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按：今天我去參加「六四」三十週年和「六四紀念館」開幕典禮，會議上要我發言，我就專門講一個人：鄧小平，因為他製造了「八九六四」這個「學潮與屠殺」的黏合體，由此戴上了「屠夫」帽子，然而，鄧小平又靠另外一個招數，即用中國廉價勞力俘虜西方，也就是四個字「韜光養晦」，安然渡過執政危機，然後習近平手握兩個「百萬億」崛起，還要跟美國對決太平洋，統一台灣，美國一時無暇西顧，普京瞅准機會，攻進烏克蘭，西歐整個傻臉，所以今天的世界局勢，乃是三十六年前一個屠夫造下的，可是有人梳理過嗎？ 2020年「六四」我講過「西方不大容易懂得東方謀略」，現在想想也不盡然，因為西方政治學是超越了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怎會不懂權術？更基本的陷阱，還是西方國家難以拒絕和中國做生意，這是市場機制使然，或者說，是不是中共這個新集權，找到了用權力超控市場、貿易等商業通則的新權術？亞當斯密那只「看不見的手」被它抓住了，那就是顛覆了西方自1776年《國富論》以來的全部基礎，怎能不一塌糊塗？】
一、邓小平第一时间就要杀人
鲍彤在临终前指出：六四屠杀，就是邓小平发动的一场推翻总书记赵紫阳的军事政变，这当然也是三十幾年来，对六四屠杀最震撼、最新锐的定义。我认为，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个定义是准确的，因为多年来，坊间一直有一个困惑在争论：面对天安门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和平静坐的学生，有何必要动用坦克机枪武装的几十万国防军？邓小平难道疯了吗？他没有疯，搞政变当然要用一支武装到牙齿的军队。羅宇稱此為「邪惡決策」（https://www.facebook.com/841628330/posts/10158842927468331/?），定性「六四」就是蓋棺論定鄧小平，一如評價「大飢荒」就是定性毛澤東，評史者若對中國當代史這兩件巨案，諱莫如深，或繞著走，便喪失歷史觀。
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会见李鹏、杨尚昆，定性"动乱"之后，一直到五月十一日会见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中间全部空白。
四月三十日赵紫阳访朝归来，立刻求见邓小平。整整两个星期，赵多次求见都被拒绝，也就是说，赵紫阳从调停广场绝食那时候起，就没有见过邓小平。邓的秘书王瑞林告诉赵，邓最近身体很不好。直到五月十三日，赵才得以见邓。
邓小平干什么去了？
邓小平完成了一个操作，为此而神隐，用了十四天。
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在"现代养心殿"定性"动乱"，等于他自己往油桶扔了一根火柴，学生的悲愤是"天空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他们对他的回应就是"四二七"大游行，队伍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横幅，不带愤怒地一道一道冲破警察防线，向全社会释放的信息就是"人民胜利"，这个回合邓小平彻底输了，于是他起了杀心，他不是说了吗？"专政要用起来，留点血不要紧"。
邓小平决定采取军事手段，平息学潮，然后改组最高政治权力。他亲自去部署野战军的进军京师计划。据吴仁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出身）考证，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部署，"调动多个军区的部队入京，以达到相互监督制衡的作用，使得各个进京部队之间互存戒心，难以串连，避免发生兵变事件…… 对解放军戒严部队调度的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考虑，做了一种'双备份'、'双保险'的周密安排。"也有研究发现，对付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动用北京卫戍区的两个警卫师和武警北京市总队的兵力足矣，邓小平却从全国七大军区，调动了三十五万大军执行"戒严"任务，所为何来？无疑也是为了防止"政变"或"兵变"。
这分明是要打一场正规战役，作为总指挥的邓小平怎可不运筹帷幄一番？十四天或许太紧促了吧？
为了完成这个操作，他延误了会见伊朗哈梅内伊。
为此他坚决拒见赵紫阳，而后者正呕心沥血为他平息学潮。
2004年8月中旬，八十岁的李光耀在新加坡发表谈话，高度赞扬邓小平用暴力处理天安门事件，并直接引用邓小平当时的讲话——"邓曾说，'如果杀20万学生可以使中国保持一百年稳定，我就杀。"西方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则新闻。
八九当年，中国大陆各级口头传达的邓小平主张"杀二十万人"的讲话中，邓小平是列举印度尼西亚的例子，即苏哈托在1964年屠杀二三十万印尼人以保住政权，从六十年代维持到八十年代，恰好二十年。但是今天中共文献里所有关于邓小平对"六四天安门运动""采取果断措施"的讲话记录里，都全部删除了他关于"杀二十万人"与"苏哈托"有关的内容。李光耀却把邓小平晚年最见不得光的这段讲话，言之凿凿地向国际社会合盘托出，还把"二十年"改为"一百年"，以此为邓摆功。
对此《华尔街日报》发一社论，指出多年来上至官方高层下至邓的家属，都在有意回避"六四"事件；就连"六四"主事者李鹏，也再三在各种公开、私下场合，撇清自己在"六四"血案中的责任。不料，此时却冒出一个不识时务也不识好歹的新加坡强人李光耀，竭力把"六四"天安门血案当作邓小平晚年最大功劳来大讲特讲。
六四屠杀多次被独裁者当作"典范"。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在被暴民殴毙之前，就曾在电视演讲，以北京武力镇压学运，派坦克杀入天安门，为他自己在利比亚的暴行辩护。
八十年代晚期，嘉乐顿珠，达赖喇嘛的二哥，有一次来拜访普林斯顿的流亡群落，他是藏人的苏秦，周游列国，连横合纵，接触过罗斯福、尼赫鲁、蒋介石、蒋经国、邓小平、胡耀邦，也曾率领康巴人跟解放军打游击，大家围着他聊天，听他讲他的传奇故事，期间他讲了一句话，震慑众人，也叫我至今难忘，他说："中共的领导人，其实都是一些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土匪兵痞，他们对付事情的手段，就是杀人。"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决策！"
罗宇说。他称之为"玉泉山镇压决策"，参加决策的人有邓小平、杨尚昆、杨白冰、王震、李鹏、陈希同。玉泉山在京郊颐和园西边，早被列为军事禁地，也俗称"西山"，邓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提到："1977年叶帅安排邓小平住进西山军委一个住处的25号楼，这个楼原来是王洪文住过的，叶帅住15号楼。"邓在八九期间，不会住在地安门米粮胡同，一直躲在这里。
罗宇是前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儿子，曾任职总参谋部装备部航空处处长，"六四"镇压后愤而辞职出走。2016年夏他忽然给我来了一个邮件，并附上他起草的《六四风云》电视剧本。原来他就住在宾州中部，离我的住处不远，不久我请清华出身的六四学生领袖李恒清，开车一个多小时带我去拜访他，那是一个东岸典型的sleeping Town，镇上只有一条街、一个餐馆，周围都是农田，其间配以商贸中心、住宅小区，以及州际公路。罗宇拎了几瓶啤酒来跟我聊，他谈到，"玉泉山决策"，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没有签字，因此是非法的，这个要害乃是日后推翻"邓决策"及其卅年后果的法规依据。
"邓小平完全是愚蠢，天安门学生没剩多少了，北京的学生都回校园去了，只剩下外地学生还在广场待着，要不了几天就散了嘛，哪里用得着再派坦克去镇压？简直就是蠢透了。现在中南海里的人都清楚，这个邪恶决策当年就是毫无必要，还让这个党背上了非常沉重的历史包袱，他们都想卸掉它，可是找不到任何机会。"
我对他说，六四屠杀，并非邓小平的一时糊涂，屠杀后果对中共而言，就是亡党亡国，但是最大恶果，是这三十年家园毁灭、人心沦丧。你要想拍电视，就要彻底释放其中的全部含义。
"我要负责的，还是我那一小块'邪恶决策'部分，"他说："其他都是你的东西。"
关于镇压学运的"邪恶决策"，在中共高层使用的话语里，其实就是"戒严决策"，另有一个来源的说法，提供了新的版本，即2005年出版的《陈云晚年岁月》，透露1989年5月17日的一个"元老密会"。
原来，5月16日晚的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上，赵紫阳不同意多数常委关于"决不向学运退让"的意见，坚持与广场沟通。第二天即5月17日，常委再次开议，决定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赵紫阳辞职。此书透露，李鹏随后向中顾委在京委员会议做了通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坚决支持多数常委会议的意见，拥护中央（戒严）的决定。"
《陈云晚年岁月》公开的这个细节，具有重新诠释"戒严决策"的含义，那就是5月16日晚的政治局常委会，由于赵紫阳的反对和辞职，未能达成共识，决议无效，于是翌日晚上元老们跨过政治局常委会，做出戒严的决策，而这些元老中间，有的人已经"全退"，没有任何官方的职位。这是彻头彻尾的"垂帘听政"的又一例，当然也是违法的。
2019年六月初，"六四"三十周年之际，新世纪出版社一本新书《最后的秘密》在香港面世，披露中共两次高层会议的镇压决策、支持邓小平、批判并罢黜赵紫阳的过程，1989年6月19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6月23日至24日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一共27份机密文件，由一位党内不具名的高级官员复制并保存至今。本书包括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十七位中共元老支持邓小平及拥护镇压决定。王震、彭真、徐向前、杨尚昆、聂荣臻、万里、宋任穷、李瑞环等都严厉批评赵紫阳。
其中王震两次发言指海外敌对势力采用和平演变手法进行渗透，言辞最为激烈，将赵紫阳支持的改革派称为"象林彪那样的大小舰队"、"控制一大批舆论工具，到处搞政治性沙龙、演讲和集会，甚至钻进党和国家的核心部门，占居重要岗位"、"上下勾连，内外串通，长期以来进行思想的、舆论的、组织的准备和精心策划……发动利用社会上的流氓政治团伙和地主官僚、封建军阀反动阶级残余及社会渣滓，企图以动乱直至暴乱，达到推翻中国共产党"；并逐个列出了他所认为的海外势力如何影响学运：金钱收买、思想文化渗透、派遣特务、盗窃情报、制造谣言、挑起动乱、扶植内部敌对势力等，"除了直接出兵，什么都用上了"。
王震亦表示，如果"镇压反革命暴乱就此完结，我很不赞成"；他还提交了一份书面讲话，是唯一有两份发言稿的人，细数具体措施："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劳改、劳教一大批……戴了帽子的，劳改劳教的，一律吊销城镇户口，送到偏远地区，强制劳动"。
在党内资历高于邓小平的元老陈云未出席会议，以书面的形式提交两句话："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处理"。陈云并未明确表示支持邓小平使用军队镇压的决定。
据悉赵紫阳列席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没有被安排发言，但他在会上要求讲话，为自己解决危机的行动辩解，自此之后赵紫阳被软禁直到逝世。
二、鄧小平說：讓中國人「吃飽飯」就可以了
今天看來，柏楊（劣根性）甚至魯迅（民族性）的看法，都沒有鄧小平「深刻」，鄧屠夫是徹底的把中國人當「畜牲」看的，認為只要「餵飽了」中國人，政權即無憂，今天的問題是，中國人是否確如鄧小平的預言和判斷呢？答案是全體中國人要回答的。
2020年「六四」，中央社記者張淑伶台北4日電：六四事件31週年，作家蘇曉康說，六四改變人類歷史，今天的世界正承受六四後中共發展經濟以壯大自我、同時因恐懼丟失政權而更加專制的苦果，但西方社會對此體認還不夠深刻。
蘇曉康2日與王丹等人獲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會見，他在行前接受中央社記者採訪時說，在中國禁止討論的情況下，談紀念六四對今天的中國沒什麼意義，但是，理解和反思六四事件，對西方社會來說愈來愈重要。
他說，西方政治人物和評論家不容易明白，中共政權因1989年的六四屠殺而有了嚴重的「亡黨亡國、丟掉天下」的焦慮，而這是六四和當今中國政治最重要的關係。
六四鎮壓後，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之說，加上19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30年下來，中國的經濟起飛，透過全球化也俘虜了西方文明。蘇曉康在去年底出版的「鬼推磨：中國魔幻三十年」一書中，梳理了大屠殺後中國社會的種種變化以及西方綏靖主義的後果。
他說，六四危機令中共「生死存亡」，卻「死而後生」，也塑造了一個新的集權形態，令西方至今束手無策，人類不知道明天在哪裡。
1988年時，蘇曉康因擔任電視紀錄片「河殤」的總撰稿人，已成為文化界享譽全國的人物，隔年他曾參與連署並在天安門廣場上聲援學生。
他說，當時學生並沒有要推翻執政者，但鄧小平立刻認為政權要丟失了，採取開槍鎮壓，「我想，鄧小平也知道自己失策了，殺雞不需用牛刀，付出了太大的代價」。
開槍殺人這一步走出去後，就沒有回頭路了。蘇曉康說，鄧小平認為把經濟提升，人民會暫時忘掉六四，但不可能真的忘掉，中共必須為殺人不斷付出代價；就因為怕丟失政權，必須自外於國際規則和普世價值，搞自己的一套。
在蘇曉康看來，幾乎沒有西方的政客或評論家看到六四屠殺對他們有什麼影響。即使中美現在對立，主要基於覺得中國占了他們的便宜、只想到公平交易的問題，這說明了西方政客始終沒懂得「韜光養晦，改革開放」這兩句話的真義，也沒去認真探討「中國崛起」和六四有什麼關係。
他分析，所謂韜光養晦，就是「我臥薪嘗膽，等我起來就要滅你」，這是「中國式的陰謀」。鄧小平之後，江澤民時代仍低調主張「悶聲發大財」；胡錦濤時期儘管開始壓制民間社會的異見，但也沒有要和西方抗衡的意思；到了習近平主政的時代，則是野心外顯，大力宣傳「一帶一路」等政策。
蘇曉康認為，如果西方國家能體認到六四與當今世界局勢的關係、了解中共究竟是怎樣的政權，「我認為他們會從很多方面瓦解這個政權」，就像1950年代美國杜魯門主義的反共戰略一樣，對中共圍堵。
然而，和當年的「老大哥」蘇聯不同的是，經過30年的發展，中國經濟體量成為全球第2，除了富豪外，絕大多數的教授、作家、演員以及城市工人等階層都分享了政權給予的利益，而年輕學生族群則是被官方宣揚的民族主義成功洗腦。
經濟上，西方國家難以拒絕和中國做生意；政治上，也很難看到歐美國家想要影響中國。
蘇曉康認為，要改變中國政治，必須影響中國的民間社會，但他看不到歐美影響中國社會的作為。反而中共在六四後對任何可能的「境外勢力」處處設限以防止「和平演變」，還輸出銳實力「講好中國故事」。
今年的六四紀念日，正值全球關注武漢肺炎疫情及北京強推「香港版國安法」，蘇曉康強調，這些都可以追溯至西方綏靖主義的報應或後果，尤其疫情危機更顯示西方領先地位不再，西方國家是時候重新理解六四。（編輯：翟思嘉）
三、北京出了個「習特勒」
跟「北京出了個毛澤東」不可同日而語的是，今天的「習特勒」手握兩個「百萬億」，乃是鄧小平謀略「韜光養晦」之成功，西方現在才醒悟；至於「兩會」百分之百當選，那是集權使然，並不新鮮；可是習手握這兩條，便要做希特勒史達林，卻令國際社會詫異，而看到「北京出了個希特勒」，在西方政界，至今也只有一個蓬培奧，
我猜拜登就不這麼看習近平，否則他怎麼還想跟北京做生意？當年英法雖搞綏靖主義，卻不會跟納粹德國做生意的。所以這個世界在習近平眼裡，像小孩一樣好騙，才是本質。
1、北京政體是個怪物
註定不可持續的一種制度和統治方式，居然耀武揚威地存在了那麼久。
中國三十年統治模式，在經驗和學識之外，古今中外都沒有知識可以解讀它。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專制政權，都把中國視為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模範」。人們對中國的預測，誤差不僅僅是「經濟發展導致民主」、還在於三十年裏預言「崩潰」多次，每一次都低估了這個政權的存活能力。
中共這個集權制度，穿越三道生死關隘——「六四」屠殺合法性危機、市場經濟、互聯網社會，不但毫髮無損，反而被淬煉得前所未有的強大與邪惡，以致近現代以來西方學界積累的「專制集權」知識，皆無力解釋這個「東方不敗」：它如何可以一場饑餓接一場文革，然後要救「亡黨」，卻再來一場大屠殺，便迎來二十年經濟起飛、貧富崩裂、階級對立和道德滑坡，再升級為世界第二超強，同時也是蘇聯之後的新型集權。
它完全是一個怪物。
1978年至2013年，這四十年里，中國經濟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長，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約8億人擺脫了貧困，嬰兒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壽命提高了11年。這是一次「大躍進」，所以中國有兩個「大躍進」，一個在毛澤東時期，一個在鄧小平時期。
第二次「大躍進」，專家界定中國推行的是資源耗竭式發展模式，而且是权贵集团拿走利润，留下垃圾。现在中国大的生态环境已经完全毁坏了，江河污染，洞庭湖、鄱阳湖干了；還有北京的雾霾；土地污染造成的食品污染，令中國癌症高發，超過世界任何國家。
2、瘟戰偷襲全球
經濟奇蹟換來「两个丧失」，第一個喪失，中共是拿中華民族的大好江山，換取他們黨的江山；
第二个「丧失」是中国人的心灵被掏空了，中共不准你有信仰，人的道德大滑坡——中国人的心灵家园也丧失了。
中國推行的資源耗竭式發展模式，山河破碎，道德淪喪，這個国家主义主导的「中国模式」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是挥霍中国资源，再挥霍人类资源，它成功以後的邏輯，就要开疆拓土、资本输出、万方来朝，所以2017年習近平上台，手握兩個百萬億（100万亿国有资产和100万亿现金），中国下一步要五步「支配世界」。
最近人類遭遇的這場瘟疫，也檢驗了這個怪物。
三年前無論是它放毒還是失手洩毒，它極其成功地讓全世界染毒，感染人數五點四四亿、死亡六百三十三万，而西方至今抓不到武漢病毒的證據；中共也可以將一個兩千萬人口的國際大都市徹底封死，其控制能力已令前面的納粹德國和斯大林蘇聯望塵莫及。
中共不肯改變，放棄權力，習近平是他們最好的選擇，所以二十大他還會連任。
3、中國人選擇「躺平」
民間消極抵抗，也反應了這個怪物的強大。
"岁月静好"死掉了以后就来了"躺平主义"，
三十年盛世，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京津冀得有个好肺，
岁月静好是体制与民间共谋的一种矫情，
抗爭乃少數勇敢者所為，代價慘烈，「七零九」律師是代表。
民族主義洗腦成不成功？不知道。
民粹主義有明顯代際劃分，老三屆懷舊紅歌，也熟悉毛時代的物件，
三十年后年輕人對獨裁、個人崇拜、紅歌紅旗反而陌生了，
他们腻歪那个挑二百斤的，却不知道他是學毛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