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當局對網媒《立場新聞》（下稱《立場》）的指控和行動，反映執法者以言入罪易如反掌，但也顯露他們對新聞和新聞業的無知。
負責案件的高級警司李桂華自稱，不明白《立場》不收贊助也不設訂閲也有大量資產，也不明白何以《立場》設立英國分社，看來他不知道《立場》由「反送中」運動以來，在停收贊助之前，已得到市民龐大的財政支持，也不知道過去兩年近十萬人移居英國，當中包括不少支持者。不過，他的無知不是個人問題，若因無知而引發調查需要，國安當局即可下令凍結《立場》的六千五百萬財產，再深入調查的話，未免是匪夷所思。何以因無知而引起的懷疑，連表面證據也不掌握，即可作出足可扼殺一個新聞機構的決定？
李桂華又直斥《立場》造謠，意圖煽動他人憎恨政府，同樣是牽強非常。他舉例說，《立場》一篇追憶兩年前中大與警方衝突的報道屬於虛構，文中形容防暴警「用槍對準遠處黃頭盔，雖然隔着防毒面具，仍然見到前方警察開槍掃射，又聽到有些人話『燒晒佢啦』」，但他認為涉及該次衝突的法庭案件已完結，有關審訊並不見這些情況，可見《立場》以假新聞煽動群眾。
這個例子一次過犯了四個錯誤。一是混淆了受訪者與記者的角色和責任，該報道採訪兩位中大畢業生，他們才是消息來源，內容即使有何冒犯之處，甚至警方指內容有煽動成分，也不能毫無證據，便想當然認定記者造假行騙，更不能指新聞機構刻意煽動市民；二是認為個人經驗不可取信，也等於否定受訪者的親身見證，可作為記者常用的新聞來源和題材，正如人證也可當作有效證供一樣。
三是誤當法庭審訊是中大事件的獨立調查報告，因此是全方位調查的結果，當中沒有提及受訪者經歷的場面，便等於受訪者毫無根據，彷彿不知道法庭聆訊只涉及案件有關的事實，不會無所不包。除非法庭已接受的證供中，早已指出受訪者的陳述並不真確，否則的話，指責他人憑空捏造也同樣毫無依據。最後是預設《立場》是煽動組織，遇上不合意的報道，便推測其意圖不軌，從而理解報道的目的，再從而得出自圓其說的結論。
這些錯誤其實反覆出現於警方公開或私下對其他「煽動」文章的指控，篇幅所限，只引一例。例如警方指《立場》專訪香港流亡海外人士，也屬於可疑文章。其實該報道內容是流亡人士如何在外地打國際線，各方人士也都有閱讀的價值。可以説，傳媒只擔當中介角色，不是替受訪者宣傳，受訪者的想法不代表傳媒。否則的話，報道只流於清一色，限於採訪與自己觀點相同的受訪者，大大限制社會的眼界。這點顯淺道理，李桂華也不能否認，只是預設《立場》與別不同也別有用心，傳媒自行分辨好了。
當新聞報道被視作煽動言論，評論文章更容易跌落法網。國安人員大可望文生義，從作者對人對事的不滿言詞，揣測其意圖是以文章煽動他人以同一眼光，鄙視公權力機構，即可起訴。換言之，只須從文章摘取片言隻語，推斷煽動意圖是使人憎惡政府、法院，不必計較論述理據是否充分，有多少讀者看過，也不在乎引起甚麼反應，便足以定罪。
奇怪是，特區官員以文本閱讀為起訴依據，卻拒不承認是以言入罪，並指犯案者抵觸刑法而已，與新聞無關。其實現代刑法的目的是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個人財產和利益，以公權力制止並懲罰破壞上述核心價值的行為。但細看被指意圖煽動他人仇恨政府、法院等等的文章，如流亡人士的專訪，見諸前年十二月及去年二月，批評「中共赤裸地濫用權力，用法庭來隻手遮天的威能」的文章，發表於去年三月，而憶述中大事件的報道則於去年十一月刊出，這些文章發表以來未見帶來甚麼社會震盪，甚至哄動也沒有，更不要說破壞公共秩序。
其實警方至今才執法，本身已說明這些報道和評論對公共秩序、社會運作絲毫無礙，否則怎會事發幾個月至一年才執法，但既然《立場》文章不影響社會運作，只是言論上令某些人不快，這不是言論入罪又是甚麼呢？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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