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曦照耀中國: 共產主義征服中國的歷史
Red Dawn Over China: How Communism Conquered a Quarter of Humanity
内容簡介
紅曦照亮的，是希望，還是災難的序幕？
一場改變四分之一人類命運的革命，究竟如何征服了中國？
1937年，愛德加．史諾以《紅星照耀中國》向世界描繪了一個充滿理想與希望的革命神話。近一個世紀後，歷史學家馮客以《紅曦照耀中國》重新追問：當紅曦升起，它究竟為中國帶來了什麼？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經過戰亂，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本書以大量近年解密的中外檔案、回憶錄與第一手史料為基礎，細緻重建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歷史過程。所謂共產黨人在山區為自由而戰，透過奪取富人土地、分給窮人而逐步贏得民眾支持的故事，是否就是真實歷史？馮客挑戰長久以來關於中共崛起的英雄敘事，揭示政治宣傳、群眾動員、軍事鬥爭與權力運作如何交織成一場改變世界的革命。
這部中國革命史，也是一部關於權力如何取得勝利、意識形態如何塑造現代世界的全球史。當共產主義成功征服擁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其影響遠遠超越國界，深刻改變了二十世紀乃至今日的世界秩序。
繼「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之後，馮客帶來全新作品，再次以犀利而嚴謹的筆法，帶領讀者回到原點，重新審視共產中國誕生的關鍵時刻。
目録
前言
第一章．萌芽（一九二一—一九二六）
第二章．鼓動革命（一九二六—一九二七）
第三章．紅色恐怖（一九二七—一九三一）
第四章．蘇維埃（一九三一—一九三四）
第五章．求生（一九三四—一九三六）
第六章．再次合作（一九三六—一九四一）
第七章．等待時機（一九四一—一九四五）
第八章．內戰（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致謝
精選參考文獻
作者簡介
1961年出生於荷蘭，現居美國加州帕羅奧多，為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米利亞斯資深研究員，並任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其著作頗豐，改變了歷史學家理解中國的方式，代表作包括《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記錄毛澤東時代普通人民生活的「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以及《獨裁者養成之路》、《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一個強國崛起的真相》等。作品曾榮獲2011年塞繆爾．約翰遜獎，並入圍2014年歐威爾獎。
在時間的碾壓下，無論是記憶、人物或者物品，亦或設計為千年不倒的建築，最終都會化作塵土。從古至今，絕大多數人除了身上的衣服外，在這世上幾乎不會留下任何痕跡。即便在今天這個數位時代，如果我們到網路上搜尋幾年前剛剛去世的親朋好友的資訊，得到的結果往往也少得可憐。我們無法把逝者召回，向他們詢問我們如此關切的問題，也無法回到過去，親身感受時代的脈動。不過，有一件事可以做到，那就是把自己沉浸在歷史的紀錄中，閱讀一份份口述訪談，以及保存在國家檔案館海量資料裡的私人信件和明信片。這項工作需要投入大量時間，而且無法窮盡所有資料，其研究方法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但對於無法穿越時空回到過去的我們，這是瞭解歷史的最佳途徑。
中國的情況則更為複雜：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執政後，這個國家經歷了數十年的封閉。直到今天，研究者想要通過規範管道獲取第一手資料依然困難重重，更不要說查閱共產黨的內部檔案了。歷史—不僅是中共的歷史，還包括它過去敵人的歷史—全被黨牢牢地控制著。
儘管困難重重，中共一項規模浩大的黨史工程卻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窺探歷史的窗口。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九年間，隸屬於中共中央的中央檔案館與全國各地的省級檔案館合作，出版了三百多冊中共原始文件資料集，時間從一九二三年橫跨到一九四九年。這套資料集印量不多，僅限黨內流通，因此無法在書店買到，公共圖書館也無法查閱。然而，它們還是通過某種途徑流入了香港。
這套書每冊大約四百至六百頁，對於想深入瞭解中共歷史的人來說，是必讀的基本資料。然而，這批重要資料的利用率卻不高。究其原因，或許源於另一個悖論：這些資料充分證明，從一九二一年建黨到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中共在中國的歷史上其實處於邊緣地帶。以無錫為例，這座位於上海以北的工業城市，一九二九年已擁有十幾萬工人，可中共黨員僅有二十五人。也許有人會說，這是國民黨對中共血腥鎮壓的後果，但即便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之前，在擁有兩千萬人口的浙江省，中共的黨員人數也不足兩千六百人，僅占全省人口約七千七百分之一。不僅如此，來自全國其他地區的報告顯示，許多中共黨員幾乎從來不繳黨費，對黨的意識形態毫無興趣，經常缺席黨的會議，還亂花經費，這些人顯然不是嚴守紀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還有些黨支部僅僅存在於紙面上，其成員通過誇大人數從中央騙取更多經費。從人數來看，當時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納粹德國除外），共產黨員占總人口的比例都高於中國的任何一個省分。即便在葡萄牙，共產黨遭到總理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的嚴厲鎮壓，可一九三四年其黨員人數仍達到兩萬五千人，占全國總人口約二百八十分之一。反觀一九四○年以前的中國，中共黨員人數最多時不過占全國人口約一千七百分之一—這個數字還極可能被共產國際誇大了（共產國際於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成立，其宗旨是為了推動全球共產革命運動）。這個比例相當於美國共產黨員在全美人口中的占比，而美國共產黨的影響力實在有限得很。再比如芬蘭，雖然共產黨在這個國家是非法政黨，但一九三五年時其成員仍達到約五千人，占全國人口約七百分之一。回到中國的甘肅，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個深處內陸的貧窮農業省分本應具備共產革命的理想條件，可事實上，一九三九年時全省六百七十萬人口中，中共黨員僅有二百六十四人，占全省總人口的約兩萬五千分之一。那一年年底，經過一次黨內清洗，剔除不忠誠的黨員後，甘肅的中共黨員人數掉到一百四十三人。事實上，直到一九四五年後，中共的規模才真正開始擴張。
當時身在中國的外國人也觀察到這一事實。一九三四年二月，一位負責評估中國各地軍事實力的美國駐華武官指出：「從實際情況來看，共產主義在中國並不構成威脅」，因為除了蒙古、滿洲和西藏外，全中國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地區被共產黨控制，其中最惡名在外就是江西蘇區，中共在那裡發行獨立的郵票和貨幣，上面印著毛澤東的頭像。不過，江西蘇區地處貧瘠山區，經濟落後，沒人願意投奔那裡。這名美國駐華武官總結道：「如今，全中國沒有任何一座大城市、任何一個港口或經濟發達的地區被共產黨所控制。」
共產黨在中國的邊緣化還可以從當時的報紙上得到印證。在整個民國時期（即從一九一一年帝制終結，到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建立全國政權這段時期），即便是中共的重大戰略行動也很難登上報章的頭條。例如，一九三四年十月，經過中央政府的幾次圍剿，江西蘇區最終瓦解，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倉皇逃離—也就是後來所謂的「長征」。然而，就連這樣重大的軍事行動，也沒有哪家報紙用頭條予以報導。也許有人會質疑，這可能是國民黨的報紙審查制度所致，可事實上，國民黨政府很樂意宣揚占領江西蘇區的軍事勝利，只不過這一消息被各大報紙放在了第三版。
從當時駐中國各地的外國領事館所提交的大量報告中，我們也可以確認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影響有限。實際上，在農村地區，比共產黨影響更大的往往是祕密會社、地方幫派和土匪等組織，他們掠奪村民，也會從農民中招募成員，與共產黨形成有力競爭。有些組織的勢力甚至強大到可以發揮政府的職能，在滿足其要求的前提下，為當地居民提供保護，以免受其他土匪的侵害。對於這些地方組織，中國的歷代政府時不時就會發起剿滅行動，但最終付出代價的往往是當地居民。至一九二○年代初，各省的土匪人數不盡相同，例如湖南省有大約不到兩千人，而一向比周邊省分貧窮的河南則超過五萬人。一九二○年，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報告稱，中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諸如暴動、軍隊譁變和土匪劫掠這類事件。直到一九三○年，這個面積幾乎與整個歐洲相當、人口多達五億的龐大國家仍然缺乏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為了爭權奪利，隸屬於地方、省和中央的不同軍隊之間時而合作，時而對立，有時甚至爆發武裝衝突。不僅如此，中國還面臨與周邊國家的戰爭，如一九二九年，中國與蘇聯交戰，雙方投入的兵力多達數十萬人。一九三一年，日軍侵占滿洲，此後中日衝突不斷，直至一九三七年爆發全面戰爭。
然而，在中國出版的有關近現代史的書裡，卻很少提到上述這些情況。無論是學術著作還是通俗讀物，其敘述論調都被中共所主導，而這種論調有時聽起來就像童話故事一樣：「帝國主義列強」和「反動派」結成邪惡聯盟，中國飽受摧殘，共產黨則把富人的土地奪過來分給窮人，從而獲得「農民」的支持，他還一步步團結起全國人民，戰勝日本侵略者，最終打倒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法西斯。當然，不同作者的敘述差異很大，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甚至存在爭論，但他們論述的核心不變，都遵循了中共那套話語體系。
其實，中共篡改事實、操控歷史敘述的作法，早在一九四九年獲得內戰勝利前就開始了。例如，在歷時一年多的「長征」中，中共軍隊輾轉於南方各省，尋找建立新根據地的地點。一九三五年，僅剩的約六千人（其中只有少數女性）終於抵達陝西北部，與當地一支人數相當的武裝合併，重新組建了紅軍。不久，毛經過嚴格挑選，決定邀請一位年輕的美國記者—來自密蘇里州的理想主義者愛德加．史諾（Edgar Snow，或譯埃德加．斯諾）—對自己進行採訪。「安全、保密、熱情和紅地毯」，接待史諾的每個細節都經過精心安排。史諾在共產黨的根據地待了幾個月，聽毛講述了他本人及共產黨的故事。這些故事充滿傳奇色彩，史諾完全被其吸引。幾個月後，史諾回到上海，在《密勒氏評論報》（China Weekly Review）發表文章，把這位神祕的中共領導人介紹給全世界。在史諾的描述下，一群身處內陸、組織散漫的紅軍士兵，竟比一百七十萬中央政府的軍隊更具活力，而毛則被描繪成蓄勢待發的領袖，完全有能力領導全中國抵抗日本的侵略。當然，這一切都是誇大其詞。次年，史諾出版了關於毛澤東和中共的《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迅速成為暢銷書，並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毛澤東的名字從此變得家喻戶曉，而書中對中共歷史的敘述也成為日後相關論述的基礎，甚至間接影響到對中國現代史的整體闡述。從本質上說，史諾提供的版本編織了一個浪漫故事，他把共產黨人描繪成為自由而戰的綠林好漢，頗像手持甩石機弦挑戰歌利亞的大衛，熟悉這個故事的西方讀者都會對年輕的大衛抱以同情。
通過控制過去，中共得以把失敗的紀錄和對其不利的內容從歷史書裡抹去。例如，共產主義青年團曾經比中共更受年輕人的歡迎，儘管中共檔案館裡存有許多相關資料，但官方出版物對這個組織的介紹卻少之又少。民國時期，除了共產主義，還有各式各樣的政治主張，特別是豐富的民主思想和實踐，這些在一九四九年後通通都從官方的歷史敘述中消失了。就像大衛與歌利亞的故事一樣，最終所有人都倒下了，只有毛站到最後，憑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打倒蔣介石領導的腐敗殘暴的獨裁政府。在這種大刀闊斧的刪改下，大量史實被人遺忘，其影響甚至不局限於中國的官方史書。例如，一九二九年的中蘇戰爭，本是中國和歐洲國家在中國領土上爆發過規模最大的軍事衝突，可在英文的二手文獻中，幾乎無法找到對這一事件的詳細論述，直到二○一七年才由邁克爾．沃克（Michael Walker）出版關於這場戰爭的專著。正如沃克所說，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學者中，很多人從未提到這場戰爭，其中不乏知名學者。本書的讀者會發現，類似的情況其實還很多。馬奎德（Robert Marquand）曾指出，時至今日，世界各國的歷史記述大多經歷了批判、質疑、解構和重建的過程，可中共編造的「勝利者的歷史」竟然可以做到「巋然不動」，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未遭到實質性的挑戰。
其實，我們可以找到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來澄清那段混亂的歷史。上面提到，中共出版過大量內部流通的書籍，研究者還可以前往臺北郊區的國史館（編按：指新店館區）查閱國民黨保存的檔案，此外還可以參閱蔣介石日記等個人資料。當然，研究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還必須查閱「西方列強」保存的檔案，尤其是英國、法國和美國。例如，曾經在上海赫赫有名的法租界政治部（Sûreté）即擁有兩千多名雇員，其中有許多特務和譯員，他們的工作包括監視共產國際派駐上海的代表—這些代表中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俄國的資料當然不可或缺，共產國際保存了大量與中國有關的檔案，一九九四年至二○○七年莫斯科出版了五卷相關的資料集。
通過實證研究，我們有什麼發現呢？最關鍵的一個發現，是中國的共產革命充斥暴力，一遇到問題就訴諸暴力。事實上，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影響力跟它在芬蘭或美國差不多，根本得不到民眾的廣泛認可，它最終是通過「槍管子」強加給全體國民的。中國共產黨是一九二一年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成立，而共產國際則是一九一九年成立於莫斯科的組織，其目標是「使用包括武力在內的一切手段，推翻全世界的資產階級」。
共產國際不僅在中國成立了共產黨，同時也對國民黨興趣深厚。國民黨成立於一九一二年，起初並不叫這個名字。那一年，清政府被一群暫時聯合的軍事將領推翻，但這個聯盟很快解體，軍閥們各霸一方，令中國陷入內戰。莫斯科決定為國民黨提供人力、資金和武器，幫助其建立軍隊，條件是必須允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一九二六年，國民黨發動旨在統一中國的北伐戰爭。一路上，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鼓動暴徒洗劫富商和地主，還把外國人當作帝國主義者來攻擊，為北伐製造了巨大阻力。最終，蔣介石不得不把共產黨員從國民黨內徹底清除，終止了史達林強加的國共合作。
在此後許多年裡，共產黨依靠四處劫掠和綁架勒索生存，所到之處皆造成巨大破壞。他們圍攻城鎮，燒毀政府建築，殺害所謂的「階級敵人」，搶奪其財產充作軍資。等到沒有東西可搶，政府軍前來救援時，他們就轉移陣地，再去禍害別的地方。
一九三○年後，中共轉變策略，企圖占領一塊領土，建立正規軍。但他們始終面臨一個難題：一方面以「共產」之名廢除稅收，重新分配土地，另一方面又要從當地民眾身上攫取足夠的資源供養軍隊。長期下來，共產黨並未從這種相互矛盾的作法中獲得多大收益。搶奪一部分人的土地分給更多的人，結果造成所有人都貧困，即使家產微薄的農戶也難逃一劫，民眾嚇得紛紛藏匿財產，也不願多種糧食，只夠自己吃就行。此外，無論是反對強制徵收，還是有通敵嫌疑，各類真實或假想的敵人都會受到中共嚴懲。如此一來，農民們連基本生活都難以保障，何談支持中共的「革命事業」？
至一九三六年，中共軍隊苦苦掙扎一年多後，陷入四面楚歌，所謂「革命事業」希望渺然。此時，史達林再次出手，拯救了瀕臨絕境的中共。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對中國全面開戰後，莫斯科為國民黨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後勤支援，同時逼迫國民黨與共產黨再次合作。此後幾年，日軍幫中共達成了無法實現的願望：日軍進攻和消滅國民黨軍隊，並迫使其撤出沿海地區的各大城市。與此同時，共產黨盤踞在陝西的黃土高原上，把總部設在偏遠的延安，那裡雖然貧瘠荒涼，交通不便，卻很安全。
對於革命來說，暴力並非偶然事件。正如西蒙．沙馬（Simon Schama）在評價法國大革命時所說，暴力從一開始就為革命提供了動力，因為革命者的目標是為了摧毀舊秩序。然而，革命的產生還源於對美好未來的設想。中共曾反覆許諾，將來一定會消滅地主，趕走外國人，並懲罰資本家。一九四○年，毛澤東出版了《新民主主義論》，聲稱共產黨致力於團結所有「革命階級」，以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他承諾革命成功後將實施多黨制，保護民主自由和私人財產。這個徹頭徹尾的謊言吸引了無數信眾，此後數年裡，成千上萬的學生、教師、藝術家、作家和記者紛紛投奔延安。結果，這些人到達延安後不久，便被迫檢討自己過往的經歷，並互相揭發，數千人遭到關押、調查、拷打和清洗，甚至有個別被處決，與此同時，中共仍對外宣稱所有人都應享有公正和平等。
至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已經建立起強大的宣傳機器、控制嚴密的政黨和規模龐大的紅軍，但實際控制的地域仍然有限。此時，史達林再次出手相助，從西伯利亞派遣近百萬兵力進軍朝鮮，沿途占領了戰略和工業重地—滿洲。蘇聯紅軍在滿洲一直待到一九四六年五月，他們拒絕蔣介石的中央政府接管這一地區，卻偷偷地讓共產黨占領農村，並幫助中共提升游擊隊的戰鬥力，使其成為一支強大的軍隊。
消耗戰逐漸成為國共戰場上的主要戰略。與蔣介石的中央軍相比，中共軍隊在運用火攻、製造饑荒和正面格鬥等戰術時，更加冷酷無情。一九四八年五月，共軍採用圍城戰術，試圖通過製造饑荒迫使守軍投降。長春城被困六個月，造成十六萬平民餓死，最終於十月淪陷。與此同時，共軍還採用「人海戰術」，強征大量農民，把他們源源不斷地投入戰場—幾年後，中共在朝鮮戰爭中再次使用同樣戰術，給聯合國軍造成巨大壓力。內戰從一九四五年持續到一九四九年，數以百萬的難民湧入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區，令本已不堪重負的政府體系幾近崩潰—頗為諷刺的是，卻沒有人逃往共產黨控制的地區。因為有長春之鑑，其他城市的國民黨守軍不想重蹈覆轍，因此紛紛選擇投降，一座座城市相繼淪陷。蔣介石及其政府被迫逃往臺灣（西方人稱之為「福爾摩沙」）。至一九四九年底，經過數年浴血奮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共產黨終於征服了中國—或者用他自己的話說，叫「解放」。
在詮釋「解放」的涵義時，好幾代的歷史學家都認為，共產黨的成功在於動員並駕馭了龐大的社會力量，並提出更符合現代精神的進步的社會政治主張。事實卻是：中共（尤其毛本人）在戰場上比對手更無情、更無底線，因此在角逐政權時更據優勢。他們對《孫子兵法》等古代戰術活學活用，諸如欺瞞哄騙、神出鬼沒等手段，運用起來得心應手，毫無道德顧慮。總之，為了達成目的，不擇手段，最終伺機反撲，通過殘酷的消耗戰壓垮敵人。在此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點則是：對勝利始終充滿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