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杰：大妈不识皇帝

台湾李敖晚年一度欲以"优才计划"移民来香港，并由导演吴思远引荐。岂知时由梁振英为特首，林郑做政务司司长之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接到李大师的申请表，质疑其"英文程度"或未"达标"，并追问为何在台湾有刑事案底，两度入狱，要求大师书面解释。

李敖生平用一枝笔羞辱人物无数，由孙中山蒋介石，到同辈的余光中、李翰祥、三毛、龙应台；还有被他娶过门三月即逃跑离婚的女明星胡因梦。据说只有大师羞辱人，无人可以反辱之。岂料上天作弄大师，偏偏让特区政府入境处几个有眼不读李敖书的官员羞辱了一通，大师这一趟不敢回骂，收回申请，冚牌了账。

一九五九年，末代皇帝溥仪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名"普通公民"，在北京接受街道大妈登记户籍。

街坊大妈是典型的劳动人民，有眼不识眼前来排队登记的戴眼镜的枯瘦矮个中年人，就是宣统皇帝，喝令其填写学历。

溥仪想想，在紫禁城内，只受过几位帝师陈宝琛、梁鼎芬、英国人庄士敦的教育，没有进过正规学校。因为大陆早已"无产阶级专政"，溥仪又做过所谓的战犯，战战兢兢，只有含糊填上"私塾"二字。

大妈不懂得私塾是什么，左问右问。溥仪以优雅的贵族腔国语，解释了半天，皆"鸡同鸭讲"。最后大妈在溥仪教育程度一栏，填上"初中"。

皇帝落难，遇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即是这般光景。李敖企图以"优才"移民来香港，岂知令大师跨不过去的一道门槛，"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栽在一两个由前英帝国殖民主义培养的，今日口口声声要香港下一代"认识中国文化""培养中国人身份"的特府小官僚，亦即"全世界最优良公务员队伍"，只能佩服英国人撤出殖民地之时，埋下"地雷"高瞻远瞩之周到精细，简直伟大如史诗。

不过，以溥仪之接受社会主义祖国思想改造、最终成为一位"共和国普通公民"，接受一名半文盲村妈调配编制户口，此正是中国革命之辉煌成果，长期又受到中国人民赞颂，西方左翼如电影"末代皇帝"的贝托鲁奇，俱认为是社会进步的表征。

以此逻辑推论，特府入境处官员对李敖大师Don't give a damn，以"刑满释放犯"处理，此亦中国人民之制度进步。李敖被拒之后，出奇地没有在门外戟指大骂梁振英特府政权野蛮无礼，只叹口气认命，足证李敖大师对中国政治历史文化本质认识之深，亦堪可敬。

——苹果日报

公开信：中共对澳大利亚影响力辩论应持续进行

（看中国记者夏紫云综合报导）3月26日，一群澳洲中国问题学者就新国家安全立法向联邦议会递交了一份联合声明，后以公开信形式发布在"政策论坛"（Policy Forum）网站上。作为应答，另一份由中国学者、侨民、中澳关系及澳亚关系组织署名的公开信也随即发布，并被提交给联邦议会委员会。"政策论坛"发布了第二封公开信，全文如下：  

作为中国学者、侨民、中澳关系及澳亚关系成员，我们对中共干涉澳大利亚一系列有据可查的报道深感担忧。我们坚信，将中共在澳洲的渗透活动进行公开辩论，对学术自由、民主权利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这场辩论是有价值和必要的。

这场辩论必须基于事实的研究和调查，而非被煽情主义或种族主义所驱动，并且不受"自我审查"的约束，这一点至关重要。澳洲应继续进行这场辩论。事实上，华人团体是这场辩论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

中共在澳洲和其他国家进行秘密及强制性活动所引发的担忧在持续上升，我们认为有必要鼓励对这些活动进行认真研究。将中共渗透定义为双边关系中不可接受且起反作用的行为，这是朝中澳关系长期健康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

我们认为，中共的一些活动对澳洲社会和政治构成了不可接受的干涉，这些活动在很多情况下限制了个人自由，阻碍了民主进程并影响国家安全，还有可能损害澳大利亚的利益和主权。我们认识到，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对外国干涉的严重警告需要非常认真的考虑。这些警告不是轻描淡写。

因此，澳洲政府和社会必须对以下活动保持警惕：

．中共官员或其代理人在澳洲国土上进行间谍活动和其它非法活动

．企图干涉政治选举

．直接和间接控制澳洲中文媒体

．对澳洲华人（包括澳洲公民和永久居民）在澳洲的政治观点和活动进行的威胁

．利用政治捐款和影响力来改变澳洲政府政策

．煽动策划华人社区团体参与敏感政治活动，增加中共政府在华人社区中的存在感

．建立中共政府支持的大学校园组织，用于监控中国学生

．干涉学术自由

．培养澳洲名人试图影响公众和精英观点

．中共政府秘密组织政治目的游行集会

如果此类活动确实存在，澳洲政府应积极采取适当措施来对抗外国干涉和主权威胁。我们认识到了现有立法的不足，有必要制定适合当今情况的法律。就像最近向议会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提交意见的很多人一样，我们对目前起草的法案是否可被接受、或是否需要进行重大修改等问题持有不同看法。我们也承认，拟议中的法律并不仅仅针对中国，也不应只针对中国。

近年来，中共企图对澳洲施加影响力和干涉的企图愈发昭然若揭，中宣部统一指挥下的中国境内媒体和统战部对海外华人管辖权的扩张，均显示出中共对澳洲的干涉有增无减，并可能遗毒深远。

关于目前所热议的"种族歧视"话题，我们认为，任何有损于华裔血统的人的行为都应遭到抵制。种族歧视为澳大利亚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并延续至今，我们坚定的反对这种行为。

然而我们确实相信，越来越多的人正加入到对中共在澳洲和其他国家进行的各种活动是否合法的讨论中来，这一切并非单纯根源于"种族歧视"，而是出自对澳洲国家利益、立国之本和弱势群体权益的真切关怀。许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的华人移民都是中共政策下的受害者，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支持这场辩论进行下去。

所以，清楚的区分华裔和中共及其代理人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不应在公开辩论中混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澳洲的华人移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而中共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应对中国宣誓忠诚，这一点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国不该是中共定义下的中国。

对于这场辩论，所有上纲上线的大惊小怪者和用种族主义扣帽子者，都应被主流社会边缘化，这批人的意见也无理会的价值可言。我们应继续抵制"自我审查"倾向，反过来进一步提倡、发扬这一辩论，令中共干涉的事实成为澳洲政界的基本常识。同时，这场辩论绝不应被任何歪曲事实的企图或别有用心的极端主义者所带偏。

任何涉及"种族主义"偏见的事情确实需要得到严肃对待，但我们同时也对此了然于心："种族主义"只不过是中共强加给澳洲的罪名，目的是使所有人害怕而噤声，从而扼杀这场应有的辩论。中共除了给我们安插"种族主义"的罪名，渗透华人社区，还希望把自己伪饰成海外华人的保护者的形象，让华人社区和澳洲社会隔绝开。

如果我们继续对中共的行为听之任之下去，它们就会制造更多的社区分裂，挑起更多的种族仇恨，弱化澳洲政府同华人移民间的正常交流，削弱华裔澳洲人的民主意识。

我们非常欢迎澳中之间的更多互动，包括社区、文化和经济等多个层面。我们相信所有原国籍为中国的澳洲人，无论公民还是永居者，都值得在我们国家的民主系统中享受同等的自由。他们有权对任何问题发表意见，对任何政策表达支持或反对态度。无论是在澳洲大学任职的学者，还是来自大陆、港台的中国留学生，都应在不惧怕中共强制审查的前提下自由表达个人意见。

澳大利亚拥有成熟的多元文化社会体制，我们有能力也愿意让这场深具意义的辩论平衡、诚实、透明而强有力的持续下去，同时不损害中澳外交关系。我们呼吁所有人参与到这场辩论中来，共同实现这一目的。

签名者：

Nathan Attrill,澳国立大学Crawford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候选人

BørgeBakken,澳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访问学者

Mark Beeson,西澳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

Nick Bisley,拉筹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国际关系教授

Kevin Carrico,麦考瑞大学中国问题讲师

Anita Chan,澳国立大学政治和社会变迁部、中国日报合作主编

Chen Jie,西澳大学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Chin Jin,悉尼大学社会和政治科学学院大中华地区研究员

Malcolm Cook,ISEAS-YusofIsha学院高级研究员、Lowy学院非常驻研究员

冯崇义,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副教授

Antonia Finnane,墨尔本大学历史与哲学研究学院教授

John Fitzgerald,斯威本科技大学社会影响中心名誉教授

Gerry Groot,阿德莱德大学中国问题高级讲师

Gu Ming,悉尼科技大学政治科学/中国研究博士、博士后研究助理

Ian Hall,格理菲斯大学亚洲学院国际关系教授

Terence Halliday,澳国立大学制度和全球管理学院名誉教授

Ben Hillman,澳国立大学Crawford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Bruce Jacobs,莫纳什大学亚洲语言名誉教授

Alex Joske,澳国立大学学生、中国研究员

Mei-fen Kuo,昆士兰大学历史专业研究员

James Leibold,拉筹伯大学政治和亚洲研究副教授

Lin Bin,新南威尔士大学博士、政治科学家

Paul Macgregor,The Uncovered Past学院澳洲中国历史/遗产咨询顾问

Anne McLaren,墨尔本大学亚洲学院FAHA中国问题教授

Dominic Meagher,独立中国问题分析师、经济学家

Rory Medcalf,澳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教授

Paul Monk,澳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前"中国圆桌"主席、Thunder from the Silent Zone;Rethinking China(2005)一书作者

Adam Ni,澳国立大学战略和防御研究学习中心中国研究员China

Benjamin Reilly,默多克大学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系主任

Kaz Ross,塔斯马尼亚大学亚洲研究讲师Lecturer in Asian Studies,

Fred Smith,麦考瑞大学安全研究和犯罪学部门讲师

Jonathan Unger,澳国立大学政治和社会变迁部教授

Sue Wiles,中国问题学者、编辑、翻译员

Wai Ling Yeung,科廷科技大学前中国研究中心主席、退休学者

ZhongJinjiang,中国民主联盟主席、剑桥大学中国经济学博士申请人

Joseph Cheng Yu-shek,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教授、真正民主联盟（Alliance for True Democracy）召集人

Andrew Forrest,迪肯大学博士、前澳洲总理内阁国际事务部中国政策咨询员

John Minford,澳国立大学中国问题荣誉教授

Terry Narramore,塔斯马尼亚大学国际关系讲师

David Schak,格里菲斯大学副教授助理

Martin Williams,悉尼科技大学博士

上述签名者呼吁中国学者、侨民、中澳关系及澳亚关系相关者共同签名，敬请联系：jointletter2018@gmail.com。

—— 看中国

崔健：最给我们限制的人，是他自己根本没有对这个土壤存有希望

2018-04-01 

讲述：崔健

来源：理想国imaginist(微信id:lixiangguo2013)

理想国按：

3月25日，"室内生活节"的第三个周末，我们迎来了崔健——但不是作为"摇滚教父"的崔健，而是导演崔健，带着他的第一部长片《蓝色骨头》和短片《成都我爱你》。

在放映完这一长一短两部片子之后，崔健和梁文道进行了映后谈，谈崔健的这两部电影，也谈崔健自己。

崔健说他不是很多人印象中的那个愤怒的摇滚青年，也不是和蔼可亲的大叔，他更渴望是一个真诚而实在的人，一个真诚而实在的艺术家。无论是在对谈中，还是随后的读者互动过程中，他也确实表现得如此。

他说他是一个仍保留有希望的人，最讨厌虚无者，"最给我们限制的人，是他自己根本没有对这个土壤存有希望"，也不是没有过绝望，但绝望之后才能建立新的希望；他直言遭遇电影审查的忐忑，那心情就像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能不能上户口，他说"你需要拥有良好的记忆力，这是中国文化人必备的素质"。

最给我们限制的人

是他自己根本没有对这个土壤存有希望

讲述：崔健

摄影：杨明

崔健·梁文道：为什么是电影

1.

你需要拥有良好的记忆力

这是中国文化人必备的素质

这两部片子都跟记忆有关系，拿我自己的话，就是跟时间打卡有关系。我觉得很多人的脑子都能够在一件事情发生到很久以后还有某种反映——有的人可能没有反映，但TA不一定忘掉了——加上中国的文化现状，不允许你太有直接的反映，它需要你有时候迟钝一点，跟时间合作一下。

这时候，就需要你具备事后回忆起当时情况的那种能力，你的记忆要非常非常的准确和完好，才能够真正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同时把你自己当时真正的情感和人格轮廓通过一些记忆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人或者做中国视听文化的人必备的素质。

这两部片子，一部关于未来，一部关于过去，实际上就是在时间打卡——你怎么样在时间的关节点上做反映。

我以前在美国纽约做《蓝色骨头》宣传的时候，别人问我一些有关敏感事件的问题，我一般都会说我跟时间是很好的朋友。就像一瓶葡萄酒打开木塞以后要有氧化的过程，我觉得任何历史事件和任何一个阶段，都像一瓶酒一样，对于我的记忆来说它是具有回味的价值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反映。

2.

最给我们限制的人

是他自己根本没有对这个土壤存有希望

我不认为电影的叙事、符合逻辑那么重要，我觉得人们内在的联系，能量的联系更重要，就是说你怎么样剪得让大家觉得保持一个劲儿不降温更重要。

我不是一个专业导演，我甚至愿意大家如果把这个片子看成电影的话就不要把我看成导演，把我看成导演的话就不要把这部片子看成电影。在这个片子14年首映礼上，我就说过这样的话，我更希望这个片子能够达到电影之外的一种效果——人们认为人活在当下，人的理性、人的理智是有希望的。

有一个歌迷曾经有这样一个留言给我，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以后不想再听老崔的歌了，为什么？因为听老崔的歌总会有一种错觉还仍然有希望，但他觉得应该是没希望了。

我总得给人一种乐观的希望，你看我所有的歌，你看我所有的作品，到最后都是给希望的，但他说他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他觉得这是骗局。

我为什么说有一个内在的能量的联系这么重要，因为我就是觉得有希望，人就应该生活在有希望当中，否则的话人干嘛要活在当下。而且人应该找到希望，人应该有这种能力，人应该去发现自己的问题并找到希望，而并不是张口说一套背后说另外一套，做的事是他最不愿意相信的。

我觉得最管制我们环境的，最给我们限制的人，是他自己根本没有对这个土壤存有希望，我发现有这种群体在，而且有这种意识在。

我不是一个演讲者，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差，所以我要做艺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实际上我是不能够通过语言让人们感受到我是一个生活在有希望的轨迹上的人，但是我要通过我的艺术品，通过我的歌曲，通过我的作品，包括电影来表达。

如果你看了我的作品之后还是觉得没有希望的话，我认为你是一个现实虚无主义者，你干什么都没有意义。这种人可能特别危险，他们扼杀理想的角度会更刁钻，他会找到很多很多的理论和经验说你太幼稚或者你不够成熟——我恰恰想通过我电影里表达这种东西，让你感到一种内在的、激情的逻辑与关系。

3.

我不是一个愤怒的青年

也不是和蔼可亲的大叔

很多人误认为我应该是一个愤怒的青年，也误认为我中年的时候应该是和蔼可亲的大叔。但事实上，我的生活当中没有那么愤怒，从小知道我的人，我就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我的作品里面愿意表达这些严肃的东西，但我的生活当中从来没有那么严肃。

有人说我应该是长得再黑一点，再粗壮一点，不应该知道微笑的一个人，到哪都应该是横眉冷对那种。我原本不是那样的人，那干嘛把我看成那样的，我觉得很遗憾，那是你们看错了，而并不是我演错了。

所有电影都是一个导演或者一个剧作者的内心世界，我在寻找，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到目前来说，我认为我还没有找到归宿，但是我努力奔向这个归宿的方向，而且我越来越愿意去创造出一种方法，去乐观地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希望跟大家分享。

我确实在通过做这些事去寻找我自己的归宿，而且是我愿意看到的，所以我认为它是有希望的，但是有些人没有感受到，很大的原因是虽然你在那个电影世界或者音乐世界里的那一瞬间感到希望，但回到自己的世界里面后仍然感到没有希望，反而想我在骗你们。

我觉得那是你的问题，因为你没有找到足够让你自己感到希望的那些艺术品，或者说你没有努力地去试图再进入跟你有希望的群体里，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如果这些人总是让你失望，也许他不是你的朋友，你错认为他是你的朋友，所以你应该找到鼓励你的人，跟他们在一起。

4.

等待电影审批的过程

就像不知道一个孩子能不能上户口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部电影。我是一个音乐家出身，我大量时间在做音乐，我在做音乐的时候能够更感受到自己的归宿，离自己所谓理想的生活状态更近。

当我回想起来这个电影在审批的过程当中，我的内心里面总是提到嗓子眼，大概过了有半年，真的不知道这个片子能不能通过，就像不知道一个孩子能不能上户口一样，就是那种感受。

你辛辛苦苦这么努力地做一件事，但是根本不知道它有没有机会，甚至不知道有没有让圈里边人承认你的机会。如果那个片子没有成的话，我的名声就是老崔不务正业，不好好搞音乐，做电影也没人看，连审批都过不了，要是连小圈子的人都不知道我做这件事的话，就会是另外一番局面，对于我来说最起码是信心上的一种伤害、一种打击。

我仍然认为《蓝色骨头》所面临的现实，就像电影里一样，我们真正没有脱离这个迷失的季节，我们仍然在这个迷失的季节，我们这场失落的、失意的梦仍然在继续，我也不知道下一部电影有没有机会。

所以通过我的表达，我也希望能够听到我说话的所有人，包括领导们，也应该知道一个艺术家存在创作自由的空间，对这个民族、对我们的未来有多么重要。

    

5.

男人和女人之间

是一种量子纠缠的生理关系产生的一种美好

我最近写的歌叫《爱情量子定律》，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爱情关系并不是相聚的美，而是相斥的美，大家实际上越不一样还在一起的那种美。只有孤独才能穿越时空，浪漫是它的目的。

我为什么那样写《花房姑娘》，还有《假行僧》，是想逃离，但是我逃离的过程当中离不开你，那个感觉才是美的感觉，而不是我们偏要在一起，成天打架也要在一起，不是那种概念。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相斥的，所以我觉得男人和女人之间就是一种量子纠缠的生理关系产生的一种美好。

我这个电影里面也有这种精神在，当你自己真正独自分享一个爱情空间的时候，当你发现它在远离你，空间可以在你身旁，但是它跟你的时空感不一样，你们互相有不理解，或者作息时间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关系的美好。所以我觉得浪漫的目的，在孤独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种排斥和团聚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美好。

    

6.

我就是那样

你怎么样看我真不是我的问题

我二十多岁时待业三年，到处找工作去吹号，因为我那时候不想做别的工作，就想做音乐，我爸通过关系，让我在朋友的文工团里面偶尔工作。我又不愿意回家，不光是家里没有条件，就是觉得自己该独立的时候应该离开父母，又离不开父母的帮助，一直纠结到我25岁的时候写了《一无所有》。

写了《一无所有》之后，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就是别人在听你的时候你要为别人负责，别人都在关注你，你能不能洒脱的表达自己，并在不骗你自己的情况下，分享给这些关注你的人。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说你成功或者是不是成名，或者我是不是还是一个无名之辈，我觉得我和我观众的关系确立的了，如果别人关注我，我就应该为他们负责任，我应该尽可能的告诉他们我的感受，不应该去照顾他喜欢不喜欢我，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什么样的更应该告诉你，这个更重要，因为我就是那样，你怎么样看我真不是我的问题。

7.

绝望之后才能建立新的希望

我特别讨厌虚无者

我在我的电影里面关注人的心理健康的正常成长是否跟上一代有密切关系，我发现这个问题非常大，而且也很揪心，这也许是我内心的一种伤感。

我最近写的歌，还有自己经常唱的一些歌，已经远远不像《新长征》或者《花房姑娘》那样。其实大家可以通过我的任何一个作品找到我积极乐观的一面，同时也能够找到我伤感的一面。

因为你过于伤感，当你从伤感中振奋起来以后人家觉得你真正有希望，所以我有足够的伤感和有足够的战胜，我不想说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些话题，我更希望我能够通过自己的眼睛和经历找到我所愿意表达的伤感。其实表达伤感的过程当中就是在疗伤，这时候再树立起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人就是在励志。

所以我认为我的这个创作理念应该是这样，哪怕它有的时候是绝望的，因为我有些歌曲是绝望的，没有给人看到希望，比如《宽容》，甚至《外面的妞儿》，还有一些歌批判性非常彻底，一点希望都不给的，而且我也很喜欢彻底的那些类似于绝望的艺术——按他们的语言绝望并非是虚无，我特别讨厌虚无者——当人们面对一件事产生彻底的绝望之后才能建立一种新的希望，所以我喜欢看到这样的作品。有可能这个东西是我想通过所有艺术影片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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