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知识分子每每在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做出错误的判断，的确是一件令人瞠目的事情。
程光泉教授在评论《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时写道：【知识分子的自警】奥地利学派大多厌恶知识分子。从米塞斯到罗斯巴德，都对一般被视为"社会良知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发出过严厉谴责。哈耶克既有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批判，即他所说的"倒卖观念的二道贩子"，也有针对杰出学者的批评，如爱因斯坦、罗素、克罗齐和杜威等。与许多批评者不同，哈耶克很少涉及所谓"具有超凡魅力人物"政治领袖在极权主义兴起中的作用。他认为极权体制是集体选择的产物。哈耶克在分析希特勒政权时反复申明，极权体制的形成并非希特勒少数人所为，而是当时遍布欧洲"需要更多计划"思想的产物。哈耶克也看到，在高税收、高福利刺激之下，选票加速了专制的降临。没有任何思想家能够开出药方，阻止人们走向奴役之路！
【2】
之所以知识分子"每临大事多糊涂"，在关键时刻判断力甚至不如常人，一个根本原因，我认为是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左倾化。
左是人天生的本能，一方面表现为对理想世界乌托邦的追求；第二方面表现为对理性构建优良制度等的迷信；第三方面表现为对自己判断力、对自身理性的极度自信乃至自负。
网名"尼尔斯"的作者说：知识分子思想偏左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因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公平正义一直都是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我个人从年轻时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左派思想在早期能忽悠这么多人，特别是知道分子，而最后导致灾难。直到去年读了南京大学景凱旋教授的《在经验与超验之间》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根本原因还是人性。这次遇到许多原来认为不错的知名专家站出来反对川普，而且不惜破坏法治精神，以把川普总统拉下为唯一目的。根本原因还是这些人对左派思想的发展过程没有认识。虽然在反对极权方面这些人跟多数人是一致的，但是对无论什么形式的左派在取得政权后多数最后都会走向极权这一点毫无认识。
【3】
问题是，很多名贯天下的知识分子，一贯都是以反左、也就是以"右"的面目出现，为什么仿佛只在"一夜之间"，就突然变左了呢？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但如果深入剖析，会发现，一切并不偶然，多数人，右只是表象，左才是本质。
因为在他们的知识结构内核里，也就是认识世界的知识工具里，根本的还是天生的左的、本能的那一套，而不是经过后天严格逻辑、理性训练的右的那一套方法论。
【4】
左的认知方法论之一：
只认得清众所周知既成事实的左和极权形态，并且勇敢地站出来说不；但却认不清通往左和极权的路径，甚至自觉地、积极主动地在追求这个路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于是，施施然，欣欣然，道貌岸然地，力排众议，走向自己极力反对的那一面。
抽开贡献与收入相匹配的财产权灵魂，经济上的平等主义、福利主义必然导向左和极权；
抽开优劣等级排序的价值观灵魂，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平等主义（所谓的"政治正确"）必然导向左和极权；
离开财产权为依托的政治上的平等主义，也必然走向左和极权。
对于这种"行进中"的左和极权，多数人、包括大量知识分子，不仅缺乏应有的警惕，而且把它们当成高尚的理想追求。
因此，他们一方面在反对现实中既成事实的左和极权，甚至因此受到左派与极权势力的排挤和打压，也因此获得社会的声望和拥戴。
他们中的一些人，把官方的排挤当成自我的加冕，当成自傲和自负的资本。
拜托，真学问应该超越于党派、权力、金钱，甚至应当超越于民众，不媚权，不媚钱，不媚众。如果站队就能够成就真学问，那做学问岂不是太容易了，还需要知识分子做什么？
另一方面，他们却对通往左、通往极权的道路缺乏应有的警惕，根植于内心的、发乎本能的左的意识形态（自由、平等、博爱等理想）、左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孤傲、自负）等，使人们在通往左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5】
左的认知方法论之二：
理性的自负（一）：制度迷信和媒体迷信。
以为有一个好制度，一个好的媒体机制，不需要民情民意支撑，就能高枕无忧为万世开太平。
而好制度和好的媒体机制，仍然是人为理性设计的结晶，所以对制度迷信和媒体迷信，可以归入"理性的自负"之一。
人们对经济领域计划经济这一"理性的自负"充满了警惕和防范，却对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制度迷信毫无警觉。
哪怕明明曝出了选举系统性舞弊的大量证据，哪怕明明曝出了主流媒体处心积虑拉偏架倒川的各种造谣事实和录音，也一概视而不见，或一概斥之为谣言。
殊不知人性幽暗，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破坏容易建设难。离开了民情民意民心支撑，离开了人心中的道德律支撑，再好的制度都像朽木，徙具形式而没有生命和灵魂。
【6】
左的认知方法论之三：
理性的自负（二）：把自己当上帝般的存在，对自己的认知迷之自负，不符合自己认知的，都是谣言，都是小道消息。
美国思想家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对知识分子有深刻的批判，认为世上很多邪恶，都是假借"社会正义"的高尚名义而得以畅通无阻。索维尔为现代人提供了筛选坏思想的三大铁律——"圣化构想"、"辞令技巧"、"不是媚权，就是媚俗"。
圣化构想：知识分子常常忘记自己不是上帝。他们对自己的认知能力和社会目标追求都充满自负，"经济学的第一课是稀缺性：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全满足所有人的愿望。而政治学的第一课，则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理解人类的局限性，是智慧的开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程度，需要有相当程度的知识。"
辞令技巧：巧言令色，背叛常识，颠倒是非。通过狡辩来掩盖自己的判断失误。
不是媚权，就是媚俗。不媚权容易做到，不媚俗反而更难。因为权力更单一，但是媚众媚俗中，却包裹着无数时髦的社会思潮。
【7】
左的认知方法论之四：
只认得清左和极权的表象，认不清左和极权的本质，误把霹雳手段当独裁，误把表面儒雅当文明。把外在强势的表现当成左，不把内在的悄无声息的毒化瓦解当成左。知人知面不知心，认皮认肉不认骨。
比如这个论调："相信美国制度比相信川普重要。极端川粉已经丧失理智，什么都不相信，不相信美国的媒体法院议会司法部FBI，只相信川普一个人，这太疯狂了。"
瞿虹秋先生怼得好："迷信法官也是一种建制派书呆子形式，大众个人绝地反击持枪主张权利也同样是法律框架下允许的。川普是民选总统，代表几千万张选票，支持总统怎么就是相信一个人？这逻辑也太奇葩了。"
是否野蛮与独裁的根本分水岭，不在于手段是否凌厉，而在于是否遵守规则、遵守法治，是否遵守规则和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程序正义。
只要是个人凌驾、游离于法律之上，不管是盗窃、通过技术系统性转移选票，还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实现个人人治大于法治，都是独裁；反之，只要是法律许可的程序范围，不管是缠讼，还是动用暴力机器，还是如美国宪法规定，如果ZF背叛了人民，人民有权揭竿而起，都是文明，而非野蛮和独裁。
因为，真正的野蛮人除了暴力和子弹，听不懂其它任何形式的语言。他们只会用口号（理念）思考，用子弹交流。
前几天有人问我：童老师，请教您一件事好吗？作为家长如何和孩子谈战争&牺牲话题？（现在学校在宣传这个主题，很快就要到我孩子的年级了），我原本的想法是7岁孩子不适合被接触这个话题。下面这段是朋友在朋友圈里发的："老师给他儿子出了个临场问卷，如果一家只有儿子，爸爸，妈妈。其中必须有一个人上战场与敌人战斗，而且一定会牺牲，你觉得你们家三个人谁应该上战场？儿子不加思考地说他上，因为爸爸妈妈很爱他，也很辛苦！而且说他是男孩应该去保护更多的人。其他小朋友多是回答让哥哥或爸爸上，有的回答让奶奶爷爷上。"
我说：这个问题好难，我从来没想过。也许应该和孩子们说的是，人类本不应该有战争，生命宝贵，永不重来，任何人的牺牲都是100%的损失。但是对于野蛮人，你跟他们是没办法讲道理的，因为他们从不讲道理，讲道理的就不是野蛮人和野蛮行为。那么怎么办呢？用现代科技，不用人去牺牲，斩首行动。因为科技进步，擒贼先擒王的斩首行动开始了，不会危及普通人。
【8】
左的认知方法论之五：
抱残守缺，固步自封。
这是一个一日不观察则言语无味，三天不思考则面目可憎的人类剧变时代，变是常态，不变是非常态。以为有什么以不变应万变的灵丹妙药，不论是制度迷信，还是媒体迷信，轻则是天真，重则是幼稚。
石讷先生说："这是一个回归的时代。左化自由主义回归十九世纪乌托邦，保守主义回归传统智慧，开放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资源供应和技术的跃迁式进步摧毁了二十世纪人类建立的政治与社会平台，一时人荒马乱。二十一世纪是买单人。"
这话如何解？我想，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和技术的极大进步，全面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社会和观念结构，传统的政治与媒体平台，在巨大的冲击面前岌岌可危。
技术盗窃选票，成建制加权盗取，易如反掌而神鬼不知，早已经到了兵不血刃的悄然化境。你说，这是文明还是野蛮？
比如有消息披露，乔治亚州一个郡，dominion 算法是，川普选票的权重是87%，即每一百票算87票；白蹬选票的权重是113%，即每一百票算113票。一进一出，相差26%。
消息真实与否，待核实，但理论上完全可以实现，能不警惕否？
再如主流媒体，2020年11月3日大选之前，相对于大选更客观更中立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民众基本不再信任主流媒体。但我们这里的知识人媒体人还在唯美国主流媒体马首是瞻。先进耶？落伍耶？
北明《美国流媒体怎么了（上）》是通过2019年1月26日采访美国媒体观察家章业博士而成文，文中披露了这样的数据：
奉行言论自由的美国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度和制作专业性，一直以来是言论不自由的国家的新闻记者的榜样。可是这几年似乎有些变化。以美国人对媒体的信任度做调查，根据盖洛普（Gallup）的统计，在本世纪初的時候，美国超过半数民众信任新闻媒体。到2016年下降到32%，也就是说不到三分之一！
2017年，另一个统计数据，以美国人对媒体的不信任度做调查，来自蒙茅斯大学民调研究所（Monmouth University Polling Institute）的调查结果，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刊、杂志——报导假新闻。2017年，持这样看法的人数比例是67%，2018年这个比例增加到77%。
两个机构的正反调查结果互相吻合。
（注：2020年9月盖洛普发表的最新调查数据表明，信任程度维系在40%没有丝毫提高："美国人依然不信任媒体"。
我的分析是：不见得主流媒体过去有我们想像的那么"铁肩担道义"，但是传统社会人们的信息管道有限，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即使有时被媒体欺骗，也依然只能相信媒体。正如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所言："人们的见解和信仰並不取决于他们的意志，而是无意识地顺应别人向他们提供的证据。"
但是1998年开始，风靡全球的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信息管道，人类进入信息大爆炸时代，对传统主流媒体的信任度开始一落千丈。
信任度的下降，直接影响主流媒体的收视率和订阅率，使主流媒体进一步背离"社会公器"的传统"第四权"角色，进一步倒向资本和权力，沦为宣传工具。
【9】
很赞同周成柱先生的话："自由派要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反左。左右之争不是制衡之争、不是立场之争、而是是非之争、善恶之争，不要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如果我们不能达成这个基本共识，后面肯定还有许多弯路要走！左右之争就是正确（right）与错误（left）之争，'理中客'们总是要在左右之间找个中间点进行平衡，在正确与错误的中间点上是什么呢？是更正确吗？"
不仅是知识分子，防左，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终生不渝的自我建设。这是智力和道徳的双重建设。没有足够的辨识力，分不清是非、善恶、美丑，想要善，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终其一生的努力，都不可能不犯错，但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始防左反左，也许可以让我们尽可能少犯错。
一是事实判断重于价值判断。对真相的追求永远是价值追求的基础。没有建立在真相基础上的真理追求，就是水中捞月沙上建塔。
真，是善和美的前提条件，真知方为善。真相是一切规则、理想、正义的最低起步，任何人都没有防止信息不对称的魔棒。
对于真相的唯一正确态度是："我将穿越，但永远不能抵达"（比利时诗人伊达.那慕尔）
真相常常因种种原因到处流亡，真理永在天上，心存敬畏之情，目向光明之顶，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研究问题，当如破案之警察。
破案的警察，比要知识分子谨慎，因为他们的行为，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很多力量的监督；而知识分子做判断，就像一个人炒股一样，认知同样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却没有任何人可以监督，所以注定大部分是错的，只是他们善于巧言令色，不容易认错。
二是要敢于怀疑，怀疑别人，也怀疑自己。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学问当从疑处生，有一处执迷不悟，除非得到事实和规律的反复验证，否则必为左；处处怀疑不迷信，包括不迷信自己，充分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方为右。
三是讲逻辑，用逻辑。比如这个，就是很强大的逻辑："要么是民主党组织了大规模舞弊，要么是川普收买了大批人作伪证。不管怎样，都有一个大型犯罪团伙需要清除。"不能不了了之，才有真相真理。
四是吸收法治精神，讲究控辩（当事）双方的权利平衡与对等。比如，居于对权力监督的必要，对总统的言论和行为多加审查是必需的，那么，对媒体已经宣布"取胜"的候任总统，是否也应该一视同仁？不能对川一个就职典礼是否浪费都反复查，为什么对拜登儿子的电脑门就不闻不问？既不否认也不追查，是何因？事出反常，其必有因。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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