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一九二一年生，山西交城人。一九七六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十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他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注释第二十三条
林彪事件后，原来的三大政治势力集团只剩下周恩来为代表的以政府部门为基础的元老派，和江青为代表的以宣传部门为基础的文革派。两派斗争的焦点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前者要否定文革，他们大多是文革时期政局变动的失利者；后者要肯定文革，他们几乎都是文革的得利者。元老派关于治国的政策主张与毛泽东有很大分歧，这也是文革的起因之一，因此，从本质上说，元老派也反毛泽东和反毛泽东的路线。毛泽东的感情和立场在文革派新人那一边，不仅江青是他的夫人，而且因为他们更多地继承了他的与众不同的革命思想，文革派实质上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张春桥历来的政治表现仅仅是一种伪装。如果他上台执政，也会把强国富民作为他的目标。中国的统治者从来没有不爱国的。
毛泽东必须为自己的身后的中国开始布局。他曾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如何安定和团结呢？他有两个谋略来操控政治局势，从而促使安定和团结。一是在两派之间搞平衡，削平过大的山头，当年的批林批孔就是这种平衡手法的实际运用。那时由于邓小平的复出，周恩来这一派的力量一下子膨胀；二是提拔新的中间性的第三势力，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也就是一种平衡。毛一度想把王洪文培养和塑造成中间性的第三势力，但直到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王洪文到长沙面见毛，状告周恩来，从此毛认为王受了江青的影响，和江青、张春桥他们搞在一起了，失去了成为第三势力的价值和可能。毛只能重新找人，结果找到华国锋。
毛泽东对自己的老婆的基本态度是恨铁不成钢。尤其在七四年，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没少说。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批评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因为江青反对邓小平率团去美国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而周持支持的态度。毛写信给江青，态度也很严厉：“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七四年十一月，毛又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江青的毛病和问题全给毛泽东说中了。
可以看得出，对于江青，毛泽东的心里充满了烦恼，但更多的则是忧虑。毛泽东对于江青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早年，毛泽东不让江青过问政事。文革时他又起用了江青。对于江青的脾气性格，如反复无常，狂妄自大，甚至有时歇斯底里，大吵大闹等等，毛泽东不会不清楚。但为了打倒刘少奇，毛除了自己的老婆，不敢相信其它人。
毛泽东于一九三八年不顾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僚的反对，与江青在延安结婚。江青以前是上海十里洋场的电影小姐，而且天性倔强，自然很难接受毛泽东的革命家思想和“土包子”的生活习惯。在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的影剧界有好些男朋友，显然那时的江青在精神和性格方面是正常的。在一九四九年前，也有资料说江青给人普遍的印象是温和有礼。然而，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君临天下的革命皇帝，那么江也就非成为革命的皇后不可。要把一个上海滩的影星磨练成革命的皇后，这必然是一个粉身碎骨的痛苦过程。于是，她的脾气越来越坏了，精神越来越怪异了。在很多方面她是毛的学生，但学习成绩不算好。当文革开始的六六年，她作为中央文革的成员，给人的印象是阴阳怪气，那时，毛泽东正在玩弄阴谋诡计，外人却不容易看出来。毛泽东玩弄政治象他的抽烟一样，吞云吐雾，不可离开须臾。而吸入二手烟最多，中毒也最多的正是江青。
对江青精神和性格造成最大伤害的是毛和江青之间的长年分居。分居之后，六十年代初，可能更早，江青想要见毛都很难。她长期住在静园，那里曾是清朝一个王妃叫珍妃的住所。那个王妃是光绪皇帝最心爱的女人，后来却被皇太后命令扔在一口井里，凄惨地死了。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家喻户晓，江青不可能不知，因此也就担心自己是否也会落到珍妃的下场。为了重新得到宠幸，江愿意为毛做任何的事。江青在失权后被审判时说，“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江青在文革之前就有很多怪异的想法和行为，没有一个人挑明说这是一种病态。许多元老因此也不想和江打交道。邓小平说，我不想看见这个婆娘，她是世界上最坏的女人。也有人认为邓小平看见江青怕。文革派内部对江青的性格变态也窃窃私语。江最好的朋友是张春桥，但张私下都说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谁也对江青没有办法，因为她名义上是毛的夫人。
虽然毛与江的婚姻生活是不愉快的，甚至是个悲剧，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头脑中的家族观念却根深柢固。江青在名份上终究是他的妻子。对于包括江青在内的自己家人，他的心中，总是存有一份任何外人所替代不了的亲情和信任。再说，在家庭生活和夫妻关系上，按照中国传统，是毛对不起江。分居之后毛有很多女友，但至今没有人说江也有婚外情。
更进一步而言，毛对江的保护和重用也不仅仅是因为夫妻的名份关系，更多的是利用。在毛的心目中，比江青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事业，和他个人的历史地位，即历史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如何。文革是他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中更容易招致非议的一件。而江青和文革派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会保护文革的成果和名誉的，保护了文革的名誉也就保护了毛的名誉。江青没说错，她真是毛的一条狗，狗的价值正是在于被利用。
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如果把江青和她的那一派抬得太高，对江青没有好处只有坏处。江青倒了台毛泽东个人和路线的历史地位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毛泽东时常对江青敲敲警钟。但绝无可能，毛留下遗嘱让别人把自己的夫人和她的朋友一举歼灭。当然毛也不想江青他们把她的政敌打翻在地，一旦江青这样做并且成功了，那么她就走向了反面。
毛主席是个政治高手，他的手法被世人认为已经达到出神入化之境地。七四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时，张春桥被委任为总政治部主任。七五年毛一会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防止邓小平否定文革，另一会儿用党的纪律来约束江青等人，防止他们过激。
七五年十一月，全国展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开展的持续九个月的全面整顿就此中断。毛说，“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又说，“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七六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同时又决定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之前，陈锡联已经代替李德生接掌了北京军区的大权。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毛也是指示陈锡联和王猛指挥三十八军秘密包围北京城，从而迫使刘少奇和邓小平下台。毛又一次相信陈锡联，认为陈是独立的中间势力，将会听命于华国锋。当时的叶剑英身体根本就无大病，所谓叶生病一说是毛的借口。
因为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毛决定提华国锋为总理，同时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还决定不让叶出席政治局会议。毛进一步削减元老派在中共领导层的力量，是因为元老派在社会上的潜在力量太过强大，将直接威胁到其它两派的生存。其证明就是天安门事件，那里闹事的群众表达了悼念周恩来和支持邓小平的意愿。毛在病榻上对江青和华国锋等人说，“在我见马克思之前，我帮你们做了两件事，一是邓下台，二是叶退出军委领导。我能做的就是这些。”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终于死了。以后发生的历史却和毛泽东的努力正好相反，毛的平衡布局和调和手法似乎没有发生作用，四人帮一下子被逮捕了。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下错棋了吗？其实不是，毛泽东生前担心的事发生了，正说明毛泽东殚精竭虑，策划制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说明毛泽东的政治精明。如果江青能理解毛泽东对她的关照和批评，并能按照毛所说的去做，至少文革派的崩溃不会那么快，那么惨。
毛泽东素有知人之明，曾有诗称叶：“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胡涂”。吕端是中国北宋大臣，曾阻制了一次有关皇位废立的宫廷事变。叶的确是大事不胡涂，首先他对文革的看法和评价是正确的，其次在毛死后动荡的日子里，叶没有冲锋在前，而是甘当“后盾”和“辅助”的角色，对自己的威望有适当的估计和运用。同时，叶对毛是有感情的，这一点毛也没有看错，叶不属于邓小平那种做事绝决的人。这使得叶即使有”先下手”的本钱，他也不会自己亲自动手抓了先帝爷的人。直到晚年，他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当人们提起毛泽东的名字，讲述毛泽东的往事，他每每老泪纵横，激动不已。他希望扭转文革历史的轨道，却不想留下忘恩负义的名声。
一九七六年毛死以前，叶就经常和一些肝胆相照的朋友议论国事，很自然会谈到如何对付和解决文革派的问题。是不是这些谈话表明叶曾经计划运用自己军委副主席的权力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其实正好相反，如果叶这样想的话，就反而是大事胡涂了。一来叶虽有威望，但无实权，二来形势不明，不宜轻举妄动。所以，当王震提出“把他们弄起来时”时，叶的表示是一切要等毛死了再说，这个“再说”其实是拖延和敷衍。文革中受冲击和迫害的官员说几句牢骚怨言这是家常便饭，叶这样在官场里久炼成精的人物，怎会当真。退一万步，即使叶有这个心，叶也不可能直接行动，因为叶没有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的手段和机会。
毫无疑问，叶对文革派是憎恶的，这在一定时机可以成为叶粉碎文革派的动机。华和文革派的矛盾就要小的多。要说有，基本上是行事作风不同，江青难缠，鸡毛蒜皮，属于公务纠纷，所以华更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况且他上台不久，虽有主席名份但没有根基。也是退一万步，即使华有这个心，华也不可能主动出手，因为华也没有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的手段和机会。
华是军委副主席，中央第一副主席，叶是资深的军委副主席，威望也高，他们指挥不动军队吗？这要从头说起。
中共军队历来就是山头林立，权力分散，并没有哪一个山头或人占有明显优势，更谈不上绝对优势。这既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状况，也符合毛泽东党指挥枪的意图。叶剑英在军中有很高威望，但并无个人指挥军队的实权和可能。林彪一度作为毛的副手，又有众多将军是他的手下亲信，但一旦出事，顷刻瓦解。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计划个别亲信暗害毛泽东，但没有计划指挥军队叛乱。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军队派系太多，没有中央军委主席的命令，即使作为副统帅的林彪也指挥不动。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收拾林彪时，都曾调动军队，其真实的用意是威胁，而非实战。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时批彭德怀时，曾扬言说要上山打游击。如果毛有信心能指挥全军，他也不必这样说。由于军权分散，毛泽东也指挥不动军队。毛泽东曾问邓小平，“等我死后，中国会怎么样？”邓答，“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也是看到了中共军权分散的问题。
将军们的思想已今非昔比。以前，那些将军们打惯了仗，不打仗心就痒。后来二十多年不打仗，养尊处优，人都懒散了，哪还想到打仗。即使文革中被批斗，批斗完了还是将军的待遇，所以大家都逆来顺受。在将军们的心里真正想的是吃太平饭，老婆孩子热坑头。这是各路人马，众多将军真正一致的地方。历史上，除了个别理想主义者以外，多数人都是活不下去才革命造反，如果能活得下去，没有很多人会革命造反。
军队历来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是中共的一个特点。官兵平时受的教育是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党中央团结的时候，按正规系统指挥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当党中央分裂的时候，毛主席又死了的话，军队很难接受分裂后的其中一派的命令。在形势突变的时刻，即使一个团，一个营的官兵也很难统一思想，去选择服从江青的命令还是听从华国锋的指挥。
当时传言说，南京军区的司令许世友的儿子有一封信透露一个情节，说许世友曾夸口，“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民兵全吃掉，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但是直到四人帮被逮捕，许也没有动静。后来他又对邓小平不满，还是没有动用部队。看来这又是解放军自编的神话故事。
又有传言说王洪文扬言，上海要搞四十万民兵，计划对抗北京的中央。后来我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时，和造反派的一个民兵师师长殷在一起，他的看法是，“那是王洪文他们在吹牛在做梦，害得我坐牢。”他告诉我，“上海民兵人数共２８万，编制１２个师。装备有江南厂造的快艇，民兵一号，民兵二号，炮比较少，有一些上海造的高炮。比较好的装备只有一、二个师，其它的装备是朝鲜战场换下来的步枪和冲锋枪。”“问题还不是民兵的武器问题，当时打不起来原因是上海人聪明，不会有人为他们当炮灰。”“民兵哪里能打仗，我能当上师长，就可想而知。”殷在文革前是上海一个工厂的工人，被当局评为市级劳动模范，完全没有军事指挥经验。
除了军事政变之外，只有宫廷政变。谁有发动一场宫延政变的手段和机会，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汪东兴。汪是中共中央的大内管家，御林军头领，掌管着八三四一部队。据说，当时这支部队的人数达到五万人，相当于野战部队一个军。它负责中共中央的安全和中南海的警卫。不要说住在中南海的权贵政要的一举一动都在汪的眼皮底下，就是住在西山的叶剑英也难逃汪的手心。汪还是中央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保密局局长，政治局委员。
汪很早就是江青的眼中钉肉中刺。江青如果可以杀人，她第一个杀张玉凰，第二个杀汪东兴。江、汪矛盾的起源还在于毛的身上。毛和江分居不和有十多年的历史。平时毛不见江，江要见毛还要汪东兴安排。江青作为正宫娘娘，她的怨气可想而知。这个怨气不能出在毛的头上，自然就落在汪的头上。经常是江青来了要见，汪进去了又出来说毛不见，江一个妇人，不知汪如何传话的，难免要怀疑汪在做手脚。多年来毛有众多女友，好象皇帝的三宫六院，在生活上也都由汪安排，江嫉恨那些嫔妃时，自然也会憎恨汪这个管家。汪为毛做了十几年的恶人，实在是百口莫辩。
汪对江的态度平时是不冷不热，公事公办，能避则避。真要有事，也只有他能顶江青一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江青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红得发紫。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党的江苏厅开会，江来了要找周。周当时的卫士长迎了上去，请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突然大怒说，“你是总理的一只狗，对我是一只狼，马上给我抓起来。”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不肯逮捕周的那个卫士长。周的夫人邓颖超来告诉汪，“一定要逮捕，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不同意。对别人说：“那个卫士长跟了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江青一句气话，就把人家扔掉了。”后来汪让那人去了中央办公厅所属的五七干校劳动。江青知道后也没再说什么，因为汪的背后是毛泽东。
汪东兴是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斗争和权力分配的关键人物。九大召开之前，汪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周与汪平日走得也很近，周起初也支持汪的提名。但江青反对，周也就不敢支持了，使汪的提名成为难产。后来黄永胜出面支持，两派最后达成妥协，汪才被选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汪自然对林彪感激，在九大的华北组会上汪也吹捧林彪，主张设立国家主席。汪并不知道毛、林之间的争议，还以为他们的关系很好。毛知道后发了大脾气，说汪是林彪一伙的，把汪臭骂了一顿，“有人要给你大官做，但不是我给，你现在翅膀硬了，要改换门庭了。”又让汪在家里写检讨，闭门思过。汪把叶群找他谈的话全告诉了毛，才重新取得毛的信任。
汪对毛后的政局也有清醒的认识和分析。在中共内部，表面上看，三派势力的力量比较，文革派最大，中央常委四人中占了两位，王洪文和张春桥；政治局中占了两位，江青和姚文元，还有毛远新，地位相当于政治局委员。中间派次之，中央常委占一位，华国锋；政治局委员占六位，李德生、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元老派最弱，中央常委占一位，叶剑英；政治局委员占四位，李先念、刘伯承、许世友、韦国清。文革派最团结，中间派最有行政实力，元老派最有潜力，最得人心。文革派是毛泽东吹大的气球，毛一死难免漏气。张春桥是个明白人，文革派要维持自己的影响和地位，势必采取攻势，打击元老派，目的是把江青捧上去，建立文革派在中央常委中的绝对优势。文革派要想发动攻势，必须先取得中央保卫局和八三四一部队的控制权，确保自身的安全。所以汪东兴自知斗争的焦点将落在自己的身上，因此有了先下手为强的念头。万一江青上台，岂但是官位问题，性命也难保。
张春桥和汪的关系不错。九大的时候，张当着大家的面对汪说，“以后右派搞政变的话，就要靠你了。”至少张不认为汪是文革派的敌人。所以毛刚死，张出了主张，让他们四个人，再加上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毛远新，共八人一起手拉着手，在毛的遗体旁一起照了相。这就是张继承毛的遗志，划定的联盟范围和战略布置，即团结中间派，进攻元老派。但是这只是张的一厢情愿，汪不相信江青依她的性格会听张的话，受张的约束。江青长期受毛泽东唯我独尊思想的影响，一心想当女皇。毛死在江看来，她当女皇唯一的阻力没有了，其它任何人江青都不放在眼里。汪还深知江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文革时期，江害了很多她在上海三十年代演艺界的朋友，甚至江以前的保姆都不放过，那时还给关在监狱里。所以虽然张春桥多次向他示好，汪也决心不投靠江和她的文革派。汪对华的印象不错，曾经说，“华国锋这个人，毛选得不错。这个人比较老练；稳当，也谦虚，不跋扈，容易与人相处。”华刚被选定为毛的接班人，汪就有了和华联盟，一统天下的愿望和计划。汪和华一样都是文革时期的得利者，但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主张上不象文革派那样偏激，也不愿象文革派那样围着江青转。汪也对元老派怀有很深的戒心。汪是毛泽东的卫士出身，能有今天全靠着这棵大树。元老派被毛压了这么多年，往后决不会把他当自己人。
七六年七月，毛已经神智不清，看来再难恢复。汪故意多次找华谈心，汪先说，“万一毛有意外，我会象尊重毛一样来支持你的。”不久又说，“江青他们处处向你进攻，让你为难，你要当心呀。”最后汪摊牌了，“现在江青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上骂这个骂那个。这次全国计划会议上，由上海带头围攻你。工作已经很难办，你看什么时候把江青干掉算了，怎么样？”华支支吾吾，有几个月没敢回答汪，这毕竟是宫廷政变，天大的干系。毛曾经评议华“厚重少文，但是办事不蠢呀”。华反复考虑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有一点他很清楚。华的主席名份虽然重要，但比不上汪的锦衣卫加御林军的实在。如果华不和汪结盟，得罪了汪，反而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可能断送。即使华和江青他们联合在一起，要撼动汪东兴的八三四一部队和中央保卫局也难，所有的电话通讯，甚至车夫、门卫、保姆都在汪的手里。华甚至担心自己的睡房里已经被安装了窃听器。
华忧心忡忡，他万万没有想到形势会这么严重，毛一死这么快就剑拔弩张，个个都象白眼狼一样。如果不是汪一再催促，给他压力，他是不会上这个船的。一是他没有被逼到这个份上，二是江青的主要矛头明显是对着叶剑英和邓小平他们。华想，等到他们两派闹起来，那时才出手不是更好吗？那样华也不会落下个对不起先帝爷的名声。但是汪不依不挠，就怕江青他们先下手。万一开一个政治局会议，把他九大时期给毛泽东的检查翻出来，汪就全完了。生死存亡，间不容发。政治斗争不能半点手软，也不能有半点同情心。华理解这一点。
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毛刚死，尸体还搁在那里。江青就悄悄对毛最亲密的女人，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说：“从现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谁也不许进去。你把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点好，交给我。”一边说一边向会议室走去，那个女秘书跟在江的后面说：“好的，江青同志。”关系到中共最高层权力斗争的文件争夺战开始了。
江青和毛远新向张玉凤要毛留下来的文件，结果拿走了两份。其中有毛在一九七一年同济南军区司令杨德志、政委王六生的谈话，涉及到毛对林彪和江青他们的意见。汪东兴因为忙于毛的吊唁活动，一时不知这些事，等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词向汪报告，汪大发雷霆，立即赶回中南海找张玉凤。下了命令，“这些文件是党中央的，任何人不许拿。”张玉凤找江青要回那两份文件，江青不还。张玉凤说不是我不给你，是汪逼着我。江一听大怒，说，“汪东兴，他只是一个卫士，一条看门狗，都敢欺负到老娘头上，看他能猖狂几天。”服务员把听到的告诉汪，汪更坚定了先下手的决心。
汪告诉了华国锋。华国锋不想就此和江青搞僵关系，说过几天再说吧。汪说，“这些文件里有许多牵涉到政治局许多人的检讨书、检举信。文革初期，中央领导之间也是互相揭发，几乎人人有份。这是党中央的核心机密，谁拿到这些文件，谁就能杀人，关系重大呀。”汪又提议，这些文件全部交给中央保密局管，汪是保密局的局长。汪真正担心的是他自己的检查书，一直也放在毛的文件柜里。
在九月十九日的江青提议召开的政治局紧急常委会上，华和汪意见一致，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文件、材料和书籍都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江青正要反对，张春桥阻止了她。张又建议先让毛远新帮张玉凤清理，华和汪没有同意。张不想和中间派的关系搞得过份僵，就不再坚持。
对汪的动粗提议，华国锋迟疑不决，他要先摸摸元老派的底。九月廿一日，华国锋找到李先念处，先说了毛死后他工作上的困难，江青如何如何制造麻烦，等等。然后请李去问问叶剑英，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华并没有对李说明他和汪的真实意图。
九月二十五日叶和华在玉泉山，叶的新家谈了第一次话。华国锋谈了自己工作的困难，谈了最近发生的几件麻烦事。一件是王洪文在紫光阁安了新的电话，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求全国有问题时和他联系，这等于另搞了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件是江青拿走毛泽东文件的事；最后华感叹地说，“他们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和他们共事实在是难。”“真要对付江青和那几个人，又怕影响了团结，影响了毛主席的形象，所以左右为难。”叶表了态：“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是支持你的。”
九月廿七日，华和叶一起到中南海汪的住处“南船坞”和汪商量。这次三个人开门见山，就谈如何解决四人帮。华国锋还想以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汪东兴反对说，“中央委员里支持他们的人比你的多。而且开会人多手杂，怕出意外，不如学苏共抓贝利亚的办法，由我们来干，秘密逮捕，这样反而有把握。”叶起先只是听，看到汪的决心很大，非干不可的样子，心里暗暗高兴。说，“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以快打慢。具体怎么办，东兴你自己决定，我们用不出力，但我们做你的后盾。”华看叶这样说，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叶还建议事情成功后可由元老派的一些人出面帮助维持局势。
三人商议后，叶就去向许多中共元老们吹风，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他要苏振华、秦基伟、耿飚等人和他保持联系。元老派的人早在毛病重期间就埋伏在上海，现在更加密切注意上海方面的动静，作好了各种准备。即使汪东兴不发难，早晚元老派也要利用民心和文革派最后摊牌。现在，各路人马开始秘密行动起来，互相串联，许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中共老干部家庭开始嘀嘀咕咕，议论纷纷，不再是以前无目的地空发牢骚而已。
但是，叶虽然和他的老朋友们谈论四人帮如何如何不好，以及如何如何对付四人帮等等，却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三人合议的事，更没有提到汪东兴即将行动。李先念虽然先前给华国锋传过话，知道要解决四人帮，会有大变动发生，但这时也不知汪东兴的具体政变计划。叶、华和汪三人最担心的是，一有风吹草动，江青他们跑到上海去。元老派都是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老狐狸，他们凭政治舞台上的一点点蛛丝马迹就能猜出了个大概。他们在心里盘算，“华国锋和江青他们有了矛盾，来找叶帅诉苦救助，好戏还在后头呢。”“叶帅现在公开表示对江青的不满，这可是以前没有的呀。”
我们所知道的姚依林这时也悄悄地来到了上海，用了一个化名，住在一家旅馆里。他手下有一个小组。他们利用一些个人关系，专门收集上海方面的情况。这样做是因为元老派担心上海和北京的电话联系可能被文革派偷听。后来他对自己家人说，“上海老早就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搞地下工作我一九二九年就搞过，这次又用上了。四人帮哪是我们的对手，差得远了。”姚依林原是周恩来的亲信，文革前是商业部部长。现在是元老派中的一员大将。由于长期从事经济事务，所以和李先念、陈云的关系最好。在十月六日之前，他都不知汪东兴即将发动政变。
十月四日，华国锋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汪再也睡不着了。汪找来他的的副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李鑫。李鑫曾是康生的秘书。前一些日子，张春桥和江青看上了李鑫，以为他是康生的人，许诺将推荐李出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三人随便聊了一会，就问李一些关于警卫团的事，李回答得很畅快。结束后半个小时，李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汪。李不是有意要出卖江青他们。因为工作的规定，这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写工作汇报。刚才进江青的房间的时候，李鑫保不准有人看见。在中南海里什么事都瞒不住，谁也不敢违反汪的命令。李鑫以前的首长康生已经不在了，现在他需要新的靠山和朋友。汪不仅有实力而且也是值得信赖的人。
这次，汪要求李鑫告诉华，说李得到的情报，毛远新从沈阳调来的两个师已经到了山海关一带。李有点吃惊，他担心这样说了华会不会不相信，以后又怎么办？江青、张春桥都住在中南海，文革派搞军事政变不是把他们自己给陷在里面。这样瞎编是不是有点过份？李正在想，汪一句话，“这你不用管”，把他压住了。
凌晨，汪和李一起去见华。李汇报了汪指使他说的事。汪等李先走了才对华说，“现在这个形势，不动也得动，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华国锋还有顾虑，“万一其它政治局的人反对怎么办呢？”华指的是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等中间派的成员。“谁跟四人帮走，我就抓谁。”汪突然大声把华吓了一跳。
晚上，汪东兴又去华国锋处。他要继续给华压力，直至华下决心为止。华的办公桌上放着当天《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的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文革派说是毛泽东的遗训。他们对这句话的解释就是今后中国的政治要按文革派的路线进行。而华不同意。华说他接到的毛泽东的手书是“按过去方针办”。华作为党的最高领袖，自然希望今后的大事决策由他说了算，这样就和文革派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这之前，华曾向文革派表示过自己的意见和不满，但是他们不听华的，还是坚持自己的那一套。
华把毛的这句话看得很重，看作是他的护身符，是他全部权势的根源。而文革派首先要修改和否定华的那句话。这已经说明，文革派根本不把华放在眼里。
深夜，已经疲惫不堪的华国锋对汪说，“不是我想这么搞，实在是他们逼得我这么搞。”华不敢说汪东兴逼他，只能说“他们”，好象是“四人帮”。这样终于同意了汪东兴具体制定的方案。行动时间是十月六日晚上，地点是中南海怀仁堂。汪这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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