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ers 20200320
八、文革·第三章：毛泽东的退却
在造反派看来，上海人民公社是《十六条》的实践。但是，几十天后，毛泽东否定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提法。毛泽东提出了一些理由，最关键的可能是这条：“公社成立了，还要不要党呢？我看应当要，总要有个核心。……总之，还要有一个党。”
似乎毛在面临国体变更的大问题上，还是感到了犹豫。他似乎更青睐黑龙江的做法：“三结合”的革委会。所谓“三结合”，即“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军队“三支两军”。
“三结合”的原意，是要调和此时势同水火的各阶层利益。然而，各方都有很好的理由拒绝妥协。对造反派而言，“三结合”等于将他们已经打倒了的官僚阶级扶了起来，而且也没有实现他们关于“巴黎公社”的革命理想；对官僚们而言，他们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他们也无法忍受群众组织掌握大权。说到底，革委会并不是社会上各阶层自发妥协的结果，而始终带有来自上层的“被团结”的色彩，因此它的崩溃也几乎是必然的。
同时，造反派虽然表面上强大，却有总总难以克服的缺陷，缺乏实现政治理想所需的斗争能力。首先，组织能力上就是不够格的。其次，更重要的是，造反派作为庞大群众联合起来的大杂烩，其利益诉求千差万别。造反派红卫兵中的很多人，可能是有理想和热情去实现那个“巴黎公社”的伟大理想的。但是对很多群众来说，他们可能只是为了表达在50天专政和红八月中遭受的屈辱。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阶级意识教育，加上贸然的“夺权”，为后来的派性埋下了伏笔。
此外，造反派的思想也在持续激进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批判“三工”（外包工、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三工”是当时地位和待遇最低下的工人，对于那些在八级工资制中有较高工资的工人而言，这样的批判显然是不讨人喜欢的。结果，革命思想的激进化，就使得造反派中又分裂出了温和派，甚至是保守派趁机复辟。正如后来文革异端派所说：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出现的革命队伍的分化，落伍者的被抛弃，与机会主义派别的决裂等现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来得更加频繁和明显。”
九、文革·第四章：人民解放军在文革
作为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机构，革委会能在1967年初被广泛接受的原因，自然是军队的支持。
在1966年，军队最大的作用就是“不作用”。而到了1967年，军队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
对于军队而言，毛泽东最初要发动文革打倒党政官僚，军队还是支持的。其中最支持的是林彪，他当年就支持过高岗，可以说代表“红区党”较激进的一派。军队中至少是主流派系的支持，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先决条件。
但是军队到底不同于工农群众。他们说到底也属于“体制内”，他们的种种特权以及“资产阶级法权”也是造反派要批判的。因此，当党政文官被打倒，造反派不断激进化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夺取权力，而阻止进一步的体制改革。这是他们的根本利益。
在运动初期，军队被命令绝不允许镇压学生运动，被打了也“不准还手”。
然而到了1967年，军队能够通过进入革委会来分享权力，他们对此是很满意的。一方面它保留了原有的官僚架构，同时由于党政文官权力被限制，军队就有了一个很方便的扩展权力的平台。我们看到，党政文官后来也是在1972年“三支两军”结束后才开始扩展权力的。
1966年底，一些军队已经开始私自介入文化大革命。同时，造反派中各派别的分裂、当权派掌握国家机器带来的优势，加上社会混乱导致工农业有瘫痪的可能，也使得毛泽东下了命令军队介入的决心。1月，随着“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和《军委八条》的下达，解放军开始介入文革。这给文革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尽管最初中央只是要求军队对某些“要害”部分进行军管，随着局势越发混乱，军队乘机介入的领域也越来越多。
其次，对军队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区分“左派”和“右派”。然而，由于军队本身所处的立场，他们往往采取保守派的立场进行干预，甚至故意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给造反派制造内部分裂，再镇压更激进的那一派。
结果，在2月份军队与造反派的矛盾便开始浮出水面。 全国仅上海、山西、山东、黑龙江、贵州 5 个省市的驻军拥护造反派。这种矛盾在高层的体现就是“二月逆流”。谭震林甚至提出了“人生三不该”，说自己不该参加共产党，不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后来毛泽东在电话中大骂谭震林，并且又严厉批评老干部。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7次政治生活会进行批评。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
“二月逆流”实际上是军队保守派要跟毛泽东决裂的威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毛泽东一直对此事态度暧昧，在林彪倒台后更是将所有责任推到死人头上，为老帅们平反。与此相应的是，在基层，军队和造反派的摩擦只能由他们“自行解决”。其中最残酷的就是青海的“二·二三”事件。（P.S.此事见于《炎黄春秋》，并非“毛左”颠倒黑白。参见http://www.yhcqw.com/33/6320.html，这里不赘述）
从三月底开始，中央开始处理军队立场问题，如后来发至全国的《安徽五条》中言明“宣布群众组织为反革命须经中央批准”“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等等。后来更由中央军委发表了更严格的《军委十条》，才勉强控制住局面，但是明的不行来暗的，军队不能直接干预就支持武装民兵，于是武斗又立刻升级。
本来，军队稳定一直是中央高层坚持的底线。很长一段时间内，高层实际上有意支持了对军中造反派的压制。但是这一局面随着“7•20事件”发生改变。此事起源于武汉造反派的分裂，作为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对造反派极力进行镇压。声势浩大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狮”也配合了军队的行动。随着局势逐渐混乱，毛泽东和周恩来甚至亲赴武汉。毛泽东在此期间曾经讲：“这回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还没有得到利益，军队就抢。”最初指示下达后事情似乎已经了结了，周恩来也回了北京。然而很快有人开始造谣煽动军官们，军队也开始“造反”。有人说：“不管周XX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甚至有人传言“抓那个来游泳的人”（毛来武汉“游泳”的事只有军区知道）。军区支左办公室的门卫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不是好使唤的。”道出了事件的实质。后来毛泽东还是先撤离了武汉。
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军内一小撮”的说法。8月7日谢富治又提出“砸烂公检法”（公检法中“红二代”比例较高，而且负镇压职能，比一般的官僚机构更加保守）。8月9日林彪也出来指责军队镇压民众，说“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在此之前的7月22日，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8月4日在林彪主持的常务扩大会上，江青拿出一封毛泽东的信传阅。因为之前林彪曾写信说当前最严重的是夺枪的问题，并起草了一个禁止夺枪的指示，毛泽东却回信说“75%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夺枪问题并不严重。”于是后来8月9日林彪便在接见武汉军区新任领导时说要“武装左派”“发枪给左派群众”了。
“揪军内一小撮”的结果，使不少人受到批判。已经基本退出政坛的朱德一度也受到批判，只是后来由于毛泽东表示愿意与朱德陪斗才停止。结果已倒台的“死老虎”彭德怀就成了发泄的对象，受到了残酷批斗。刘少奇也成了造反派对现实体制不满的宣泄口（作者提到，联想到现在网上那些要对某人“鞭尸”的言论，这种愤怒也就好理解了）。
与此同时，发枪的结果是全国范围的残酷武斗。尽管解放军开始允许造反派“搜集”旧武器，但并不能阻止一些解放军将更新的武器发给保守派。造反派和保守派大打出手，重庆的内讧式武斗甚至到了动用坦克和炮艇的地步。
在这一时期，造反派最具轰动性的造反活动，是在陈毅控制的外交部。造反派们在外交部要求港英政府无罪释放记者的“最后通碟”到期后，群情激愤，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之前还有一系列冲击外国驻华机构的事件。后来周恩来在讲话中将这一系列事件定性为“无政府主义”，表示“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后来毛泽东也表示支持。
9月5日，江青正式否定了“揪军内走资派”，对“文攻武卫”加以限制。再后来，涉及外交部事件的文革“三把尖刀”王力、关锋、戚本禹倒台。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文革的激进化诉求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了。群众的大分裂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它的政治诉求已经超出了生产力可以容纳的范围，越来越偏向社会底层了。《中国向何处去》可谓是文革激进化诉求的一个代表，也可以说是它理论的最高峰，它提出“红色资本家”的理论，要求发动农民革命战争，建立“中华人民公社”。可是，毛泽东和大部分群众已经对文革感到厌倦了。
10月4日，中央要求学校复课。6日，《人民日报》开始重提1966年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革命。7日毛泽东开始讲“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体制变革的目标，重新回到了“整风”的层面上。最后，随着毛泽东的批示，大量造反派被吸纳进党内。这种把体制外的革命因素一股脑吸纳进体制内的做法当然是不可能使体制发生根本变化的。
很快，伴随着军队开始恢复秩序，中国进入了军管时期。
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军队在查禁大量民间小册子的同时，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民间自发的崇拜运动变为了强制。
（P.S.顺带提一下，有一段著名的对话，发生在一个“百万雄狮”的头头和一个造反派头头多年后的重见。这位“百万雄狮”的头头最后说：“许多老工人都下岗失业了。早知道如此，老子当年绝不参加「百万雄狮」。现在看来，当年你们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了。如果再搞文革，老子一定跟着你们当造反派。”）
十、文革•第五章：收拾残局
运动结束后，照惯例是大规模的清洗活动。军队已经坐上了高位，如果毛泽东对此无动于衷，其结果就是军队权力的永久化。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开始浮现。
有美国学者说，林彪是个机会主义者，只要有利于他权力的方针他都支持。这点大致上或许是对的。
实际上，文革中林彪地位一直是很微妙的。军队中山头林立的情况也使他没有能力再取得更高的地位。1971年的流产政变（这锅可能要甩到林彪的好儿子头上），使林彪只能仓皇出逃。这之后，党组织在“批林批孔”中迅速重建，军队被赶回军营。造反派也理所当然地被老油条们逼得节节败退，只能在江青还控制着的文化领域做一些垂死挣扎。实际上，文革派此时的地位和政治生命，从根本上只是依赖于日渐虚弱的毛泽东而已。
对此时的毛泽东而言，已经对文革派不抱什么希望了。随着邓小平镇压残存的造反派、以铁腕建立严格劳动纪律、释放被关押的干部等一系列行动，复出之前“永不翻案”的赌咒只有傻子才会信了。毛泽东最后的希望只是，不要彻底否定掉文革而已。对此邓小平当然不可能接受，因为他早就意识到，他的行为已经获得了官僚集团、乃至社会上大多数的拥护。他最需要的是通过打倒文革获得党政官僚的一致拥护，而了解到这一点的毛泽东决心发起“打击右倾翻案风”——它在社会上只收获了冷冷清清的回响。
毛最后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虽然华国锋也对文革派并不感冒，但还是认同了不否定文革的底线。当然，华国锋不是领袖的材料，对毛泽东的拥护也成了一个政治包袱。十三届三中全会中邓小平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毛泽东时代结束了。
十一、未来（节选）
（注：这里我就不多班门弄斧了，还是让作者自己来总结吧。）
在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之前，我们首先问一个问题：文革一共进行了多少年？
我相信大多数人脱口而出的都是“10 年”。我在前面所讲的“文革”为了理解方便也都指十年文革。对于文革的历史分期问题是解决关于文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点，也是评价文革中最容易引起歧义的地方。这也就是“文革十年说”和“文革三年说”的论争。
如果从形势的分析上来讲，1968 年夏季自发的群众运动就已经受到压抑，到 1969 年大规模的运动已经结束，社会已经基本恢复秩序，中共九大上军队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场政治运动的话，那么它最多到 1969 年已经终止。因此，当时的西方学者都普遍认为文革到 1969 年就已经结束。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描绘了当中国宣布文革为期 10 年时西方人的吃惊：西方人并不能一下子接受“文革十年说”（许多人至今不接受），他们宁愿把它看作是邓小平的一个策略而已。
如果说“文革十年说”是华国锋或邓小平的一个策略的话，那么这个策略毫无疑问会导致文革解释上和理解上的严重偏差。不过“文革十年说”并不是完全不是没有自己的理由的。理由之一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还没有垮台，当然实际上隐含的意思是毛泽东还没有去世。可是政治运动都是以它的操纵者倒台而告终的吗？它还有一些解释，比如它认为，在中共九大之后毛泽东继续推行了一些在文革中产生的观念，或者是在大跃进中就已经实行了的政策（如半工半读、经济放权和农村工厂）。而大部分政策被彻底废止是在 1976 年毛泽东逝世和文革派垮台后。
而“文革三年说”最重要的根据，是在这段时期内前所未有的政治操作方式。即所谓以“四大”为标志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相比之下，它的后继运动和事件，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经济整顿、教育整顿，直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无论是由文革派还是党政官僚发难，都不同程度地回复到了自上而下、形“左”实右、“运动群众”的形式；而毛泽东所号召的作为“造反有理”的新提法“反潮流”，则没有能够促进形成类似文革中的群众自发性造反运动。
“文革十年说”带来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它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定性不明。因为它说文革是一场“内乱”，可是“内乱”是评价，并不是定义。如果说文革是场政治运动，那肯定说不通，因为在 1969 年后发生的政治运动都相当程度上独立于 1969年结束的那场运动之外。而且，除了文艺批判运动外，没有一个运动能够把整个 10 年衔接起来。而仅仅靠一个文艺批判运动来衔接这 10 年又实在太片面。因此，在“文革十年说”的语境中，文革绝对不是一场政治运动。
那我们怎么理解呢？在“文革十年说”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把文革看成是一个时期，也就是一个固定的社会模型。所谓“文革时期”这个提法中的“文革”毫无疑问是在指那 10 年。这样也就可以解释的通了。“文革十年说”实质上是把文革当作一种与现存的社会截然不同的一种制度，一种“荒唐的”，非理性的现象，一个固定的僵化的模型。它始终在越来越典型化、概念化、空洞化、模式化的漫画场面中为当代观众排演。文革被化约成一些鲜明生动的符号形象，如红宝书、忠字舞、抄家、“喷气式”等等，这些经过文字和文化生产者的刻意加工，经过官方和主流媒体所反复强化，已经成为游乐园微缩景观式的“文革历史”。而一些史书以专题的形式而不是以时间顺序来讲述文革历史就更强化了这一点。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杨克林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都是如此。从这个模型中人们可以提取出任何东西，因为它本身就是靠无数的“现象”拼接在一起的。对这个“现象”的拼接体当然可以从中提取出任何一小块做出解释，为他们想要主张的东西找出任何反面教材。也就是所谓“文革是个垃圾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我们可以说“文革就是文革史”，文革无论是 3 年也好，10 年也罢，它都是一个持续变动的社会，一段极度震荡的历史。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念或许是一套模型或制度，但文革本身绝对不是一个固定的制度或模型。正是由于它始终处在变动之中，每一个事件之间都会有特殊的联系。而“文革十年说”将文革看作是一个时期，一个固定的制度和模型，实际上是打破了事件之间的联系。
“文革十年说”导致将文革的终结点称为“结束”而不是“失败”，将文革看作僵化的模型而不是震荡与斗争的历史。这使人们更不可能真正总结文革的教训。就教训来说，由于造反派持续激进化，急躁冒进，在阶级力量不足的时候贸然夺权，这种全民动员的革命偏离了建立阶级组织和灌输阶级意识这两个最关键的目标。结果松散的组织和阶级意识的缺乏使得造反派无法完成激进的革命目标。由于紧密的阶级组织始终未能建立，群众组织陷入不断地分裂和直接民主之中；而过于激进，不求团结的目标也引起了保守力量的联合和强烈反抗，这两个原因导致了文革陷入了持久战甚至是“全面内战”。这给经济建设和大多数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超出了这个社会所能承载的广度与强度，最终失败。而在失败后，它又使人民对公共生活感到极端失望，造成了深远的消极后果。（P.S.上述问题在六四中也有所体现，可见人们在“疯”了许多年后，并没有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这一些造反派后来反思说造反派的组织力量最多只相当于遵义会议前的中共的水平：目标不明，不讲策略，各自为战。这无疑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当然造反派内讧除了造反派自身外，毛泽东、保守派、尤其是军队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确实有自己的独立性，至少大多数人拥有有限的，但却是空前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以为一下子就可以获得一劳永逸的“完全的”民主自由是书呆子的想法。如果说文革最大的局限是它是由最高统治者领导的革命，那么它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在这一秩序下“革命”原本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文革创造了一个突破口，但却由于种种局限没能好好利用。对于这一教训，后人却又选择了“彻底否定”，一切推倒重来，消灭了吸取其政治遗产中的积极因素的可能。在今天我们首先要明确的还是“失败”这一点，以及“失败”导致的“断裂”所带来的后果。
所谓“真正的民主”，也就是从书本上看来的，理论上的民主，要去实现它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任何国家都不例外。如果你把打开了突破口的文革去和书本上看来的定义，概念去比较，文革当然是不民主的。就像我前面说的，那种一开始就幻想着获得一劳永逸的完全民主的观点是很可笑的。历史从来不是发生在无菌箱里，民主从来没有标准范本。俄国叶卡德琳娜的启蒙，是有专制前提的启蒙；法国拿破仑的改革，是有专制前提的改革。人们并没有因此对他们的启蒙或改革视而不见。古希腊的民主制与奴隶制两位一体，劣迹斑斑，但后人并没有说那不是民主。某些人整天幻想着完美的“真正民主”，完全不考虑社会实践的作用与民主的渐进性。当曾经激烈批判乌托邦主义的人如果只有书本上那个完美的民主模型才叫“真正的民主”，那就是又将民主和启蒙当作一种固定僵化的乌托邦，那无形之中也就成了现有体制的卫道士。
文革没有表达人们的真实想法？我前面引用的很多大字报应该可以回答这一点。当然这种真实想法的表达是存在局限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其意义。
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所谓“现行反革命”的问题。实际上，文革在三年中始终处于不同阶层的激烈斗争之中，尤其是当斗争逐渐失控的情况下（因为所有阶层都卷入了，自然也没有谁来“控”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教训），一些人为了斗争的胜利就会不择手段。“血统论”、“红色恐怖”、“上纲上线”、对《公安六条》中“现行反革命”罪的滥用等等，都是如此。也就是说，是先有了不同阶层之间激烈的利益斗争，才有了所谓写错字，喊错口号就被镇压的“现行反革命”，而不是先有了“现行反革命”，才有了斗争。比如在二月逆流中军队镇压或分裂造反派为了显得“有理有据”就搞了不少造反派的“现行反革命”的“黑材料”，可是后来反击二月逆流，造反派重新取得优势的时候，这些“黑材料”又什么也不是了。我们要吸取的最大的教训是不要随意扩大斗争的强度，缩小斗争的社会成本，不至于不择手段无所顾忌。但是首先还是要明白斗争的客观存在。把文革理解成了一派疯狂镇压迫害另一派的历史，而不是两派激烈斗争的历史，这是主流文革史观的责任。
“文革十年说”既然把文革当作一个僵死的模型来看待，那么接下来还会产生一个观点：那就是只要给文革说好话（比如本书）就是要“回到文革时代去”。可是，承认文革或者毛泽东时代有积极意义和要“回到那个时代”又有什么必然联系？按照这个逻辑，那崇拜中国古代皇帝的人要泪流满面了，因为等待他们的都是一顶“想回到封建专制社会去”的大帽子。我不想回到古代去，可是这不妨碍我赞扬中国古代的成就。可是现实中，为什么唯独毛泽东的拥趸们会被扣帽子，会被认为是要“回到过去”呢？
只要谈到文革的一些积极意义那就是连带上了那个时代的一切，这种简单化的叙事产生出“搞文革那一套”这样的话语。但作为一个无比复杂的历史事件，文革从来就不只“一套”，“搞文革那一套”的话语本身就是把文革看成是一个只允许有一种解释范式的僵死的模型，实际上就是以“揭示真相”的名义掩盖、遮蔽一个真实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一些人嘲笑毛泽东时代的搞的“忆苦思甜”活动，可是如今某些人的“忆苦思甜”不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吗？其原理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对文革的简单化叙事的结果就是，很多人说起文革，只能摇头瞪眼地惊叹“不可理喻”“荒唐”“疯狂”。这恰好证明当今主流文革叙事的失败。理喻是什么？理喻就是认识。我们之所以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正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人文社会现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我们决不可把“文革”越说越奇，越说越怪，越说越不可理喻，再把这个认识黑洞当作自己大获成功的勋章。而对这个“黑洞”的任何质疑，得到的回应恰恰是“文革式”的派别划线，随意扣帽子，观点被极端简单化，然后“不屑一顾”地驳斥之。无论那个僵死的模型是“地狱”还是“天堂”，它都会使人们先入为主从而轻率地否定对方，最终谁也无法获得经验教训。“文革”是上 10 亿大活人真实存在的 10 年，决不是一堆荒唐的疯人院病历再加一个离奇的宫廷斗争神话。只要不强加偏见，只要不扭曲记忆，一个贫穷大国现代化历程中的多灾多难，就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事件更难以理解——从根本上说, “文革”就是由活生生的人来参与和推动，并最终予以终结的。
今天，“文革”已经结束 30 多年了，已经退到可供人们清晰观察的距离了。我们需要更多视角与立场各异的作者，来拓展和丰富对“文革”的叙事，还文革一个不难理喻的面貌。这样做，可能会增加批判文革的难度，但只会使批判更加准确和有力，成为真正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文革长久处于“不可理喻”的状态，就会成为一截粗大的绝缘体，无法接通过去与未来。这块绝缘体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前的中国革命——文革就是从那里逐渐生长出来的；也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后的近30年的改革开放——文革是它的不可更换的母胎。
文革就是文革史，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段历史，它不是一个“时期”，它更不是一个僵化的模型和一套固定不变的制度。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在批判现实的同时也在畅想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但是我们无法在两个体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最后它就变成了一种假设史学，“假设有民主法治，什么什么错误就可以避免”之类的想象。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还要面对现实，还是要看实践。这些都要靠社会上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此的改变去实现，至少要靠不同利益指向的群体互相的制衡去实现。仅仅希望既得利益集团发发善心推动改革，那就和一百多年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什么区别。最重要的在于，30 年改革开放过于依赖体制内推动，当既得利益集团逐渐强大，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小时，寻求和组织体制外力量对改革进行推动就是必然之势。体制内的改革和体制外的压力必须实现互动，把单一动力的“单腿走路”的改革变为“两条腿走路”的改革。如果我们把文革之类的历史事件看作是一个过程，那么这也许会为我们建立起“改革”这座桥梁提供启发。而 80 年代以来对文革惨痛的教训却被做出了简单化的总结，即任何群众，或体制外力量的直接参与和监督都可能导致“动乱”或“民粹主义”。而唯一合法的监督，只能是由通过媒体和法律面目出现的党政官僚来执行。这样的结论不是回答了文革提出的问题，而是使我们重新回到了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时所面临的问题而已。
我们期盼对毛泽东晚年这段特殊的历史能够有更深入地和更具备理论性质的研究，为今天我们对当今现实的认知和把握提供更好的借鉴。至少，我们不希望它仅仅像一面涂鸦墙一样被肆意涂抹，以讹传讹，捏造歪曲。今天研究文革史，我仅仅是提出 3 条建议：
首先，承认文化大革命是当时中国社会矛盾总的爆发，这是文革研究的底线。第二，文革暴露了中国内部大量深层次的矛盾，其中多数至今没有解决，有些甚至更加激化。这是研究文革的现实意义。第三，研究体制外力量对社会变革的推动力，对今日社会发展有相当的意义，同时对避免文革中的局限和失误有所帮助。
有美国学者说，“如果说毛泽东没有找到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大承诺的道路的话，那么邓小平干脆放弃了这两大承诺。”当然话也不是那么绝对，应当承认邓小平的努力为中国实现这两个承诺创造了基础条件。但也只是条件而已。至于如何实现，或许，我们还是会在毛泽东那里，会在文革那里，至少是从文革的“某一套”里，得到一定的启发的。
谁都不会否认文革中产生的巨大问题和失误，但是，我们拒绝的是强迫的遗忘，而是进 行反思，实现超越。引用莫里斯·迈斯纳的话：“无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有多么惨重，他确实把向当局造反是群众的权利这一灌输进了群众的意识中。中国人民也许会再次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主张的，唯一的办法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替代的方法。」”文化革命的模式或许不可重复，文化革命的行为方式或许应该讨论，但文化革命的原则和精神却一定不会磨灭。
鲁迅曾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当我们面临与 30 多年前经历过文革风雨的一代人相似的困惑与疑问时，这句话必将萦绕在每一个思考过“中国向何处去？”的人的心头。
（本文完）
另附：
作者后记
记得大一刚刚入学的时候，因为很想体验一下北大的社团活动，但是又实在没有中意的社团，于是便报了马克思主义学会。原本是想去里面混混的，后来却成了我的大学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第一次去参加活动，印象至今仍很深刻。当时第一次活动的题目就是国史（1949——1978）。这个内容有多争议和多敏感就不必多说了。当时我们都对那位主讲人所讲的与传统观点偏差相当大的内容，尤其是对文革史部分感到震惊。而我刚好对这段历史相当感兴趣，和那位主讲人发生了相当激烈的争论。我当时听得有点蒙，感觉自己的思路在连续的冲击下已经混乱了。我记得当时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真相不在象牙塔里，也不在什么“机密”档案里，而在民间。这句话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后来我就开始接触一些有关文革的书。我觉得国内学者的书受意识形态影响太重，只能做参考。不过像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简史》还是有一定的思考，其资料还是很丰富，很严谨的。后来在图书馆借到了一套《国外学者评毛泽东》的丛书。后来又看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外学者的观点自然是很新颖，但把我的思路搞得也很混乱。后来我开始上左派网站。网上多数左派的观点我都很反感(尤其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甚至是对文革的理想化），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们在资料收集和考证方面确实是下了大工夫。那些天天在网上和专家媒 体围绕前 30 年历史的进行辩论的人确实搜集了不少材料。其中最有用的是《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是 1966——1968 年红卫兵自主编的毛选，收集了大量官方未公开的讲话和手稿。有武汉的同志把它扫描成电子版发到了网上。下载下来以后把毛泽东晚年思想也基本做了一个了解。经过又一个学期的当作业余爱好的整理和研究，算是有了初步的成果。不过感觉收获最大的还是那句“文革的真相在民间”的应验了。
大二第一学期，我终于重返学会。第一次学习还是讲文革史，请来的是一个老党员，结果把问题缩小成了党风建设，我当时就说，要是不把文革具体的过程和事实讲清楚，在一个空虚的基础上大讲特讲文革有意义吗？后来我在学会里“自告奋勇”讲了一次文革史。想起我第一次在学会中听到的就是同样的题目，当时还十分震惊，如今又由我来“震惊”一下其他同学，这似乎很有戏剧性。更有戏剧性的是在讲课过程中。我十分庆幸我在讲之前先让大家发言谈一下对文革的看法。来参加讨论的基本都是新会员，甚至还有校外人员，于是观点五花八门，“封建复辟论”、“阴谋论”、“革命论”、“文化决定论”、“人性论”、“乌托邦论”、“政治斗争论”等等。我倒是非常感谢两位感情丰富，大谈“封建复辟”论的女生。因为在讲的过程中把握分寸时，我基本是以这两位女生的表情的丰富程度为尺度的。
进入到这个学期，虽然只过了半学期，但是成就也不小。一个方面，我去图书馆那间“小黑屋”，把 1966——1968 年的《人民日报》大致浏览了一遍。同时，我在图书馆中发现了一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收录了 1966——1969 年所有官方的指示、讲话、社论。我觉得这是这个时期除《毛泽东思想万岁》外我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有了很大的收获后，我开始准备学会的活页文选的编辑工作。我的任务是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史，也就是通常所谓毛泽东时代。尽管我认为现在来评价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机还不成熟，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在我搜集到的资料的基础上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因此我加快了资料搜集的活动，并在不断地修改我的观点。后来我在网上又发现了《文化大革命资料汇集》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前者约 75 万字，因为较精炼是我引用最多的资料库；后者长达 1600 万字，搜集了文革中大量的书面材料、回忆录和历史论述，尤其是文革中各省“全面内战”的细节和斗争形势分析，非常宝贵。过去我对 1966 年的斗争史比较熟识。但现在对于各省的斗争的分析使我逐渐理出了思路。后来我还下了香港中文大学的 3000万字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作为目前最权威的文革资料库，它对官方文献收集可以说是最全的。不少稀有的文献资料都可以查到。可惜由于立场原因，其对民间文革的关注不足，资料也偏少，更没有形势分析。《简论》和《文库》配合起来使用似乎效果更好。
在写作过程中，最困难的其实还是用什么主线把全书贯穿起来。后来我想到了比利时托派思想家曼德尔在《权力与货币》中提出的包办替代主义，以及文革《十六条》中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替代的方法。”这使得我基本是以包办替代来贯穿整部著作。同时我还从费正清教授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中得到了启发，搞出了一个“反抗——镇压”模式来论述毛泽东时代以文革为代表的政治运动的一般规律。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不过水平有限，实际上除了我的观点外还大量节选了他人的论文和著作，尤其是莫里斯·迈斯纳教授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其它的由于实在太多不能一一标出，因此列在了每一卷的末尾。
使我在这一征途中有所感悟和收获的有许多人，在此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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