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盛起
胡思杜，胡适的次子。在他短暂而平庸的一生中，做过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写了一篇痛批父亲的文章《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然而，这篇罔顾人伦的文章只不过使他热络一时，并没有给他戴上诸如“大义灭亲”之类的红色光环，他身上所背负的“原罪”是洗刷不清的，并最终将他压垮。
常言道“虎父无犬子”，但这句话在胡思杜身上并不适用。胡适学富五车，胡思杜却学无所成，在美国读了两所大学，不仅都没有毕业，而且最后由于染上种种陋习，被学校驱离。
1948年，27岁的胡思杜从美国回到北京。那年12月，由于北方战局已无法挽回，蒋介石开展“抢救运动”，出动专机空运北京的专家学者南下。胡适作为蜚声海内外的学者，被列为抢救的第一批。12月15日，距北大50周年校庆和胡适的58岁生日还有两天，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不得不抱憾飞赴南京。
可是，倍受胡适夫人宠爱的小儿子胡思杜，却没有和父母同行，而是留在了北京。胡思杜为什么要独身一人留下呢？对此，人们有过种种猜测。据胡思杜自述：“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然而真实的原因，却是由于胡思杜对父亲的不满。
1947年，被美国大学驱离的胡思杜给父亲的老朋友、时任驻美大使馆参事的陈之迈写信，请求发放回国的旅费。陈之迈将此信转给胡适。胡适见信后非常生气，因为胡思杜公费出国留学时已经领过旅费，这次申请属于骗领冒领国家财物，清廉自守的胡适对此岂能容忍？他立刻给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杭立武写信，告知杭立武，不可给胡思杜再发放旅费，如果已经发放，请即刻追回。
这件事使胡思杜丢了脸面，因此对父亲耿耿于怀。
胡思杜回国后，有很多大学请他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聘书最具诱惑力，因为他在美国读的就是历史系。然而，胡适对此坚决不同意。胡适心里清楚，儿子在美国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国内那些大学之所以聘请儿子，当然不是因为儿子有多高的学术造诣，而只是因为——他是胡适的儿子。不是凭借自己的才能谋事，而是托庇父荫，这是胡适所不能接受的。
那时的知识分子，普遍有这样一个共识和道德底线，那就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决不能用自己的名望为子女谋得不当利益。清华大学建筑系台柱梁思成、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他们的女儿梁再冰和宗璞当年报考清华大学时，因为成绩不理想，照样不能录取。
知子莫如父，胡适知道儿子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因此拒绝了所有大学对儿子的聘请，安排儿子去北京图书馆做工，希望儿子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明明可以做一名体面的大学教师，却被安排去图书馆打杂，这样的落差，使胡思杜对父亲怨气满腹。
以上应当是胡思杜不随父亲南下而选择留滞北京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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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胡思杜一定为自己的选择得意万分。新政府成立之初，胡适这位中国学界领袖尚属于争取对象，因此胡思杜也得到特殊照顾，被安排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期间，他极力向上表忠心，不仅把父母给他留下结婚用的一箱金银细软上交，而且把父亲视若珍宝、托他照看的108箱书籍也捐献出去。为此他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他觉得那几句表扬比金银书籍还要贵重，因为那意味着认同和接纳。
在胡适南飞之前，中共曾专门开通“对胡适之先生广播”，要求胡适不要离开北京，并许诺让他继续担任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1949年4月29日，留在大陆的胡适的老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规劝胡适回到大陆。但是，胡适以自己的判断，对以上劝说都予以拒绝。
拉劝不成，自然转为批判。由胡适的亲骨肉发射第一枚射向胡适的炮弹，其杀伤力将巨大无比。于是，胡思杜被选为第一炮手。
1949年9月22日，胡思杜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出炉，并相继在香港《大公报》和《中国青年》上发表，文中列举“战犯”父亲的种种罪状，称父亲是“反动阶级的忠臣、帝国主义的走狗及人民公敌”，“ 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并明确表示，和父亲断绝往来。
此文一出，在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对胡适的打击可想而知。不过，睿智的胡适很快就原谅了儿子，他觉得儿子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在剪报的眉批上写道：“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
不论胡思杜是真心还是奉命，他射向父亲的炮弹很快有了战果：他被定为副教授，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历史。
然而，胡思杜没有想到，既然胡适成了“敌人”，而他作为胡适的儿子，他就背上了原罪，无论他怎样表白自己，无论他如何狠毒地咒骂父亲，这个原罪他也永远洗刷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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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1年11月开始，由于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而俞平伯是胡适的弟子，顺带着就又刮起了一场持续10个月之久的批判胡适的狂潮。扣在胡适头上的罪名越来越多，“异族胡适、文化汉奸、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尽管胡思杜“大义灭亲”有功，但是此时的胡适已经被批倒批臭，他即使再发射炮弹，威力也大不如前，因此原罪的重负显现出来，他越来越受冷落，交了几次入党申请书都如石沉大海，提干更是成为幻想。
195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大家“鸣放”，以帮助党整风。胡思杜以为出头的机会来了，于是立刻响应号召，给院部领导提了几条教学改革的建议。然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是一出“引蛇出洞”的“阳谋”。
5月20日，《人民日报》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点名“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于是，一夜之间，胡思杜从狂热的积极分子变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 向党猖狂进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随后，反右运动展开，胡思杜在劫难逃，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成了他的日常工作。
胡思杜的精神崩溃了。至此他才明白，无论他怎样信誓旦旦地和父亲划清界限、无论他怎样不顾人伦地咒骂父亲，他也永远是胡适的血脉，而这个血脉是有罪的。
人们无从得知此时的胡思杜是否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不过，1957年9月21日晚上，他用一根上吊绳告诉了人们答案。那年，他36岁。
他的远房堂兄胡思孟——一个目不识丁的普通工人，由于和胡适有社会关系，也被打成“黑帮分子”——来给胡思杜收尸。院校领导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自杀”。他在郊外挖了个坑，把胡思杜草草埋了。
1962年，胡适在台湾病逝。至死，他都不知道小儿子已经先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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