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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0日星期四

章诒和:泪往下流,血往上涌——胡发云《如焉》香港版序

图:胡发云和妻子

我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一邊從事戲曲研究,一方面為文學而準備。寫的第一篇文章是"憶羅隆基"。寫畢,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給丈夫(馬克郁)審閱。他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專攻戲曲小說。就文學言,他是內行,我是外行。審閱前,我塞給他一支中華牌鉛筆,並在耳邊細語,道:"你看到有甚麼段落或句子寫得還算好的話,就在旁邊給我畫個圈圈,以資鼓勵嘛!"
他笑笑。一笑之間,我們的關係頓時從夫妻轉變為師生。他坐著,我站著。近三萬字的篇幅,他一頁一頁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捱。只見老公手裏的筆,一動不動,我心裏涼了半截。看到最後一頁,他畫了一連串的圈圈。我知道:這是專為"以資鼓勵"才畫的。瞅著這最後的圓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讓我坐下,嚴肅地對我說:"小愚,你有豐富的經歷和記憶。平時聊天,聽你形容個人兒或說件事兒,都活靈活現的,可到了紙上,你怎麼就乾巴啦……"說話的口氣,像訓孫子一樣。
"你知道自己缺少甚麼嗎?"
"缺少語彙唄!"我說。
"不是缺少語彙,是缺乏文學訓練。"
哦,原來我缺的是文學訓練!於是,我便開始了馬拉松式的訓練。每天讀古詩古文古小說,又翻閱當代讀物。為此,訂了許多期刊,包括《小說選刊》,《小說月報》。自認為比較好的作品,讀後拿給老公鑒定。他有時像法官一樣,盯著我問:"你說說,這東西好在哪兒?"一聽這口氣,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幾年下來,也還真閱讀了一些當下作家的文學作品,特別是中篇小說。其中一個中篇,題目叫《死於合唱》,看得我興奮不已,打聽這個叫"胡發雲"的作者是誰?還不遺餘力地四處推薦。書中描述的費普——一個民國時期的遺老遺少,從1949年起,他的日子從英租界移到了紅旗下。由少到老,一輩子都在努力改造舊思想,努力地去適應新環境。結果,家庭、地位、財產、職業等等身邊的一切都變了,可就是那份兒遺傳下來的精神狀態無法改變。正是這個文化的頑固性,讓費普歷盡坎坷,也讓我讀得熱淚滾滾。我自掏腰包複印了許多份"死於合唱",送給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讀於教會學校並精通合唱的女友們。她們也是一樣的感受。只要我們湊在一起,就要說"合唱"
一晃多少年。我與胡發雲先生會面了。但我們的話題,不是"死於合唱",而是死於癌症。我喪夫數載,他喪妻也已年餘。由於親人死於同樣的絕症,我們的第一個話題便是病痛與死亡,也是一個反覆的話題。
中年是最灰色的,如悠長的冬日,似飄落的雪花。胡先生比我堅強,他很快給亡妻寫了長長的悼文,以寄託濃濃的哀思。悼文是用"伊妹兒"傳過來的。我邊讀邊哭,字裏行間我聽到了他的心碎聲。文中,一段給病重妻子洗澡的細節,深深震動了我——妻子說想個洗澡。胡先生跑了大半個武漢市,買來一個橢圓型的輕巧小浴缸,剛好可以放在病房裏。他灌滿熱水,把妻子抱起來放進小浴缸,先用毛巾把鎖骨處的輸液介面裹嚴實,再一處一處給她輕輕擦洗。妻子自嘲地說:"我變得這麼難看了。"胡先生笑著說:"我覺得不難看,那就是不難看。"然後又背誦了法國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撼天動地的話——"與你年輕時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容顏"。洗完後,他用了幾乎整整一瓶護膚霜給妻子全身上下輕輕塗抹了一遍,肌膚立時就滋潤鮮亮起來……寫到這裏,胡發雲感歎道:"51年的生命。30年的相識。26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種下的花兒,眼見了一個女人一生的美。這種美,只有種花人自己才真正看見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見其中綿延不絕的風韻。就像家裏那幾束早已老去的山菊花和勿忘我。"淚落染樹,血流染枝。這篇悼文,使我看到一種以生命的執著去完成的宿命式的神聖愛情。
窗外,太陽冷冷地照著,我心裏一片悲哀。世間最堅韌、最脆弱的關係莫過於夫妻了。夫妻?有誰懂得甚麼是夫妻?小時候,父親談及羅隆基私人生活,曾說過這樣一句:"在中國,懂得女人的男人不多;懂得男人的女人也不多。"我沒見過胡先生的妻子,但我覺得他是懂得自己的妻子的,他是懂得女人的男人。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點是婚前雙方要把所有問題提前談好,權衡的分量大於情感的砝碼。所以,婚後我和丈夫的關係,平淡得像"獨聯體"——鬆散的聯盟。一人一間屋,各幹各的事,各看各的書,經濟獨立,社交獨立。日子再平淡不過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後面的東西突然顯露出來,血淋淋的!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著不斷哀求醫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換他的命!"兩次昏死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這兒不是醫院,這是虎口。我倆不能都掉進來,你要逃出去!從明天起,不許你來看我。"第二次,他就只能用無比憂傷的眼睛望著我,望著我。
丈夫的病越來越重了,那時我剛好寫完"憶張伯駒夫婦"的草稿。他掙扎著一天看一兩頁,還在稿子上面做記號。並吃力地說:"小愚,你寫得比以前好多了。也還有很多問題,等我的病好了,我來給你改。"過了一個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經沒有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從枕頭底下抽出來還給我。說:"寫吧,寫吧。等我死了,你就成功了。"一天,丈夫的氣色還好。他坐起來拉著我的手說:"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後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樂。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視為人生的標準。小愚,對你來說,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這是你父親當年的叮囑,也是我的叮囑。我不擔心你的工作,只擔心你的生活。你甚麼都不會呀。我死後,誰給你領工資?馬桶壞了,誰給你修?燈繩斷了,誰給你接?你一個人實在過不下去了,就再找一個男人吧!"我撲在他胸前,放聲大哭。
"
"是結束;"老病"是處在生死之間;而半生半死,最是痛苦。我和他都是半生半死人。此後,丈夫連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了,靠輸液和"杜冷丁"活著。一個周日,他的兩個孩子都來探視。預感到來日無多的他,流著眼淚要求孩子:"你們今後要照顧好章姨!答應我,答應我!"其聲嘶啞,其情悽愴——死神來臨之際,夫妻訣別之時,我臨近花甲之年,懂得了愛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遺物,我發現一個紙夾。那上面的每一張紙,丈夫用鉛筆寫著同樣的一句話:今後最苦是小愚,今後最苦是小愚。
丈夫死在位於通州的北京胸科醫院。他去世六載。六年來,我雙腳不過四惠橋,兩眼不看東方紅。以往夫妻的共同節目如看大片、看球賽、寫對聯、下棋、聽戲、散步,我全戒了。
我一直以為人生有兩件東西是屬於自己的,一是情感,二是健康。丈夫一步一回頭的離去,使我猛然醒悟:這個世界原來是甚麼也抓不住的!我內心那份絕望的寂寞,從此與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細。
這幾年,我與胡先生常通電話,一聊就是幾十分鐘。聊天中,我才知道他正式退出了武漢、湖北、中國三級作家協會,奉還他從來沒有接受過、也從未使用過的各類頭銜。胡發雲認為,搞這種無聊的頭銜有辱於一個作家的情商和智商。於是,他成為一個體制內生存、體制外思考的作家。他住一套房子,另有一套住著被收容的殘疾貓和流浪狗。
我問:"你為甚麼要收留它們?"他說:"在街頭看見它們,單是那眼神就足夠打動你了。"有時,他把話筒拎得老高老高,讓我聽聽貓叫和犬吠。
夏季,我常勸他:"武漢太熱,來北京住住吧!"他的回答,就是簡單的一句:"我習慣了。"冬季,論到他叮囑我了:窗戶關好沒有哇?穿暖和沒有?吃得如何呀?我們的交往稀鬆散淡,卻又像隔壁鄰居密切瑣細。我對未來一向悲觀,消沉又絕望。我在給他的信中寫道:"等我把所有的故事寫完,就去了斷自己:或向東行,沉沒於大海;或向西去,消失於沙漠。"——他急得直勸我,說:現實並不怎麼好,但我們還應該抱有某些溫暖的期望。
他的長篇小說《如焉》,我是通過朋友的推薦在網上看到的。很興奮!很久很久了,沒有讀到這樣一本直面現實的文學作品。全篇情緒飽滿,文字清淡,平靜的後面是思想的波瀾。我是用"兩晉無文,唯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當代無文,唯胡發雲《如焉》而已。"的話來評價的。有人說,評價過高。可無獨有偶,一位網友也發出了類似的評價,說:自己根本不知道湖北有這樣一個作家,讀了《如焉》,大有"孤篇壓全唐"之感。
只要細心,你就都能從《如焉》裏隱隱約約地找到"非典(SARS",蔣彥永,李慎之的影子。這是多麼敏感的事件和人物呀!有記者問他:"害怕不?能承擔嗎?"他說:"我盡可能承擔到我內心真實表達所需要的程度。不管它會給我帶來榮譽還是災難,順利還是坎坷。我非常深切地體會到了'你想寫甚麼就寫甚麼'的快樂。公眾會在心靈上引起震撼或疼痛的事件,一個作家也應該天經地義在內心有所反映,而不會因為恐懼而放棄。"書中,有三個智者形象(衛老師、達摩、如焉的母親),寓意深刻。苦難,享受,征服,馴化,反抗,通達,愚鈍,都通過智者們的對話和行為獲得了歷史的解密和精神的驗證。胡發雲以此寄託了對理想主義和理性世界的充分想像。我們這個國家不缺乏說教者,缺少的正是能夠思想的思想者。所以他說,這本書"就是尋找歷史上失蹤的思想者"。而愛情線索的精緻鋪排和智者的悲劇收場,則顯示了出這部長篇小說的審美價值和文學魅力。
   
《如焉》剛上市是很熱銷的,看著要降溫了。突然,峰迴路轉。國家新聞出版署一位副署長在20071 
11日全國出版社負責人的"通風會"上,公佈的八本"2006違規出版書目"裏,除了有我的"伶人",還有他的"如焉"
有記者問胡發雲:"《如焉》被禁,你的第一感覺是甚麼?"他答:"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荒謬可笑,像一個頑童的惡作劇,這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自己在幹甚麼。今天是e世紀的互聯網時代,這種動作除了挑戰大量讀者、媒體、評論家的智商與尊嚴外,一點正面意義都沒有。不講法理也不講學理的禁書方式,有點像暗夜在人身後打悶棍……我在《如焉》中說過——'當他們不讓你說的時候,就已經證實了你說的是實事'。這是一條屢試不爽的定律。可能他們汲取了以前做的那些見不得人的事,但被白紙黑字記錄下來的一種教訓。我與朋友們開玩笑說,共產黨當年許多指示總是口耳相傳,或者把文件內容看清楚了,即刻把它燒掉或塞進嘴裏吃了,那時你是地下黨,現在你是執政黨,怎麼還搞地下黨那一套呢?"頓時,《如焉》的銷量飆升,用胡先生自己的話來形容就是:這部小說其實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沒想到在它正要謝幕之時,又讓它得到了一次美麗轉身的機會。
    
胡發雲的下一部作品是寫文革的,或者說是與文革相關的作品。我勸他暫時放放,題材太敏感了,官方通不過的。他說:"十幾億人在十年間付出這麼慘痛的代價的歷史事件,早就該有一百部一千部的作品了,可直到今天還沒有人真實地寫它,而這種荒謬性甚至都沒有人去置疑。我就要寫!"《如焉》的封底上摘選了普希金的詩:"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憂鬱,也不要憤慨"。這句話,他常用來勸慰我。而他本人其實是有憂鬱,也有憤慨的。
我的"伶人"也在被查禁之列。官員還不點名地點我,說:"這個人的思想有問題。我們已經反覆打過招呼,她的書不能出……"由此,我聯想到第一本書(《往事並不如煙》,香港版更名為《最後的貴族》)被禁,完全是因為一位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把它定性為"反黨宣言"。事情再明白不過了:從1957年到今天的五十年間,我就是被左派認定為的一個右派。右派就右派——別人覺得可恥,我備感光榮,終於能和父母站在一起了。但誰也不能以此為由而剝奪我的公民基本權利。我決定拿出性命來討回屬於自己的東西。
我發表聲明:誓言要以生命維護自己的文字。胡先生都在網上看了。他支持我,只是勸我別真的生氣,說:"你現在吃要吃好,喝要喝好,睡要睡好。"許許多多的朋友都對我這樣說,素不相識者也通過各種方式帶來真摯的問候。人心如水,恩義如山。一本書的命運跌宕起伏,而世間至戚關懷,更令我戴德難安。我不是沒見過世面,也不是沒有經歷過風浪,那些無數顫慄不安的夢幻和萬念俱灰的破滅,卻始終沒能給我胸膛裏按上一顆平常心。淚往下滴,血朝上湧,為了起碼的尊嚴和良知,我拼了。
寫作是自語。從前的文人和今天的作家,都是語言文字的囚徒。他們提筆都是有話要說,有興趣去說,還有人愛聽他們說。對我這樣一個"生非容易死非甘"的人而言,唯有寫作才能進入我的骨肉,啟動生命。身處孤獨無援之地,燈下展卷時的一點點溫暖,便真的感到了富足。幾十年來,我們不是把文學綁在革命的車輪戰車上,就是把寫作搭在縛於改革的翅膀上羽翼下,期待借助於文學的力量讓車輪轉得更快,叫飛機飛得更高或倚仗改革的風勢讓文學飛得更高。對於這樣的責任感,我承擔不了,也承受不起。昔日的歲月籠罩了我一生的路,我只能做到舊夢重溫,重溫舊夢。用心靈呼喚已死的心靈。"畫船兒載將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是極度缺乏現實責任感的,是個時代的落伍者。我想——大隊人馬迎著朝陽高唱進行曲的同時,偌大的社會能否容許像我這樣一個可有可無的人,坐在路邊低吟詠歎調呢?當然,也應該讓胡發雲先生寫他的"文革"長篇。
我相信他會寫的,或許正在寫呢。

2007
213日於北京守愚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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