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singhuaCIFER 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
本文译自《The Washington Quarterly》中 Beijing's Bismarckian Ghosts: How Great Powers Compete Economically一文，作者为Markus Brunnermeier, Rush Doshi 和 Harold James。本文所涉内容及观点均属于原作者，本编译组秉持客观中立的原则进行翻译，以供学术交流之用。
北京的俾斯麦雄心
——大国间如何进行经济竞争
大国竞争卷土重来。随着中美之间战略竞争的日渐升温，探索两国关系在全球化联系程度加强的当下会演变成何种形式，显得尤为重要。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迫在眉睫的贸易战与正在进行的科技竞争，预示着经济领域将成为双边争论的主战场。现在，关于大国竞争的文献和战略大都将目光聚焦在军事领域，只有小部分提及大国间的经济和科技竞争状况，但基本不涉及竞争将如何演变发展的问题。
大国间的经济竞争已经不是新闻了。事实上，中美两国在二十一世纪的竞争与十九世纪德国和英国的竞争有着惊人的相似。两次竞争都发生在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爆炸性的技术创新时期。这两次竞争都是由一个正在崛起的专制政体，即国家保护主义经济体系，向一个拥有民主，即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发出挑战。这两次竞争摩擦涉及的两个对手国互相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依赖关系，他们使用关税威胁、标准制定、技术盗窃、金融力量和基础设施投资来获取相对竞争优势。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当年英德之间的竞争可以作为政策制定者寻求了解当前中美竞争动态演变的指南，同时也可作为国家间可以采取的策略以及采用策略可能发生的风险的参考。
争端的根源
英德当年的竞争，就如同如今的中美竞争一样，是两个不同国家体系之间的冲突：英国所崇尚的是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宪政主义，而德国推行的是专制主义和国家保护主义体系。事实上，经济体制的差异放大了正在逐渐缩小的经济差距的显著性，导致已经建立起来的大国感到被正在崛起的大国欺骗，而正在崛起的大国却感到不满和受到威胁。
德国和中国都认为他们在国家统一上的斗争使他们成为工业现代化的后来者。德国在19世纪50年代才实现工业化，这比英国要晚上一个世纪；中国则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耻辱，从鸦片战争到日本侵华，紧接着是毛派主义导致的毫无意义地停滞不前，直到1978年经济才真正开始攀升。德中两国都坚信想要赶超已经建立好的体系的政权需要国家直接参与领导经济和科技项目。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奥托万·俾斯麦都认为，公平竞争不是重点，国家力量才是最终目标，然而这也最终损害了他们与英美自由市场的关系。
德国和中国对英美的自由放任的态度表示怀疑，导致两国间存在持久的经济紧张局势。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引用了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列斯的重商主义理论去批判英国的自由放任制度、维护霸权体系、经济协作制度和卡尔塔（垄断利益，集体行动）。德国银行在德国工业努力崛起的协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指导公司促进兼并，鼓励产业集中，甚至为战略基础设施融资做出了贡献；相比之下，英国银行没有为工业合作提供任何帮助。此外，像阿尔弗雷德克虏伯这样富有远见的德国工业家和国家政府官员一起研究发展对策，抓住了出口这个十分重要的方向，并将其提升为国家发展计划中的国家优先事项。德国国家机构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广泛发展领事制度，大力推广德国出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经济史学家亨利·豪瑟发表了一篇有影响力的报道，讲述德国如何在这个"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环境中"，通过"深思熟虑的计划"将"它所有的力量都用于对外部市场进行系统性的征服"。这不禁令人惊讶地想起现代中国的工业化政策。与中国一样，德国的协调发展使这个国能够创造出自己的比较竞争优势; 到十九世纪末，集中体系使德国商品在国外市场和英国都具有竞争力，这创造了与英国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也制造了两国间政治的紧张关系。
中国故事与德国类似，这些相似之处并非完全巧合。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钦佩德国依靠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而且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也同样持怀疑的态度。十九世纪，中国直隶总督李鸿章，一位曾压制了太平天国的叛乱，发动了洋务运动，并在朝担任高级官员的政治家，在他的书房中保留了奥托·冯·俾斯麦的照片，并十分钦佩阿尔弗雷德·克虏伯，认为他是中国实现工业化所需要学习的榜样。德国及其强大的中央集权领导力成为中国自强运动的决定性灵感。据报道，当时的黄埔军校司令员，后来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要求他的学员就俾斯麦如何统一德国进行考试，并在自己的一些国家发展计划中借鉴德国的例子。随着中国从毛派主义中脱颖而出，尽管借用了西方资本来补充了贷款，中国还是按照德国模式建立了开发银行。在国家主导的发展下，中国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并且与美国的经济往来具有巨大的市场份额，同样在不经意间为政治竞争奠定基础的同时，创造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
由于这些战略，德国和中国在经济和科技上迅速赶上了他们的竞争对手：英国和美国。柏林和北京有时会跳跃式的发展科技以缩小与伦敦和华盛顿的差距，而他们的竞争对手（英国和美国）则受到利益集团所支持的传统技术的阻碍。举个例子，德国在发展过程中投资了最先进的工业网络技术，而英国继续依赖旧的铁路系统、小型隧道和重工业这些过时的技术。同样的，中国今天在移动支付和高速铁路上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与美国的信用卡和嘎吱作响的老旧铁路旅行形成鲜明对比。
德国经济追赶的速度给英国的精英学者敲响了警钟，就像如今的中国发展速度对美国的精英学者敲响警钟一样。1871年，德国的GDP占英国的67％，在金融危机之后，到1908年德国便超过英国。类似的，按购买力调整后，经过十年的改革后，中国的GDP在1990年仅占美国国GDP的25％，但在2014年金融危机之后也超过了美国的GDP。不过，从人均收入角度上来看，即使在英美的经济黯然失色时，德国和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较差。德国收入在1913年占英国收入的74％，而2016年中国人均收入仅占美国收入的25％。
虽然数据显示，德国和中国公民分别比英国和美国的公民更穷，但这丝毫没有起到减缓英美两国对德中两国的焦虑。从英美的角度看，无论是当时的德国还是现在的中国都经历了一场激进而令人震惊的经济现代化变革，这使得几十年后，他们将成为一流大国行列中的一员。英国精英学者们认为，德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作弊行为，正如记者威廉姆斯在1896年提到的那样，"德国已经将侵入了英国制造的核心秘密，并以其所掠夺的知识丰富了她的企业。"对德国精英来说，他们担心英国会通过经济或者军事的手段限制贸易、技术和资本的流动来阻止其国家的崛起并破坏其经济。同样的担心也是如今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华盛顿指责北京作弊，北京指责华盛顿试图同通过关税阻止其崛起。的确，正如英国政界人士对他们的竞争对手德国毫无掩饰的加征制裁性关税一样（本文后面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研究），美国政治领导人也在做着类似的有风险的错误事情。实际上，美国领导人似乎忘记了，大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往往比拼的是比关税更为微妙、复杂的金融工具的应用。除了直接加征关税，至少还有四种经济工具，这包括上文提到的标准制定、技术获取、金融力量和基础设施投资，这四种工具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大国争取经济优势的主战场。
规则制定的争夺
科技的标准制定及其衍生出的网络效应都是大国长期竞争的舞台。科技占主导标准的国家可以利用科技优势攫取其他国家的利益，这一点被新兴国家所重视。通常，他们通过创建平行的科技体系来降低自身的脆弱性。的确，目前中美在信息通信技术（ICT）上的竞争与德国和英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在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无线电报）中关于主导地位的竞争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对如今的中美竞争来说是重要的经验教训，同时为今后事态的发展起到参考作用。
在十九世纪末期，由英国皇家海军支持的意大利工程师古列尔莫·马可尼创建了一个无线电网络，使英国垄断了无线电传输行业。不仅如此，英国当时还拥有60%的世界海底电缆传输的份额，也同样垄断着国际无线电传输。德国政府对此感到非常的不安，并由德国军方直接提供经济支持，帮助德国的科学家成功的复制了马可尼的设计并为此申请了德国的专利，至此开始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讯网络。即便如此，马可尼先进的远程无线电和先发优势使得他拥有的由英国政府支持的公司成为了全球标准，而马可尼则利用这些网络效应实施了"不使用马可尼无线电运营商"便"没有交流互通"政策。德国的企业和远洋航运公司不希望与全球通信失去联系，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使用英国支持的系统，从而使最初的德国建造的系统边缘化。
为了反对英国无线通信的垄断标准，Kaiser Wilhelm II（1898-1918）加强了德国的工业政策。他迅速下令两家大型德国研究无线电通讯的电气公司：西门子-哈尔斯克和AEG一起合作，并在1903年成功建立了德国自己的无线通讯设备公司Telefunken。皇室解释说"无线电报领域的[国内]竞争削弱了德国的竞争力，并让马可尼公司有机会达到不符合德国利益的全球垄断"。在KaiserWilhelm II治理下，德国试图通过禁止马可尼系统在一些领域的应用来追求自我保护主义。他通过向南美洲和非洲这样的新兴市场出售其技术，从而在这些地区树立标准规则并确保收入。德国虽然在反英垄断上失败了，但是它在多边主义中取得了成功。德国组织了一场国际大会邀请了其他大国并在一起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无线电标准。同时，在美国的协助下，德国于1906年的会议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条约，成功地禁止了马可尼的"非互通"的垄断政策，打破了英国的垄断局面并建立了有效的英德双头垄断。德国的努力并非源于偏执狂，而是因为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垄断了通信网络，通过削减德国电缆，监控德国交通变化渠道以及迫使德国交通进入英国控制网络等对德国进行攻击限制。此外英国还揭露Zimmerman（德国）电报的内容，涉及提议与墨西哥进行军事合作，帮助美国加入战争等消息。
英德关于规则制定尤其是关于ICT方面的规则制定竞争摩擦表明了在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竞争摩擦可能会变得高度政治化。今天，中国的战略与一个世纪之前的德国有异曲同工之妙：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慷慨的国家合同，军民融合，禁止竞争产品，强制合并，追求第三世界市场，甚至应用国际条约制定规则标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于2013年启动，通过大陆和海上基础设施建设将欧亚大陆连接在一起，并提出了通过修建传感器和软件连接到互联网的"智能基础设施"的方法建立规则标准。这将是由中国建立的标准，同时也可能是对美国公司的内部互操作性的否认，从而使美国失去了自动驾驶汽车和其他未来的产业的主动权和主导地位。
中国决定禁止或限制Facebook，Twitter和谷歌等西方互联网公司，允许其本土替代品 - 阿里巴巴，腾讯，微博，百度 - 成为国内标准。举个例子来说，百度在中国的在线搜索市场上拥有垄断地位; 新浪微博提供了Twitter的替代品;人人网和腾讯的微信扮演了Facebook的角色。这些原本受保护的本地产品现在变成了创新者。例如，中国曾经也是以现金为基础的经济体，阿里巴巴和腾讯超越了西方经济更依赖信用卡的消费体系，创新性地推出电子支付并成为金融技术的全球领导者。这些公司已经扩展到海外，且其目标市场往往不是美国，而是像德国的Telefunken一样寻求利润较低、竞争减少的新兴市场。如果中国支付应用程序成为全球标准，它将使北京成为先行者，并将这种网络效应优势传导到中国的银行，公司和情报设备，使中国在此获益。事实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2018年便发声说，如果中国的微信等移动支付应用程序在全球拥有超过10亿用户，那么它将的可能会对Visa，Mastercard和美国运通在全球支付方面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
中国同样也在争夺互联网连接应用在硬件基础设施的标准规则。中国政府投资了数十亿美元确保中国芯片制造商可以在5G移动互联网标准的竞争中击败美国的对手。同样，华为和中兴等中国企业也获得政府贷款，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互联网连接的硬件基础设施。正如英国的例子所示，这些建设不仅使中国技术成为标准规则，同时它们也为监控创造了条件。
英德在电报方面的竞争表明，华盛顿需要认真对待中国在以国家为导向的标准竞争中的挑战，同时，它还提供了一条前进的道路。与德国利用国际会议打破英国电报垄断的方式大致相同，美国可以通过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各种多边协议制定或保持有利的ICT标准。这样做可能会使中国无法通过其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内部支持的大型垄断企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来实现单边标准制定和增强经济优势的目的。然而事实上特朗普对这些贸易伙伴关系持批评态度。
技术的收购
为了竞争标准规则的主导权，各国必须首先获得新技术，而正在崛起的大国通常采取了两种收购战略从已经完成崛起的大国中获得优势：盗窃和基础科学投资。对科技的盗窃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国竞争的一个特征。实际上，复制最佳实践是德国政府政策的既定特征。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大帝曾在19世纪80年代将普鲁士工业和采矿机构的负责人冯·雷登伯爵（Count von Reden）派往英国去接受学习最新的技术。他甚至邀请了英国伟大的铁器大师约翰威尔金森的兄弟到德国管理皇家铁器的工作。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在19世纪30年代伪装成一名旅行的贵族，以窥探英国铁器厂。在十九世纪末期，德国已经模仿学习并在某些领域中拥有了超越英国的能力，在许多领域建立了技术领先地位。
这些德国对英国的实践在中国抄袭西方科技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中国利用慷慨的赠款来吸引有才华的外籍人士回到中国; 在硅谷开设研究中心，学习人工智能的尖端方法，当这些方法失败时，中国甚至使用黑客和其他非法手段。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占了美国知识产权被盗的总量的即使没有80% 也至少有一半。
即便如此，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却没有德国的必然结果，该计划将工业政策与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获取的国外技术相结合，无论是规模还是形态都是前所未有的。该倡议利用国有企业的优势扭转中国在电动汽车和生物制药等10个重要未来行业中的滞后地位。举个例子，在政府指导下的中国的银行已拨出数百亿美元的"集成电路基金"，该基金将成为风险投资或私募股权代理用于收购公司的工具，通过收购以获得西方的关于半导体的技术，这项技术将会是未来科技和互联网的核心。作为奥巴马政府的前国家安全助理检察长，约翰卡林抱怨说："他们的目标是我们的私人公司。这不是一场公平的斗争。一家私营公司是无法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资源竞争的。"
这些获取技术的努力显然与创新不同。为了创造新的技术，大国历来对基础科学研究方面进行投资，特别是对大学的投资。以法国技术学校为例，崛起的德国通过国家融资向高等教育进行大量慷慨的投资，推动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后通过这样的国家投资从技术落后的国家转变为高科技领导者。到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已经有明确的科学领先优势，特别是在化学和物理方面。在1901年至1932年期间颁发的100项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中有33人为德国科学家，18人为英国科学家，6人为美国科学家。
美国曾经对教育的重要性理解的很透彻，而中国也已经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的确如此，德国的例子激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也以此作为与苏联战略竞争的一部分。同样，对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的支持也是中国在全球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中国的大学在国际排名中也在快速发展。2018年，北京大学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中排名第27位，清华排名第30位，远高于2010年的37位和58位。这两所大学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学，并且与其他的一些本土大学一起飞快的发展着。中国已经建立了过去只有德国和美国才拥有的大学体系基础（即使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排名第一和第二，英国也缺乏这种规模）。与此同时，即便中国对美国的挑战越来越严重，美国仍在忽视其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投资。
英德之间的竞争表明，不受限制的开放可以促进崛起中的国家发展，专制的工业政策也可以极大地促进崛起的大国实现技术平等，甚至可能成为支配地位和领导级别的国家。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回应与制裁将不仅仅在于关税方面：它需要更好地管理美国的科技开放政策，监管技术盗窃，审查中国的投资，以及对基础科学进行在投资，从而可以维持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
金融战争
国际金融工具是和平时期大国之间进行经济竞争的重要武器。事实上，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尼古拉斯·兰伯特（Nicholas Lambert）在他的"计划世界末日"（PlanningArmageddon）一书中所展示的那样，英国对德国崛起的回应是制定了经济战的详细策略。英国在贸易融资交易和海上保险等金融服务领域拥有网络优势，可以汇总德国和他的同盟国奥匈帝国的数据，从而知道其详细日程安排。法国也同样采用经济手段：法国的政策是对德国证券交易所进行了协助攻击，使得德国在1911年摩洛哥危机中不得不做出妥协。
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提供了和英国一样的可能性。美国银行体系的覆盖范围，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首要地位，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权威性以及美国对银行间支付的影响力，这一切给华盛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实力。这种已经对伊朗和俄罗斯的金融制裁起到非常效果的经济主导地位令中国深感不安，就像当年英国的经济中心地位同样吓坏德国一样。
如果说已经确立的大国在发展中寻求运用其财务杠杆的作用，那么正在崛起的大国则试图逃避它。的确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就积极寻求减少其对英国金融力量面前的脆弱性的方法。1907年，英国在三重协约中结束与俄罗斯的联盟之后，德国银行家马克斯·沃伯格（MaxWarburg）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改革将通过承兑汇票（商业汇票）来发展德国贸易融资，这些商业汇票有着金融机构担保，并且被用作打击英国金融垄断的替代品；他的弟弟保罗在另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美国，通过国家货币委员会帮助发起了类似的倡议。此外，德国政策制定者一直认为银行是一种重要的权力工具，可以为英国金融服务提供替代方案，同时打击英国的垄断业务。事实上，在英国金融机构专注于提供有限制的和特定的服务（贸易融资、交易政府债券、交易私人股票、管理存款、工业金融）的时候，德国银行在一个普通的大众平台上提供所有种类的服务。通过这种方式，德国银行构成了一个"普遍且大众化"的银行来为大众提供服务，而不是像英国的资本市场或金融机构那样有很多的限制，这样的结果，反而降低了德国的金融脆弱性。
与德国一样，中国也在努力减轻美国的金融影响力，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从多方面进行努力改变，其中包括：1、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传特别提款权，这是一种替代性的货币，可以减少各国持有美元储备的需要; 2、通过双边互换协议实现中国货币国际化; 3、寻求西方主导的SWIFT银行间支付系统的替代方案; 4、为主权债务投资新的全球信用评级机构; 5、希望将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建设成类似于纽约或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通过这些努力，中国希望可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并通过美国无法控制的中国自主研发的或相同的金融体系改变支付方式，同时中国也质疑某些西方信用评级机构的信誉。最后，为了不被美国实施金融制裁，中国将美国银行纳入中国自己的银行系统。英德的例子和中美现在的关系之间存在着一个主要区别，那就是中国持有并控制着大量的美国国债，如果对美国国债进行操作的同时，也会同样直接损害中国的利益，因此目前持有美国国债的这种优势几乎没有提供不对称的金融杠杆。
正如英国和德国的例子所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金融杠杆和不对称的相互依存的竞争关系不太可能减弱，而美国战略就如同当年英国的战略一样，需要针对当下中国正努力减少其脆弱性的过程进行干预调整。过于频繁地对美国盟友施加制裁，滥用美国的金融权力，只会加速中国独立于西方金融杠杆钳制的进程。
基于基础设施的经济实力预测
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是经济竞争中另一个未被充分利用的工具。它们不仅能够促进贸易联通，还能提供投射"经济力量"的机会--即重塑大国竞争的战略竞争态势。在德国和中国的案例中，他们先前的战略地位都是不利的。这些大国被具有防范心理的陆地邻国所包围; 此外，因为他们依赖的海上通道被英国和美国等竞争对手所控制，他们事实上很脆弱。尽管德国和中国可以发展海上舰队来弥补这一脆弱性，但基础设施投资也提供了另一种投射力量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他们扩大腹地范围，突破包围圈，减少对海洋的依赖。
大约一个世纪前，德国的领袖试图建造一条1000英里的铁路，以规避英国海军的霸主地位。该铁路一路从柏林修到巴格达，终到波斯湾。德国政府向本国金融机构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支持该项目，德国高级官员将该项目描述为"一项德国的国家事业，值得执行，管理和运营。"对德国而言，柏林--巴格达铁路不仅绕过了英国强大的海军，它还将德国的影响力扩展到中东，打开了奥斯曼帝国作为出口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国，并为德国保护其在非洲的海外资产提供一条新的途径。这个命运多舛的项目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未能完成。如果完成，可能会彻底改变欧亚大陆的战略竞争态势。
中国的"一带一路"（BRI）项目同样利用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宣布该计划，且该计划已被中国领导人定性为"世纪工程"和新时代的"丝绸之路"。可能是出于历史的巧合，"丝绸之路"一词最初被帝国主义德国设计出来，宣示了柏林自己的大陆野心.
然而，中国有更强的雄心壮志。北京希望通过铁路、管道、高速公路、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将近70个国家和三大洲连接在一起。这些项目联通了纵横交错的欧亚大陆，并通过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将中国与欧洲、非洲联系起来。该项目得到了中国高层领导的高度关注：这是习主席的标志性倡议，是党内强大的"领导小组"重点关注的项目之一，该领导小组凌驾于各部委之上，协调该政策，同时将项目宣布为未来十年的重点外交政策。
中国追求"一带一路"的主要动机与德国相似，其中之一就是规避其在海事方面的劣势。正如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在2012年的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 - 中国的东边面临安全挑战：包括海上争端、岛链、美国海军以及怀有戒心的邻国。王教授指出，在陆地上"向西边前进"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与东亚不同，中国西边的国家之间没有结成以美国为首的区域军事联盟，也不可能出现这种联盟。"的确，中国在西边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施展空间。可以利用剩余产能和美元储备来推行管道、铁路、高速公路、甚至陆上互联网基础设施项目，以减少中国对海洋的依赖。从这种方式来看，中国向西发展的野心与德国向东发展的战略具有鲜明的相似之处。
这两个国家的陆地投资都有另一个重要目的--到达海洋，特别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印度洋。对德国来说，印度洋有助于德国保护其非洲殖民地。对中国而言，印度洋有助于确保中国的能源和商品进口--这些能源与商品大部分流经这些水域--且不受阻断。胡锦涛主席在2003年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这些担忧，不到二十年，如今中国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已经直接联通到巴基斯坦和缅甸的中国建造的港口，可以将资源通过海路和陆路的方式运回中国。一些军事官员承认，这些港口有朝一日可能会有中国军事力量的存在。事实上，中国在吉布提的新军事设施验证了这样的野心。
德国和中国对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是一种被海上竞争对手所包围的大陆强国的经典赌博游戏。像之前的柏林-巴格达铁路一样，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也可能崩溃--崩溃的原因不是来自大国战争，而是来自冥顽不灵的合作伙伴，过度的金融扩张以及当地的安全挑战。即便如此，华盛顿也不能假设他们必将失败，而必须认识到，如果这些项目取得成功，它们可能会重塑亚洲的战略地理位置。更明智的做法是了解中国的地缘经济工具与其具有的力量，并尽可能的与我们的盟国与伙伴进行合作，提供更好的替代方案来跟中国进行竞争。
关税：一种钝器
大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微妙而复杂，参与者需要长期的耐心，很少出现情绪化反应。基于贸易规则、技术领导地位、财务杠杆和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竞争要比直接征收关税复杂得多，效果也没那么直观。征收关税具有极强的民众号召力，特别是对于那些对本国经济下滑、经济安全无法保证的情况感到愤怒的民众。加征关税虽然能使民众心理上感到安慰，但在需要关注更多细微领域差别竞争的环境下，战略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关税是大国竞争中的原始工具。加征关税虽然旨在帮助本国的生产者，但跨国供应链的复杂性以及中间产品（如汽车零部件）是成品的一环这一事实意味着关税事实上会削弱工厂的生产能力，导致厂家将工厂移到半成品更便宜的国家完成最终的生产。从战略上讲，加征关税会导致外交伙伴转向竞争对手，而英国的关税保护主义确实导致了一些欧洲国家更加依赖德国市场。此外，关税可能会破坏各国一起对"骗子国家"施压的多边合作。由此可见，关税是易于使用的原始工具，但其经济和政治的后续影响难以预测，甚至更难控制。
英国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警示故事。在十九世纪末期，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们推出了一个商品标记法案，该法案要求产品标注其原产国，旨在制裁德国模仿英国商品的行为。几年后，一位富有魅力的、名叫约瑟夫·张伯伦的伯明翰政客主张加征关税，以保护英国制造业免受德国出口的伤害。1903年，张伯伦感叹道："农业......实际上已被摧毁；糖业，已经消失了；丝绸业，已经消失了；铁矿部门，受到严重威胁；羊毛行业，受到严重威胁；棉花行业将是下一个受害者！"一年或者再晚一点，可能就会有人悲叹："这个国家。过去曾是......世界工厂......
"现在情况已经不再如此了......我们的对手在使国家变得伟大这点上正在超越我们......明智的国家会在竞争对手超越自身之前就采取措施"。德国出口的成功被视为抄袭作弊的成功。亨利·豪瑟说："德国人在国际牌桌上投掷的骰子已经装满了。在这种情况下，与善于欺骗的玩家一起进行公平竞赛是一个疯狂的行为"。张伯伦在演讲中将关税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并宣称如果不对英国市场予以保护，该国经济将陷入困境。在他看来，加征关税有利于英国人民。"
张伯伦的主张得到了他的儿子内维尔·张伯伦的忠实执行，内维尔·张伯伦在几年后当选议员。当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为英国市场引入贸易保护机制，对外国商品征收更高关税时；1932年的法国同样选择在其国内进行更多贸易，同时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这一举措不仅让让德国出口商的生活变得艰难，对于中欧、东南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许多出口商而言，他们的处境也不容乐观，这使得这些国家更多地转向与德国进行合作。最终，关税被证明是一种不精确的工具，它实质上损害了英国与盟友的关系，将在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摇摆国家推向了对手，并最终削弱了英国自身的战略地位。
在约瑟夫·张伯伦著名的格拉斯哥演讲中，他曾强调："英国绝不能在面临危险时被孤立"。但事实上，他的政策导致了英国的被孤立。张伯伦通过事实上打破围绕在英国周围的全球多边主义，加强了德国的力量。在英国加征关税的那一年，德国迎来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领导者，他认为可以利用英国加征关税的战略机遇，团结全球伙伴，极大增强德国力量。事实上，正如政治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精心记录的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国家强烈的依赖德国市场，反过来，这又使得这些国家难以挑战德国的霸权主义。
今天，唐纳德·特朗普的主张与约瑟夫·张伯伦的主张极其相似："我们被世界上每个国家所利用，"特朗普抱怨说，"它不会再发生了！"特朗普的竞选宣言："使美国再次伟大：如何拯救跌倒的美国"中解释说："有些人希望我不把中国称为我们的敌人，但事实上，他们确实是我们的敌人"。特朗普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一种欺骗，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和其他国家进行公平竞争。特朗普的中美贸易战是约瑟夫·张伯伦极有可能会支持的。
特朗普的主张在民众中并非完全不受欢迎，他的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未来可能会被证明是具有远见的。像两党立法提出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这部法案提出了在处理中国收购西方知识产权的案例中，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这种立法方式比美国直接加征关税效果更好。其他的挑战，包括中国实行的强制性技术转让，非关税壁垒以及国家补贴仍然存在，虽然它们违反了WTO规则，但鉴于中国体制的相对不透明性，它们很难被发现和证明。
因为这些原因，华盛顿需要重新谈判与北京的经贸关系，但肆无忌惮的进行战略对抗是不太可能获得压倒性胜利的。事实上，和张伯伦一样，特朗普的贸易处理方式在情感上让民众大为满意，但对国家外交来说却是一场灾难。通过提高关税—不只对中国，还包括美国的盟国、合作伙伴、邻国以及亚洲的一些小国，特朗普事实上是在将他们驱逐到中国一边。相比之下，一些评论家不赞同特朗普的对抗策略，并支持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然而，这个合作方案的问题在于，像以前正在崛起的帝国德国一样，中国拥有一个在技术标准，技术创新，金融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具有强烈竞争力的国家指导系统，针对于此，美国需要合力做出一个有共识的回应。
美国的回应既不应该是盲目的对抗，也不应该是天真的合作；相反，它应该是具有竞争力的反应。与加征关税相比，正确的方法是与盟国进行合作，一同制定市场准入规则，提高贸易标准，惩罚中国不公平的工业政策与技术盗窃行为；欢迎世界上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来一同创造贸易保护治国的替代方案。中国现在表现得很好，但美国会更加好，只要美国积极的团结我们的盟国。
本文由"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 苏立，杨天宇，宗峻麒翻译，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英文原文。
文章已于2018-10-30修改
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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