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八旗即将在十月出版的《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现代东亚如何处理内亚帝国的遗产》，不是一般的大清帝国通史，而是一本清帝国的政治外交史。如果一般读者想透过本书对清帝国的历史有通盘的理解，应该会有点失望，因为这本书的主题，是从当代东亚政局的角度去思考大清帝国的兴衰，政治外交才是他的焦点。因此，在这本书中，社会结构、地域、宗族、日常生活、民间信仰、城市、消费文化通通不见了。这样的视角其实与作者的政治学训练背景有关。
本书作者平野聪教授，台湾读者应当很陌生，就连明清史学界也未必对他熟悉。平野聪是东京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专攻东亚的政治外交史。与一般日本治清史的历史学者不同，他的博士学位是东大的法学博士，博士论文题目是〈「皇清的大一统」与西藏问题〉（2002）。在此基础上修改后，二〇〇四年经名古屋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清帝国与西藏问题：多民族统合的成立与瓦解》，此书曾获得该年的「三得利学术奖」。他的著作并不算多，历来的专书有这次收在「兴亡的世界史」第十八册的《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2007 讲谈社，2018 讲谈社学术文库），以及二〇一四年的《「反日」中国的文明史》。
作者擅长思考当代东亚的政治外交议题与过去历史的连结。他认为「东亚」的概念不是固定不变且有普遍认识的，因此提到东亚时都加了上下引号，以「东亚」显示。作者认为在思考「东亚」各种问题时，绝不能将「东亚」印象当作是一种常识，更不能落入「中国史」、「日本史」、「韩国史」的框架。到底该怎麽做，才能更妥善地说明各种观点的地区史呢？平野聪认为，至少应当以诞生出这些彼此矛盾主张与发想的土壤为核心，来思考为什麽这些区域会出现这些矛盾与对立？若要避免，该怎麽在这个过程中记取教训？唯有如此，才能跳脱民族国家的框架，以对等的立场，来讨论这史上前所未有的「东亚」问题。
本书重点就在探讨前近代「东亚」，或者广大的亚洲裡，曾经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清帝国的辉煌史及悲壮的衰败过程。在二〇〇七版的后记中，作者提到，这本书是以他二〇〇四年的博士论文、「亚洲政治外交史」大学课程，以及一些市民讲座为基础，修改而成。作者探讨的重点和一般的清史著作不同，他关注的重点在于，大清帝国是如何从一个内陆亚洲帝国转化为近代东亚帝国，以及如何从多元文化的帝国发展成「中华」社会的近代国家。整本书的书写策略就是集中在作者的老本行──清帝国的政治外交史。到了二〇一八年文库本的后记，作者更明白地透露出，这书本质上就是透过儒学、藏传佛教、近代主义等不同文明相互衝突的观点，来述说清帝国的盛衰枯荣过程。
何谓「东亚」？从複杂的历史认知谈起
一开始，作者就从当下的问题引导大家进入清帝国的世界。对清帝国而言，什麽是「天下」？什麽是「世界」？什麽时候又变成「中国」，作者都有其独特的观点。所谓「天下」变成了「世界」，而「世界」也从「天下的中心」转为「世界的一部分」，这种我们今日的称呼，有一定范围划出地区的国家──近代中国，便是在晚清才诞生的。此后，被称做「中国史」的新历史观被创造出来，并开始置入、排序过去的所有事件。要瞭解现在的局势，就必须将历史场景拉回到大清帝国的发展史来看。
平野聪认为，当今称做「东亚」的地区，仍遗留著过去至今的历史认知问题，并处于要选择共存还是对立的巨大十字路口。二〇〇五年，中国、韩国的民族主义者为了阻止日本成为国际社会的代表性存在，使得「东亚」充满激烈的反对运动。这不仅限于「东亚」，也扩散到整个国际社会。换言之，今日的「东亚」陷入一种只要国家、地区的交流越是扩大，就越可能激化相互对立的局面。
对于「正确的历史认识」是由谁决定的？平野聪的看法是，真正有意义的，是探究为什麽会有这些不同的「正确说法」出现，以及在各种不同主张、议论的背后，究竟有什麽主要原因存在。此刻需要的，不是让对方接受另一方所主张的，而是有一种能够在脑海中真实浮现「共存」与「对立」两种概念的历史想像力。
对他而言，「东亚」不是个不证自明的概念。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对于「东亚」各国幻灭的态度，其源头来自于对「东亚」架构的重视及期待，是期待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所产生的心情。说明了日本人与「东亚」架构之间所不可分的关係。当今日本人脑中所浮现的「东亚」形象，未必与中国、韩国人相同。「东亚」概念已无法涵盖「东北亚」历史。中韩的边境问题，则是在不属于汉字文化圈的骑马民族生息空间与朝鲜半岛间相互接触所产生的。这个问题是非汉字文化的国家或区域的相互关係，因此，也无法从「东亚」印象加以探讨。
由于《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原书的预设读者是日本人，作者特别关注日本人怎麽看待这些问题。日本人是怎麽看待这些问题？首先，不属于「东亚」的满洲人建立了清，併吞了汉人的领土，形成一个巨大的帝国。接著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虽然厌恶并否定满洲人的支配，但仍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在解释，把满洲人建立起的帝国当作是「中国史的范围」、「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因此才有这样的演变结果。或许，日本人习惯以「东亚」的地区印象来讨论「东亚」各种问题，就存在著对历史认识的障碍。
有关台湾在这段历史发展中的角色，作者也在导论中提到。他认为台湾社会很难纳入「东亚」的框架来讨论，主要原因在于台湾在历史上所特有的「边陲」特性，也称为文明、文化上的交叉点特性。
透过本书内容的一些关键字，也可以看出与其他相类似主题著作的不同，像是：东亚、华夷思想、万里长城、中华帝国、内亚帝国、盛京、内亚色彩、种族灭绝、地政学、藏传佛教、准噶尔、转轮圣王、满洲和平、中外一体、外八庙、金瓶挚籤制度、广东制度、近代东亚帝国、万国公法、国际关係、国家主权论、中国、近代国民国家等等。
我上述的观察，也可以在日本学界的看法中找到。目前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任教的山崎岳教授，曾在二〇〇七年的一篇明清史研究回顾中如此评价平野聪：「平野聪《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是一部启蒙书，作者是清朝王权论方面的主要研究者之一。无论好坏，作者的个性在书中表露无疑，与以往的关于『清代中国』的概要性著作相比，其内容大不相同，地政学的宏观叙述方式也是其魅力所在。」
内亚帝国的视角与地政学的观点
就我而言，这本书有以下几点特色是值得台湾读者关注。
一、政治外交史的关怀：这不只是一本历史书，也是一本透过历史来反思当代东亚各国政治外交发展的书。作者的现世关怀层面相当浓厚，行文常夹议夹叙，处处可见透过历史来看当代东亚的国际关係；有时也会反过来透过当代的现象来提出对历史的观察。像是第二章提到「转轮圣王」所牵涉的北京与拉萨时，作者就认为，当代的北京和拉萨两者兼有国际关係的思考模式存在，因此讨论「中国主权」还是「西藏主权」都是毫无意义的。平野聪认为，不论是好是坏，去思考原本由「大清在政治、军事上带有模糊要素的统治方式」，与「连皇帝都牵涉其中的藏传佛教世界」所巧妙融合出的状况，究竟是经历了何种因果关係，才造就「主权」与「主权」，抑或是「中华」与「独立文化」相抗衡的结果，对我们去瞭解清帝国的兴亡，这些才是必要的。
此外，在导论，作者提到自己在一九九〇年参加东京大学讲座时，中韩两国留学生针对高句丽问题展开激烈辩论的往事。之后甚至引发成政治问题，起因于中国根据历史研究成果，将高句丽王朝定位为「中国的地方王朝」，并试图写进教科书中。这背后的意图是，一旦朝鲜半岛发生动盪，在韩国主导下，双方统一的话，这个地区有可能出现归属问题，因此中国才会将高句丽王朝放进以中国的支配为基础的「中国史框架」中。
有时，平野聪在论述时很容易带入个人的主观立场与情绪，这在一般日本的学术著作中较为少见。在谈到雍正皇帝与《大义觉迷录》时，更直接表明：「笔者长年怀著『建立于华夷思想的歧视性帝国，真的能够具备将不同人们结合的魅力吗？这种事在历史上是存在的吗？』的疑问，于是第一次看见雍正皇帝对华夷思想做出如此鲜明的批判时，便不禁令笔者大喊快哉。」
二、内亚帝国的视角：本书所关注的清帝国并不是台湾读者所熟悉的汉中心观的中华帝国，而是採取内亚帝国的视角。作者认为，大清从一开始就是以「内亚帝国」的姿态崛起，并在后来发展扩大，绝非一般日本人所认为的像是「东亚的中华帝国」或「历代中华帝国的最后王朝」之类的国家。最有力的证明是，就是大清一手打造的版图，即是现代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承继下来的领土。
透过清帝国与蒙古、西藏及新疆的互动，作者主张，若认为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在这些区域开花结果，并经历各王朝的更替后，成就了近代中国，这是一种相当短视、只看结果的想法。因此，单纯地将清帝国看做是「中华帝国」是有问题的。这之中的有些论点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中国史框架下建构出来的，进而强调这些是「不可分割的领土」与「理当统一的领土」。作者提醒我们，若真要瞭解这箇中的複杂性，就要去理解这些与汉字、儒学不是一个文化圈的人们，在清帝国时究竟是如何与大清产生联繫的？
三、地政学看清初：从地政学角度，平野聪认为，至明的极盛期，汉人地区的高生产力与白银在国际间的高流通量所带来的钜额财富，满足了明帝国透过经营朝贡贸易来作为「天下之主」、「中华」的自负心态。在此同时，也引发了倭寇袭击、丰臣秀吉出兵朝鲜、萨摩藩实质掌控琉球、郑氏父子割据台湾，以及明在北方与女真、蒙古的对立，乃至后金的崛起。这些都显现这个号称「中华正统」的帝国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与文化活络。
直到康熙皇帝的迁海令，一方面掌控了沿海区域及至东海海域世界的人与物交流的孔道，也堵死吴三桂等汉人地方势力的坐大，并将蒙古、西藏与大清之间的内亚关係视为是最要的事务。平野聪认为，大清开始支配汉人区域，代表汉人社会从「东亚」的中心转变为内亚的边陲地带，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大清都是以内亚帝国的姿态在统治帝国。
大清维繫版图的关键所在，从藏传佛教谈起
四、藏传佛教的关注：由于大清与西藏关係是作者的研究专长，这部份的论述佔了全书相当大的篇幅。作者认为，在大清还是内亚帝国时，西藏是所有游牧民族笃信的藏传佛教中心，而在牵制受到朱子学、华夷思想这种原理主义所影响的汉人，表示出「即使不是汉人，也能拥有美好文化」这点上，藏传佛教是很好的范本，是最能够给清帝国展现特色，也是稳定帝国的基础之一。
平野聪还特别强调，清帝国的发展，主要是透过皇帝将内亚人民与汉人结合起来，其结果与「中华帝国」无关。反而是信仰佛教的满洲人在拉拢蒙古人的骑兵兵力作为同盟者的过程中，被捲入角逐藏传佛教守护者宝座的内亚竞争。
五、维持巨大版图的关键：平野聪认为，清帝国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有巨大的版图，是由于皇帝针对各民族、文化的情况，做了不同的考虑与处理才得以实现。换句话说，清皇帝不会强加特定的价值给这些民族，而是贯彻尊重各宗教文化所产生的社会型态。这点其实与近年来的美国学界的「新清史」学界所说的论点极为相似，其实，正本清源，日本才是新清史学派的鼻祖，很早就从关注满文资料及边疆问题著手来研究清帝国，所以与以往传统的汉化观点不同。只是美国的新清史「四书」这几位学者在此基础上，做了更细緻的研究。
六、从内亚帝国到国民国家的转变：作者在最后一章探讨大清如何从一个内亚帝国转变为国际关係体系裡的东亚国家的经过。作者认为，由于东海海域发生世界局势的变动，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政治介入后，使得清帝国的发展从内陆亚洲完全转向东亚这个层面。受到鸦片战争的衝击而开始的洋务运动以加强海军，以及之后的甲午战争的失利，引发了激烈的民族主义，大清才开始由帝国走向主权国家时代。
评价大清帝国，先摒除「比较文明」的看法
总体来看，作者在探讨清帝国如何从一个内亚帝国转变至进入近代东亚史的国民国家的过程中，时时刻刻在唤起阅读这段历史的读者们，要切记在面对现实状况时，能够以冷静、深刻的角度去思考国家或社会的命运发展古今大多一致。平野聪特别强调，他坚信唯有让公民去学习世界史，去瞭解各帝国、各文明的演变，才是东亚各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不二法门。
最后平野聪在结论强调，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这个大清帝国，以及这个取代清帝国的近代国民国家中国？唯一的解答，应该在于东亚各国的民众应该先摒除自己是「比较文明」的看法，让过往与「文明之间的距离」不再成为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放下成见，相互接纳，务实地累积交流成果，才是未来需努力的方向。
然而，本书这样的特色虽然强调了政治外交史的脉络，却忽略了其馀社会文化史及全球史的面向。读者若想要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对大清帝国的历史有更深入的瞭解，以下几本著作或许是不错的选择。像是上田信的《海与帝国》（商务，2017）就特别从海洋、物、环境与地理的视角观看明清帝国；而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最后一本《中国最后的帝国：大清王朝》（台大出版中心，2013），作者罗威廉更谈到当代西方史学研究中，有关清帝国的研究如何从「社会史转向」、「内亚转向」到最新的「欧亚转向」（强调生态史、世界史）。作者在书中既谈帝国扩张、盛清文化、士绅、族群、人口，也谈商业中的都市化、朝贡贸易与经营革新。
此外，由于平野聪所谈的政治外交史，较多是皇帝的王权与对外政策，对于宫廷涉及的有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罗友枝的《最后的皇族：满洲统治者视角下的清宫廷》来补充（八旗，2017），裡头对于宫廷的物质文化、社会结构、家族政治、皇族女性、奴僕、祭典及礼仪都有深入探讨，是瞭解大清帝国的宫廷社会文化史不可不读的好书。
最后，近年来新清史的成果逐渐受到大家重视，也引发相当多的讨论，关于这方面，刘凤云、刘文鹏合编的《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2010）可视为是这方面的代表，但论述的多为美国与中国学者的作品，平野聪的《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现代东亚如何处理内亚帝国的遗产》的中文本出版，或许可以为这方面的论战，带入近二十年来日本学界的大清帝国研究成果，进而开启另一个面向的对话。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