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鲁军：也谈“林牧现象”

《时事琐记》           

近读原胡耀邦政治秘书林牧回忆录《烛烬梦犹虚》——单看这书名就令人唏嘘：人生的蜡烛行将燃烬，可一辈子为之奋斗的东西却连影儿都看不见，"梦犹虚"！巨大的悲怆和凄凉是你向这世界的最后告别……于浩成所作序言用的题目是《觉醒与回归——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艰辛之路》，他推崇牟传珩所概括的"林牧现象"——即从中国体制内分化出来的一大批背负着"红色记忆"和中共沉重历史的官员与知识分子在八九之后转变为民主派或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群体现象……林牧无疑是这一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在党内受到长达13年的残酷打击，包括两次入狱、两次群众专政、两次开除党籍、多次自杀未遂和8年半劳动改造……尤令我难以释怀的是，晚年林牧是江胡重点维稳对象，十年前紫阳去世后，为阻止林悼念赵，涛竟下令羁押时78岁的林牧两个礼拜，再一次对他的身心造成重创，第二年他溘然逝去……
      "林牧现象"实际上是一种再明显不过的"异化现象"：早年怀报国之志投奔共产革命，走延安、下长安、建共和、逐光明，成为体制内精英和中枢机要，孰料到头来革命吞噬革命之子，九死一生，大梦方醒，遂从马克思主义退回到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从而成为体制不可饶恕的对手和敌人……
       坦率说，与那些颂扬、讴歌者迥异的是，我对"林牧现象"一直是有所保留的一一这绝不妨碍我强烈谴责任何对于林牧的迫害和摧残……因应八九之变而导致原体制内精英世界观和政治理念发生刀锋般转变的个案不胜枚举，我发现其中绝大多数系遭体制侮辱者驱除者、以及权力场上的落难者和受迫害者，也即是说，个人境遇的悬崖般跌落及遭受政治与人格凌辱，往往构成上述刀锋般转折的主要成因……易言之，这些受难者的思想向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根本转变，并不起源于他们的理性思考和科学研究，却是拜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所赐……我没有贬低之意，仅是揭橥事实……应该说，像陈独秀这样的身为中共创始人、却在后期从对斯大林独裁暴政的观察研究中大彻大悟毅然悔过自新者，八九之后在中国寥若晨星(碍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今日无法端出他们的姓名与事迹)……"林牧现象"中绝大多数的转变者，不外乎从原体制出局之后随民主波逐自由流的精明弄潮儿……我这么说只是政治素描，James教授则毫不客气，他的犀利与深邃直刺人性和历史的最深处："……三年内战，煮豆燃豆箕，死的都是贫农，林牧们没有反思，反而弹冠相庆。土改，夺人物权，索人性命，还毁尽作为中华文明支柱的乡村伦理规范，他们没有反思，反而欢呼雀跃。镇反肃反，滥杀无辜；反右阳谋，士人屈膝；饥荒人祸，饿殍遍野，他们没有反思，反而志满意得，呼风唤雨，助纣为虐。他们的转变，显与国难民瘼无涉，而是在'党内残酷斗争'的历程中不幸中枪，甚至竟为流弹所伤，一旦垂垂老矣，感怀'郁郁不得志'，无奈又回到当年信仰之起点，悔曩昔之稚，遂萌改弦易辙之念。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如今，且不说没有他们当年的信仰，没有转变起点，也没有可自由挑选的路向，现时的'争斗'没有平民化，买官鬻爵的'遂志'道路…仍是坦途。这些假共产主义者信奉的是物竞天择的森林法则，只会沿着人肉相噬的假共产主义的路走下去，哪来转变的动机和动力？林牧现象还会形成并普及么？"……
       我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反思总在落难时，转变多系逆境中"……东方文化讲究的是穷则思变、痛则思变、败则思变，总之离不开"被动态"……胡赵对改革的沉痛反思和对民主法治的深切呼唤，是在被罢免总书记之后……林牧对人权、自由的执着追求和捍卫，为什么在中南海任职、上班的时候不付诸实践？！当然，马后炮也是炮，迟到也是到，只是这种所谓向民主自由的思想转变除了自慰、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宗教意义上的解读：国人之皈依宗教，多半是在遭遇打击、万般无奈之时，林牧们希冀通过皈依民主自由度过苦厄——民主自由在这儿被赋予了神圣的宗教色彩……相形之下，我倒是欣赏"老三届"那代精英，他们的思想涅槃实际上在林彪事件、在四五运动以及在西单墙思想解放运动中已经完成，因而八九之后，他们没有而且也并不需要再来一场脱胎换骨的思想转型……他们依然故我坚定前行，不玩转身炫舞，无需高调装逼——他们才是我真正敬重的英雄！……余生也晚，文革起时我五岁，入复旦时十八岁，我的世界观主要成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八九之变，十一个月失去自由，曾有友人事后问我是否亦有思想巨变，我郑重回答没有，思想还是一以贯之，只是褪去了单纯、洗涤了幼稚，然血性依旧本色不变……其实，无论是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对于普世价值，我们与西方文明的根本性差异是，我们是"渐悟"，人家是"顿悟"；我们是逼上梁山，邓的改开实际上是被逼出来的一一然逼经改易、逼政改难，政改之难难于上青天，今日中国流行"倒逼"二字，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危机倒逼宪政，精英呐喊，民怨沸腾，都快倒逼成撕逼了，却还是逼不出政改来……哪像人家有林肯、华盛顿，识潮流者为俊杰，傍民意者为大贤，天赋人权、自由至上，主动民主、自觉宪政，不专权不恋栈公天下民为大……我自知有八十年代情结，我对八九之后那些"忽然民主"派一直不以为然(早前您干啥去了？)，一如许多香港人讨厌那些九七回归后的"忽然爱国"派……我以为若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党内主动政改、自觉民主的大智大勇者，非蛇口袁庚莫属也！袁庚代表了彼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高水位：他坚持由人民票选领导人，由人民和媒体监督权力运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人民可以批评、检举领导人而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他将蛇口作为全国首个政改试验田，身体力行甘当标靶，蛇口是全国唯一的人民可在当地报纸上点名批评本地最高领导人的地方……八九之后政改夭折，腐败却如雨后杂草野蛮生长……1997年春天我在蛇口向年届八秩的袁庚请教，为什么一向风清气正的蛇口都接连出现腐败大案？老头突然激动起来："这就是权力不受监督的恶果啊！为什么八十年代蛇口没有一起腐败案子？那是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每一双眼睛都盯着领导人，别说没有人敢腐败、而且人人监督之下你想腐败也不能腐败，领导人甚至开车都不敢打警笛——他害怕路边群众那愤怒的眼神……"与袁庚相比，"忽然民主"的林牧们实在相差太远……仁者寿。我知道上个月袁庚刚度过98岁生日……我常想，倘若没有八九之变，袁庚的政治理想、政改设计，早就在蛇口、在深圳、乃至在全国，成为难以逆转的巨大现实……面向大海，蛇口涅槃……可惜，他什么都不能说了……

  (写于2015年5月21日清晨)

梁京：中国噩梦会长久吗？

变态辣椒漫画

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知识人体验了一种噩梦不断的经历。最近《共识网》被禁，就让人有这样的感觉。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多年的旧友甚至隔壁邻居，突然换了一副面孔和行头，说出一些从坟墓中走出来的人才会说出的话。李零最近一篇文章（"当前的复古潮已经闹到乌烟瘴气的地步"），就是对今日中国噩梦般的"文化自信"景像一个真实写照。

如何理解这个现像？更重要的是，这个噩梦会长久吗？这已经成为许多不愿自欺欺人的知识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激进革命派对此倍感兴奋，在他们看来，这样荒诞的状况完全不可持续，是习近平搞不下去、中国"要出大事"的证明，但对历史和人性认识更深一些的学者，则认为事情并不简单。秦晖最近的一个很有勇气的讲话，就指出今天中国的"荒诞自信"，有大的国际和时代背景。

秦晖指出，中国现在的局面，"与1930年代有点类似"，他更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那就是"苏联在1930年前后其实内部危机是非常严重的，大饥荒，残酷内斗，杀人如麻。但它为什么能够持续下来，打赢二战，还变成了超级大国？"秦晖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碰到了1929年那个大危机"。也就是说，西方的危机给危机重重的极权国家带来了生存机会。秦晖的讲话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中国乃至世界要走出危机，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能不能拿出一个救己救人的"中国方案"。

这个命题包含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批评和挑战。多年来，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的主流思维，一直有这样一个预设，即"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常识性问题，甚至是伪问题，因为西方文明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除了搞宪政民主，搞法治下的市场经济，没有别的选择。既然如此，什么"中国模式"，"中国方案"都是无稽之谈。现在看来，习近平的"道路自信"以及他在复古派知识人鼓动下日益增长的"文化自信"，正在迫使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注意到，越来越多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在努力从中国历史和传统中寻求文化资源，用本土化的自由主义话语来对抗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者越来越本土化的话语。

那么，中国精英有能力构想出一个自救救人的"中国方案"吗？更重要的是，中国精英有可能形成有行动意义的政治共识吗？习近平连"共识网"这样温和的交流平台都不能容忍，中国知识精英还有机会达成建设性的共识吗？

我的看法是，建构未来中国秩序和世界秩序，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时间维度，即快还是慢的维度，一个是生命成本的维度，也就是死多少人以及摧毁多少人健康的维度。对于时间维度，我比较乐观，也就是说，我不大相信中国权力精英完全无视现实的噩梦能长久，主要原因就是科技进步的速度太快了，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有利于加快提升人类的总体认知水平，但对于成本维度，我不敢太乐观，而这种不乐观也与科技进步有关。

现代社会一个普遍现像，就是个人之间竞争加剧，从而削弱了共同体之间的竞争，不仅瓦解了更多传统的信任和共识机制，而且极大地刺激了对个人失败的怨愤和恐惧。人类的大规模合作，越来越基于对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带来的所谓对"算法信任"的依赖。有学者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失意者或"输不起"的人能给社会带来巨大伤害。这不仅是恐怖主义的一个根源，也是精英政治责任意识退化的一大根源。美国正面临著因"输不起"而无底线的川普当选总统的挑战，而中国则面临著怕做"亡党之君"的习近平的挑战。而这种"输不起"的精英文化在所谓"文化自信"遮蔽下的风行，会比恐怖主义带来更大的人类灾难。

——RFA

林保华：六中全会前夕政局对习近平不太有利

习近平（资料图/AFP）

今年9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于10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18届6中全会。由于高层的权力斗争仍然十分激烈，而且并未最后决定胜负，因此十九大的重要人事安排，尤其是谁将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可能还要拖到明年十九大前夕的18届7中全会才能最后决定。然而因为情况似乎对习近平不太有利，因此习近平所设想的取消常委制与修宪改总统制的梦想也可能破产。

政治局决定的6中全会讨论内容，也是十分乏味，那就是审议《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份治党准则。相关的准则与条例不知有多少，从来未见效果。即使现在王岐山的打老虎，也不是根据什么条例与准则，而是超越法律而充满诡计的霹雳行动。当然，要增补落马的4名中央委员，则会挑起各个派系的斗志，然而因为还只是中央委员，而不是政治局与书记处，火药味相对减少一些。

中共最关键的人事安排，在北戴河会议后，对习家军似乎不太有利。一是总理李克强亲信的西藏区委书记陈全国调任新疆区委书记，因为新疆区委书记一般由政治局委员出任，因此陈全国有望在19大升任政治局委员。另一个是习近平老部下的天津市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落马被查。而天津市委书记也是必然的政治局委员。

去年八月天津大爆炸，黄兴国本来应该负责下台，可能被习近平保住拖到现在，如今连他在宁波当官时的贪污老账也要一起清算了。黄兴国被李克强痛批为"谀上求升"者，因为他是极力鼓吹"习核心"的一分子。然而出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也是这号人物，他在深圳时因为拍江泽民情人之一黄丽满的马屁而接连升官，后来为划清与江泽民的界限也极力鼓吹"习核心"。这样的投机分子因为得到江派、习派的支持，明年十九大就将成为政治局委员了。

在经济上，虽然习近平以权威人士身份批判李克强的经济路线，然而自己又拿不出新办法来挽救下行的经济，而且国务院的权力在李克强手里，所以用发展地产来刺激经济，导致去年以来楼市的荣景，楼价连升17个月，有的地区达到疯狂程度。例如为了多买一间楼房而办假离婚，导致出现帮人排队登记离婚的黄牛党。眼看地产泡沫带来的风险太大，于是利用国庆黄金周又祭出降温辣招。但是到底应该怎样度过经济难关，不论习还是李，都拿不出真正的办法。

然而最令人瞩目的还是李克强到美国、加拿大、古巴的外交活动，取代了习近平的风头，也以比较温和的姿态取代习近平的"出击"，例如开放加拿大牛肉来获取好感。而访问古巴，也是要反制欧巴马与安倍访问古巴实行和平演变的成果。但是眼看李克强夫妇的风头可能抢过习近平与彭丽媛，所以中国国内的媒体大事降温。以前中共各派系在外交上是"团结对敌"，如今已经不可能了。也怪不得美国媒体披露中共透过丹东鸿祥企业协助朝鲜发展核武器时，中国外交部居然没有否认而表示警方也在调查中。那不是在拆习近平的台？而中国外交系统亲日派头头唐家璇，最近也访日拉拢日本，这也是违反习近平以反日挑起民族主义来贯彻他的"中国梦"的做法。

不过习近平还紧紧掌控军队，军队还在发出战争叫嚣。中国政局未来的发展，还是混沌一片。

——RFA

高新：习近平从朝鲜金三政权得到的重要启迪

图片：广州人权人士在示威，反对朝鲜核试验。（朝鲜日报）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马晓红险些成为王立军第二？》播出之后，读到海外华文媒体明镜新闻网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学者：北京对平壤再不了断就晚了》。文中说：朝鲜在进行了今年以来第二次核试验的两个星期内又进行了卫星运载火箭新型大功率发动机的地上点火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并下令"尽快"准备卫星发射。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对朝鲜采取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制裁，但是这些制裁并未使朝鲜停止发展其导弹与核武器项目，相反，朝鲜的核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美中两国均有学者呼吁当局重新审视对朝鲜的战略。

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平壤的第五次核试验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也使美韩的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更具道德基础，将中国逼上了抉择的边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现在是在朝鲜问题上做了断的时候了。他说，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当一个国家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想方法无法实现的时候，就必须意识到国家利益的等级性、轻重性、缓急性，在不能实现最优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在朝鲜问题上，当美国和中国等大国不能从最优转向次优或其他选择的时候，往往促成朝鲜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朝鲜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则是美国、中国等大国的国家利益最小化。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也认为，朝核问题演化到现在，中国不能再首鼠两端。这个问题拖得愈久，对中国利益的损害愈大。中朝早已同床异梦、渐行渐远，没必要为某种情结刻意保持一种形式上的'友好'。他认为，中国不能不顾来自朝鲜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威胁，必须在这个问题上作一个果断的决定了。

独立撰稿人、专栏作家邓聿文甚至认为，中国对平壤再不了断，就晚了。他曾经是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刊物《学习时报》的副编审，2013年因为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公开撰文批评中国对朝鲜现行政策"过时"而被停职。

问题是，中共政权和北朝鲜政权，也就是如今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最高统帅的中共统治集团和以金正恩同志为最高统帅的北韩统治集团之间那种几乎没有可能剪断，理不理都是乱的复杂关系，如何才能"了断"？

中国问题专家们都应该知道，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周恩来与金日成在北京签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已经申明：

第 一 条, 缔约双方将继续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尽一切努力。

第 二 条,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第 三 条,缔约双方均不缔结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集团和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 四 条,缔约双方将继续对两国共同利益有关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协商。

第 五 条,缔约双方将继续本着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和友好合作的精神，在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继续巩固和发展两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

事实上如今的中朝两党仍然都还是在引述上述条约的内容为自己辩护，金正恩要求习近平别忘记双方父辈们已经互相承诺一旦朝鲜方面进入战争状态，那么中方必须开始第二次、第三次......"抗美援朝"或者"抗韩援朝"什么的；而习近平则向金正恩强调别忘记父辈们缔结的条约中已经有言在先：中朝两国都要继续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

正如北韩驻联合国代表徐世平所说，如今的朝鲜半岛局势已经接近战争状态。但并没有进入战争状态，所以北韩方面仍然还没有理由要求中共政府采取行动。但如果美国和韩国果真采取了武装行动，那么"中朝友好"条约要么被中共政府单方面宣布废除，要么就无法对内、对外解释为何不执行该条约的第二条，即：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依笔者之见，随着北韩金三世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中共政权难堪，中共内部至今没有讨论过"中朝友好条约"的存废问题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共单方面宣布废止"中朝友好"条约的话，美国和韩国几乎可以肯定会立刻出手摧毁北韩的核设施及所有导弹和卫星发射基地。而这肯定是以习近平为统帅的中共政权所并不乐见的，至少到目前为止，习近平政权肯定不会认默许美国和韩国对整个北韩进行军事打击。

而中国党方面之所以对朝鲜党的非所欲为一忍再忍，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两党的意识形态相同，两国的政治制度相同，甚至是两国、两党、两军的"最高统帅"的个人集权形式的手段都是在相互参照，取长补短。

人们应该还记得五个月前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建设"五大强国"之口号的消息传到中国大陆，引发举国上下一通笑骂。与民间态度截然相反的是，《 人民日报 》2016年05月10日头版报眼位置上显赫刊登出《习近平致电祝贺金正恩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文中说：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5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金正恩，祝贺他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以他个人名义对金正恩表示热烈祝贺，祝朝鲜人民在以金正恩委员长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习近平表示，中朝传统友谊由双方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和精心培育，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关系。我们愿同朝方共同努力，从中朝关系大局出发，推动中朝友好合作不断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

看官请注意，习近平以中共中央和他个人的名义对金正恩的祝贺绝不是随意敷衍，而是发自内心的"热烈祝贺"。接下来的一句"祝愿朝鲜人民在以金正恩委员长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一句，等于是在向全体朝鲜国民，特别是向所有对金正恩心怀不满的朝鲜国民宣布：金正恩背后有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所以当时笔者刊出《习近平为何对金正恩既恨又爱？》一文后，即有网友反馈说：现在看来，肯定是爱比恨多。即使有所谓"恨"，也是"恨铁不成钢"的"恨"，而不是"敌我矛盾"的仇和恨！

笔者过去也已经在《如何对付金三世，终究还要习近平说了算！》一文中介绍过：

如今中共内部不断出现的"习近平已经被金正恩"绑架的"妄议中央"之声，已经令习近平烦不胜烦。但是，与习近平对于他本人在中共政权内的权位之稳固深信不疑同理，习近平肯定也在恼怒金正恩的同时，不能不佩服他金正恩巩固个人权位、把内部反对力量消灭在襁褓之中的措施之及时，手段之老辣。

习近平上台以来一反中共政权之"常态"，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是以超级强硬的"新常态"示人。如此妄为的信心和勇气来自何方？如今看来无疑是来自北方.

北朝鲜的金正恩对外胆敢用核武器和远程飞弹挑战整个世界，换来的是联合国的不知所措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无可奈何；对内确立中共政权当年"当掉裤子也要发展核武器"的"先军思想"，不但没有招致"官逼民反"，反而是受到了全体朝鲜军民象当年中国人民热爱毛主席一样的狂热拥戴。

对金正恩的如上种种，习近平效法得有模有样，对外把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改为"主动出击"，把江泽民的对美忍让改为针锋相对；对内则是党内独裁，党外专制，换取的结果是外部世界美国方面终于在南海问题上装聋做哑，菲律宾新总统扬言要抛弃美国热狗加汉堡"改吃中餐"；内部世界李克强俯首称臣，王歧山甘当打手，刘云山愿为碎催；一亿党员齐声拥戴，同抄党章；十亿人民不认亲爹，只认一个习大大......

如此说来，怎么能够指望彼此之间心有灵犀，相互效法的习近平和金正恩之间"有个了断"？

——RFA

张雪忠：革命不能告别——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一次对话

   (张雪忠按：半年前，我曾与几位朋友茶叙，谈到了中国人是否适合民主，以及革命与改良的关系等问题。我将自己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记录稿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两部分均可独立成文。上半部分对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说法进行了一般性的理论评析，并以"中国人配得上民主吗"为题公开发表过。这篇文章是谈话记录稿的下半部分，主要讨论革命与改良的关系问题。近年来，我曾与我的朋友赵楚、温克坚等人.多次讨论革命、改良以及中国的政治转型路径等问题，他们的见解给了我诸多教益和启发，我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下半部分：革命不能告别

   友人：在中国，随着网络乃至社交媒体的出现，当局已无法控制和垄断信息的传插，越来越的人开始认识到一党专政的危害，并开始讨论革命与改良等有关政治转型路径的问题。有不少有影响力的人，在对中共的统治感到不满的同时，也认同李泽厚先生和刘再夏先生在《告别革命》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强调中国只能改良，不能革命。你是否看过《告别革命》这本书?是否认同书中的这一观点？

   张雪忠：这本书我以前就看过，最近我又宣读了其中着重讨论革命与改良问题的章节。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人类的思想作品中有一些作品尽管充满了错乱逻辑和混乱思维，但仍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并给作者带来很大的声誉。《告别革命》这本书，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刻意贬低这本书。这本书中存在的一些重大逻辑错误，本身就足以表明作者的思维是如何的混乱。例如，作者在书中一边反对法国大革命，一边赞同英国光荣革命，最终却得出了"告别革命"这一普遍性的结论。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人说，"山东苹果对人体有害，新疆苹果对人体有益，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吃苹果"，人们多半会认为这个人有智力障碍。但在讨论革命与改良等重大政治问题时，两名学者犯下同样低级和严重的逻辑错误，却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声名鹊起。这真是一桩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

   又如，李泽厚先生一边反对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充满了偶然性，一个偶然因素常常会改变历史面貌"，"一个历史人物的出现就是一种偶像因素个人的偶然因素可以在历史上起很大的作用"，一边又要说，"即使设有袁世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也一定是一个大烂摊子"，"辛亥革命带给中国的，必然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一大堆无序的混乱"。如果同一个人，在同一本书，可以基于自身需要，随意发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这本书还能有什么思想和学术价值？

   实际上，无论是基于历史偶然论，还是历史决定论，人们都不能把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一系列政治灾难归咎于辛亥革命：(1)如果历史具有偶然性，人们就不能说这些政治灾难是由辛亥革命所决定或必然导致的，这些政治灾难必须由那些作出相关政治决定和行动的个人或群体负竞(2)如果历史是被决定的，并且辛亥革命必然会导致事后的各种政治灾难，人们同时也必须承认，辛亥革命本身也是由它之前的历史事实所决定的，辛亥革命只不过是在先和在后的历史事实之间，一个不可避免的中间环节，因此也不应对后来的政治灾难负责。

   友人：那么，在《告别革命》这本书中有没有一些你同意的内容？

   张雪忠：有的。李泽厚先生在书中说，他和刘再复先生"对于政治学都是外行"。这句话，我是完全同意的。从这本书的内容确实可以看出，这是两个缺乏政治学专业知识的人，在勉为其难地谈论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

   友人：请问，你本人是如何看待革命与改良问题的？

   张雪忠：若要进一步讨论革命与改良问题，首要需要明确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否则，我们很容易犯下偷换概念的错误，甚至可能连自已在说些什么都不知道。

   在政治学上，革命通常是指尚未掌握政权的人，以违背掌权者意愿的方式，改变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权力分配格局;改良通常是指掌握政权的人，出于自身的意愿，主动改变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权力分配格局。当然，这一定义只涉及革命与改良的事实维度。如果加上价值维度，革命和改良还意味着政治制度的进步。而以现代政治的标准来看，政治制度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扩展个人权利的范围和加强个人权利的保障(自由);(2)促进政治生活的普遍参与和政治权利的普遍平等(民主)。

   只要明确了革命的基本含义，我们就更容易看清《告别革命》一书中的严重错误。比如，中共在夺取政权后所开展的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纯粹就是掌权者对政治异己所进行的系统、有组织和大规模的迫害。这种由统治者所施行的政治迫害本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暴政，与革命恨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李泽厚先生和刘再夏先生却缺乏最起码的区分能力，仅仅因为这些暴政是掌权者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他们两人就当真将暴政视为革命，进而得出"告别革命"这一普遍结论。

   友人：你本人是否同意"要改良不要革命"的说法？

   张雪忠：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实际上，否定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无论是在原则上，还是在策略上，都是完全错误的。

   主权在民，是现代政治最基本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国民作为国家主权的享有者，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的形式，并有权选任和罢免执政者。如果执政者为了垄断政治权力，竟然剥夺国民的这些权利，那么执政者就犯下了最严重的叛国行为，并已沦为国民主权的篡夺者。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当然可以采取革命行动，夺回被执政者所篡夺的权力恢复自身作为主权者的地位。对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否定，意味着执政者的权力是绝对和不受挑战的，这在实质上是对主权在民原则的否定。

   就策略而言哪怕是为了达到改良的目标，也不应否定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在中国这样一个亟需政治转型的一党专政国家，专政者和一党专政的反对者，是两个不同和对立的政治阵营。在双方的政治博弈中专政者的选项包括改良和固守现行体制，反对者的选项则包括革命和忍受现行体制。只有承认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并让专政者感受到革命的压力，专政者才有可能作出改良的政治选择;相反，如果否定了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反对者的政治诉求就只能完全仰仗专政者的良心发现。那些高喊"要改良不要革命"口号的人，从来就不曾告诉人们：如果有革命的压力，专政者还有什么必要通过改良来削减和约束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当前中国的时政评论中"要改良不要革命"似乎是一个很时髦的口号。一些人总是喜欢把这个口号挂在嘴边，以显示他们的理性和温和，但却只能暴露他们的幼稚和无知。他们甚至看不出，"要改良不要革命"的说法，仅是其"二选一"式的语法结构，就有可能产生极大的误导作用。因为，革命和改良其实是分居不同政治阵营的博弈手段，而不是可供同一个行为主体随意选择的行动方案。

   友人：他们或许是担心革命过程中出现暴力行为。有些人甚至明确表示，他们反对的只是"暴力革命"。

   张雪忠：把革命等同于暴力或者把政治变革中可能出现的暴力现象归咎于革命，不但是错误的，而且也是不公正的。革命在政治主张上是进攻性的，在暴力使用上则只是防御性的。

   革命旨在改变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权力分配格局因此在政治上必然是进攻性的。但在任何国家，几乎全部有组织的暴力资源都被掌权者所垄断。因此，革命者实现自身政治诉求的最可行途径，是将自己的政治主张诉诸民意，即努力向民众阐明自身诉求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以争取尽可能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而不是在自己完全处于劣势的暴力运用上，与全副武装的掌权者决一高下。只有在掌权者对革命进行暴力镇压时，革命者才必须考虑是否进行暴力抵抗的问题。

   以美国独立革命为例，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旨在改变北美十三州由英王统治的现状，这在政治上无疑是进攻性的。但是，这种政治现状的改变，既不是任何意义的暴力行为，也不需要伴随暴力的使用。只是由于英王动用军队对独立革命迸行暴力镇压，大陆会议才不得不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统率大陆军抵抗英王的军事镇压。

   同样，在1989年在天安门事件中，广场静坐示威的学生提出的"自由"、"民主"的口号，显然具有一定的革命色彩。但是，他们最激烈的行动也只是绝食，而没有采取任何伤害他人的暴力行动。在这场不幸夭折的八九革命中真正动用暴力的人，不是那些勇敢追求自由民主和推动政治变革的青年学生，而是为了继续垄断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不惜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动用机枪和坦克的掌权者!

   在今天的中国专政统治者不但掌握庞大的军事和警察力量(以及包括核弹在内的各式先进武器)，而且每天都在用暴力镇压无辜公民的维权行动。普通民众则连买一把莱刀，都可能要进行实名登记。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那些整天担心"暴力革命"人，不但是无知的，而且是伪善的。我相信，一个真正厌恶和反对暴力的人，一定会枕戈待旦地警惕那些掌握大量暴力手段，并且最经常动用暴力的人，而不是杞人忧天地提防那些缺乏暴力手段，并且最不可能动用暴力的人。

   友人：但是，苏共(布尔什维克)和中共在革命成功并己夺取政权的情况下，仍然对政治异己进行大规模的暴力镇压;法国大革命之后，雅各宾派理销良多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这些革命者的血腥暴力行为，难道也是出于防御所需吗？

   张雪忠：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很多人对所谓"革命暴力"的恐惧就是源于对这三场政治运动所形成的印象。对这个问题加以认真的澄清，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做不但有助于认清这三场政治运动的性质，而且对中国的政治转型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如果考虑到革命的价值维度(政治制度的进步)，苏共和中共所从事的政治运动，根本就称不上是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次起义和王朝更替，但没有人会把它们称作为革命。因为，这种王朝的更替，只是使专制皇权从一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政治制度和权力分配格局并未因此变得更为进步与合理。而苏共和中共夺取政权甚至比王朝更替还不如，因为它们不但没有促进政治制度的进步，反而使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倒退到空前野蛮的程度。

   大家都知道，在所谓的"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在掌权的情况下仍以败选告终。因为不愿接受败选的结果，布尔什维克竟于1918年1月5日调集军队强制解散了制宪会议。布尔什维克违反制宪规则的行为激起了民众强烈的不满，当日就出现了抗议解散制宪会议的游行示威而布尔什维克军人却向和平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向来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作家高尔基愤然写下《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指责布尔什维克"用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同样，中共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后不是努力扩展和保障个人自由和政治平等而是连人们原有的一些自由和权利，也要一一加以剥夺。

可以说，苏共和中共的政治目标，从来就不是促进人们的自由和平等，而是要建立一种蒙昧、野蛮和反人类的极权专政体制。它们在夺取政权后所开展的系统、有组织和大规模的血腥迫害与它们一贯秉承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开乡态，完全是若合符节、一脉相承的。因此，上个世乡己发生在苏东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其说是革命运动，不如说是反革命运动。如果这种以蒙昧主义和反人类为主要特征的政治运动，也可以被称为革命，那么推倒柏林墙和终结苏东极权体制的政治运动，就应该被称为反革命了：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荒唐和滑稽的事吗?

   友人：那么对于法国大革命以及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你是怎么看的？

   张雪忠：法国大革命以平等、自由和博爱的思想，以及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的原则，未取代传统君主制的等级观念，反对绝对君权和贵族特权，在政治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可以说，法国大革命揭开了法国和欧洲大陆政政治现代化的序幕，启动了法国和欧洲大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但是，与美国独立革命和英国光荣革命享有的赞誉不同，法国大革命自发生时起，就一直饱受人们的批评和垢病。并且，这些批评和垢病，并非只是来自君主制的维护者。我个人认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受到垢病，并不是因为革命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使用了暴力手段，而是因为他们不正当地使用了暴力手段。

   实际上北美十三州是在经过八年战争后，才取得独立革命胜利的;英国光荣革命的胜利，也是自1640年以来一系列政治斗争的结果，其中包括一次长达四年的大内战。在这两次革命电革命阵营也曾使用过暴力手段，但却是出于防御目的，是为了抵抗反革命阵营的暴力镇压。在革命胜利后，革命阵营并未对政治对手滥用暴力，而是把自身所主张的自由和人权原则，同等地适用于政治对手。

   相反，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在掌权后，仍然施行对政治对手进行残酷杀戳的恐怖政策把数万人送上了断头台。这种滥用暴力的行为，不但不是出于防御所必需，而且也完全违反了《人权宣言》中的人权和法治原则，从而构成了对革命宗旨的背叛。

   友人：那么，在未来的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是否应该警惕和防止出现这手中滥用暴力的现象？

   张雪忠：保持必要的警惕，当然是应该的。在今天的中国，每一个反对一党专政的人都应该意识到，我们推动政治转型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而不是为了发泄对政治对手的仇恨。我们努力终结现有的蒙昧、野蛮和反人类的专政体制，是为了建立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宪政体制。即使是现在的中共官员，也应该成为宪政体制的受益者，他们的个人自由和权利，也必须受到与别人完全同等的保障。如果基于转型正义的需要，必须追究个别罪大恶极者的法律责任，也应当严格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并充分保障被追责者的各种基本权利。

   不过，今天的世界，和两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时的世界，已经很不相同了。由于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在一个从专政或专制向自由民主转型的国家，新政权对旧时政治对手滥用暴力的可能性非常小。大家可以看到，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发生政治转型的国家，无论是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终结后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还是颜色革命后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或是天鹅绒革命后的阿拉伯国家，新政权都无一例外地没有对他人进行暴力清洗。在今天的中国，与其担心转型后的暴力问题，不如认真考虑专政者进行暴力镇压的可能性以及如何降低这手中可能性。

   友人：你认为中国的政治转型将以何种方式进行?专政者进行暴力镇压的可能性有多大？

   张雪忠：正如你前面所说，随着网络乃至宁土交媒体的出现，当局已无法控制和垄断信息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一党专政的弊端与危害，越来越多的人期盼中国能尽快实现从专政向宪政的转型。可以说，中国目前已处于政治变革的前夜。从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和政治运动模式来看，未来的政治转型途径，最可能通过民众的广场革命来开启。经过几十年的日积月累，人们对中共政权的不满情绪已非常强烈。中国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氛围也已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一些偶然事件所触发。

   如果出现了有大量民众参与的广场革命，中共实施武力镇压的可能性，将会比1989年低得多。在1989年之后，那些参与武力镇压决策与实施的人，要么对相关事实讳莫如深，要么竭力为自己辩解。这表明，即使是那些手上沾有青年学生鲜血的人，也知道自己犯下了多么严重的罪行。这一切，必然会弱化中共领导人再次下令武力镇压的决策意志。

   另外，中共政治领导人与军队的关系，也与1989年时的情况大不才目同。政治领导人在军队将领中的威信已不是很高，双方与其说是效忠关系，不如说是合作关系。在政治领导人权位尚且稳固并且合作有利可图时，军队当然会服从前者的领导，而一旦国内政治开多势发生剧烈变化，致使前者身陷严重的政治困境时，军队保持观望的可能性将会非常大。毕竟，军队向国内民众开枪，不但是一种严重的叛国行为，而且是一种丧尽天良的暴行。

   我个人非常希望自由派阵营中有影响、有声望的人，能够明白"政治问题必须政治解决"的道理，从而具备明确的政治反对意识，同时体认到自身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为将来投身政治转型的伟大实践做好必要的赛笙备。当今中国最严重的挑战，已不再是如何终结一党专政的问题，而是在现行体制最终崩溃时，如何组建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认同度的政治联盟，以便为广场革命提供统一和坚强的领导，并要求中共现寻其所篡夺的权力归还给人民。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及时废除中共政权，成立临时政府性质的过渡权力机构，以把中国引入通往宪政民主的政治轨道。如果民众的革命行动能够得到统一和坚强的政治领导，国内秩序能够得到有效的维护，军队将更有可能保持中立，甚至还可能站到民主力量的一边。

   友人：在习李上台后，不少人，包括一些知名的学者，都殷切地期盼他们实施政改，你认为中共是否还有主动改良的可能?

   张雪忠：如果我说中共绝对没有改良的可能，也许会显得过于武断。但我个人从来就不对此抱有任何幻想。首先，中共是一个彻底否定自由、民主、法治等现代政治原则的政党。它的组织形式、政治理念都与宪政体制格格不入，它在中国建立的政权结构并不具有逐步转变为宪政体制的可行性。实际上，前苏联以及东欧各国的政治转型，都是以共产极权体制的坍塌与崩溃为前提的。

   其次，现行政权存续的六十多年里，制造太多的灾难与罪恶，中共已完全丧失了引领中国政治转型的正当性和道义基础。并且，中国当前的党政权力结构和既得利益格局也不允许其领导人启动政改进程。

   另外，中共领导人多是一些完全缺乏现代政治意识的人，不可能领导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他们甚至可以公开说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种具有严重的政治返祖意味的话。这表明，他们的政治意识还停留在"打江山、坐江山"的水平，在他们看来，整个国家都是属于少数人的私产。这些公开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怎么可能会主动改变现有的一党专政体制？

   我知道，尽管曾经有过多次失望，每当新领导上台，还是有不少人期盼甚至臆测他们会启动所谓的政改。我理解这些人的想法，因为人人都有一些沉溺于虚幻希望的倾向。但我个人一直认为，十三亿中国人眼巴巴地等着七个品性和才智都十分可疑的人，来决定自己该享有多少权利和自由，这本身就极其荒唐。

刘瑜：谁说美国大选就是资本家的金钱游戏？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

随着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落幕，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每次到这个时候，总有一个声音冒出来：选举太贵了，花太多钱了，就是个有钱人的游戏而已。

美国总统选举的确贵。1996年总统大选花了4.8亿美元，2000年6.5亿，2004年则超过10亿美元，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今年（2008年–编者注）大选，到7月底花费就已经超过10亿了，这个无底洞还在延伸之中。这样砸钱到底多不多呢？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一方面，若是把选举款换成"孩子们的书本"，那得换多少本啊。但10亿美元占2004年美国GDP的十万分之八，用来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似乎又不算太多。

一个朋友跟我聊起过："美国的民主最虚伪了，我们这有个有钱人，选举时给当地官员捐了很多钱，官员上台后处处给他好处……"我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但肯定是非法的，从法律上来说，美国的选举中一个人每次选举给一个候选人最多只能捐2000美元，这点钱要买通一个官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的四分之一。不过，随着1972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2002年调整为2000，随通胀而浮动，2008年为2300美元）。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也有了限额。

当然选举的不平等影响不可能彻底消除：一方面，就算有2300美元的捐款限额，有钱人可能顶着2300美元捐，而且可以发动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而穷人要么捐不起，要么只能捐个几十上百的；另一方面，虽然对捐款数目有了限制，但有钱人或组织往往通过做议题广告"曲线"影响选举，这就是所谓的"软钱"。虽然2002年《两党选举改革法案》旨在消除软钱的影响，但孙悟空七十二变，软钱正想方设法变成"更软的钱"。

那么何不干脆取消私人筹款、直接使用公款竞选呢？公款竞选透明，防止无度花钱，还能避免富人和穷人的不对称影响力，听来似乎是最佳选择。事实上，像澳大利亚、西班牙、墨西哥和很多苏东国家都主要依赖公款竞选。

美国不是没有公款竞选制度，只不过它是一个"自愿选项"，即，候选人可以选择使用公款，但前提是接受公款的总额限制（今年大选是8400万）；也可以选择自己"化缘"，坏处是没有底线保证，好处是不存在总额限制。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款记录，他自己筹款也就筹到8400万左右——既然有免费午餐，何必去千辛万苦地求爷爷告奶奶呢？而奥巴马简直就是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筹款能力是麦凯恩的两倍——既然可以筹那么多钱，何必戴上8400万的紧箍呢？

说奥巴马筹款神奇，不仅在于他的筹钱总额，更在于他的筹款大多来自于中小选民。拿2008年6月的筹款记录来说，其总额中有65%来自于小于200美元的小额捐款，而麦凯恩只有33%。可以说，奥巴马的大多支持者们真的是省吃俭用来支持他。真的粉丝，敢于直面惨淡的钱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的竞选代表了民主选举的真义：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在给民主竞选提供动力。

从一个大款操控候选人竞选资金的四分之一，到无数个200美元汇成候选人筹款的65%，这本身就说明了金钱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意义的变迁。不错，钱在选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代表的不再是"资本家的垄断利益"，而是无数普通国民成为"民主股东"的愿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竞选资金没有必要全盘公款化，因为筹款本来就是个动员过程，能带动普通民众去参与、去思考、去影响这场选举。当一个大学生将自己省下来的20元钱捐给一个候选人时，他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候选人的支持，而且是一份实践公民责任的意识。花数十亿美元去挑选一个总统也许太贵，但用这些钱买来普通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却又物有所值。

注：本文来自刘瑜著《民主的细节》，题目系编者所加。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二十八）——无望中继续前行的意义

8月3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向我发出了第九次"延长审限通知书"。请关注此案的人们记住，我案合议庭庭长名叫：贾志刚，另两位合议庭成员是董巍和陈金涛；我案的三中院案号是：（2014）三中行初字第1055；"受理案件通知书"的签发日是2014年6月18日。

迄今为止，三中院所发"延审通知书"，除了第六次逾期一天，其余八次均在期限内发出，程序合法，但与程序时效公正的法界公理越离越远。案子拖到今日，三中院在将来的某一天只保留"里子"：不予审理；不再要"面子"：走程序过场——定期发延审通知，我也不会感到错愕。一位朋友告诉过我，他所知道的一个案子，法院拖了十年至今没有开庭，按这个标准，三中院还有七年多的时间呢。只是这样办案的法院还算是法院吗？在网上看到过一条法律格言，录在这里，真希望中国会有哪一位法官站出来说："我同意这条格言！"

"没有任何行为比法官的徇私枉法对一个社会更为有害了。司法的腐败，即使是局部腐败，也是对正义的源头活水的玷污。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大前提。在由意志而不是由法律行使统治的地方没有正义可言。"

在网上还看到一篇今年6月6日上载的题为《法官的诚信是司法公正的根基》的文章，开篇之言犹如黄钟大吕："法官的诚信是司法公正的根基，法社会学创始人爱尔维希说过一句名言：'法官的人格，是法律正义的最终保障。'法官是一种特殊的职业群体，其特殊之处在于法官被誉为司法公正的守护神、社会正义的化身。无论多么完善和公正的法律最终是要依赖法官这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来实现，因此没有任何行为比法官的徇私枉法对一个法治社会更为有害。……对法官这一职业群体而言，诚实守信的基本要求就是'严格执法、秉公办案'，这也是作为法官所应遵循的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一年前，我在"跟进十六"中曾告知过本案关注者，2015年9月15日我同律师与贾志刚会面时，他当面允诺并白纸黑字记录、签字："我们会尽快按照法律程序进入下一个阶段"。上篇"跟进二十七"中又告知关注者，贾志刚自2014年6月18日以来所办514件案例均在立案一年内审决。三中院第九次延审通知按照程序是贾志刚合议庭长提出申请在先，中院和高院批准在后，贾先生如此地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守诚信，如此地打破自己的办案常规拖了两年零三个月，还要继续拖下去不审我案，对这位合议庭长我已不存任何希望，可以断定这是一个为了私利而罔顾法典，不具备法官起码职业道德的人。由他组成的我案合议庭，是人治的工具而不是法治社会的守护神。

1989年"六四"之后，很多老共产党人痛心疾首于党一夜之间人心丧尽，几十年奋斗的成果付诸东流。于光远去看李一氓，这位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在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的老党员告诉光远先生："我不上前台亮相帮腔，也不到后台提词搞灯光，下台看戏也无此兴趣了。"彻底的绝望！一氓老人选择了超脱超然。

李一氓先生那年86岁，我今年66岁，心理和体能年龄都自觉才四十出头，且从未加入过中国共产党，跟那个党没有任何情感的纠结。面对中国法治现实和前景的无望，我无法超脱，也没有资本超然。

父亲李锐1993年12月5日日记中记有这样一段话：

"西方资义文明的发展，同人的价值发展分不开。追求个人的真正自由，本来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可是我们几十年走苏联道路，斯大林教条和毛泽东独特的覆灭个人的斗争哲学，变得个人之无足轻重。'群众运动'消灭了个人，从肉体到精神的无足轻重。真正悲剧在此。"

父亲的话对于我是一种实实在在鉴往开来的人生体验。我想我在无望中继续前行的意义就在于"个人"价值的彰显：公权伤害了我的个人权益（有形的资产：书籍；无形的财产：思考、言论），腐败的司法公然袒护公权的横行（不审理我的起诉），我要告诉握有公权的那些人，作为人，从肉体到精神到物质，我与你们是平等的，我决不会忍受你们的恣意践踏，更不会认可你们的"消灭"；我要用行动让仆从于党的指挥的所谓人民法院看到，那些发生在上一辈人身上的悲剧（或为服从党的利益，消灭自我；或承认公权的至上，忍受吞噬）绝不会在我身上重演。

胡适先生在向中国人介绍易卜生的作品时说过："你想要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朱正先生则让我知道，百年之前，中国人中就有了同西方经济与法制思想同样的见识。他在《一百年前的思考》一文中介绍了孙宝瑄（1874—1924）在日记中的记述："不知天下未有无利可以立国者也。一人自务其利，无数人受其益；人人各务其利，一国之人受其益。"

个人固然渺小，但是铸造成器，自务其利，争个人自由，护个人人格，便会成为建造一个自由平等国家不可或缺的力量。

一对远在澳大利亚的夫妇看过"跟进二十七"后给我发来电邮："继续努力，无论结局如何，历史将会永远记着每一个人曾为中国走向民主制度所做的每一件事。没有像你和炎黄春秋的那些人的努力，那一天永远都不会到来。"

是呵，只有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起而为自己的利益与一党专治的政府论理，才会一步步地逼迫共产党承认个体生命的价值重于泰山，承认一党的私益轻如鸿毛。如此，中国共产党才会回归到1945年9月毛泽东对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所表述的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认知："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从而臣服于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宪政才有望在中国开张，中国人的生活才有真正意义的幸福可言。

冯崇义教授说：专制本身就是腐败，而且是最凶险的腐败——权力的腐败，用权力的腐败反金钱的腐败在逻辑上不能成立，只能是争权夺利。

执政三年来，"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同时，习近平的权力腐败越来越肆无忌惮，炎黄春秋以杂志社的名义对中国艺术研究院提起的诉讼被朝阳区法院驳回，上诉到三中院，三中院支持了区法院不予立案的决定；杂志社编委们以个人名义对艺研院提起的侵权诉讼同样被朝阳区法院拒绝立案，上诉三中院被当场退回起诉和立案材料，不予登记立案。我的状告海关案如果放到今天，一定是同样下场。所以我必须加倍地珍惜得到的机会，绝不能半途而废。既然生命只有一次，我就要活得自由、快乐。无论现实给不给我希望，为了心中的理想生命，为了自以为美好生命的意义，我会跟海关、跟三中院较劲到底！

注：读者反聩意见请发电子邮箱：zghg2013@yahoo.com 

守鱼：王五四真的是微信時代的韓寒嗎

不少作家及評論員會於微信設立公共賬號，闢出輿論天地。

微信時代的第一紅人王五四最近大約壞事不斷。每開一個公共賬號，活不了兩篇文章就會死掉，已經算不了什麼故事。

自從王五四已經成為了自媒體時代最真實的閱讀數流量保障之後，由於他本人無法申請原創保護，導致一批逐利之徒竟然盜用他的名義，號稱自己就是那個傳說中的王五四，堂而皇之的盜版王五四的文章，還舉報真正的王五四。

當然和最糟心的事情比起來，這些又都算不了什麼了。最近的一篇網絡文章中，曾金燕博士直接將王五四比作微信時代的韓寒，這大約是極大的刺傷了王五四的心。對於彌勒佛一般的王五四來說，他長年面對各種議論笑而不語，但這次遇到一艘超級航母，也終於忍不住了。

曾博士的原文是這麼說的：從媒介、民間輿論需求的關係角度來講，在2009年開始的新社交媒體時代，韓寒其實就是今天動輒微信公號文章閱讀量過10萬但隨時被封號的王五四。

為此王五四的回應是：韓寒說的那些叫常識？韓寒講的那些叫批判？你這是開什麼玩樂呢？一個被比他還爛的一群商界媒介名媛捧起來的人，我比不了，沒有那麼多的黨疼國愛，我怎麼就微信時代的韓寒了呢？不過還得感謝沒說我是微信時代的郭敬明。我也沒想說什麼常識，你們自己讀出了常識的味道也不能怪我，能看到雞塊的雞湯總比魚香肉絲裏沒有魚的虛假希望要好，你們不能這麼欺負我啊。

從筆者本人來看，我雖然直覺上意識到韓寒與王五四並非一路人，但如果不是這個問題被拋出，此前也並未仔細想過，同樣作為言論界的紅人，他們的不同之處究竟在哪裏？如果順延著這一次建設改良派與口炮黨之爭的思路而言，舉出這兩位標誌性的人物，還真是更為形像地說明了雙方的分歧究竟在哪裏。

從韓寒的履歷來分析，韓寒作為新概念作文大賽出來的一名爆冷選手，他一直以來是活躍在作家領域，擁有極大的社會聲望和社會資源。韓寒本人進入公共問題視野，在於他有一段時間突然間開始以雜文的形式批判社會問題，並且引起了知識分子得關注。作為一位擁有大陸國籍的人，他也在文章中以他本人的親身經歷為案例，尖銳的聲討了公權階層對於普通市民的騷擾。這些話語某種程度上來說和啟蒙話語不謀而合，基於普通人的生活經驗，然後再加一些提煉，形成對於權力階層的批判，並且指向一個更加良好的社會制度。

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維護權利的行動派也希望能夠將韓寒納入自己的陣營，包括許志永先生所在的公盟，將公民獎項授予了韓寒，不過韓寒本人並未出席當時盛大的民間頒獎活動。隨後，當政府對於言論空間開始收縮的時候，作為網絡上有影響力的言論人物，韓寒也迅速將自己的言論方向調轉槍頭，轉攻影視領域並收割了大量的資源。

相反，王五四自從亮相的第一天開始，就不只是一個單純的作家，他最開始在公共領域的亮相，更多是從直接的街頭行動開始為人所知。而當微信發展起來以後，王五四在言論領域的橫空出世，迅速的吸收了巨量的眼球。但不同的是，王五四是在發表言論方面，並未因此獲得任何經濟上的利益，作為一個微信上閱讀數永葆前列的先鋒人物，他並未在廣告領域獲得相應的收益。一方面是他本人只是將言論作為一個表達心意的渠道，另外一方面，也在於如他這樣具有強烈的政治批判色彩的言論，很難在體制控制下的市場資源中進行交易。

為此僅僅看到兩人在言論領域都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就想當然的將一個只是被動的被知識分子列為社會良心人士，而他本人在社會問題領域，也僅僅是基於言論市場投機的作家，與一個主動地支持社會積極變革，不斷參與直接行動並且遭遇了巨大的打壓，不靠言論混飯，從來不改初衷的獨立作家相提並論，無疑是風牛馬不相及。

在更多的言論環境下，韓寒和王五四並不是一體的，而恰恰是代表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在社會變革的方向上，是傾向那些擁有更多社會資源，對社會的良性技術變革懷有期盼，表現出優雅而體面的主流人群一邊，還是傾向那些對政治體制擁有決絕的批判，嬉笑怒罵不拘一格，面對壓力也不改初衷，被視為邊緣人群的一邊。

王五四從來不是微信時代的韓寒，他們兩個恰恰代表了天平的兩極。在天平的兩端，一端站著認同韓寒的建設改良派，另外一端站著支持王五四的口炮黨。

——东网

莱斯特R.库尔茨和麦西吉•巴特科沃斯基：埃及如何谈判转型——波兰与中国的经验教训（郑贻春/翻译；王天成/审校）

波兰圆桌会议

用波兰圆桌会议与天安门悲剧进行比较表明，非暴力抵抗运动在谈判与转型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是多么重要。埃及民主运动的下个步骤将决定该国未来长期的政治形态。埃及人应从团结工会1989年的成功中学习经验。

给埃及转型的教益：波兰圆桌会议和天安门悲剧

最近一些天来，当看到在开罗大街上的埃及军队、坦克轧向塔里尔广场，那里聚集着在呼吁民主的成千上万的人，我们就极易想起天安门广场。尽管埃及军队1月31日发表声明，宣布它将不会对人民使用武力，但由政权组织的便衣警察和武装暴徒在本周两天的野蛮镇压中，业已袭击了非暴力抗议者和外国记者，旨在恐吓抗议者离开并阻止世界见证镇压。然而到目前为止，就在撰写本文时的2月3日，抗议者们仍然站立在他们的场地上。正是在这一点上，埃及民主运动正如其所声称的那样，包括其名义领袖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持续不断地说穆巴拉克必须辞职，会谈方可开始进行。

无论穆巴拉克是否辞职或很快被赶下台，仍然会有旧国家机构以及活动者与民主运动抗衡，埃及民主运动将从历史模式的考察中受益，这就是经谈判而成的摆脱独裁统治的成功民主转型。不知道如何与一个希望人们从街头撤离的独裁政府进行谈判——对此人们仍有争议，乃是导致1990年（实际是1989年，译者注）中国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一个因素。

但在半个地球之外，在与天安门同样的历史时刻，波兰人民和波兰政府转向了另一种拯救民主转型机会的方法。他们选择的是平等伙伴之间的对话，召开了所有主要反对力量都获得了代表的圆桌会议，就国家的未来举行谈判。

波兰的反对派了解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他们担心如果他们的要求太过极端，可能会促使共产党的强硬派掌权、粉碎真正民主的机会。中国政府选择了镇压，而波兰独裁统治者却选择了妥协。

天安门的教训

尽管中国1989年的抗议与埃及当前运动之间存在着许多的显著差异，仍然值得对这些事件所包含的教训进行反思，以从中发现是否有适合当前形势的东西。首先的和最明显的类同是，在两个案例中，民众的抵抗几乎都是自发的，并主要是由充满激情的、受其他地方的成功抗议所激励的勇敢的年轻人领导的。

换句话说，在中国和埃及，都没有长期打下的抵抗基础，来促进正在发生的动员和协调，尽管埃及已经有一个包括异议人士、工会和公民社会的联系网络，从而，例如，可以通过手机和互联网来突破政府切断通讯的努力。

天安门运动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明显缺乏战略思想——中国学生是新手在抵抗，显然对于非暴力斗争如何运作没有任何内行的理解。在他们寻求共识的决策和不断涌入的新参与者的尝试中，运动的领导层是流动的、是有分歧的，在抗争的中心北京，尤其如此。刻意松散的组织在某些方面是优点，但对战略规划而言无疑是种障碍。有些运动领导人看到了只有一次抗议，无论规模多么大，是不够的，但是，当他们提出长期战略行动时，却被认为不够彻底，而被边缘化了（赵鼎新2004）。此外，缺乏集中指挥的运动无法最终维持完整的非暴力纪律。一小撮抗议者显然开始从军队中窃取武器，并在大屠杀前几个小时与军人战斗，从而给官方提供了一个借口。

非暴力抗争的资深学者基恩·夏普和布鲁斯·詹金斯，实地观察了当时天安门的种种进展，发现存在两个战略教训："第一，非暴力占领一个具有象征价值的地点对于抗议者来说毕竟是危险的，他们很容易被对手移除"。如果学生通过谈判获得可持续的政治空间后撤出，政治局里的温和派后来被证明已经准备考虑给予那种空间，学生就可以声称取得了胜利并将这一信息传遍全国。

第二个战略问题是"没能将那些使得体制能够维持下去的人动员起来形成大规模的、广泛的不合作"，就是公务员、军人、警察、通讯和运输工人（夏普和詹金斯1989：6）。曾有过向那个方向发展的运动，特别是由工作单位组织的声援的工人、打着有单位名称的旗帜游行示威，因而减少了每个参与者的潜在责任，扩大了学生、知识分子和记者圈之外的参与。

在埃及，运动的优势是公民社会的广泛支持，包括近年来越来越与穆巴拉克政权对立的劳工反对派，宣布成立埃及新的工会联合会、计划举行全国总罢工要求民主和基本权利的。此外，关键的持不同政见者深入研究了以往成功的非暴力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对如何将那些经验适用于埃及有战略考量。

在中国，学生和他们的声援者能够对军队里的缝隙加以利用，有一百多位军队高级将领给李鹏发出了一份声明，反对部署军队"向人民开枪"，正像埃及军方下决心绝不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射击一样。一个相关的关键方面，是开罗主要的穆斯林宗教人物的支持，以及声明向和平的抗议者开枪在道德上是被禁止的。埃及军队拒不镇压不仅反映在军方发言人"武装部队不会诉诸武力反对我们伟大的人民"的声明，告诉示威者军队理解"你们要求的合法性"，而且也从解放广场的场景中看出抗议者与士兵们友好地混合在一起。军队的善意加上非暴力的起义，可能是促使穆巴拉克的新任副总统提出谈判的部分原因。

在未来几周内，对于埃及的民主运动，巩固与军队友善的关系，是必要的，虽然还不够；要确保在转型的某个微妙点上，没有诱惑而使高官在军队一旦回到营房时，便派出具有准军事功能的警察，重新开始政治镇压——假设在大选前穆巴拉克就离开了，但他的下台并不等于警察的改组。

民主运动将获得足够的韧性，一旦它开始认为谈判对于维持其长期的能力动员和运用人民力量是至关重要的，以及除了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之外，确定宪法改革的条件保障公民权利也是重要的。相比之下，在中国的危机中，学生领袖试图利用与政府的会谈来重申最大化的需求，甚至于羞辱政府领袖。这可能帮助了中国的强硬派占据上风，最终导致了以"天安门"名字为代表的悲剧。

圆桌会议：通过其他方式继续进行民主运动

波兰政府在1980年代末决定与反对派举行高层会谈来解决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危机，反对派接受了政府的提议，因为它处在一种有力量发挥作用的地位。但同时存在的，还有相互对这个历史时刻的重要性的认识：或许只可能有一次机会达成妥协避免流血冲突，带来政治体制的根本转型。

非暴力抵抗的战略逻辑——尤其是非暴力纪律的重要性——被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所很好地理解了。尽管有多次挑衅与杀戮，团结工会在其整个十年的斗争中保持了非暴力的姿态。此外，尽管于1981年8月合法化后，大约1000万人或波兰劳动力总数的80%加入了运动，团结工会的力量获得了增长，它此前较早就在提出政治要求上采用了一种自我设限的战略。1981年12月当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实行戒严关闭了团结工会，它转入地下并存在下来——导致武装政府与非暴力的广泛运动之间的僵局，运动并没有灭绝。1980年代的下半叶，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和日益增长的社会不满以新一轮罢工和示威游行表现出来，共产党政府不得不权衡新选项。团结工会对谈判的开放态度再次体现了其灵活的战略，然而仍然维持着公民反叛的能量。

当圆桌会议举行时，在政府代表旁边坐着的几乎是整个反对派序列，从保守派和自由派到社会民主主义者及主要的社会行动家：工会、知识分子和天主教会。在举行圆桌会议的部长会议主要房间里，政府和反对派的60位谈判者都并排地坐在了一起。团结工会领导人莱赫·瓦文萨与内政部长杰斯劳·科斯扎科共同主持了主要会议。圆桌讨论分为三个"圆桌"，有政治改革、经济与社会政策、工会与政党多元化。每个圆桌由两名代表共同主持——一个来自于政府，另一个则来自于反对派。同时，有关"圆桌谈判"主要议题的更详细的和更技术的讨论在12个"分支圆桌会议"上进行，300多个政府和反对派的领导人都集中于若干个工作组里面。如果谈判人员在一些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那么他们便提交给更高的"圆桌会议"以作进一步的讨论。如果仍有分歧，那么主要领导人便参与进来，以达成协议。

各方在开始时取得一致，同意谈判要公开，主要会议要上电视。鉴于媒体审查制度存在于谈判之前，圆桌会议便给了反对派向公众提出和解释其观点并公开亮相的一个机会。谈判差不多花了两个月才告结束。圆桌会议导致反对派合法化，以及两个立法机构的建立：35%的众议院席位和参议院所有席位的公开选举，言论自由和舆论自由，建立政治和公民组织的自由。最为重要的是，圆桌会议谈判建立了参与各方之间的互信，尽管也存在政治分歧，但他们将坚持民主原则，因而促成波兰国家的和平转型。

这一历史性的圆桌会谈导致"协议转型"。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在共产主义在其他国家包括在苏联分崩离析之前，波兰的民主就已然和平地建立起来了。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主张民主的力量明白他们力量的基础，并将波兰预设为各派力量共享的场所，而无论有怎样的历史和政治分歧，类似的礼让精神在埃及则比较难以获得，因为政府并不很能代表历史力量和以及代表拥有或多或少一贯性意识形态立场的政治团体，像共产主义组织那样，而只是一群忽视并边缘化穷人利益和每个人权利的腐败、专横的权力精英而已。，面对那些个人以及政治滥权的面孔、那些下令镇压的面孔，埃及人很难判别谁是建立新秩序的潜在的可合作伙伴。

不过，其他协议转型也面临过类似的问题，比如在南非，南非黑人言之凿凿地表示没有兴趣与曾认为黑人不配与白人享有平等权利的白人领袖妥协。然而，把与旧秩序合作的所有人都从社会上驱逐出去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问题是，新的政治多数派是否有足够的自信允许前政权的合作者在公平基础上展开竞争，赋予一直否认自己权利的前压迫者以应有的权利。他们的确宽宏大量地做到了这一点。

前方的道路

在中国，要求民主的活动人士以及他们事业的支持者们只有一个简短的七周处于阳光下的言论自由时期，然后，中国政治局命令以暴力结束了令人惊异的大规模群众抗议。与之形成对比，波兰人历经差不多十年时间争取到了圆桌会议讨论，跨入了民主的门槛之内。在那些年里他们建造了独立于国家的地下机构，学会了如何倾听，营造起通向最初没有成为他们运动一部分的社会和政治利益群体的桥梁。埃及人既没有优势，也没有长期疲惫不堪地孕育政治自由。他们与在穆巴拉克领导下的"生活在谎言里"进行公开的斗争才9天，就到了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但是，却幸运地已经迫使他们的独裁者同意离职了，遏制住了独裁者在街上的暴行，并且精神、势头不减。这像是非暴力力量的演出，赢得了全球观众广泛的支持，将有助于未来所有可能的会谈，必然地涉及军队和旧政权其他支柱的会谈，即便会谈不会有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和他的那些从事镇压的部下们的参加。人民力量的历史不仅普遍地回报了勇气、主动性和坚持不懈，也奖赏了战略、战术和妥协，奖赏了谈判如何获得真正权力时抛开极端对立。获胜的是那些人，即不仅避免像天安门那样的悲剧，而且也意识到什么时候应该奋起斗争、斗争到什么时候是明智的以及什么时候应该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

参考文献

Stephan，Maria J.，and Erica Chenoweth，"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33，No. 1（Summer2008），pp. 7–44.

Sharp，Gene，and Bruce Jenkins. 1989. "Nonviolent Struggle in China：An Eyewitness Account."Nonviolent Sanctions 1 （Fall）：1，3-. Retrieved online 12 July 2010 at http://www.aeinstein.org/organizations77a2.html

Zhao，Dingxin. 2004. The power of Tiananmen：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者介绍

莱斯特R库尔茨（Lester R. Kurtz）是乔治梅森大学公共社会学教授和欧洲和平大学客座讲师，著有大量关于和平与冲突、非暴力公民抵抗和社会运动的书籍与文章。他是爱思唯尔《暴力、和平与冲突百科全书》的编辑、"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学术顾问委员会成员。

麦西吉·巴特科沃斯基（Maciej Bartkowski）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克里格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兼职教授，教授战略性非暴力抵抗，是"重新发现非暴力历史：解放斗争中的公民抵抗"的编辑和"非暴力国防对抗俄罗斯混合战争白皮书"的作者。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0/1/2016

王玲：细雨中的独白——写给十七年

著名维权律师滕彪 一家的幸福时刻

    今天是2016年9月30 号，是我在利亚德公司工作的最后一天。独自在家中，窗外是淅淅沥沥的秋雨。我一向是个重感情的人，总该搞点仪式纪念一下，可是同伴们都在远方，没有酒杯没有晚宴，没有流泪没有倾诉。所以，我决定写点什么来纪念，为了那不能忘却的青春岁月。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和利亚德的同事们一起工作也算是一种缘分。17 年前到利亚德工作，虽然不是自己理想中的，但毕竟解决了一时的生存之需。法学院毕业后，总想干点专业对口的工作，所以当时正准备律师考试，原计划想在利亚德只干半年，考完律师就走。没曾想这一干就是17年，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大段时光。
  
    我从小在山沟里长大，一直很能吃苦。中学时住校，为了考大学，每天都是班级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和第一个进教室的人。可能习惯于勤奋上进的生活方式，工作后也是勤勤恳恳，尽最大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情，于是被公司老板赏识，提前转正，加工资，发年终奖，升职。凭着一点英语的优势，被老板委以重任，让我从零开始来创建国际业务部门。从2000 年开始频繁到国外出差，那时候能经常去欧美出差是让人非常羡慕的事情。我人生第一次坐飞机竟然是到美国奥兰多出差，那次一连转了六次飞机，真是过瘾，因为兴奋而不感觉到累。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我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里，又辛苦又快乐，雄心勃勃。虽然通过了律师考试，但已经无意去干。
  
    虽然公司的国内业务位居同行业第一，但国际业务部就我一个人带两个兵，2001 年出口第一块电子显示屏到美国，价值80 万美金，02 年出口第二块到荷兰用于王子结婚庆典，到03年和国际同行大公司合资，到2007 年重新启动国际业务，到09 年转战深圳招兵买马扩大团队，从2009到2014 ，部门各路神兵天将齐心协力，迅速扩大海外销售网络，销售额从2000万涨到3 个亿。大家努力工作，开心生活，相处十分和谐，从内蒙古的茫茫草原到北海道的皑皑白雪，从鼓浪屿的翩翩起舞到南昆山的欢乐歌声······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
  
    感谢我的老板，他给了我信任，给了我自由，让我带领团队一路前进。我爱我的团队，我也给他们提供自由的平台去尽情地发挥自己，感受过程的充实和成功的喜悦。感谢你们一路陪伴，我在这里度过了最忙碌也最快乐的时光。
  
    但我猜得到这开头，却猜不到这结尾。我不得不离开公司，不是因为产品或业绩，不是因为领导或同事，而是因为我是我先生的妻子。
  
    我和他是高中同学。他出身贫寒，朴实无华，又聪明又勤奋，写得一手好诗和漂亮的书法，高考之前我们就相互爱慕。他考上北大法学院，博士毕业后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同时做兼职律师。曾因孙志刚事件的"三博士上书"被中央电视台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法治人物"。他充满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正义感，不断地为被侮辱和被伤害的弱者奔走呐喊，不知道回避敏感案件，从计划生育、毒奶粉、黑砖窑、家庭教会、拆迁、酷刑、冤案，到非常危险的宗教案件和少数民族案件，他傻傻地一路走下来，伤痕累累。他被吊销律师证，被停课，被没收护照，不能评职称，经常被软禁，他甚至有两次被绑架被失踪的经历，每次我只能故作坚强地为他呼吁，尽量让年幼的两个女儿少受伤害。我虽然不参与他的任何维权活动，但很钦佩他的勇气和献身精神。
  
    2014年在他香港中文大学，哈佛大学法学院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考虑到国内已经极度危险，他决定前往美国。但当时尚在国内的我和女儿准备出境与他团聚的时候，却被告知因为他的原因不能让我们出国。我们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相聚。将近一年后，我们决定偷渡，其中险象环生、曲折艰苦，一言难尽。
  
    到了美国后，我继续为公司努力工作一年多。但好景不长，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给公司施加巨大压力，迫使我离开倾注了多年心血的利亚德国际部。我是我，他是他，我没做错什么，而他做的事情，则是为了这个国家和社会更有人道，更有自由。他自己已经付出了很多代价，现在又要株连到我的头上。这让我又伤心又愤怒。但他是我的骄傲。
  
    我的人生轨迹就这样又一次被别人决定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何况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终于可以从多年的忙碌中抽身了，可以喘口气好好想想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我宁静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太忙碌，也太虚幻。从小到大，忙学习、考大学；忙工作，养家糊口；忙着照顾老人孩子；对家人、对公司、对部下、对客户，没完没了的责任。这都在情理l，可是这个世界太多的人迷失了自己。我想有更多的闲暇去看看晚霞，闻闻花香，读读小说，听听音乐；在遥望星空的心悸时候，和自己说说话，给自己一个微笑。
  
    雨一直下着。在这个远离故国的秋夜，我因幸福而哭泣。
  
    2016/9/30 美国，西温莎。
  
    【感谢每一个读我文字的人，感谢每一个陪我哭、陪我笑、陪我走路的人，我爱你们！】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