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自 微信公众号“经纬西东” ID l beiyou-talk
作者：童大焕
01
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正在焦灼状态。我们不妨把目光从眼前移开，了解一下美国的选举制度，平静一下被美国撕裂的大选搞得跌宕起伏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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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并不是谁在全国得票数多，谁就能当选总统。2000年戈尔、2016年希拉里在全国的得票总数都超过了对手，但却输掉了选举。这是因为美国大选采取的不是普选制（popular vote），而是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制度。
它不是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出总统，而是由50个大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这51个“选举人团”投票选出。选举人团一共有538张选票，对应每个州2张参议员票和按人口比例分配的众议员票，华盛顿特区没有参众议员，但有3张选举人票。谁能获得半数以上选举人票，即超过270张就当选为总统。在51个地区之中，除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是根据选民投票的比例效应来分配选举人票以外，其他48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谁赢得该地区选民票最多，谁就可以囊获该州的所有选举人票，这就是所谓的“赢者通吃”制度。
2016年，希拉里在全美比特朗普多拿287万普选票的情况下，却输了大选。这不是一时疏忽造成的规则漏洞，而是美国开国元勋们设计制度时有意如此，既兼顾了联邦共和，又避免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带来“多数人暴政”。
《联邦党人文集》堪称美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政治文献，其中就猛烈抨击完全平等的直接民主，认为那“从来就是骚乱和对抗的竞技场，个人安全和产权，从未得到保障，总体来说，直接民主制，都是短命的，而且死得暴烈”。
每个州不论人数多少，都有同样的2个参议员名额和对应2张选举人票；各州结果单独计算，在一个州赢得再多，对另一个州的选举人票归属没有任何影响。
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赢得306张选举人票而胜出。希拉里赢得了更多大众选票，却输掉了选举。
03
美国这套选举制度，严格来说，既非君主制，也非民主制，而是法治。既非君主，也非民主，而是法主——由法律来主宰、决定一切。
任何人，不论民众还是总统，还是联邦大法官，一切都在法律之下。民众不能说普选票多者就一定要当总统，总统有不同意见也不能动用自己的行政力量去干预选举。
本次总统选举很胶着，川普从一开始就反对大规模的邮寄选票，认为那更容易作弊。但拜登的民主党以疫情为由，鼓励选民采用邮寄形式。当然，这与民主党不顾疫情鼓励“黑命贵运动”上街似有矛盾。
选后，川普团队果然表示民主党一方有造假行为，同时在选票截止时间问题上也有争议。这恐怕是现行选举法留下的制度漏洞。但纵有各种不服，即使身为总统，也只能诉诸法律，由法律裁决是否公正，有没有舞弊等行为。
还要看法院接不接案子，接了案子以后也还得服从法律判决。
最高可以上诉到联邦法院，历史上早有先例。甚至不排除联邦法院可以更进一步，对选举作出更多程序性规定，以防范和抑制可能的选举腐败，比如膨胀的选民册、选票收割、非公民投票等。
9位联邦大法官只服从专业和宪法，不服从任何党派，而且是终身制——除非自身辞职，否则一直工作到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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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基于川普的个人风格，把川普视作独裁者。事实上，有高高在上的终身制联邦大法官，有拥有枪支的选民，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媒体，有三权分立的司法和立法机构，这些，才是美国最稳定的磐石。
川普即使有毒菜之心和胆，也没有施展空间。在总统选举争议上，三军也不会听他的，军方已明确表示不会介入。
否则，他也用不着以一人之力，推特治国，四面树敌，怼州怼反对党怼媒体，公众对他的各种挖苦、嘲弄和丑化，全都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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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从来都是一个很分裂的国家，并不是今天川普和拜登之间的竞争才撕裂美国。中央和地方关系是如此，地方与地方关系也是如此。这不符合一贯追求“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大一统的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习惯。
但正是这种分裂、这种州际竞争、这种分裂又在法治基础上协作的关系，成为美国自由、活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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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次川普和拜登竞选总统之争，呈现出来的超越州际、人种、阶层之间的观念分裂，会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美国国内的最大分裂。这种分裂，有可能动摇美国的立国之基。
2000年共和党乔治·沃克·布什和2016年唐纳德·川普赢得总统大选，普通选民总票数都低于民主党候选人，如果不是选举人团票数决胜制，共和党将有可能从1992年开始长期失去总统席，这是由美国人口结构和信仰结构改变造成的。
如果不解决美国人口结构和信仰价值观结构的持续恶化，以后每次总统大选都是美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之战。甚至，美国将因此走上漫长的衰退旅程，人类文明的自由灯塔或将熄灭。
有人认为这只是再平常不过的一次换届选举，民主有它的自净功能，大不了四年后再换一次，未免草率了。因为价值观和人口结构背后的竞争，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不可逆的，而且往往凌驾于权力之上，形成压倒多数的野蛮势力。
一切正如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所说：“我们的政府不具备能力去对付不受伦理和宗教约束的人类情感，我们的宪法只是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民族制定的，它远远不足以管理任何其他民族。此宪法只适合于有道德与信仰的人民。”
石讷说：这次美国大选，真正惊人的事实不是一个总统职位的归属，而是川普所表达的保守主义精神已经孤立到何种程度。这是五月花号的清教徒信仰和经济伦理，美国文化的神髄，世界文明的瑰宝。今天，或者更早，美国知识分子和资本背叛了历史，他们不惜动员庸众发动超限战而羞辱法制。美国衰落的影响具有深远的灾难性的历史后果，这将是一个千年单位的循环节。自由在欲望和资源支持下攻击自由的秩序，从而导致大多数人自由的最终丧失。
这个秩序，在正常社会就是法制、良俗与信仰（宗教的或世俗的）。罗马就是这样衰败的。
我比较认同他这个判断。
07
历史上，主张小政府低税收低福利的共和党治下的美国，经济繁荣，财富增长快速，但名义上的贫富差距也快速扩大。经济崩溃时，民主党接管美国，推行平权运动和社会福利建设。但是，干预主义及福利主义引发的经济衰退、债务危机，又使得民主党丢失政权。一个赚钱，一个花钱，如此循环往复。
但是，意识形态的全面左倾化，使美国社会上至知识分子下至普通民众，越来越看不清自己的利益所在，越来越在舆论的政治正确中陷入“沉默的螺旋”。
智本社清和社长《美国大选的真相》写道：
刘瑜教授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将美国的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见持有者。在政治正确之下，民主党的票仓里有理想主义者，有福利民粹主义者，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有一群“广场背后的人”。
这四项基本原则已经深刻地渗透到了美国知识精英阶层。2005年的一个调查表明，美国高校里72%的教师是“左翼自由派”，15%是“右翼保守派”。从党派来说，50%的教师支持民主党，11%支持共和党。这一失衡在一流高校中尤其显著：87%倾向于左翼自由，13%倾向于右翼保守。而且，左右翼力量的变化，越来越向左翼倾斜。1984 年调查时，高校老师还只有39%是左翼自由派。
在美国政治正确之下，做一名右派需要足够的勇气。美国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生活在理想的世界中，藏着一颗圣母心、博爱情怀及极端的平等主义，却少了一份理性，丢失了是非观。越是接受了现实，越是多了一份理性的知识分子，越是远离美国左派。据调查，美国人文院系81%教师是自由左翼，社会科学75%，而工程学院只有51%；商学院只有49%。可见，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理性之光。【大焕注：这和笔者提出“经济学拯救世界”不谋而合。】
米尔顿·弗里德曼一句话就说清楚了：“一个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会，最终将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而一个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社会，虽然得不到平等，但会比其它任何存在过的体制都更能接近于平等。”
对自由、平等、民主及正义的模糊认识，是意识形态问题所在。民主党热衷于将水搅浑，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成分复杂的选民。
安·库尔特比施特劳斯更加直截了当地揭露这一点。她是一位“美国小姐”，本可以靠颜值吃饭，非得靠才华。库尔特曾经连写了五本书疯狂攻击民主党，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她在专栏上痛骂民主党：“民主党的主要选民，全是些吃福利软饭的胖子。”
或许，库尔特的极端言论依然无法唤醒哪些装睡的人，因为福利会上瘾。美国专栏作家丹尼斯·普拉格批判说：“不论是毒瘾、酒瘾、性瘾，还是烟瘾，只要染上，就很难戒掉。然而还有一种瘾，比它们更难戒，那就是福利瘾，即人们对不劳而获的上瘾。”他痛骂民主党是“毒贩子”，让美国民众一个个变成了“瘾君子”。
刘瑜教授说得好：“我总觉得，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特别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所以煽动家总是在话语的盛宴中觥羮交错，而思想家总是在惴惴不安地担心谁来为这场盛宴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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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者包刚升说：
“2019年12月，我在哈佛大学参加了一场《大西洋月刊》主办的活动，那一期的大西洋月刊上就有一篇报道，提供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他们调查了共和党家庭和民主党家庭，询问他们是否愿意让你的孩子，跟来自另一个政党家庭的孩子结成婚姻关系，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结果显示，只有6%的受访者是可以坦然接受的，而这个数据在二十年前超过了30%。可见美国的社会分歧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
“根据我在美国的近距离观察，我发现美国媒体的‘自由化’或者说左翼化的倾向正在进行一个自我加强的过程，我称之为‘观念的内循环’。主流媒体、一流高校的教授和部分社会成员构成了一个社会网络，大家生活在其中，彼此只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而对外面‘保守’的阵营浑然不觉，或是持一种简单的批评态度。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自我强化这些观念。”
这就是信息的内卷化或“信息茧房”、“意识形态茧房”。而这正是社会全面封闭、隔阂和堕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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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这次两岸三地很多知名媒体人，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反川普的。他们跟美国一样，教育和媒体机构全面左倾。也许一是有天使情结作祟，都想做大庇天下俱欢颜的天使。
二可能是反感川的强势和风格。但强势跟毒菜是两码事。川普像一个人在战斗，同时面对反对党、媒体、知识界，斗士当然不可能那么温文尔雅文质彬彬。
简单说左倾吧，就是以为天上掉陷饼，不知道财富是怎么产生的。大部分人不懂财富的来龙去脉，理解不了财富运行的规律。好日子过得太久了，现在几乎全球的媒体和大学都左转。
我们，是未富先左。
人在35岁之前不左不激进不革命，他的心灵有问题；人在35岁以后还左还激进，那么他的头脑有问题，智力有问题。
关键是，撒旦的种子往往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如果没有足够的理性堤坝的话。天使的愿望太深，一有机会就结出魔鬼的果实。
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都希望不劳而获，都不去生产，不去创新，等着政府分钱，坐吃山空，如吸毒上瘾。
结果是资本不断从低效率高税收国家和地区，转移到高效率低税收国家和地区，带动人才和人口流动。
如果民主党的纲领都行得通，那么应该是红州（认同共和党的州）的人源源不断地迁往蓝州（支持民主党的纲领），但事实正相反。身体比语言更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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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亦鲁《特朗普: 去留已不重要, 我的主义将重建美利坚》文章认为，无论特朗普能否连任，都很可能延续一种“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作者认为川普会是一个重建型总统，文章写道：
特朗普真正可能产生政体级别影响（或破坏）的地方，恰恰是在对外关系和国际秩序方面。对特朗普和今天的美国来说，在国际方面遇到了时代和政体级别的挑战——这就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动摇和重组。如果特朗普能够成功，那么他将有可能走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重建之路：相比其他五位重建型总统“从内到内”完成政体变迁，他有可能是“从外到内”——通过改变世界来“出口转内销”地改变美国，它包括但不限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用美墨加协定（USMCA）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退出《巴黎协定》、撕毁伊核协议、中美贸易战、制裁华为和5G之争、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教科文组织，以及最近发生的退出世卫组织。特朗普最受争议的一些国内政策——如禁穆令和边境建墙——其实也可被视作“美国优先”在国内的反向延长线。把这些分散事件拼在一起，它们的指向性非常明确——特朗普试图通过“断舍离”重塑国际秩序以及美国在新秩序中的领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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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外到内”重塑美国，我认为川普还会留下一个重要遗产，让真正关心人类长远命运的思想者和政治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在未来世界，媒体和知识界，到底应该充当怎样的一种角色？
过去，这两个领域，一直强调的是新闻自由、学术自由，强调的是媒体言论自由和知识界学术自由的权利。
但美国过去的历史，到今天成为尖锐矛盾的是：这两个领域，恰恰形成了全面反自由的左倾化的“政治正确”，这种政治正确，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压迫性的力量。
由政治正确塑的价格观、思维方式，重塑了很多人的精神，使未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知财富从何而来的年轻一代，全面左倾化。克服他们人性中魔鬼般的毒瘾——做天使、享福利、求平等、示博爱等的“高尚欲望”，有时比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还难。
显然，媒体和知识界，已经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的第四、第五大权力，只要是权力，就有可能腐败；只要是不受约束权力，则必然腐败。它们的未来，该如何在自由和受监督制约之间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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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一再证明，经济繁荣和社会福利都只是自由的副产品。
在一个权力被反对党、三权分立、民众选票、民众持枪、媒体、知识界等五花大绑地关进法治笼子的地方，一旦权力和民粹结合共同对付资本，社会就很快进入腐败和衰退；得到一个鸡蛋，却损失一只母鸡。
如果，在一个权力还没有被关进法治笼子的地方，天真的媒体人、知识分子和民众，却把主要的关注点用在约束资本，这样的思潮和做法，肯定是既丧失自由、繁荣，也丧失福利，其危害，要多大就有多大——这是一个千年的警告，不是预言，因为早已是历史遗恨绵绵的血泪教训。
这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自有陷阱，指望川普这个小团队短期内力挽狂澜，也未免过于天真。
所以，川普和他的团队，多干四年或少干四年，会有不同，但并不根本。
根本的是，川普用行动提出的核心议题，当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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