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8月04日 台蘋
一個重要的日子被這個社會靜靜地遺忘。1987年的7月15日，台灣解除長達38年的軍事戒嚴。在那之前，包含左右統獨，包含政治菁英、知識份子與草根群眾，一起打破了黨國體制的控制。然後，人們跨過了解嚴的門檻，懷著對自由與民主的美好想像，繼續前進。
紀念解嚴25周年並不只是為了懷念那個時代的壯麗景觀，而是應反思，當年的民主夢想如今到底實現了多少？25年來，從自由化到民主化，台灣確實建立起一定形式的民主，確保了基本公民權。但一路至今，台灣民主仍有許多未達成的許諾，如公民社會的虛弱、金權政治與社會不平等，以及未完成的轉型正義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問題的根源是來自台灣民主轉型的特殊路徑：亦即台灣的轉型既不是由下而上的革命，也不是反對黨在民主化後首次大選獲勝，而是執政黨主導的「分期付款式」改革──雖然每一次改革都是社會壓力的成果。也因此，台灣的民主化不但沒有伴隨著社會經濟的大轉型，連政治改革都是殘缺的。
新民主不少新怪病
比較民主化研究的大師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前兩年在一篇反省第三波民主化的文章中指出，民主化所帶來的改變比他當初預期的少，尤其是「在最可能影響權力和影響力的長期分配的因素方面」。特別是和解式轉型和由執政黨主導的轉型，會維持既有的特權而使分配性的改革更難。
在台灣，執政黨主導的政治轉型使得新建立民主留下許多舊時代的病症：
第一、舊的利益集團。他們和新的財團與派系共同鞏固台灣金權政治。在政黨輪替前的90年代，這個新政商集團重構了黨國資本主義而支配了台灣政經體系，政黨輪替後則替換了一套政商關係。而在地方層次，更是派系勢力始終支配地方政治。第二、舊的制度架構。這表現在修憲過程是數次的修補，且《憲法》之外，許多威權轉型期的法律至今仍限制人民基本權利，如《集會遊行法》。第三、舊的歷史與記憶。政府雖然對二二八與白色恐怖道歉，但「蔣公」仍然是偉人，威權時期執政者依然不用對當時的人權迫害負起任何法律與道德責任。第四、舊的意識形態。如威權時期的發展主義雖然經過80年代社會運動的衝擊，但至今仍然是主導台灣社會經濟政策的思維，2008年國民黨回朝後尤然。
這些病徵在90年代的後解嚴時期形塑了台灣民主化的扭曲體質，並且箝制著公民社會，政黨輪替後的民進黨也未能徹底挑戰上述問題，反而某程度被舊體制吞噬。除了不完整轉型遺留的舊毛病，台灣新民主還面臨許多新怪病，近來的旺中案就讓我們看到一個媒體不但嚴重自我閹割公共性，更用龐大資源去攻擊一個學者、一個大學生，使其不但沒能成為言論自由的捍衛者，反而是打壓者。另一大挑戰是來自中國因素（旺中案當然也與此有關），亦即北京在我們的民主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面對這些問題，我們須如25年前集結多重公民社會的力量，以抵抗壓制言論多元的媒體資本家以及試圖干預台灣內部自主性的外部力量，以重建我們的民主之夢。
作者為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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