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9日星期五

媒体人董郁玉遭判刑7年 家人:对每一位有自由思想的中国记者的“严重不公”

 VOA 20241129


中国《光明日报》前评论部副主任董郁玉2024年11月29日被中国以间谍罪判刑7年。(照片来自网络)


星期五(11月29日),被中国以间谍罪判刑的中共官媒《光明日报》原评论部副主任董郁玉的家人发表声明说,“董郁玉因在记者生涯中表现出的独立性而受到迫害”。董郁玉被判刑“对每一位有自由思想的中国记者和每一位致力于与世界友好交往的普通中国人来说都是严重不公正的”。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也对中国发出了谴责,认为董郁玉因行使言论自由权被判是不公正的。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五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判处董郁玉七年有期徒刑。董郁玉被宣判后,他家人在给媒体的一份英文声明中说:“今天的判决不仅对郁玉及其家人,而且对每一位有自由思想的中国记者和每一位致力于与世界友好交往的普通中国人来说都是严重不公正的。”

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星期五也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对董郁玉判决。 他说:“中国今天以间谍罪判中国新闻从业人员董郁玉七年徒刑。中国宪法保障其人民的言论自由,而董郁玉因为行使了自己的言论自由权而遭受惩罚是不公正的。”

因与日本外交官会晤被捕和判刑

董郁玉现年62岁。被捕前曾任中共官媒《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作为工作的一部分,董郁玉经常与外国外交官和记者碰面。2022年2月,董郁玉在北京一家饭店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遭警方拘留,随后被检方以间谍罪起诉。北京法院自去年7月起对董郁玉案进行闭门庭审,据了解,董郁玉一直被关押在北京一所监狱等候裁决。

董郁玉家人在声明中说,判决书特别提到他与日本前驻华大使垂秀夫以及现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田正的接触,并把其作为他与间谍组织特工会面的证据。根据声明,判决书在法庭上宣读,但并未提供给董郁玉的律师和家人。

董郁玉的家人表示,对中国当局公开把外国驻中国大使馆看作是间谍组织,并且指控日本大使及其它外交官为间谍感到震惊。声明还说,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判处董郁玉七年有期徒刑,“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司法系统的破产。”

旅居美国的独立政治学者吴祚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中国当局不应因为董郁玉与媒体人等外国人士私下进行交流,以间谍罪论处。

吴祚来说:“作为《光明日报》记者,他没有军方背景,手里也并不掌握国家的文件。记者一般得到的都是公开的东西。若他把一些个人的分析,在一些饭局上或私下聊天时告诉对方,或纯粹是一种学术交流、信息交流,你把它上纲上线。这些东西是媒体人或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随意说出来,而揭露国家机密都是有意的。”

美国与中国日前达成协议,合共交换六名被羁押的公民,包括美籍港人梁成运,因间谍罪判囚10年的商人李凯及因贩毒面临死刑的得州商人斯威丹。至于三名获释的中国公民,中方未有透露细节,但称他们已经返回中国。

吴祚来认为,有理由相信,董郁玉是“被构陷”,也一度被北京视为“筹码”。

吴祚来说:日本(和中国)关系一度紧张,它(中方)抓了几个日本‘间谍’。日本人没抓到,它把中国人抓进去凑一个。有些部门抓到了(人)进行刑讯逼供,一旦成功了就是重要‘业绩’,所以有些部门就上纲上线,没有案子就做一个案子,甚至构陷出一个案子。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嫌疑人)被送进去之后基本上没有任何信息,家里人也不敢说。”

吴祚来认为,中国当局的指控缺乏理据、逻辑。他说:“现在看来,他的问题出在他交朋友的圈子是媒体人或者使馆人员,而且这几年不是搞了个国家安全法吗?在这样一种高压和草木皆兵的情况下,抓些案例。这些与外国使馆、外国媒体人接触比较多的,就抓这些人。很多时候外国媒体人或外国使馆都会邀请中国人参加活动做交流。有时候比较投缘,随时随机的就会在一起吃个饭、喝个茶,很随意的。如果他真是特务的话就不会那么随意了。”

董郁玉家人的声明还说,董郁玉在日本和美国大学获得的奖学金,包括著名的哈佛大学尼曼奖学金,都受到中国当局的严格审查。董郁玉的定罪实际上标志着“民间外交”的终结,而中国当局一直声称倡导这种接触方式。

因六四下放,董郁玉的文章可能是他被判刑的主因

62岁的董郁玉原籍辽宁抚顺,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获得硕士学位后加入中共中央旗下官媒《光明日报》。1989年,董郁玉因为参加“六四”抗议活动被下放一年。董郁玉后来回到《光明日报》,被捕时出任该报评论部副主任。

他还曾为以倡导改革著称的历史杂志《炎黄春秋》以及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撰文。2006年,董郁玉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奖学金,在哈佛访学一年。他还曾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和北海道大学担任访问学者。董郁玉在《光明日报》经常撰写关于经济事务的评论。2012年,董郁玉在给《炎黄春秋》撰写的文章《共和为何成为历史大势》中,表达了中国需要建立宪政的主张。

中国官媒《光明日报》前评论部主任董郁玉2024年11月29日被以“间谍罪”判刑7年
中国官媒《光明日报》前评论部主任董郁玉2024年11月29日被以“间谍罪”判刑7年

董郁玉家人认为,董郁玉“因其在记者生涯中表现出的独立性而受到迫害”。声明说,甚至在被拘留之前,董郁玉就因其发表的言论而多次面临巨大压力。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比起和外国人频繁交往,董郁玉的文章才是当局盯上他的主因。

冯崇义解释说:董郁玉所服务的《光明日报》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原来是相对宽松一点。作为评论部副主任,除了审稿、发稿外,应该还负责写社论。应该是言论空间变了,他的观点不能兼容于当局。

“以前,你如果跟外媒或外国外交官有关系,在胡温时期反而是一种保护伞。你整肃他的话会有国际影响。以前董郁玉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理由继续保持关系,但是到习近平时期反而变成里通外国的间谍。罪上加罪。”冯崇义说。

冯崇义说,虽然董郁玉身处体制内,但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

冯崇义说:“他根子里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把全部放弃去变成宣传界的打手,宣传战狼外交,攻击自由知识分子。他无法放弃、改变他的观点,去跟官方配合。你也可以说他有幻想。他还是认为这些东西是符合宣传方针的,因为党在表面上并没有改这些东西。”

今年2月,北京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均死缓。冯崇义说,中国接二连三有知识分子被裁定间谍罪罪成,已成为当局打压异议人士的典型。

冯崇义说:“董郁玉这起个案是跟杨恒均一类的,是典型的政治迫害。有时候会找一个颠覆罪,有时候找间谍罪,因为他(董郁玉)当记者,很显然,他会跟外媒或外国的人员有接触,然后他们就把这些弄成间谍案件。间谍案对政府很方便,因为它是秘密审判,不需要证人。你指控外国机构也不需要外国的证人进来。”

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中国的公民自由和言论自由空间持续缩小。与外国媒体接触、合作的中国公民往往受到骚扰,甚至遭逮捕、关押。

董郁玉的家人说,律师告诉他们,董郁玉每天坚持做200个俯卧撑和200个抬腿动作,一直保持着高昂的精神状态。

声明说,虽然今天的判决不会损害董郁玉在那些了解其作品价值的国际友人中的声誉,但是国内的宣传无疑会误导自己的同胞,而这些人是董郁玉多年生涯中为其权益大声疾呼的人。“(董)郁玉现在在自己的国家被视为叛徒,而不是被认为是一个为了更好的中国社会而奋斗的人,这对郁玉爱国之情的毫无根据的攻击是不可以接受的。”他们说,董郁玉会上诉。


附: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124)——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124)

——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这句名言,最常见的中文翻译是“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我把它翻译成“迟来的正义无异于否定正义。”意思似乎差不多,但我更强调的是对某一案件迟迟不审不判的本质就是否定正义。那么衡量“否定正义”的关键应该是多迟为“迟”了。

我查阅了中国参与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该公约是这么说的:

审判必须在“合理时间内”进行,这意味着审判没有具体的时长限制,但必须及时进行,不得无故拖延。

“没有时长限制”,没有回答多迟为“迟”;但紧随其后又说“必须及时进行,不得无故拖延。”就是说“无故拖延”是不允许的。

那么,我是否可以据此理直气壮地质问“李南央状告海关案”的审判长贾志刚先生了呢?

贾先生:迄今您已寄给我28份延审通知,第一份签于2014年9月15日,最近的一份签于2024年8月23日,除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被改为“六个月”,28份延审通知一字不差,内中无一字涉及延审理由,也就是说,您一直在无故地拖延审理,无视ICCPR条款。(三个月改为六个月始于2008年3月1日的第15份延审通知,若延用“三个月”的期限,如今的延审通知应该多达41份了) 。

实际情况是,中国政府虽然是ICCPR的签署国,却可不遵守它的条款。中国外交部网站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是联合国迄今制定的最重要的人权法律文书之一,于1966年12月16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开放签署。该文件共53条,自1976年3月23日起生效……中国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进一步表明了中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坚定决心,也是中国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的具体行动。尽管1998年10月5日,中国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由于尚未完成批准程序,因此中国在法律上不受该公约条款的约束。

又据维基ICCPR词条介绍:

根据“公约”第48 条第 1-2款,批准加入“公约”分为两步:首先,国家(即授权的国家代表)签署公约;其次,国家向纽约联合国秘书长交存批准书,以表示批准。

也就是说,代表签约之后,还需递交批准国书,才算正式加入。代表中国政府签署该公约的前驻联大代表秦华孙先生已于2017年2月3日去世,中国政府仍未完成批准程序。截至今年6月,派代表签署了该公约而政府没有递交批准书的有六个国家:中国、古巴、吉尔吉斯斯坦、摩纳哥、摩洛哥、莫桑比克。看看中国与之为伍的这几个国家,对比新华社2018.3.23.北京电对习主席的吹捧:“引领世界潮流的航标—习近平主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启示”,让我不禁想起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句:“中国的顽固分子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这话用在顽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习主席领导的中国政府身上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90年10月1日实施时,中共的宣传机器将它吹捧为划时代的法案,在中国“民可告官”了!不过这个“行诉法”的第57条规定允许延审,且无次数限定。如此,官不愿输的案子,可以将审理拖到原告“翘辫子”而不了了之。秦华孙代表签署ICCPR异曲同工,西方世界由此对中国刮目相看,批准它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贸组织”。但是中国政府拖了26年不完成批准程序,至今不受该公约条款的约束,不但在国内继续无视人权,在国际上亦愈发霸道。相信川普总统上任后,不会让中国政府再这么玩不下去了。

最后啰嗦一句,又到年底了,12月的“跟进”将是又一个“感言集锦”篇。希望关注“状告海关案”的朋友们写上几句话发给我,同时告我如何具名、如何填写发出地。先在这里感谢你们了。


2024.11.30


林保華:馬皇勾結共匪以美男計統戰台灣女生

發布 2024.11.29 16:49

 

現在老馬(馬英九)出來沒有女性喊叫,就換一個小馬(馬龍)出來,對小女生實施美男統戰,中國網路還大肆宣傳。這就是馬英九所謂的交流嗎?   圖:馬英九基金會提供


前總統馬英九下台已經8年有餘,仍不甘寂寞充當中共代理人,與習近平勾結使其滲透、統戰台灣。今年第二度邀請中國大學生加上中共的「學棍」再度來台灣統戰。

他們一行40人,來自7間大學。全是中共黨員、預備黨員、共青團員。這個組織結構的「黨性」已經超過1956年我就學的號稱「第二黨校」的中國人民大學。當時我們班級30人,有29人是中共黨員、預備黨員與共青團員,只有一位北越歸僑是「群眾」,他已經25歲,已經超齡不能入團了,到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代才得以入黨。可見這次隊伍的「純度」,完全能夠聽命於中共指揮棒的隊伍,何況還有各校的學棍「監軍」隨行。至於馬英九與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岑為何能夠請得動這個隊伍,他們本身是否是隱形的地下黨員,我不知道,但至少是中共的會說話工具。

這些人美其名是「交流」,但是只有流,沒有交,因為中國不會接受全由民進黨黨員組成的團隊訪問中國。他們的學生中,有一名桌球的奧運冠軍,是唯一來自中國體育大學,是這個統戰團隊的焦點與標誌,雖然他已經不是純學生,而是研究生。但是既然管轄學生的學棍都可以來,為何他不能來?

他們不是來參觀台灣的健保、長照,這是中國最差的,因為資金都被習近平拿去製造武器企圖稱霸世界,對廣大民眾的社會保險漠然置之,甚至連正常的薪資都發不出來。因為他們的目的只是來統戰台灣的學生。尤其第一站直奔中山女高,而不是與他們平級的大學。雖然學校都因為忙著考試沒有舉辦交流會,然而根據「名為變態的神父」的作家在多個社群發文指出,基金會領參訪過程中,請馬龍從電梯裡走出來的畫面頗啟人疑竇,有一名疑似是老師或是工作人員的人,在領著馬龍出來後用「很曖昧的口吻」指示其他人舉起牌子,接著女學生便開始發出尖叫聲,「這些畫面,隨後就在抖音和小紅書流傳,營造出馬龍很受歡迎、台灣女學生都很崇拜他的印象。」

這似乎是馬英90幾年前參選總統的翻版。當時馬英九所到之處,都有一些女性尖叫與肢體接觸,馬英九還故意露蛋來吸引異性。後來馬英九執政破產,民調陷入9趴,這些女性發現這老頭根本不是什麼「青春鐵馬行」而是娘娘腔的糟老頭,他才在台灣被丟棄,就是再整容也無法挽救他的形象。現在老馬出來沒有女性喊叫,就換一個小馬出來,對小女生實施美男統戰,中國網路還大肆宣傳。這就是馬英九所謂的交流嗎?

馬英九基金會得了便宜還賣乖。說是緩和了兩岸關係,說他們是「民間」已經做了努力,現在只看政府了。可是仍有幾十架中共軍機在上空威脅台灣安全。地下就是幾十名公開的中共黨團員統戰侵蝕台灣。如果台灣人不覺醒,如果台灣沒有國際奧援,台灣能維持多久?

60年前中共號召「全國學解放軍」時,還搞了一個「一幫一,一對紅」,就是一個先進分子專注「幫助」一個落後分子,實現雙紅。如今這一批人會與台灣學生交友,豈止當年的「一幫一」,而是一個人進入一個群組,然後對這些台灣人進行統戰宣傳,讓這些台灣人與他們統一思想,實現統一。據說國安部門對微信通信與群組毫無阻止甚至監察辦法。如果不能禁止中國的社群媒體入侵台灣,我國當局是否應該先解決台灣的內應問題?

相和諧人還參觀國立政治大學,不知道學校當局有沒有給他們參觀當年的「匪情中心」,讓他們知道「反共必勝,建國必成」?估計溫良恭儉讓的台灣不會與這些共匪針鋒相對,只能處於接受統戰的被動地位。怎麼辦?

民進黨政府對兩岸交流做了努力,然而中共就是不放手。所以馬英九之流如果再繼續為中共幫腔,只能繼續暴露他們的「中國代理人」的本質。中國的所謂交流,就是他們組織統戰隊伍來台灣進行統戰,不開放自由行與個人組團。台灣卻是讓國人自由到中國接受統戰。這是平等關係嗎?台灣的民主自由,面對中國單方面的統戰侵蝕而無還擊或阻止之法,最後豈非土崩瓦解?所以必須對台灣內部配合中共統戰的第五縱隊採取行動,使中共失去台灣的內應,兩岸才是對等關係。

https://lingfengcomment.pixnet.net/blog/post/36692492

利用香港規避西方制裁:香港四所大學助解放軍研發軍用衛星

記者: 夏雪(華盛頓) 
RFA 20241128


原题:港四所大學助解放軍研發軍用衛星 分析:利用香港規避西方制裁

香港疑成中國軍事新拓展基地。本台調查發現,香港至少4所大學與中國航天軍工企業和學院緊密合作,甚至有軍事化趨勢,港府亦有投入數以百億元計的公帑,惟官方對有關投資金額隻字不提,包括香港中文大學與「國星宇航」研發並成功發射的全球首顆人工智能(AI)大模型科學衞星。有分析指,近年香港屢被揭成為中國高科技、軍事貿易的中轉港,種種跡象反映香港已成為中國「軍民融合」戰略的新據點,協助中國突破西方制裁。

今年9月24日,香港中文大學首個設計和研發的低軌人造衛星「香港青年科創號」,由「捷龍三號」運載火箭搭載,在山東海陽東方航天港成功發射進入太空軌道。這亦是首個由香港政府全力資助和參與建造的衞星,宣稱是全球首個AI大數據模型監測衛星,用於探測香港和大灣區環境及地理資訊,也用作防災和跟隨發展低空經濟等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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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科創號」由「捷龍三號」運載火箭搭載,在山東海陽東方航天港成功發射進入太空軌道。(香港中文大學)

不過,美國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副研究員張崑陽(Sunny Cheung)認為,這背後並不簡單。他說:「只要改造它就馬上變成軍用,因為它可以很精準地監察人、車,而(相機)級數是亞米級的精準度,達1米之內。這衛星可即時做不同分析、物件和圖像辯認、可自行決定應追蹤的對象。速度更快,對世界而言是突破。」

習近平鼓吹「軍民融合」增強軍事實力

中國民用科技與軍事扯上關係,皆因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力谷軍事建設,於2015年全面推動「軍民融合」(military-civil fusion,MCF),迄今仍是重要國策之一。借打破軍民界限,實現軍事和民用部門資源共用,例如近來重點發展的航天、晶片、AI等高科技,既可商用,也能增強軍事能力,如美國制裁的「華為」正是一例。

事實上,官方亦透露,今次中國的衛星項目,獲中國國家航天局、國家科學技術部「指導」,而重點軍工院校「電子科技大學」和航天企業「成都國星宇航有限公司」( ADA Space)亦是研發主力。「國星宇航」被中國官方稱為「民企」,惟2018年剛成立就獲政府和創投基金注資數以億元人民幣,並完成多項AI衛星任務,更打入具「中國軍工奧斯卡」之稱的「軍工榜」,成為「年度十大商業航太企業」之一。而「國星宇航」與被美國制裁的軍工央企、院校合作密切,包括「電子科技大學」、今次負責搭載衛星的「捷龍三號」研發商「中國長征火箭有限公司」、以及「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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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星宇航」曾當選中國「 2018年軍工榜」的「年度十大商業航太企業」,公司CEO王磊(右一)曾上台領獎。(「軍工榜」圖片)

「國星宇航」亦曾在去年「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聽證會上,被「新美國安全中心」國安高級研究員Elsa B. Kania點名,就中國「軍民融合」對美國造成的威脅作證。

台灣國安專家: 「軍民融合」已延伸至香港

台灣國務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舒孝煌向本台分析,留意到「軍民融合」似乎已延伸至香港。

他說:「因為國企太龐大了,就容易被盯住。所以藉由民企方式、運用民間的創新力量,注入國企。最近有很多這樣子的例子,就藉用香港本身的優勢,在香港設立一些公司,專門就幫忙從香港採購是不是會藉由這可能性在香港,例如跟大學合作的機會,或是民企合作的機會,用作為一個突破口。」

翻查資料,香港中文大學早於2005年建立「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作為中國科技部「國家遙感中心」的香港基地。惟近年發展才變得活躍,去年11月,研究所與中國國家航天局對地觀測與數據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內容涵蓋衛星星座建設、衛星數據共享交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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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航天科研團隊與中國軍工航天企業合作參與國家航天任務。(香港理工大學)

理大、科大、港大均協助研發軍用偵察衛星

事實上,香港中文大學並非「軍民融合」的單一例子(見表)。例如香港理工大學今年6月與「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為國家「嫦娥六號」研製「表取採樣執行裝置」,並完成「人類歷史上首次在月球背面表土採樣的創舉」;及於7月與「國星宇航」簽署合作,擬建「香港理大與國星宇航遙感衛星技術聯合實驗室」,表明「共同推動以科研力量貢獻國家發展」。

理大副校長(研究及創新)趙汝恒曾指:「理大有超過30年航天科研工作經驗,是香港唯一一所多次參與國家航天任務的大學。」「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CAST)隸屬於中國軍工央企「航天科技集團」,2022年被美國以意圖竊取高科技為由制裁。

另外,香港科技大學與大陸商業民企「長光衛星技術有限公司」合作,2023年8月成功發射首顆地球觀測衛星「雄彬一號」。「長光衛星技術」由吉林省政府、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與物理研究所等出資成立,為「軍民融合」的重點企業之一,亦是遙感衛星「吉林一號」的研發商。今年6月,公司被歐盟制裁,被指在俄烏戰爭中直接「支持俄羅斯軍事工業復合體」的實體之一。香港大學太空研究實驗室(Laboratory for Space Research,LSR)2020年7月亦與中國航天集團旗下多間公司等,研製並發射的「龍蝦眼X射線探測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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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太空研究實驗室與中國航天集團旗下多間公司,去年7月研製並發射的「龍蝦眼X射線探測衛星」。(香港大學)

張崑陽: 香港失去一國兩制後積極配合國策

值得留意是,上述有關大學都有「遙感」衛星相關項目,而西方國家一直將中國的「遙感」系列衛星稱作中國軍用偵察衛星。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等科學團隊近來經常與香港的大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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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組製圖)

「其實最諷刺的是,這些香港政府是知道的」。張崑陽指,香港學術過去一直少提及航天,惟自香港近年失去「一國兩制」後,就積極配合國策而行,無視涉及援助中共軍工和制裁問題,又認同香港的大學軍事化,「貢獻」國家軍事發展是大勢所趨,他說:「香港繼續被中國利用、集資、累積技術、技術轉移、吸納科技人才等,這就是香港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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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香港特首李家超在「2024年香港愛國主義教育論壇暨香港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啟動儀式」上發言,表明希望讓更多香港學生「成為國家航天事業的支持者,將來為國家的航天科技發展作出貢獻」。(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舒孝煌:香港遲早被美國盯上

舒孝煌指出,香港遲早被西方國家「盯上」。他說:「因為他現在借由大學或民間企業,藉機會做一些突破的窗口,特別是像AI 領域,絕對是需要民間的創新、投資、民間發展創意如果香港這樣消息傳出來,遲早會被美國商務部盯上。就是她會不會變成另外一個中國設法突破美國貿易管制的漏洞」。

值得留意是,香港在2022年被北京改寫選舉制度後,港府投資大陸創科成為施政重點,包括「創新及科技基金」投資至少2000億港元,惟有關帳目一直未有公開,包括大肆宣傳的各個航天項目投資金額。

本台再分別向港府創科局和上述提及的大學查詢投資金額。創科局僅指,創科基金由1999年6月30日成立截至2024年8月底,已資助約76,000個項目,總承擔額約450億元,惟「並沒有備存貴台查詢的分項數字」。各大學中只有科大回覆,指科大與「長光衛星」只有去年一個衛星發射項目。

不過,至於港府的投資和大學的航天合作項目,與大陸軍工企業有關、大學趨向「軍事化」等問題,港府創科局和各大學均未有回應。

但舒孝煌指出,中國對於增強高科技的軍事實力的投資「不遺餘力」,即使被西方國家連番制裁,仍會想盡方法達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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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經常於全國人大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強調「深入實施軍民融合發展策略」,包括2018年表明「紮實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為實現中國夢強軍夢」。(中國共產黨員網)

中國擲萬億發展軍民兩用衛星 美智庫憂2045年超越美國

中國雖然近年經濟不景,惟AI、航天發展等涉及軍事的投資卻有增無減,用盡方法在中美太空競爭突圍,而「軍民融合」為近年備受關注新招數。

2020年,具「中國版星鏈」之稱的「千帆計劃」推出,重點是通過支持AI發展和「軍民融合」,逐步將航天、國防、智慧城市等領域納入計劃,試圖與美國「星鏈」(Starlink)競賽。官方並無公布具體投資金額,若就計劃與中國AI戰略密切相關而言,根據中國政府於2017年推出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擬於到2030年投入逾1萬億人民幣來發展人工智能,並將AI視為國家優先發展的領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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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推行「千帆計劃」,試圖與美國「星鏈」(Starlink)競賽。(央視網)

中國國家統計局今月初公布數據,去年全國共投入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逾3.3萬億元人民幣,年增8.4%;經費投入強度(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65%,比去年提高0.09%。目前中國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總量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

中國在航天領域與美國爭霸

單是航天方面,中國去年「商業航太領域」新增企業數量為逾11萬間,按年急增近30%,料今年航天市場規模將突破2.3萬億元;衛星數目過去3年內急增近1000顆,目前數量僅次於美國,目標未來10年倍增至逾萬個,與美國競逐世界前列。

據中國航天工業質量協會統計,從2015年至2020年,中國商業航天產值由3764.2億元突破至1萬億元,年均增長率達22%,預計2024年中國商業航天市場規模將超2.3萬億元。

據專門研究國防軍備的美國智庫蘭德公司一項研究評估,中國在太空與軍事相關的技術專利總數,已於2018年開始超越美國。中國部署新系統的速度比美國快5到6倍,皆因零件和設備價格相對低,中國的1美元就可買到美國20美元才能買到的設備。 另警告稱,中國已迅速崛起,預計到2030年,每年的研發開支會比美國多逾2,000億美元,最快會在2045年超越美國。

據美國國防情報局稱,中國目前有 499 顆衛星在軌運行。這個數字是 2019 年的兩倍多。中國還正在開發間諜氣球和高超音速導彈,主攻情報收集。

不少美國航天和軍事專家,包括美國太空總署局長比爾(Bill Nelson)今年4月於國會聽證會指出,中國透過利用民用項目增強其太空實力,並且掩蓋軍事目標,西方國家須保持警惕。中國政府、黨媒《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等紛強烈反駁指「純屬抹黑」。

梁文道:为什么有些国家,明知道有问题却回不了头?

 文艺青年 2024年11月24日 


编者按:我们不仅要了解西方世界兴起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去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兴起,有些国家会衰落?为什么有些国家明知道自己的制度出了问题却回不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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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增加财政收入的三种方法
 
大家有没有听过历史上有一个国家,曾经是称霸全球,简直建立起一个不可一世的海权帝国,我说的还不是英国,是当年比英国更悠久、更早成为海上帝国的西班牙。
 
说起这个海权帝国,曾经不可一世,后来它是怎么衰落的呢?到了差不多公元1500年的时候,整个欧洲已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原来零零散散的小庄园、小领主、小王国这种封建制度,转型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制度,已经相当接近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民族国家了。
 
在那个时候,首先跑出来的几个国家是哪些国家?比如说像西班牙、法国,这些国家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赢得一时的竞争呢?那是因为他们的政府,财政的吸取能力特别强。
 
当时这些国家面对很庞大的财政开支的压力,它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军队和治安力量,来维护国境内的安全、安稳,要镇压叛乱,要扫平盗匪,要对付外国,同时有时候还要开拓国土,入侵人家。
 
当然还有国王要兴建漂亮华丽的大宫殿,他要有很多很美观的大花园,跟着他混吃混喝的一帮贵族,一些权贵们也都得有好日子过,因此他们财政压力很大。
 
财政压力这么大,怎么办呢?有很多种办法,最等而下之的就是跟银行借钱。但是因为国王借钱经常不还,所以搞到后来那些银行家要贷款给他们,就要收特别高的利息。

当然了,比起借钱还有很多更好的办法,就是想办法增加收入,增加收入的办法无非就是收税,还有一种是特许权。什么叫特许权?我们就拿那个时候的西班牙来讲好了,当时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他的主要的财政来源有三大块:

●第一大块就是从低地国家收来的一些税金,跟各种各样、各种名目的,非常名目花巧的这些费用,所谓“低地国家”指的就是今天的荷兰跟比利时那一带,或者弗兰德斯,就是荷兰、比利时、法国交界的地方,在那边收钱。
 
●还有一笔钱就是从他刚刚开拓的中南美洲的美洲新大陆的殖民地那源源不绝而来的白银。

●另外还有一块就是西班牙本地的一种特殊行业,羊毛。而拥有那些羊的牧羊人,后来搞得财雄势大,形成了一个团伙,这个团伙叫“羊主团”。

▲西班牙曾经不可一世的“无敌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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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权与财产权的冲突
 
这个“羊主团”,他们养着这一大批羊,到处放牧,他们做的这个羊毛利润非常高,高到一个程度,乃至于成为整个西班牙帝国财政三分之一的来源。国王跟他们是什么关系呢?就是给他们这伙人一种特许经营权。
 
这个特许经营权,就是说我现在认定了你们100家能够搞羊毛(假设是100家),别人不准入行。这是垄断的,那100家当然是权贵家族,是一些资本权贵,这些人组成“羊主团”。
 
到后来,西班牙从美洲吸取的金银财宝开始往下滑了,当他跟荷兰那些低地国家断离关系,人家革命成功,脱离它之后,它怎么办?它就只好更加依赖“羊主团”,它为了要依赖“羊主团”,它给了“羊主团”很多特权,包括让他们随时放牧。你在西班牙从北到南、从东往西任何地方,你的羊去到哪,那些羊爱到哪吃草,就去哪吃草。
 
这样就有问题了,西班牙的农民或者庄园主,他种庄稼,但是羊一来就把庄稼全吃了。这些“羊主团”不管,他说我们有特许权。因此就涉及到这本书(《西方世界的兴起》)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财产权。

你想想看,我是一个西班牙的农民或者庄园主,我种地,天天在上面耕作,理论上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它是我的财产。所谓是我的财产的意思就是我要有排他权的,就是这块地方只归我使用,别人不能够擅自进来破坏或者在里面攫取它的经济成果。
 
好,今天您可好,一大堆羊,漫山遍野地进来,吃光了我的东西,这我该找谁投诉,找谁告状呢?你找不到谁,因为国王说了,准他们那么干。
 
同时,你还要想的问题就是,我也许,我本来可以有一些推进农耕产品技术的一些发展,一些发明,我也都不用了,我不要搞那么多投资,别的国家农业上面越来越推进,越来越进步,又有水利技术,又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实验、耕作方式、耕作制度的探讨,西班牙农民都不搞了。


【图略】▲现代西班牙也是一个“牧羊大国”,经常会直接在大城市甚至是首都里搞大型牧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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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国王允许牧羊人侵犯农民财产权?
 
问题是为什么西班牙国王要这么做?这么纵容“羊主团”呢?那是因为他给“羊主团”特许的这种经营权,“羊主团”就贡献一笔钱给他,那笔钱使得他觉得我很稳定,有收入,但相比之下,我保障农民的私有产权再从他们那儿收税,就比给“羊主团”特许权赚到的钱花费更多成本。
 
其实这种特许权在欧洲是很常见的,有各种各样的专业,这些专业组成行会,就限制住谁能入行,谁不准入行,每个入行的人要经过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出身,独当一面,开一个店,做个厂。然后,同时又规定了各种各样的大家利润获取的方式,因此,这种行会发展到后来,其实对经济发展是有伤害的,因为它是垄断的。
 
不止如此,这种行会它还会排斥所有的技术创新,因为任何一个地方发展出来的技术创新都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大多数人,也许这个行会内部有人会做技术创新,但这个创新必须要保密,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很好的智慧财产权,所以你发明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要是泄密传出去怎么办?
 
当时种种这些行会,它也是国王吸取财源的一个重大来源。还有一种更极端的,就是法国国王跟西班牙国王,他要是不高兴了,真没钱了,他干脆直接没收这些贵族和企业主的钱。他凭什么没收呢?他可以说:“率土之滨,莫非王土。”
 
那么这时候谁能够抵制这些国王呢?就只有极少数的人,比如说一些国家的议会,也许能够抵制国王,但是在国王扩大的权力当中,简直就像强盗一样,任意劫掠整个国家的财富,可以达到这个程度。

但是久而久之慢慢发展成他不能明抢了,因为明抢,他发现最后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于是,你们老百姓各干各的,你们也能挣钱,我把这个打劫,定时打劫变成定时抽税,这就是国家的生存之道。

▲菲利普二世(1527年—1598年)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国王(1556年—1598年在位)和葡萄牙国王(称菲利普一世 Philip I,1580年-15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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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
 
当年的法国王室、法国政府为了要供养起自己庞大的开支需要,就想从社会上方方面面地想要吸取财源。国家在各种的生产环节、各种经济活动里面设下了无穷的关卡,这些关卡,每一道关卡当然都有收费,而每一道收费都是为了要应付国家庞大的财政需要。

这么做,当然能够短期内让这个国家显现得好像比较有钱,但这长此下去就会出问题了。因为这个制度没办法保证很有效地激励个人努力生产。换句话说,就是在财产权的制度设计上出了问题。

当财产权这个东西不安稳或者得不到保障,于是你就不可能那么认真、努力地想要做各种各样的创新,就不可能那么努力、认真地想要做各种各样的有益于经济生产的活动了。

相比之下,荷兰这个低地国家,没有什么天然资源的这么一片小的国家,跟后来的英国就完全不一样,它们不一样在哪呢?比如说我们就拿英国来讲好了,英国的《大宪章》的出现,就是因为当时的一个国王,想要去打仗,于是就要抽税,但要交税的或者要向他效劳的那些贵族们不干了,不堪重负,于是造反。造反逼着这个国王要跟他们谈判,谈判之后就定下了一连串的契约,这个契约,慢慢地整个精神跟习惯就在英国保留下来。
 
因此在英国就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国会制度,这个议会制度是能够保证在国王要收取税收的时候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甚至是由他们来制订,因此国王或者政府没有这种擅自随便捞钱的权力跟能力。


▲英国议会对王权的限制能力,比欧洲各国都更强大,更能限制王权的滥用

道格拉斯·诺斯后期提过这么一对概念,叫做“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所谓的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就是指的是这个政府或者这个社会,能够进入这个社会、这个市场、这个国家里面展开经济活动,能够展开经济活动的这个机会是有限的,而这个有限的机会是只准许少部分人进入,不是向所有人开放的,这就是它跟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不一样的地方。

法国跟西班牙这种国家的问题,如果按照道格拉斯·诺斯后期的讲法来讲,他们当时营造的那个社会秩序是一个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
 
这种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里面,会出现一个情况,政府把国家主要的经济机会跟利益交给少数的权贵精英阶层。而这些权贵精英阶层他们得到这些机会之后,他们所要交付出来给政府的就是一些利益,比如说税金、特许金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费用。然后政府又从这些社会精英阶层里面得到支持,使得这个秩序能够稳定地发展下去。
 
但是根据各种实证研究,我们都知道,这种一时稳定的秩序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绝大部分那些不在这个精英阶层之内的人,他们再也不会相信这个国家或者这个政府对他们承诺出来的种种我会保护你们的权利、我会保护你们的利益……种种的承诺,老百姓都不会相信。久而久之,迟早要出乱子、要出问题的。这个情况,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用来形容刚才说的西班牙,尤其是法国的情况。
 

【图略】▲制度经济学巨擘道格拉斯·诺斯(1920年11月5日-2015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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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政府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不改呢?
 
那么为什么法国跟西班牙当时走上了错路,他们原来走的那个制度好像可以满足他们一时的需要,但是后来也应该知道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比如说刚在我们开始讲的西班牙的那种“羊主团”那种事。
 
这么搞下去,这个国家迟早要出问题。老百姓不乱、不造反、不叛变,他们也会懈怠经济活动。那为什么这个政府不改变呢?因此,我们又会面对另一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有些制度它走错了,它可能甚至自己都知道,但它回不了头呢?
 
这就牵扯到后期的时候道格拉斯·诺斯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路径依赖的陷阱”。
 
所谓的“路径依赖的陷阱”,并不是他首创,原来是来自于Paul Davies跟后来的布莱恩·阿瑟,他们两个人分别提出来这个“路径依赖”,是要解决一个历史上常常出现的一种奇怪的现象,那个现象主要是跟技术发展有关。
 
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世界上有这种奇怪的事,有一些技术发展,那个技术可能有很多问题,比起跟它同时间出现的其他的同类型技术而言,它既没有效率,又不是特别创新,又不是特别好,可它偏偏能够留存下来。
 
“路径依赖”在技术上面指的就是,有时候人类的发展,很多技术的抉择不是因为这个技术比较好,我们用它,而是因为有一些技术一用它之后就改不了了。

▲路径依赖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两匹马的宽度,决定了现代铁轨的宽度

道格拉斯·诺斯就把这样的观念发展到制度上。在制度选取上面,我们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一个国家、一个经济在发展的时候,一开始有些制度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不错啊,我们现在发展得挺好,我们经济很发达,国家的目的也都达到了。
 
但是明知道它是有问题的,就是不愿意去改,有点像吸毒一样,明明知道需要有改革的部分,但是不能动,到了后来,已经走上去之后,就会发生一个锁定的效应,你锁住了,你只能延续着一个错误的路继续走下去,再也回不了头,这个就叫“路径依赖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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