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更多城市奉命对房价急刹车，《人民日报》称"多地楼市成交进入速冻模式"。看来，2016的房价疯涨风波已进入收官阶段。虽然也有人写文章提出"谁该对此次房价疯涨负责"的问题，但更多人知道，在当下中国，试图对政府问责毫无意义，因此，更多人想知道的是，这一轮房价暴涨的后果究竟是什么？比如说，房价会不会像任志强说的那样，将只涨不跌？中国实体经济是否将因房价过高长期受到压制？笔者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大困难来自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习近平如何解决他面临的"治理难题"，或者说是"治官难题"。
正如去年股灾告诉我们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然逻辑，就是中央政府不可能不经常性地直接使用行政权力，对资产价格进行全面"调控"和直接干预，这不仅是所谓"产业政策"的需要，更是每日每时的政治需要，也就是政府"过日子"的需要。因此，最近媒体为自身利益炒作林毅夫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实在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他们争论的是伪问题。就中国现实而言，即便今天习近平下台，中共改旗易帜，想让新当权者很快就放弃对资产价格的全面控制也是不现实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离法治还相当遥远，不可能为资产合理定价提供制度支持，而且，中国已经形成的权力和利益格局直接与高度扭曲的资源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纠缠在一起，也就是说，中国不公平的权力和利益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物化为一种有利于高度政治集权的产业和空间结构，或者说被这种经济结构所绑架。
正是这种现实，令不少人对中国未来经济和政治发展非常悲观，也令革命派更为乐观。悲观者的理由是，看不到任何改变这种权力和利益格局的现实可能，而革命派乐观的理由是，中央政府调控和干预资产价格带来的负面后果越来越事与愿违，其逻辑结果就是天怒人怨，终至生变。
此次房价疯涨风波给我的启示之一，就是习近平的反腐虽然对他集权有利，但没有解决"治官难题"。他虽然控制了地方官员胡作非为，却无奈地方官员不作为。更可怕的是，官僚们用"过火执行指令"的方式来进行"软对抗"。有人认为，这种软对抗，是此次房价疯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地方政府并非不知道，房价以如此疯涨非常危险，却听之任之直至中央表态。现在，又来了一个房价"速冻"，尽管谁都知道这只会让下一轮炒房更疯狂。
不过，此番房价疯涨有一个重要现像，那就是权力中心的地价已经被炒到了非常荒唐的水平，以至于所有竞争性民企都无法在这些地方生存和发展。事实上，"一线城市"与其他城市地价的巨大差异，正在迫使越来越多的民企撤离到其他城市。这个趋势已经令王健林这样高度依赖权力的房地产商感到不安。他似乎看到，民间的企业和文化精英从权力中心撤离若成为一种潮流，将对他代表的权贵利益带来巨大威胁。
从这个现像我得到的启示就是，在中国房地产总体过剩、交通和通讯技术高速进步的大格局下，权力中心的超高地价，有助于推动一个自发的分权过程。这个过程对于在中国地方政府间引入新的竞争，即保障个人和企业权利的竞争，从而对推动法治的进步将是非常有利的。鼓励和激励这种地方竞争，是解决中国"治官难题"乃至法治难题的正道。
问题是，习近平会接受这样的思路吗？从国资委刚刚再次宣布要"做强做优做大国企"来看，习近平更可能选择相反的思路，即壮大不计成本的国企来支持一个更加政治集权的经济结构和"折叠社会"。我相信，这两个潮流的博弈，会是一个为时不短的过程，除非当局对资产价格的操控发生致命性失误。
正如去年股灾告诉我们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然逻辑，就是中央政府不可能不经常性地直接使用行政权力，对资产价格进行全面"调控"和直接干预，这不仅是所谓"产业政策"的需要，更是每日每时的政治需要，也就是政府"过日子"的需要。因此，最近媒体为自身利益炒作林毅夫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实在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他们争论的是伪问题。就中国现实而言，即便今天习近平下台，中共改旗易帜，想让新当权者很快就放弃对资产价格的全面控制也是不现实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离法治还相当遥远，不可能为资产合理定价提供制度支持，而且，中国已经形成的权力和利益格局直接与高度扭曲的资源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纠缠在一起，也就是说，中国不公平的权力和利益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物化为一种有利于高度政治集权的产业和空间结构，或者说被这种经济结构所绑架。
正是这种现实，令不少人对中国未来经济和政治发展非常悲观，也令革命派更为乐观。悲观者的理由是，看不到任何改变这种权力和利益格局的现实可能，而革命派乐观的理由是，中央政府调控和干预资产价格带来的负面后果越来越事与愿违，其逻辑结果就是天怒人怨，终至生变。
此次房价疯涨风波给我的启示之一，就是习近平的反腐虽然对他集权有利，但没有解决"治官难题"。他虽然控制了地方官员胡作非为，却无奈地方官员不作为。更可怕的是，官僚们用"过火执行指令"的方式来进行"软对抗"。有人认为，这种软对抗，是此次房价疯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地方政府并非不知道，房价以如此疯涨非常危险，却听之任之直至中央表态。现在，又来了一个房价"速冻"，尽管谁都知道这只会让下一轮炒房更疯狂。
不过，此番房价疯涨有一个重要现像，那就是权力中心的地价已经被炒到了非常荒唐的水平，以至于所有竞争性民企都无法在这些地方生存和发展。事实上，"一线城市"与其他城市地价的巨大差异，正在迫使越来越多的民企撤离到其他城市。这个趋势已经令王健林这样高度依赖权力的房地产商感到不安。他似乎看到，民间的企业和文化精英从权力中心撤离若成为一种潮流，将对他代表的权贵利益带来巨大威胁。
从这个现像我得到的启示就是，在中国房地产总体过剩、交通和通讯技术高速进步的大格局下，权力中心的超高地价，有助于推动一个自发的分权过程。这个过程对于在中国地方政府间引入新的竞争，即保障个人和企业权利的竞争，从而对推动法治的进步将是非常有利的。鼓励和激励这种地方竞争，是解决中国"治官难题"乃至法治难题的正道。
问题是，习近平会接受这样的思路吗？从国资委刚刚再次宣布要"做强做优做大国企"来看，习近平更可能选择相反的思路，即壮大不计成本的国企来支持一个更加政治集权的经济结构和"折叠社会"。我相信，这两个潮流的博弈，会是一个为时不短的过程，除非当局对资产价格的操控发生致命性失误。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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