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胡锦涛、周永康（左）
【原题：胡锦涛治理时代：从乌托邦和谐社会到古拉格恐怖政治（雁南途）】
尽管胡锦涛下台尚早，但因其政治上不可能再有建树，现在足以给胡锦涛执政盖棺论定：以乌托邦和谐社会始，以古拉格恐怖政治终。
2009年6月29日下午，江苏常州公民吴产娣等2人在北京乘14路前往国务院法制办领取行政复议书时，司机崔林以车上有上访人员为由报警，致14路公交车被迫停运1个多小时。2010年7月，常州警方以3人拒不购买1元公交车票为由，将她们先拘留、后劳教。这是胡锦涛执政期间中国发生的著名特务政治案件之一――"一元钱劳教案"。不幸的是，这3人不会是中国特务政治的仅有受害人，至少在未来数年内，特务政治会象瘟疫一样肆虐，因为这是快要下台的胡锦涛留给国人的一份遗产。
胡锦涛2002年成为中共总书记，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到2012年中共18大，胡锦涛将把总书记职位交给习近平。尽管胡锦涛下台尚早，但因其政治上不可能再有建树，现在足以给胡锦涛执政盖棺论定：以乌托邦和谐社会始，以古拉格恐怖政治终。
2004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系统兜售了他的"和谐社会"论，其中不乏儒墨的"和为贵"和"兼相爱"元素。一向不苟言笑的胡锦涛还不无诗意地说"和谐社会"代表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历史上群儒向往的和谐社会大都为乌托邦，而胡锦涛的"和谐社会"自然无什么假想美好，更因其史无前例地对到北京上访的底层百姓无情打压和对知识分子残酷镇压而让中国出了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其"和谐"被戏虐为"河蟹"，成为镇压与强迫的代名词，从而使得胡锦涛的"和谐社会"成为中国底层百姓与知识分子的梦魇。
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又一次来到中央党校。这次他来向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讲述他的"社会管理"论。为落实他的"社会管理"论，胡锦涛提出的手段之一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6年前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时，内容空泛，手段贫乏，6年后，胡锦涛已经拥有多年推行特务政治的经验，他可以轻易使 "和谐社会"与"社会管理"杂交并具体化，"社会管理"的总要求被固定为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显然，2011年的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全然失去了"美好生活"诗意，透出的是以特务政治为特征的恐怖气氛。
从乌托邦为"和谐社会"到特务政治为核心内涵的"社会管理"代表胡锦涛和谐论2阶段；今年9月16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则说明胡锦涛特务政治的组织保障架构成形；而正在修正中的《刑事诉讼法》则把特务政治提升到了法律程序高度，其中规定的指定监视居住，可免除公安通知义务的密拘留与秘密逮捕、秘密侦查即技术侦查等完美地谱写了胡锦涛特务政治的理论-组织-法律程序三部曲。这就是胡锦涛在18大下台后，留给中国人民的恐怖遗产。
在1991年建立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基础上构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说明该机构具有完整的实行特务政治的平台，只要略加升级，就能服务于胡锦涛要求的新使命。根据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是一个设计功能主要为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协调议事机构，在这个，这个委员会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非常符合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要求的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发生在北京公交车上的一元钱劳教案就是这种可怕的"公众参与"背景下特务政治的可怕结果。
改造升级后的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包括一名中常委、三名政治局委员，是一个拥有实权的超级特务政治管理机构。负责人周永康为为呼应胡锦涛"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的指示要求，在该机构的首次亮相会上说：该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建立覆盖全部实有人口的动态管理服务体系"、"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做好对特殊人群的社会关怀帮扶工作。"很明显，打击违法犯罪已不在该机构头三件大事之内。从其组织架构与人员配置看，该机构将以控制国人的思想、行为和社会经济生活为主。可以料定的是，今后无论是中国百姓的虚拟空间还是各个社会生活细胞，特务政治将如影随形。
1989年之后，中共一直把"维稳"当作紧箍咒套在了国人头上。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这说明中共维稳机制面临挑战，需改弦更张，而外部世界的茉莉花革命让中共再次出任一次冷汗。正是在挑战-应对模式下，中共上层出现了分化。温家宝提出政改主张，而胡锦涛社会管理三部曲的出现，说明中共上层强硬派在挑战-应对分野中占了上风。而以社会管理名义出面的特务政治的登场，说明中共会在强压下抛弃法治，不择手段维护核心利益。届时，中共将把法律当作惟我所用工具，同时会抛弃和公开蔑视这些年来制定的旨在约束当权者的法律，采用非法律的、流氓的，公开的、秘密的、卑鄙的、下流的等各种手段对付国人的民主、自由、宪政、维权诉求。届时，高智晟、刘霞的神秘失踪及钱运会的神秘死亡都将不是新闻。
特务政治会象瘟疫一样肆虐
2009年6月29日下午，江苏常州公民吴产娣等2人在北京乘14路前往国务院法制办领取行政复议书时，司机崔林以车上有上访人员为由报警，致14路公交车被迫停运1个多小时。2010年7月，常州警方以3人拒不购买1元公交车票为由，将她们先拘留、后劳教。这是胡锦涛执政期间中国发生的著名特务政治案件之一――"一元钱劳教案"。不幸的是，这3人不会是中国特务政治的仅有受害人，至少在未来数年内，特务政治会象瘟疫一样肆虐，因为这是快要下台的胡锦涛留给国人的一份遗产。
胡锦涛2002年成为中共总书记，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到2012年中共18大，胡锦涛将把总书记职位交给习近平。尽管胡锦涛下台尚早，但因其政治上不可能再有建树，现在足以给胡锦涛执政盖棺论定：以乌托邦和谐社会始，以古拉格恐怖政治终。
2004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系统兜售了他的"和谐社会"论，其中不乏儒墨的"和为贵"和"兼相爱"元素。一向不苟言笑的胡锦涛还不无诗意地说"和谐社会"代表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历史上群儒向往的和谐社会大都为乌托邦，而胡锦涛的"和谐社会"自然无什么假想美好，更因其史无前例地对到北京上访的底层百姓无情打压和对知识分子残酷镇压而让中国出了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其"和谐"被戏虐为"河蟹"，成为镇压与强迫的代名词，从而使得胡锦涛的"和谐社会"成为中国底层百姓与知识分子的梦魇。
"社会管理"的内核即特务政治
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又一次来到中央党校。这次他来向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讲述他的"社会管理"论。为落实他的"社会管理"论，胡锦涛提出的手段之一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6年前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时，内容空泛，手段贫乏，6年后，胡锦涛已经拥有多年推行特务政治的经验，他可以轻易使 "和谐社会"与"社会管理"杂交并具体化，"社会管理"的总要求被固定为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显然，2011年的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全然失去了"美好生活"诗意，透出的是以特务政治为特征的恐怖气氛。
从乌托邦为"和谐社会"到特务政治为核心内涵的"社会管理"代表胡锦涛和谐论2阶段；今年9月16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则说明胡锦涛特务政治的组织保障架构成形；而正在修正中的《刑事诉讼法》则把特务政治提升到了法律程序高度，其中规定的指定监视居住，可免除公安通知义务的密拘留与秘密逮捕、秘密侦查即技术侦查等完美地谱写了胡锦涛特务政治的理论-组织-法律程序三部曲。这就是胡锦涛在18大下台后，留给中国人民的恐怖遗产。
在1991年建立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基础上构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说明该机构具有完整的实行特务政治的平台，只要略加升级，就能服务于胡锦涛要求的新使命。根据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是一个设计功能主要为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协调议事机构，在这个，这个委员会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非常符合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要求的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发生在北京公交车上的一元钱劳教案就是这种可怕的"公众参与"背景下特务政治的可怕结果。
强硬派不择手段维护核心利益
改造升级后的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包括一名中常委、三名政治局委员，是一个拥有实权的超级特务政治管理机构。负责人周永康为为呼应胡锦涛"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的指示要求，在该机构的首次亮相会上说：该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建立覆盖全部实有人口的动态管理服务体系"、"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做好对特殊人群的社会关怀帮扶工作。"很明显，打击违法犯罪已不在该机构头三件大事之内。从其组织架构与人员配置看，该机构将以控制国人的思想、行为和社会经济生活为主。可以料定的是，今后无论是中国百姓的虚拟空间还是各个社会生活细胞，特务政治将如影随形。
1989年之后，中共一直把"维稳"当作紧箍咒套在了国人头上。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这说明中共维稳机制面临挑战，需改弦更张，而外部世界的茉莉花革命让中共再次出任一次冷汗。正是在挑战-应对模式下，中共上层出现了分化。温家宝提出政改主张，而胡锦涛社会管理三部曲的出现，说明中共上层强硬派在挑战-应对分野中占了上风。而以社会管理名义出面的特务政治的登场，说明中共会在强压下抛弃法治，不择手段维护核心利益。届时，中共将把法律当作惟我所用工具，同时会抛弃和公开蔑视这些年来制定的旨在约束当权者的法律，采用非法律的、流氓的，公开的、秘密的、卑鄙的、下流的等各种手段对付国人的民主、自由、宪政、维权诉求。届时，高智晟、刘霞的神秘失踪及钱运会的神秘死亡都将不是新闻。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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