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距离六四天安门屠杀八年后，香港人夹道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他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一国两制”首度登上历史舞台，在香港实行，香港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一边适应身份认同上的转变，一边探寻新的民主之路。他们也许没有想到，22年后，这条道路仍然遍布荆棘。
从2014年的雨伞运动，到眼下“反送中”大规模抗议活动，香港人对民主的追寻不断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其中一位年轻的参与者是Jared Fu，一名在悉尼大学读书的香港留学生。
今年6月，20岁的Jared组织了近3,000多名民众走上悉尼街头，声援香港人在立法会门前举行的大规模“反送中”抗议游行。此后，他联合澳大利亚港人社区成员，将收集了12,000个签名的请愿书递交至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办公室，要求澳大利亚对香港《逃犯条例》修法一事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2014年雨伞运动发生时，Jared只有15岁。他和朋友会在周末前往中环的集会地点，声援在前线抗争的年轻人。他把雨伞运动形容为自己的“政治觉醒”的开始，并让他以观察者的视角去审视香港的过去和现在。
“原本在《中英联合声明》中的‘一国两制’应该保障香港人可以享有全面民主，最起码在立法方面。但这至今仍未实现，”Jared告诉ABC中文。
一百多年来，香港人似乎从未对这座城市的政治未来有过真正的发言权。而普选权，则是港人追寻民主化路途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追溯到1997年以前的港英政府时期，香港人也没有真正享受过民主。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人文科学院黄宇和院士告诉ABC中文，香港的民主化进程“没有未来”。
他表示，和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时相比，唯一的差别是中港矛盾更加激化，如今的中国比当年更加强大。
“利益考量都不是为了香港”
其实，香港人早在港英政府时期就已经在争取真普选，而不是主权移交中国后才开始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吴木銮（Alfred Wu）副教授告诉ABC中文，由此可以看出香港人争取“真普选”本身并不是针对中国。
“七十年代前后，英国在香港采取善治，发展了公屋、医疗系统以及廉政公署等，随后，整个民主化运动从80年代开始有这个诉求，“吴木銮副教授告诉ABC中文。
1984年，中国和港英政府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奠定了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的基础。此后，香港政府发布《代议政制绿皮书》，建议尽快开始香港立法局的选举，随即出现民主派人士要求居民直接选举的运动。直到1990年《基本法》公布，香港人才真正在法律条款中找到了能进行直选的依据。
《基本法》确立了香港最早可在2017年实施行政长官普选，随后亦可实施立法会普选，但却没有明文规定普选的定义，并由人大常委会保留最终解释权。然而直到近年来，香港人才发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们争取的普选和人大常委理解的“普选”一样吗？
200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首次推翻了香港人的理解。
自此，香港的选举程序发生了几乎根本性的变化：行政长官选举程序的启动和最后批准权都由人大常委会决定。更颠覆香港人理解的是在立法会选举方面，人大常委会从原来没有否决权，变成尚未开始就可以决定终止。
于是，从行政长官到一些主要官员，本质上都由中央任命，而不再是民主选举。
直到八十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港英政府才开始真正推动香港本地的民主化进程。殖民地早期的立法局完全由港英政府官方主导，直到1985年，才有直选产生的议员成为立法局少数的反对声音。
“对港英政府来说，重点是主权移交，只要能确保英国的利益得到保证，”吴木銮说。
“英国在香港有多少居民到现在都没有统计数据，重要的是它的民众，[再加上]香港的银行机构和金融中心的地位， 英国希望在政治上保留亲英人士，”他补充道。
中国内地人的“恩主心态”
从当前的中港矛盾上看，吴木銮对香港未来的民主化进程并不乐观，因为他眼中的香港人无法挑战北京引导的大环境，他们改变不了中央政府的决定。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和经济中心之一，香港和韩国、台湾、新加坡一起被视为20世纪“亚洲四小龙”。这座城市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最小化的政府市场干预、最低税收和成熟的国际金融市场为其稳定增长带来保障，同时吸引许多公司在港设立亚太总部。
他解释道，由于官方媒体的误导，许多中国民众对香港的繁荣抱有一种“恩主心态”，即“中国人给你们带来那么多好处，你应该回报我”。这种心态也反映在韩国、日本和台湾方面。
“其实这些只是一个市场行为而已，但对大陆人来说没办法，因为他们是在这样环境下成长，只能说他们没有什么错误，问题主要是政府在误导，”他说。
吴木銮认为香港年轻人在努力地追求他们的政治理想，并且知道如何聪明地采取行动让香港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从这一角度看，香港的民主化进程是乐观的。
Jared对吴木銮的看法表示认同，他觉得香港迎来了更为广泛的“政治觉醒”的契机，这种觉醒就代表了希望，正如当年他在雨伞运动中受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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