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資本利用中國農民工創造的巨額經濟租推動金融全球化之前，有一個把這個地租貨幣化的過程。其歷史性節點，就是朱鎔基決定把沿海「大進大出、兩頭在外」暴增的貿易順差，全部實行強制結匯，把順差賺來的美元，大部用於投資美國國債，更重要的是，把順差創造的人民幣全部作為基礎貨幣。這個歷史性的決策，並非因為朱鎔基懂經濟，而是出於深遠的地緣政治考量，同時，也因為他極大地低估了中國農民工創造世界工廠的潛力。
農民工創造的經濟租有多大？有人估計，因城市和沿海地區對農民工的工資和福利歧視而帶來的淨租值，每人年均高達一萬元人民幣。這個地租不僅轉化為中國持有的美元和地方財政的人民幣收入，也轉化成中國央行的基礎貨幣，從而直接推動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因為這個過程不僅徹底釋放了中國農村就業嚴重不足潛在的巨大能量，同時也解除了中國經濟增長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全部經濟制約，即投資制約、需求制約和自然資源制約。換言之，全世界的投資、加工品需求以及自然資源的供給潛力，都被價廉物美的中國農民工調動起來了。這是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想像的一種「資源配置」模式。
那麼，這個模式又如何促成了中國模式的龐氏騙局呢？我們都知道，龐氏騙局是一個利用人性貪婪的金融遊戲，其基本特徵，就是參與這個遊戲先來者獲得的財富是從後來的人那裡騙來的，當沒有新來者的時候，這個遊戲就玩不下去了。應該說，六四後的中國，為這個遊戲的濫觴提供了理想的社會條件，這可以從傳銷遊戲幾十年在政府打擊下仍然猖獗不敗得到印證。（見8/23《人民日報》報道「全鏈條打擊網絡傳銷」）
傳銷遊戲成為國家主導的金融龐氏騙局，媒介是中國房地產業的巨大融資需求。前文提到，包產到戶均分地租，把農業地租轉化為廉價農民工，而沿海開放帶來的大規模人口流動和遷徙，則開始迅速釋放中國城市化嚴重不足隱含的巨量非農地租。朱鎔基不懂這一點，94年稅改幾乎把全部城市的影子地租留給了地方政府，從而極大地催化了地方財政收入的地產化。加上政府對金融的壟斷，地方財政收入的地產化不可阻擋地發展出地產收入的金融化。因為地方政府唯有通過金融化，才可能把未來的地租收入變現為本屆政府的收入。
房地產商當然看懂了這個巨大的需求。如果解剖一下恒大為甚麼能發展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就不難發現，恒大給地方政府開出了變現未來地租最好的條件。恒大做到這一點的秘密就在於，許家印把傳銷變成了一個全球化的融資遊戲，也就是全球化的龐氏騙局。
許家印充分利用了金融全球化帶來的套利機會，即海內外的利率差，匯率差，也充分利用了華人的差序文化發展傳銷網絡的「比較優勢」。套利海內外的利差和匯差給先來者帶來了真金白銀，而房價永不跌的幻覺，則不斷把後來者吸引到遊戲中來。當然，沒有世界工廠，這一切都不可能，而無數人、包括中國人和外國人都堅信不疑，全世界對中國工廠的依賴，將持續多年。也就是說，雖然參與這個遊戲的有很多聰明人，但他們相信這是世界上最可持久的龐氏騙局。
再議中國模式與龐氏騙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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