。』她几乎跳起来说：『你还能看你爸爸呀！谁批准你去的？』我说：『周总理，我给周总理写了信，他就批准我去看爸 爸了！她把眼一瞪：『你还敢写信给周总理？』我说：『写了，他也批了。』那女人转脸笑起来：『这孩子真有本事，还敢给周总理写信呢！』变脸变得真快。真他 妈势力眼。』从索拉的眼中，李建彤的笔下，清晰而生动地描绘出记录下文革中典型的画面：变脸，像电影中的定格，把人性中的丑恶、势利、变幻无常勾划得清清 楚楚。这是黑暗社会中被黑暗制度扭曲、变形的黑暗人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兽性。
四、李建彤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圣洁的灵魂和坚强而高尚的人格
——「我们这些人将走完自己的一生，千万不能说谎，一句谎话也不能说。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历史，是别人的历史，也是自己的历史。不能往别人脸上抹黑，也不能给自己脸上抹黑。」（《实录》，一二一页）
——「我已经忍耐了十多年，还可以再忍耐下去。中国人的忍耐力最强，当然反抗力也最强。」（《实录》，二三一页）
——「刘志丹是那么坚强无私，那么有胆有识，那么光明磊落。然而，他受迫害，受屈辱，经受过难于忍受的折磨。他挺过来了，在逆境中仍坚持为真理而斗争，直到献出生命。
这个革命组织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真善美和假丑恶之分。我立下誓言：一定要把《刘志丹》写出来。现在既然写了，我就要坚持到底。无论用什么言词批判，用什么方法打击，都不能使我回头，我不会向恶势力低头认罪。（《实录》六十三页）
「康生说，《刘志丹》那本小说是篡党纲领。文革以来，我家门口就贴上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 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的这部小说能推翻一个偌大的政权？当时我很震惊；这是御批呀！使我 悲愤，寒心，也够我光荣一辈子了！」（《实录》二页）
《刘志丹》给李建彤带来悲愤，寒心，也带来战斗与胜利的光荣；《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将李建彤的纯洁而坚强的灵魂之美，展现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面 前。李建彤和那个时代的女英雄林昭、张志新并排走在为自由、民主、人权、人的尊严和真理而斗争的无穷尽的中国人链的最前列，永远活在十分善良又十分勇敢、 十分坚毅又十分顽强、忍耐力极强同时战斗力也很强的中国公民的心中！
二○○七年九月十六日于北京北沙滩
（注：此文《动向》2008年1-2月号合刊发表时因为篇幅限制删减了一半内容，《议报》这次发表的是全文）
新世纪注：
习仲勋 (1913—2002 )陕西富平县人。现任政治局常委习进平之父。
习仲勋和夫人齐心与儿子习近平（右）习远平投身中共武装革命后与刘志丹等一起创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习仲勋曾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井冈山失败后，将中共大本营通过“长征”转移到该处。
习仲勋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1947年起 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1949年2月起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1950年9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9月任政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刘志丹》小说问题”，遭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1978年4月后，习仲勋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
1980年9月，习仲勋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又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1981年3月，他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在邓小平、薄一波等老人废黜胡耀邦的“生活会”上，习仲勋为胡仗义执言。
1988年4月，习仲勋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六四事件中反对军事镇压政策，最后被逼疯（精神分裂症），长期在广州疗养。
习仲勋在深圳与华国锋在一起
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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