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青一代人，公认是读书少的人。除了老三届高三的同学，都没有能完成中学六年学业。文革一开始，从1966年6月起，学校的图书馆就关闭了。新华书店只有“红宝书”，以及“两报一刊”社论及大批判文章的单行本。因为文艺教育界被判定是“黑线专政”，几乎所有文革前出版的书籍，要么是大毒草，要么是小毒草，剩下的也是“封资修”，都在被禁之列。我们有两年多时间在校“停课闹革命”，1968年下半年开始上山下乡，我和一些同伴在乡下插队八年。我们长期在乡下，在底层，当农民，处于文化荒原中。我们没有获取书籍的正常渠道，但是我们又有对书籍、对知识的强烈渴望。我们四处觅书，也确实在油灯下读了一些书。那年头，读的书是哪里来的？读到一些什么书呢？
这段历史，如果任其湮没无闻，颇为可惜。如果要说出来，则有种种顾忌。说白了，很多书是“rua”来的。这个“rua”是南京土话，入声，“偷骗扒拿”之意。诚然，“rua”书实非正人君子之作为。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要想读书，只好犯禁，思想上犯禁，行动上犯禁。就从我说起吧：因为想读书，我曾经“rua”书，多次。我也知道其他知青的一些故事。现在就把我和一些朋友的共同回忆尽量依实记录下来，或可看作是更大范围知青读书现象的一个样本。非随机样本，我们的经历依赖于许多具体境况，未必反映全貌。
一
最初是文革中，在学校。我们三四十人的“井冈山”战斗队占了学校东二楼作队部。两层的小洋楼，里面本是一间一间的教师办公室。文革开始后，各学科教研组都已停止活动，小楼空置，先前就被其他组织占用过。听说，据一位语文老师考证，它是鲁迅当年就读的矿务铁路学堂的遗物。文革中间学校改名鲁迅中学，缘由在此。我2008年返校，发现校园内满是新楼，我们在校时的所有建筑，只有这一座东二楼幸存，在当校史陈列馆。
我们大多住校，天天在东二楼，开会，学最新最高指示，写大字报，每人有自己的书桌看书。学校图书馆一直封闭。旷日持久，书源断绝。我们是何等渴望有书读啊！那一天，两个初中小同学，外号叫大使、小得潘，找到我说，另外一个组织“红联”的弟兄们爬进建国院图书馆，“rua”了许多书出来。他们两个还是淘气少年，会干一些顽劣之事，例如捉了麻雀放到女生书桌抽屉里。碰巧我差不多每次总是是知情者。因此我在一些女生中声誉欠完美，但在他们眼中则是绝对可信赖。这次要干坏事，他们就来找我。他们已经去踩点，知道要从一个所谓“仙人洞”爬到天花板，在天花板上爬过几间阅览室，再进书库。月黑风高夜，我们各自拿了现在想不起来哪里弄到的麻袋，进去了。
我们“rua”了三麻袋书。我特地找了十几本马列大书。那时看清华大学“井冈山”的团派、414派辩论，引用马列语录一套一套的，很是佩服。主要的书，是小说、文史知识类的。书就放在东二楼，大家都可以取阅。当然，好书立刻有主，其他人就排队等着一个一个传下去。记得小说有《悲惨世界》、《双城记》、《静静的顿河》等。意大利作家罗大里写的一本反抗暴政的童话故事《洋葱头历险记》，高三到初一的同学居然都看得津津有味。书中角色洋葱头、番茄、黄瓜等很快就成了一些同学的外号。记得我还看了其中一本《教育心理学》还是《儿童心理学》的书，看完对几个初中小同学愈加理解、痛惜：他们小小年纪，没有课上，没有书读，没有适合他们年龄的活动，家里父母在挨整，住在学校无事可干，天天听我们讨论超出他们理解和兴趣的“路线斗争”。冒险去“rua”书，实在是憋不住了啊。我们高中生，处境也都差不多，但毕竟大几岁，成熟一点，那时候，大家既真诚又专注地“关心国家大事”。后来工宣队进校，通令我们下乡前返还学校财产。我们拖一板车，把书都交回图书馆了。
我们不少同学下乡时都带了一些书。我专门打了一个大木头箱子，装的书是初中开始买书渐渐积累起来的，多数是在旧书店买的。那时候旧书店的书既多又杂，逛旧书店真是享受乐趣。箱子里有一直专注学习的数学物理领域的书，也有陶冶性情的文史哲类书籍。其中有一些珍爱的书，保留到今天，也有的在乡下就失踪。
我们插队的公社一开始有二百多同学。大家相互传书看，也不时发生“rua”书之事。临下乡前，我在家旁一个废品收购站捡出、救下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大字本三卷和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一册，应当是从干部家流落出来的。带到乡下，视为我藏书中的宝贝。前者至今犹存，后者很快就不知所终。含英曾疑心我“rua”了她的李锐著《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当面质问。我翻出我那一本书，上面有明显是文革前还不认识她的时候就写的批语，以证清白。她的那一本显然被其他什么人“rua”走了。那时我对知青之间的“rua”书，抱有“同情之理解”，并不特别较真。都是爱读书的人，“rua”你的书的人，没准就是下次带书给你看的人。
讲起来，我们一家知青最惨重的损失，是王咸带下乡的斯诺著《西行漫记》。一本纸已泛黄的老书，1938年复社版。那是他父亲南京大学历史系王栻教授王伯伯在清华读研究院时买的。我们听说过斯诺和他写的《西行漫记》，但这本书一直是禁书，因为书中有许多党史中的禁忌，书中记载的红军英雄彭德怀、贺龙等文革中都被打倒了。书在我们知青中传阅，帮助我们真切理解中国革命历史。后来书传不见了，王咸和我们都痛心不已。我们很多同学的家长是知识人、干部，藏书丰富，尽管在文革初期的“破四旧”和后来的批斗抄家中损失惨重，幸而保留下来一些，特别是内部发行的所谓“灰皮书”（政治类书）、黄皮书（文艺类书）等等，都使我们大开眼界。
离校前，并非大家都把书还回去了。工宣队的通令似乎只对老实巴交的人有效。“红联”的同学，我们“rua”书的先行者，把很多书带下乡了。结果那些书成了插队岁月无比重要的精神食粮。插队第一年春节，我邻村的那一家知青都回家过年，走空了。我天天晚上去那里睡觉，给他们看房子。他们家有两个高一同学参加过“红联”的“rua”行动，家里还有不少附中的书。我每晚在其中找我没看过的书，幸福地享受。晚上没看完，早晨带回家继续看。最后是否都还了，难说。因为我看完了，我们一家知青还有人要接着看。过年时串门的知青多，不定有谁借去或“rua”去。实际情况是，知青之间，借书与“rua”书的界线不大分明。常有书借出去再也没有还回来的事。谁能记得哪天哪个人来借了什么书呢？只有不了了之。也不一定是初借者有意为之，书在辗转相传中，迷途不返。自己买的书，长辈的藏书，公家那里“rua”来的书，就这样在知青中周转，风气如此。在这个流通过程中，大家既有失，也有得。当年日记中常有这样的记载：“某某来，带某书”，“到某某、某某处，寻某书不得”。
一位当年初二的同学，也在同一个公社插队，在农村看的书，很多是那批从学校“rua”来的书。她有这样感人的回忆。“我们那时在界集传看的《叶尔绍夫兄弟》《茹尔宾一家》《两姐妹》等等，都是他们rua来的成果。”“还有，《元素的故事》《征服病菌的道路》。爱不释手，但有人在后面等着要，匆匆看完交出。”“那些书到我看的时候，都已经破得封面都要没了。不过很感谢哦，否则那个年代，到哪去找那些书来看。”“高尔基的三部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是在泗洪看的。其实这些书本来我爸爸都有，文革前毕竟年纪小一点，很多这种书看不进去，只看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文革有些书被勒令上交，继而抄家，然后家一搬再搬很多书都不知去向了。反而在乡下再见这些书，破破烂烂的，看得很有劲。抄很多‘金句’呢，书还后还可以再翻看（摘抄的内容）。有的书一家几个人都看，还讨论呢。象《元素的故事》这种书，对我们初一二的简直象打开一扇科学之门，对里面的宝贝张了一眼，那感觉难以形容。”“我们那时还没有学过化学（其实我从来也没有在学校学过化学，《元素的故事》给我们extremly amazing（极其惊喜）的感觉。”她后来留美得工程力学博士。
我们家现在还有一本上面有淡淡的学校图书馆1956年印章的书，余冠英的《诗经选译》。在乡下，这本书不知读了多少遍。完全没有想到，孔夫子编定的诗集中，有“野有死麕”那样优美质朴的爱情诗。中国文化的源头，通过这本书，接到茅屋油灯下。我们知青一代人，长期被禁锢在文化荒漠中。茫茫黑暗中的一缕光芒，发自“rua”来的书籍。
二
我们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开始觉醒反叛。也就在那以后，有一批文革前出版的世界古典名著解禁，但只限内部发行。1971年12月我回南京时，路过学生时代经常光顾的杨公井古旧书店，看到有一个封闭的区域在卖那些书。进口有人看着，要有符合规定的工作证才能进。我到王栻伯伯家，借了他的教授工作证，还借了一件体面衣服穿上，再去书店。我自称是王教授助手，他身体不好，我代他来选书。一位和善的老店员居然让我进去了。解禁的古典名著，许多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有关。我选了一些哲学（狄德罗、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经济学（亚当·斯密、李嘉图）、社会主义运动史（梅林的《马克思传》、《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书。店里还有一些其他古典著作，我选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等。一共二三十本书（它们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这批书是付了钱买的，一本书一两块钱，总额超过我在生产队劳动一年的工分所得。但书还是靠身份造假才得手，终究是在“rua”的边缘。我花钱得靠家里给，买了书就要少吃肉。尽管如此，有可买之书，总不愿放弃。也是在那前后，我在看到县城新华书店有新上架的《马恩选集》四卷本，里面有几篇著作，一直想探究而不可得。数数口袋里的钱，够买书的，但买了书就没有钱再买公交车票。于是付了钱，背起沉重的四卷书，走六七十里路回家。回到乡下，我们读这些书，思想的探索，起初是寻求“真马”的确解，然后扩大到理解“非马”经典的旨意。根据有限可得的书籍，一点一点追溯那些人类杰出思想家的精神遗产。
解禁的书也有少数是公开发行的。例如，我在泗洪新华书店就买到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从上古到唐五代的三编四册，扉页签名标记“七二年三月”。还有一种怪异的解禁。例如，家中现在还有一本书名奇长的书，《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编，商务印书馆）。这本书，据书前的“出版说明”，是文革前成书，林彪垮台后用已打好的纸型印刷出版的。版权页标明1971年11月初版，但“出版说明”则标记“1971年12月”，可以想见是赶工匆忙所致。扉页印有警示：“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是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这是那个禁书时代一个特色手段的绝妙写照。声誉卓绝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资料性质的书，当局根本不让公众知道其存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有模糊不清的图书馆印章，显然是“rua”出来的书，不记得如何传到我手中，而且保留下来。我读的时候想到书的译者，遗憾无缘请教。那些年在大学“资料组”翻译古典著作的，许多是早就不许上讲台讲课、不能写文章发表观点的饱学鸿儒，他们没有留下名字。幸亏他们写下了这些文字给我们，如同盗火种而传播于人间。也幸亏有人把它“rua”出了那个禁锢体系，使我们得以领略书中光彩的思想。
我们读这些不同来源、经常是非正常途径得到的书，逐渐摆脱从小就接受盲从的一些教条。现存71/5-72/6期间的日记，72/5/22以下，写有若干篇札记，谈“普遍性观念”。我试图把读书心得串起来，理出一条线索。文中把“真、善、美、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仁、礼、人权，……，历来人们提倡、崇尚、追求的目标”，称作“普遍性观念”。认为“普遍性观念有它产生的客观根源。一个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即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是在扩大，人与人的关系、交往越来越普遍，一个是，在观念形态上，世世代代的人们确实追求真、善、美，追求普遍性观念”。因此，对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作如下概括：“社会进化，人也发展，普遍性观念得到越来越大程度的实现”。初步踏入理论辨析领域，稚嫩地表述思考所得：运用了马克思的概念，模仿了黑格尔的语言。但主旨很明确：既有反叛（对抗文革“横扫封资修”的宗旨），也有觉醒（领悟到并认同后来接触到更多思想资源以后才深化理解的普世价值观念）。
当知青时根本没有机会进图书馆，遑论“rua”书。但我碰到了一次机会，是1975年初，派去参加在原来淮阴地委党校办的“学马列骨干”学习班，在那里住了有三个星期。原来挺大的图书馆，只开了一个报纸期刊阅览室，和一两个书架的马列毛著作。其他区域有封条挡着。我天天泡图书馆，又是有心人，不久就洞察进入封条后面书库的玄机。里面有很多文革前出版的文史哲书籍，真是宝库。我窝在里面看书，看到实在动心的书，也“rua”了出来。把书放在胸前，棉袄盖着，不动声色地离开。不止一次。
那时我已经在公社知青农场。那个农场汇集了三、四十个“老”知青，1968年就从南京来插队的，以及六、七十个“小”知青，74年泗洪城镇中学毕业生新下放的。本意是个“安置单位”，把知青集中起来，政府出一些钱，“聊补无米之炊”（毛泽东致李庆霖信，1973年4月25日）。难得我们一些老知青朋友，还有余勇可贾，想做些努力，“同舟共划”。老知青担任了农场主要领导和各项业务的负责人，有了一点自主的可能性了，就不过窝囊日子，尽量把生产、生活、学习各方面安排上正路。那是在逆境中求温饱生存、在可能范围内求自治而走正道的实践。
我在书库里看到一本冷门书，科学出版社1959年武铭编《经济核算论文选集》，想到农场的一些管理实务问题，就“rua”了出来。回来看了，想了，和朋友讨论了，还派上用场了。现存的当年日记，1975/3/30，有记载： “关于搞农场的经济核算、劳动管理的想法竟有可能实验一下。马（列学习）小组前天讨论按劳分配问题，气氛很好，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徐伟提了一个方案，农场分三个队，定产量、工分，有指标和奖励”，云云。回想起来，在1975年全国大环境下，尽管有邓小平的“整顿”，我们在农场搞经济核算不可能走多远。后来付诸实践的是定额管理，但不带物质奖励。当时，前者叫资产阶级“管卡压”，后者叫修正主义“物质刺激”。文革后，为“按劳分配”正名是最早的重头理论话题。
记得粱东黎前几年有文回忆小农场，说是实行分工包干以后，那天到地里挖沟，多数人还在苦干，他和徐伟两个大个子已经完成任务，扛起铁锹大摇大摆回家了。粱东黎是农场“学马列小组”组长，在小油灯下读《资本论》的，对马克思的尊崇维持至今。他在农场提倡“创造性劳动”，那可是远高于“按劳分配”层次的。此次行动，显然是徐伟带的。徐伟在老知青中有“货真价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非当权派”的雅号。来美后读了博士作科研工作，仍未尽其愿，再下海经商，果然成功。农场多数知青的观点在梁、徐两端之间，我们分享各种书籍，自由交流各种体会。大家的共同点是对当时主导路线、政策、现实的不满。
在农场碰到问题，我们一直靠“讲道理”化解异见，推动局面。这绝非易事。知青中有人习惯用两报一刊语言说话，也有种种“不正之风”。当时能用的道理，是“真马”。“按劳分配”写在“真马”的大旗上。就我而言，那本“rua”来的书帮助讲道理。这个例子又一次表明，说“rua”书有正面意义，并非完全不能成立。当然，很惭愧，手段不对。而且，说实在的，我并没有想要用这一个例子来论证“rua书为革命”之意义。
粱东黎还回忆到在农场读小说《93年》。“我在知青农场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弄到一本法国大文豪雨果的小说《93年》。《93年》的故事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背景。”“ 故事惊心动魄，主人公的选择在我的‘革命思想’的框框中更是意料之外、无法想象。我们从小受的是革命的教育，富人坏、穷人好，穷人闹革命，翻身做主人，要做革命事业接班人，革命原则至上，等等。然而，故事胜过教育，万没想到：在这个世界，在革命的原则之上还有一个人道的原则！”那本书，如果我没有记错，是我开手扶拖拉机到相邻公社办事，在外校知青家看到，借来的。书在我们农场传来传去，再也没有回到我手中。书的主人，一位好朋友，是好读书也以藏书自豪的，对他而言，我就是个“rua”书者。奈何！那本书震撼了我们大家，为我们启蒙：“在革命的原则之上还有一个人道的原则！”
那次在党校还“rua”了其他几本书，都是另类思想资源。记得特别喜欢的一本书是宁嘉风译熊彼特著《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出版，扉页印有“内部读物”字样。我在这本书中第一次看到对马克思之后的经济学大家的思想风范的细致真切的描述。在整个淮阴地区，恐怕仅在党校“内部资料”处，方得有此等藏书。但是，那时候，哪有人读这种书呢？熊彼特是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人物，后来长期在哈佛任教。顾准曾在重压之下翻译熊彼特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一说，就是在那本著作中提出的。
三
我们在农场开展学马列活动时，已经有前几年读书的基础。“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意识，隐然埋在心底。小知青中悟性高的，私下里对我们说，“你们老知青说的马列，跟报上说的不一样”。我们听了心中暗喜——这岂不是总结了我们在农场学马列活动的最大收获。是的，我们对当时高调宣传的“革命”、“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已经持异见，还曾经写辨析批判文章，在知青朋友中传阅。能有这样的成果，“rua”书功不可没。一年后，“四五”运动爆发，广场上的一些大字报、对联、诗歌，在我们看来，强烈反映了具有共同思想经历的知青一代人的见识和倾向。特别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呐喊，我们远在乡下，与他们心气相通。“四五”运动被镇压后，知青农场是公社排查政治谣言的重点单位，大家心照不宣，糊弄过去。又以农忙为理由，不顾公社多次督促，没有召开一次批邓会议。过了一段时间，县里派三个干部来农场整顿，原来关心支持知青工作的公社书记调任，我们享有的一点自由自治渐渐被侵蚀掉了。说起来，以老知青为主掌握农场全局，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简直像个奇迹。好在时间不长四人帮就倒台。最后的老知青们，其中高二高三的已经二十八九岁了，得以逐步离开农村。恢复高考后，我们一些老三届抓住最后机会考进大学，成了77、78级大学生。知青时代结束，“rua”书的历史也终止了。新的历程开始，我们寻求更多思想资源，扩展对世界的认识，也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去。
曾经看过一些北方知青的回忆文章，他们用“顺”字表达南京土话“rua”的意思——“把某某书‘顺’走了”。实际上，不分南北东西，很多知青普遍都有这种特殊的经历。其背景是史上空前的扫荡文明禁锢知识的时代。那种经历中，“rua”书行径令人抱愧，精神追求令人赞叹。我们和农民一起经历了那贫困苦难的岁月，在最基层了解了中国社会。现实了教育我们，促使我们从学生时代的盲从迷信中觉醒。在这样的现实中，阅读那些来之不易的书籍提升了我们。知青生涯实在是五色斑斓，唯逆境中不坠之精神追求、逐步的觉醒过程最可怀念。一种苦涩的怀念。可庆幸者，当年禁书罗网编织者未能如愿地桎梏我们的思想。当牢记者，我们年轻时走上了漫漫长途，排除喝狼奶吸入的毒素，汲取开明理性的思想并扩展开放宽容的胸襟，这条路伸向天际，现在，我们这一代人仍然在路上。最痛心者，那个禁书禁言禁思考年代的噩梦境地，如今并未在人间绝迹。
2020/9/27增补改定
——华夏文摘第一五三九期(cm10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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