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30日星期四

达赖喇嘛和奥巴马并列在美国和欧洲五国最受欢迎的人

达赖喇嘛与奥巴马
译者: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陈闯创
达赖喇嘛住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提供

英文原文链接:http://bit.ly/11f7qAM
达然萨拉,2013年5月29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并列在美国和欧洲五大最大国家范围内最受欢迎的人,这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一项网上调查近日公布的结果。
唯一一位能在受欢迎程度上比肩上述两人的领袖人物是弗朗西斯教皇。
哈里斯民意调查是在今年5月8号到5月15号之间进行的,共有7,245名成年人参加,其中法国、德国、英国和西班牙的受调查年龄在16岁以上,意大利和美国的受调查者年龄在18岁以上。
在这六个国家中,平均有四分之三的成年人(78%)对奥巴马总统和达赖喇嘛尊者有正面评价。
在美国有64%的受访者对达赖喇嘛尊者抱有好感,在其他国家分别是:法国81%,意大利86%,西班牙85%,德国79%,英国70%。
情况对于奥巴马总统略有不同,他在自己的国家受欢迎程度最低。虽然仅有一半(51%)的美国人对总统抱有好感,但他在欧洲备受欢迎(意大利87%,法国87%,西班牙80%,德国83%,英国79%)。
最不受欢迎的人则包括来自世界各国的一些争议性人物:金正恩(在这六国里,仅4%的成年人对他有积极评价),在列表的底部有一些有争议的人物来自世界各地:金正云(4%六国之间的成年人有他的一个很好的意见),伊朗的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6%),中国的习近平(14%)和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19%)。



天安门母亲:“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纪念“六四”惨案24周年


今年2月28日天安门母亲致函两代会,题目是:“这是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这表达了“六四”难属的一个良好祈愿。写这句话到现在仅仅过去三个月,但“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
中国社会如今弥漫着一种普遍的绝望感。有论者指出: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一种信任了,谁是我们信赖的?领导人,我们不相信,领导人说的话我们不大相信。行业协会,我们不相信。报纸,我们也不相信。网络,说什么的都有,我们也不知道信谁的。知识分子,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任丧失状态。“一个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让自己的国民都有这样一种绝望感,实在是太可怕了”(贺卫方教授语)。
事实表明,在已经过去的将近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家,江泽民不是,胡锦涛不是,今天刚上台的习近平也不是。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像走马灯似的,越走越远,越走越离谱,一种弥漫着的绝望感正从四面八方向国人袭来。从习近平先生在中共十八大后所表述的“两个不能否定”,我们看不到他对前三十年毛式共产主义原罪有过任何一点反思与忏悔,我们也看不到他对后三十年邓式“跛脚改革”有过任何一点批评和问责,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他大踏步地退回到毛式正统。他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中最不得人心、最需要否定的东西糅合起来,要国人奉为圭臬,视若根本。这使得原先对他抱有政治改革期待的人们,顿时陷入了失望与绝望之中。
现在说一千,道一万,都是多余的。再过几天就要到“六四”惨案二十四周年了。在这漫长的二十四年里,我们天安门母亲自1995年开始接连写了36份致两代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以及公告、祭文,至今石沉大海,没有一句回应。
在1995这一年,我们向两代会提出: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死者人数、死者名单;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属作出个案交待,依法给予赔偿;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追究责任者刑责”(即“真相、赔偿、问责”)。这三项诉求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六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了大屠杀的元凶之一李鹏,指出他犯下了“反人类”罪,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这项控告也没有得到答复。
同一年,我们组成了20人的对话团,提出与政府领导人就“六四”死难者的问题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这个要求也没有答复。
2001年,我们发表了《天安门母亲的话》,在这个声明中,我们写道: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也许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份发自肺腑的郑重声明,政府当局竟然漠然处之,无动于衷。
2006年,对于“重新评价六四”问题,我们作出了有限度的让步,建议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对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时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比如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可以暂时搁置争议,首先解决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的问题。对于这个提议政府当局仍然未有答复。
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们又曾多次提出“以对话来代替对抗”的主张,指出如果能争取实现以对话来代替对抗,那将是整个民族的幸事、全体国人的福祉。多一分对话,就多一分文明与法纪,也就少一分愚昧与专横。……对话不是把社会导向对立和仇恨,而是把社会导向宽容与和解。……我们又提出主张,把“六四”问题的解决纳入法治轨道,那就是“政治问题法律解决”……以上这些提议政府当局统统不予理睬,一概置若罔闻。
…………
在这漫长的二十四年里,我们天安门母亲蒙受深重的苦难。我们曾经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经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我们也曾经被恐惧与绝望所压倒,曾经被流言与冷漠所吞噬。我们曾经年复一年地奔走呼号,曾经年复一年地为死者讨回公道。但政府当局始终不为所动。我们所怀抱的全部“希望”,正离我们一点一点远去;“绝望”,正向我们一点一点逼近。这难道也正是今天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先生要告诉我们这些“六四”死难者亲属的吗?!
1989年6月3日至6日(即“六四”)由邓小平、李鹏等人发动的“六四”大屠杀铁证如山,无法抵赖。这二十四年来我们寻找到了“六四”死难者202人,但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死者(我们相信当年屠杀发生过后不久中国红十字会披露的数字2600—3000人)至今不知去向。难道中国人的命就这样不值钱吗!中国自1949年建政以来已经有8000万同胞死于非命,这是毛泽东的天大罪孽,是毛式社会主义的恶果。可是,今天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先生居然说:“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这就奇怪了,看来习近平先生宁要毛泽东,宁要毛泽东思想,宁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断然不在意那千万百万条国人的生命啊!
人到绝处而后生。司马迁《史记》中有言:“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们对这句话深信不疑。
近来国内播出电视剧《赵氏孤儿》,最后程婴与屠岸贾有这样一段对酒词:
“程婴:那就是个十九岁的孩子,怎能撼动大人铁打的根基?
“屠岸贾:那我就好奇了,你说谁能置我于死地!
“程婴:能置大人于死地的源头是赵朔,大人,这一十九年来,每年的某一个日子,总能见到百姓祭奠赵朔大人,在祭奠那些被大人下令处死的婴儿;大人,你抓也抓了,杀也杀了,可就是禁绝不了关于赵氏的传言,在市井中口耳相传,传承不断”。十九年了,当年的冤案终于反过来。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凡是经历过中国1989年“六四”惨案那一段历史的人,都会感觉到这段对话的针对性。这是隐喻民间对“重评六四”的呼唤,当局装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就是禁绝不了年年月月这样的传言,网络、媒体及市井口耳相传,禁不了,压不了,删除不了,封锁不了。
天安门母亲定将绝处逢生,永不放弃,永不停息,直到最后“六四”获得重新评价,死难者的亡灵得以安息。

签名者:
签名者:
尤维洁郭丽英张艳秋吴立虹尹  敏 叶向荣徐  珏丁子霖
蒋培坤张先玲王范地 周淑庄李雪文郝义传祝枝弟赵廷杰
杜东旭 钱普泰吴定富宋秀玲孙承康于  清 孙  宁黄金平
孟淑英袁淑敏王广明刘梅花 谢京花马雪琴邝瑞荣张树森
杨大榕贺田凤刘秀臣沈桂芳谢京荣 金贞玉要福荣孟淑珍
田淑玲邵秋风王桂荣 谭汉凤孙恒尧王文华陈  梅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狄孟奇王  连管卫东高  婕 刘淑琴王双兰
孙珊萍张振霞刘天媛黄定英 熊  辉何瑞田任金宝田维炎
杨志玉李显远张彩凤王玉芹韩淑香 曹长先方  政齐志勇
冯友祥何兴才刘仁安 齐国香韩国刚石 峰庞梅清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赵金锁孔维真刘保东陆玉宝 陆马生齐志英
方桂珍雷  勇肖书兰葛桂荣 郑秀村王惠蓉邢承礼桂德兰
王运启黄雪芬郭达显王  琳刘 乾 朱镜蓉金亚喜周国林
王争强宁书平曹云兰 隋立松林武云冯淑兰穆怀兰付媛媛
孙淑芳 李春山蒋艳琴何凤亭谭淑琴奚永顺 肖宗友乔秀兰
张桂荣陆燕京李浩泉
(共 123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苏冰娴姚瑞生杨世钰袁长录 周淑珍王国先包玉田
林景培寇玉生孟金秀 张俊生吴守琴周治刚孙秀芝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邝涤清段宏炳刘春林张耀祖 李淑娟杨银山
王培靖袁可志潘木治萧昌宜 轧伟林刘建兰索秀女杨子明
程淑珍
(共33人)
2013.5.31
 ——读者推荐

《动向》5月号彩页:中共党天下的『世袭制』

图为《动向》杂志5月号封二


【编辑者言】

"六四"镇压是一个转折点,中共从一个自称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红色革命党,彻底异化、蜕变为反人民、反文明、反普世价值的既得利益特权集团,利用市场化趋势,转型为一个权贵型右翼政党,打着崛起、盛世的幌子,大步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并以所谓的维稳机制屡屡踩踏底线:
作为延续一党专制的代价,传统伦理、文化遗产,子孙后代安生立命的生态环境资源,遭受毁灭性破坏;以藏人前赴后继的自焚为标志,北京与少数民族的镇压与反抗关系,陷入了史无前例困境;对香港急不可待的全面渗透和控制,极大的激发了本土意识的觉醒,中港关系全面大倒退,一国两制面临破产……
在权力更替方面,中共更是全然无视政治伦理的约束,胡耀邦当年在组织路线上的开明之举变成了对党的利益的"背叛",封建帝王家天下的世袭制,改头换面变成了一党专制的集体世袭制,令原本就没有合法性的中南海当政者,正在失去仅存的对社会大众的恐吓性震慑,老百姓越来越不信也不怕这个政权了,读书人也对它也不再抱幻想了。
在国际上,中国对现有国际安全秩序正面的影响力,恰恰是与它经济的发展呈反比,撒了无数的金钱,甚至也可以兴风作浪(如袒护朝鲜、围攻加拿大等),除了流氓无赖没有一个真正的盟友,尤其是正在自诩"完成了和平崛起"之际,几乎与所有周边邻国的紧张关系全面升级。
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危机,迹象显示当权者的选择似乎要搞一场"小文革",无论是迫于中南海的政治惯性,还是新皇帝玩弄韬略权术的自作聪明,到头来只是加速中共崩溃的进程。
本期『特稿:六四24周年』、『特辑:习近平亮剑?』、『焦点:天灾人祸酿危机』、『专题:北京的国际棋局』等栏目,或有助于读者理解上述内外交困的脉络,而『公民宪政』、『民间互动』和『中国女性』等栏目也可以让我们心存希望。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动向》长短论:后六四生态的中共转型

《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封面

(《动向》杂志每月15日在香港出版)再有二十天,就是"六四"二十四周年的纪念日。人们纪念六四,是因为人们确信:任何政府都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杀害手无寸铁的人民。何况这里多数还是学生。二十多年来,每当我们祭奠亡灵同时,也抗议这个野蛮的政权。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屠城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之所以定格于此,在于这个场景前所未有的血腥和野蛮。



作为一个完整的事件,其要害更在于两个不同的改革路径,以及它们之间的严重冲突。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将这两个不同的改革路径归结为,"一个救党,一个救民。在百废待兴的时候,这两条路是重合的,但是很快就会分道扬镳。"他认为改革前十年和后二十年是不一样的。"今天最大的困境仍然是一个问题:为党还是为民?为党是今天的做法,是邓的做法。为民是我父亲他们那时的做法。"于是就有胡绩伟"胡赵新政十年"的说法。而六四则是胡赵新政被扼杀的那天。
人们之所以悼念胡耀邦,就在于人们看得清"为民"与"为党"的区别;看得清"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小革命"(清除精神污染)之间的关联。看得清这种区别与关联的背后,晃动着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的幽灵。而这些恰好是近半个世纪中国苦难的根源。从政党的角度看胡赵新政,也可以理解为有现代视野的中共领导对政党转型的尝试。
中共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和苏共、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源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而这一声炮响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呢?梅德韦杰夫认为是"发动一场对于自己人民的战争",一个对自己人民发动战争的政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由它一手组建、控制的中共也同样不是一个现代政党。
对中共最多的质疑莫过于"党天下",其实就是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这和苏共也没有什么两样。究其根源,就在于中苏两党都不外是东方专制主义土壤的产物。它们对西方现代政党制度的了解,别说完整,连点皮毛也知之甚少。除了生搬硬套的几个术语,骨子里还是极权专制。人民、民主、共和、宪法这些现代政治概念,只是这两个专制政党的幌子。
文革的惨痛教训,使中共的有识之士看清了症结之所在。政治改革改什么?就是改中共!改它的一党独大,改它的把持权力,改它的控制他人,改它的胡言乱语。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从思想上和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划清界限!从根本上抛弃列宁、斯大林主义这两把刀子。从胡耀邦"解放人"、"解放思想"、"解放经济"、"解放社会"的几次大手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动机。虽然"解放社会"的工作刚刚起了个头就被扼杀了,但他为民的政治理想,使他的胸怀和视野非常人所能及。
六四标志着胡赵推动中共从传统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失败,中共至今还是一个野蛮落后的政治组织,甚至在维稳机制的作用下公然向法西斯化方向倒退。正是这种后六四的政治生态,酝酿出薄熙来、王立军的胆大妄为。他们作恶没有底线,贪腐没有底线,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为幌子,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十八大之后的政改如何?讲规矩、尊宪法、反贪腐当然是题中之意。要做到这一切,最要紧的莫过于从中共自身的转型。从野蛮转向文明,从专制转向民主。近来我国内国外关系空前的紧张,其根源和这个不思进取的野蛮政党的政治理念息息相关。只要他们骨子里还是斯大林主义那一套,还在血腥政治的泥潭不能自拔,这种紧张的局面要缓和下来很难很难。鉴于此,中共也不得不把自己的转型提到日程上:放下老子天下第一的身段,学会宽容,学会妥协,学会尊重,学会文明,才是有出息的正道!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佚名:一年前的流产政变

2012年3月中国发生了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大的政治动乱,中共党内派系之争勾心斗角,剑拔弩张,诉诸武力,差一点酿成全面内战。虽然最后中共内部各派系为了各自的利益达成了暂时的妥协,维持了表面的和谐,但暗潮汹涌,潜藏的矛盾难以调和,随时可能爆发。问题的根源还在于缺乏 一个透明公正的制度。

图:陈昊苏(右四)何光暐(右六)
薄熙来事件当然是“3‧19”北京军事政变发生的主要原因,但幕后策划者却是另外两位太子党,陈毅的儿子陈昊苏和何长工的儿子何光暐,而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则是一起车祸。荒唐的是,这起车祸并不是一起政治谋杀案,而是一桩情杀案。这桩情杀案竟然差一点引发一场波及全国、影响全球的军事政变。
逐渐暴露出来的内幕骇人,可谓惊心动魄,完全可以作为好莱坞大片的素材。从中可以看出这种政治体制的荒谬。今天看到《求是》刊出的文章《中国是全球发展最好的国家》,把衣俊卿局长在和常艳博士上床时构思出来的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大大发挥一通,读来不仅让人哑然失笑。且不说因为道路不通所以改革开放,理论破产已经尽人皆知,就单说这制度吧。假如庙堂上的诸公对这种制度很自信,怎么还会发生去年3月那场军事政变呢?
薄熙来、周永康等人原本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政变计划,但并不打算在2012年3月实施,而是要在2014年左右实施,其“初级目标”部分是这样的:
“我们认为,这种安排虽然是我们付出艰辛努力和巨大牺牲所取得的一个成果,但是并不能改变邓江体制给党的组织制度建设造成的负面影响,不能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我们要努力争取在十八大以及随后的国家机构人事调整中,解决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由一人担任,从而产生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
我们的初步设想是,应该由周永康同志出任国家主席,薄熙来同志出任总理或副总理,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兼任中央军委主席,经过两年的过渡时期,如果习近平同志不能胜任,那么他应该辞掉其中一个职务,只担任总书记,或者军委主席。我们的倾向性意见是薄熙来同志应该在2014年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兼中央纪委书记或者政法委书记。如果习近平同志不能胜任总书记职务,则应当由薄熙来同志担任。”
这个“篡党夺权”的政变计划很严密,但是分阶段实施的。要达到他们的目的,掌握武装力量非常关键。薄熙来、周永康等人早就在为此做着准备。周永康掌握着八十万武警部队。王立军事件发生使得密谋者决定提前发动政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后急匆匆赶到昆明军区去“喂鸟”。
陈昊苏和何光暐一直是胡锦涛的政敌,早在团中央工作时就结下了梁子。这两位太子党很看不起平民出身的王兆国和胡锦涛,私下里蔑称胡为“小胡子”,不断打小报告诋毁二人,最典型的是企图借“张海迪事件”打倒胡锦涛等人。没想到弄巧成拙,胡锦涛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而他们则仕途坎坷,壮志难酬,心中的忌恨可想而知。
正所谓冤家路窄,无巧不成书。2012年3月18日晚北京保福寺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其中牵涉到两个年轻人,正是陈昊苏的儿子陈小虎和胡锦涛的大内总管令计划的儿子令小龙。二人都是北京城有名的纨绔子弟,不学无术,吃喝嫖赌毒,无所不为。二人发生矛盾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一个女人,就是那天晚上法拉利赛车上两个民族学院女生中的一个,名叫唐卓,是一位来自四川的汉族学生。陈小虎和唐卓发生一夜情之后,神魂颠倒,意乱情迷,很想长期包养她。没想到唐卓根本看不上他,只是拿他做征服男人的实验品,以便打败情敌,俘获真正的猎物令小龙,临走时还甩给他六百美金。太子党后代陈小虎何曾受过如此奇耻大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直跟踪他们,并趁令小龙带两个女学生在三里桥酒吧寻欢作乐时,指使人在他的跑车刹车系统上作了手脚。于是一起重大车祸发生了,令小龙当场死亡,两位女生重伤。
车祸发生后,周永康得知牵涉到政敌的儿子,如获至宝,立即打电话让陈昊苏和何光暐安排人在网络上曝光。但陈昊苏得知车祸牵涉到自己儿子后,顿时吓得魂不附体。他还得知,唐卓已经苏醒过来,并向中央警卫局透露陈小虎曾秘密跟踪自己和令小龙,并企图加害他们。他觉得大难临头了,只能铤而走险,想办法说服周永康发动政变,利用周永康掌握的武警力量,攻打中南海,干掉胡锦涛和令计划等人。为此他和何光暐一起在北京西郊陈毅留下的别墅里密谋了一天,制定了详细的政变计划。
但胡锦涛通过内线对陈昊苏等人的阴谋知道得一清二楚,早有防备,在陈昊苏和何光暐在政法委大楼与周永康密谋政变时,果断调38军进入北京,保卫中南海,包围政法委,捉拿政变分子。3月19日夜,天安门广场和府右街上出现了大批士兵和装甲运兵车。38军的士兵与武警在政法委驻地对峙,有士兵高喊:“我们是胡主席派来控制政变基地、抓捕政变领导人的!”而武警则回应说:“如果你们攻击国家部委重地,你们就是叛军。立即撤退,否则我们会毫不留情地消灭你们!”并对空鸣枪警告,但很快便被凶悍的军人制服。
困兽般的周永康知道事已败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打电话给曾庆红和江泽民求救,曾庆红给周支了高招,金蝉脱壳,从中南海地下通道秘密逃走,并把已被逮捕的陈昊苏二人放跑。江泽民立即打电话给胡锦涛,说:“锦涛同志,我想告诉你,周永康是个具有自我牺牲党性的好同志,他没有政变的动机,所以不要轻信国外和国内敌对势力的谣言。”“根据今晚的事件,我要说周永康同志表现很克制,把握了大局。”并威胁道,如果胡锦涛一意孤行,他将采取行动。江泽民一言九鼎,胡锦涛投鼠忌器,很快,进入政法委大楼的军人接到命令,立即撤离,把缴获的武器还给武警,临走时不忘对武警弟兄们说,权当搞了一次军事演习吧。
故事并未结束,由于政变主谋陈昊苏和何光暐被放跑,胡锦涛陷入困境。江泽民等老人插手,这次政变被解释为“误会”,结果是胡锦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检查,周永康下台。
这次流产政变说明,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严重问题,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然扮演着决定性作用。这是不正常的。《求是》的文章试图使人们相信,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最理想的体制。“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说得像煞有介事,这种“禅让”如何避免“禅而不让”,像江泽民那样的老人干政,又如何能避免掌握军事大权的政治强人出现呢?
另外,这里还漏掉了很多内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的更替过程中,“人民”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什么作用?最高权力的任命由谁说了算?其合法性从何而来?所谓“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如何综合的,又怎样避免的?完全看不出来。
唯一可以看出来的是,这种制度模式与人类文明的主流做法正好相反,因为它完全忽略了民意。各级官员的任用和升迁,决定权在上级官员的手里,而最高权力如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人大委员长以及政治局常委的任命更没人民什么事,完全由这些官员自己以及曾经提拔过他们的老人们私下商量,黑箱操作,讨价还价,达成交易。在此博弈过程中,表面上似乎一团和气,内地里则阴谋勾结,争权夺利,明枪暗箭,甚至到了你死我活,要发动军事政变的地步。薄熙来事件和去年“3‧19”北京军事政变就是证明。
因此,所谓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完全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虚妄的,经不起检验。今年4月15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 》举行过一次民意调查,就四个问题征询网友意见,分别是“是否赞同中共有勇气和智慧加快改革?是否赞同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是否赞同只有中共能带领人民走好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对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制度怎么看。投票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网民对这四项都投了“不赞同”,以至于投票网页被紧急关闭,微博上有关内容也被删除。这一令人尴尬的结果已经摧毁了这种“制度自信”。我曾寄希望于中共内部民主带动全面民主的实现,现在看来,难度很大。如果中共内部各派的斗争仍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双方没有一点妥协精神,都不守规矩,动辄动用国家武装力量消灭对方,党内民主是无法实现的。

2013年5月29日星期三

创业者的博客:官媒渲染引反弹 拜登“自由呼吸论”火爆大陆

官媒渲染引反弹 <wbr>拜登��杂珊粑垅�鸨舐
    5月23日,美国副总统拜登称中国是不能“自由呼吸”国家的言论,在大陆引发巨大的反响。首先是因为官媒的报导着重强调中国留学生对此抗议,然而适得其反,在大陆微博和论坛,支持拜登这一言论的可说是一边倒,这其中很多是名博大V。对于“抗议拜登”的留学生同胞,许多大V嘲笑他们幼稚。(网络图片)
5月23日,美国副总统拜登称中国是不能“自由呼吸”国家的言论,在大陆引发巨大的反响。首先是官媒报导中国留学生对此抗议,然而适得其反,在大陆微博和论坛,支持拜登这一言论的可说是一边倒,其中很多是名博大V。对于“抗议拜登”的留学生同胞,许多大V嘲笑其幼稚,并有很多包括著名媒体人在内的民众质疑其学生会背景。
   很多大陆民众表示:拜登的话对不对,请张天璞同学自己思考一下即可。张同学在美国因为不喜欢美国副总统的讲话而写信抗议,抗议完了还能自由呼吸。假如张同学在中国的时候不喜欢中国领导人的讲话而写信抗议,他写完信还能自由呼吸吗?

官媒渲染留学生的抗议 引发反弹

美国副总统拜登5月13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称中国是不能“另类思考”和“自由呼吸”的国度,香港《南华早报》22日报导,该校中国学生起草一封信,要求拜登做出正式道歉。到22日为止已有343人签名,信件将先被呈递给该校校长,然后转交到拜登办公室。
中共官媒新华网,特别是环球时报对此大做文章,有意渲染中国留学生的抗议行为,却引爆大陆民众的嘲讽。而且,大陆一些较为开放媒体也对此发出质疑。

南都:想起经典前苏联笑话……

《南方都市报》评论官方微博23日发帖文如此调侃道:留美学生要求拜登道歉,提出了“另类思考”,享受了“自由呼吸”,更以正统的方式爱了一把祖国。不过,这也不禁让人想起那个经典的前苏联笑话,安~
前苏联有个笑话说,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对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美国很民主,美国人可以在白宫门前骂美国总统。”勃列日涅夫说:“这有什么?我们苏联人也可以在克里姆林宫前骂美国总统。”
官媒渲染引反弹 <wbr>拜登��杂珊粑垅�鸨舐
网络截图

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寻求干净空气 转战伦敦

大陆还有很多民众表示,中国是不能“自由呼吸”,因为空气有毒。对此,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在同一天的官方微博转发这一消息,嘲讽的意味颇浓:【中国周刊:女医生为儿找干净空气 辗转多省无果只好送出国】17岁的天天从小患有哮喘,为了呼吸干净的空气,妈妈带着他从长沙搬到沈阳,再搬到广州。最后天天孤身一人去了伦敦,哮喘再也没犯过。“送到国外,想让他呼吸新鲜的空气,喝没有六价铬的水,吃没有地沟油的食物”。

朱大可:谁在用无耻谎言羞辱我们的思想、言论、尊严和常识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美国副总统拜登向中国学生表示同情,因为在他们国家,人无法自由呼吸。一言既出,摊上了大事:中国学生感到美国人羞辱了自己的国家,由此进行连署抗议。我的困惑是,究竟谁在羞辱我们的空气、土地、食物和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谁在用无耻的谎言羞辱我们的思想、言论、尊严和常识?

清华大学清新时报官方微博: 唯有反思才能进步

清华大学清新时报官方微博也表示,“拜登称中国是不能自由思考的国家,中国学生要求道歉。先别给是否应该道歉下论断,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会被人称作不能自由呼吸的国度。我们不能总视己为弱者,带着敏感而又脆弱的爱国情怀去看待一切。道歉不能为我们带来自由的空气,脆弱的爱国也不会成为强国之本,唯有反思才能进步。”

媒体人质疑留学生的抗议行为乃是中共使馆等指使

对于《环球时报》大肆报导留学生对拜登“自由呼吸论”的抗议行为,大陆很多包括媒体人在内的民众都对此表示质疑。
《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在新浪微博发帖分析称 : 幼小心灵其实可能没那么受不了,他们在米国(美国)呆了四年,什么都明白了,心里有数。可能是使馆及爱国华侨组织受不了,让学生出头,个别学生对立功机会心领神会,其他人也不好不签,不签还要不要回国啊?在米国及欧洲发生的那点事,机制大体如此。
微博名为“松果森林”表示:美副总统称中国不能自由呼吸 中国学生要求道歉,这新闻标题后半部份是自己加的吧?

谢田教授:领馆操控学生会由来已久

这两天,在美留学生张天璞成了大陆网友人肉的重点,据网友搜索:张天璞是中国大陆黑龙江人,曾于哈尔滨三中读书,2009年来美进入圣路易斯大学,2010年转入宾大沃顿商学院,其父母家庭情况不详。他的个人微博也已经没有任何信息了。
还有美国学生提供的消息称,张天璞是学生会成员。
美国宾州费城爵硕大学(Drexel University)商学院教授谢田博士曾对大纪元表示,中领馆操控中国学生组织(联谊会、联合会、俱乐部等)由来已久,只不过现在的控制越来越精致化、隐秘化,越来越采用利益驱使的手段。
谢田曾经担任美国印第安纳州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副主席、美国中西部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第一任执行主席。
谢田表示,据自己的观察和了解,“现在的学生会主席一般都是钦点的。以前领馆操控的人不一定总是以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出现,但都会积极参与学生会,现在他们一定要占据最主要的位置,因为学生们也不那么听话了。我那时参选只是个人出去的,没有背景,但很快发现,他们有一股势力在后面,就是那个‘党小组’在后面。他们内部决定谁出来,那个小团体的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推动、煽动。”
“当时,这些鼓动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所谓的‘爱国主义’的理由,今天看来,随着中共的意识形态的没落和名声越来越臭,这些学生社团头领的出头更多的是由于利益驱动的。”
谢田认为,现今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跟他们10年、20年前那个时候相比,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趋势更强,更关心自己,普遍缺乏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缺乏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心。“他们没有能够虚心学习西方社会优秀的文化遗产,而经常把中共的一些手法、手段带到民主社会里来,这令人十分担忧。”

大陆民众呼吁张天璞回国

很多民众对签名抗议的学生嘲讽道:强烈要求让我去换那些中国学生!让他们回国感受“宇宙真理”。
YeomanJoe:拜登说的在理,我看中国学生中要声援他的人多过抗议他的人。
杨浩宇Mason:反思,如果中国真能自由呼吸和另类思考,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甚至移民?
-留学生张天璞可以向美副总统抗议,要求他道歉。但他敢要求中国的一个副县长道歉么?要求了后还能自由呼吸么?
-美国副总统站在人民的立场说的这番话,张天璞却像受了极大刺激,要求拜登向中国人民道歉。为什么张天璞不敢提出拜登向其言论的真正名誉受损方——中国执政党道歉呢?中国人民莫名其妙地成了受害群体,是因为张天璞故意混淆中国人民和中国执政党两个概念。以为中国人民真的容易被人糊弄吗?不能认清你的目的和面目吗?可惜你想错了!

更多网评:张天璞展示在美国是如何自由呼吸的!

-美国副总统称在中国不能自由呼吸,——于是,张天璞和他的同学就向世界展示:中国人在美国是如何自由呼吸的!
-不要别人一笑我们就立马暴跳如雷,先低头看看自己有没有穿裤子,屁股露半边在外面还不准人家笑是流氓行为,我们应当坚决制止!
-在美国你能公开反对总统,能自由的呼吸,在中国你连对村支书都不能摇头,能自由呼吸吗?不能!在中国无法自由呼吸!
-本来想睡了,看到这个新闻越来越觉得这个国家不是人呆的地方,人家美国副总统说的没错,中国就是不能自由呼吸,看把你们这些有钱人家里的中国流学生能的,还签名让人道歉,把你家前拆把你爹妈打个半死,把你爷爷奶奶全特么气死,我看你还得瑟不。
- 新闻果然要看后找出处,今天看到微信新闻说美国副总统称中国不能自由呼吸,心里自然有些不舒服,后来看了原版演讲,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拜登这话其实就是说给在场的中国学生听的,让他们学会自由思考, 而这段中肯的建议却被说成了不友好的言论,这难道不正是不能自由思考的表现吗?
5月23日,“自由呼吸”成为百度热搜词排名第5,在腾讯“每天十句话,网罗天下事”的栏目中,至本稿发表时,27394人参与的投票中,58%的人投给了“在中国,你不能‘另类思考’、‘自由呼吸’。”排名第一。

老鬼:应该给赫鲁晓夫彻底平反昭雪

赫鲁晓夫


前几年我曾在本博客上写过一篇应该为赫鲁晓夫彻底平反昭雪的文章,结果被删。现在网上说赫鲁晓夫好话的文章很多,网警不再删除。随着历史的发展,实践的检验,赫鲁晓夫作为一个改革家正渐渐获得了国人的承认。现把那篇文章再重新发一下。
     
         应该为赫鲁晓夫彻底平反昭雪

  赫鲁晓夫,全名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1894年4月17日——1971年9月11日),前苏联领导人。从1953年9月7日至1964年10月14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并从1958年起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直到1964年10月被迫辞职。
   
自从开始反修正主义以来,赫鲁晓夫在汉语中就变成了一个贬义词。给谁扣上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个人就被认为是野心家,阴谋家。因为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赫鲁晓夫曾对斯大林热烈歌颂,斯大林死后又对其无情地揭露和批判,是个十足的两面派,阳奉阴违的家伙。所以在九评中被称之为"野心家和阴谋家"。

   大家记得, 文革中批判刘少奇时, 给他扣了很多帽子,什么"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什么"叛徒、内奸、工贼"……等等。其中一顶帽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 赫鲁晓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大坏蛋。斯大林对他有恩在先,他却在斯大林死后掘坟焚尸,无情无义。因为他是光头,当时中共官员称他为赫秃子。

   打倒四人帮后, 刘少奇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 强加于他身上的一切罪名原来都是诬陷不实之词!多少年过去,"中国的赫鲁晓夫"这词已经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词汇,可苏联的那个赫鲁晓夫呢?过去被中国官方百般丑化攻击,现在却始终没得到官方的正式平反昭雪。原因何在?估计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如果事实证明赫鲁晓夫不是坏人, 那么过去强加给赫鲁晓夫身上的许多罪名岂不都是毛泽东的造谣诬陷吗?
   毛为什么不喜欢赫鲁晓夫呢?
   因为赫鲁晓夫最先开始反对个人迷信和揭露斯大林的问题。
   
1955年11月5日,苏共中央开会讨论如何庆祝即将到来的斯大林生日。按惯例,每逢斯大林生日,莫斯科都要举行大规模庆祝集会,但这一次赫鲁晓夫却不顾其他领导人反对,坚持纪念活动从简。在他的提议下,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在12月21日斯大林生日当天,只在报纸和广播里颂扬斯大林的功绩。
   
1955年12月31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大会上正式提出,要为"曾受过斯大林迫害的人恢复荣誉",并成立了一个由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佩洛夫主持的专门调查委员会。此后围绕斯大林的功过是非问题,苏联最高领导层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为首的激进派要彻底清算斯大林,而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为首的缓和派则坚决反对。当肃反部门拿出斯大林大清洗的调查报告后,触目惊心的事实迫使缓和派不得不同意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宣读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

   1956年2月14日到25日,苏共召开了20大。这是斯大林死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包括中共在内的55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参加了大会。
   
大会闭幕后,25日夜召开秘密会议,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揭露了斯大林种种违法乱纪,滥杀无辜的暴行。原苏共十七大所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竟有百分之七十遭到逮捕和枪杀!报告中列举了大量例子,如政治局候补委员艾何、罗素塔克、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伏兹涅辛斯基、中央委员会书记库兹涅佐夫等等均惨遭枪决。在大清洗中,斯大林亲自下令处决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上千名十月革命时的老布尔什维克以及包括"红色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内的数百名红军高级将领,杀害了十几万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数百万人被流放。
   
据报道,因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还要到其他国家访问,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的邓小平,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速记稿带回北京。毛泽东读了秘密报告后十分震惊。他本人与斯大林的很多做法都相类似,甚至很长时间内都认为自己就是中国的斯大林(见《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147页),自然本能地无法接受这个报告。
   
五十年代中叶,赫鲁晓夫敢于提出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揭露斯大林的累累罪行,是有极大风险的,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是要背恶名的。那时斯大林虽死三年,余威犹在。但赫鲁晓夫出于对苏联人民无比热爱,出于对无数刀下冤魂的同情,毅然进行了所谓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这充分表现出了他对自己同胞的仁爱和伟大气魄。

   由于斯大林的很多错误毛泽东都有。比如肃反扩大化,反我即反党,党内斗争残酷无情等等。对毛泽东来说, 批斯大林等于是在批他,自然兔死狐悲. 他意识到若这样反下去,下一步就要反到他毛泽东头上了。于是一改过去对斯大林的不满,开始竭力为斯大林说话,指责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马列主义的叛徒。
   
老毛自从执掌大权之后,其实是很喜欢搞个人崇拜的。在中共七大上,因为刘少奇最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一词,高调赞美毛泽东,而被毛破格提拔,一举超越其他中央领导而成为中共第二把手;
   
解放初期,毛本人虽然表面上也提出了一些制止个人崇拜的措施,但变相的个人崇拜极为普遍。比如中国作曲家只能创作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别的领导人不能编歌唱(解放前还有,如冀中有歌颂吕正操的歌);中国党政要员只能给毛泽东出选集,别的领导人不能出;国庆节只能喊毛主席一人万岁,别的领导人不能喊……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最初对于苏共的做法是肯定的,也曾明确表示反对个人迷信,并将"毛泽东思想"一词从八大党章中删除。为此邓小平在党章修改报告中指出: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党中央历来也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然而后来,他重用对他最阿谀的林彪,号召人们学习对他最奉承的雷锋,表明他实际上是要搞突出自己的,要搞对自己个人的歌功颂德的。他在和斯诺讲话中说:"有点个人崇拜是必要的。"并公然肯定林彪:"还是你说得对, 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于直接号召广大民众对他盲从和驯服。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苏共召开二十二大以后, 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 加以火化, 他的骨灰盒安置在克里姆林宫城墙内。我们当时的宣传部门把这件事说成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焚尸扬灰,伤天害理。但事情真相究竟如何呢?
中共的好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回答西方记者时说:"西方国家就这件事大做文章. 其实是极大的误解或曲解。苏联同志认为, 斯大林作为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曾经犯有一系列严重的错误, 他的位置不应该和革命导师列宁并列, 而是应该和他生前的同志和战友们葬在一起。"
   
难怪老毛对赫鲁晓夫恨之入骨,他最怕自己死后,被别人揭发批判。所以他总对自己周围的人提防和怀疑,在接班人的五项标准中,明确提出不能把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选进领导班子。不时地大造舆论,要警惕中国出现赫鲁晓夫,特别是中央里出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还有一条重要罪状:说他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和逼债。这件事被炒得沸沸扬扬。毛泽东故意把"苏联逼债"和所谓的"百年不遇的三年自然灾害"并列,
说是造成中国1960年大饥荒的两大原因。其实即使在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到那种地步时,苏联也并没有逼债。倒是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1961年透露:"去年没搞好,我们应该给苏联的猪肉也没有给,什么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的也没有给,这个很不好。好呵!你们是大跃进,欠了人家的东西不给,你什么大跃进啊?"(见丁抒的《人祸》)
  可见,这是我们为显示大跃进的成就,自己主动要给的,并不是人家苏联逼的。其实那个时期苏联还曾向中国供应数十万吨粮食,但被严密封锁,知情的中国人寥寥无几。
   至于说到撕毁合同,撤回专家,特别是不再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苏联政府有什么过错呢?
人们只要回忆一下我们中国对于反目以后的阿尔巴尼亚、越南、古巴是怎么做的就足够了。完全一模一样,毫无二致。也是撕毁合同,也是撤回专家。卡斯特罗为此曾痛斥"中国的霸权主义和海盗行径"。
   
根据解密的苏联外交档案透露,恰恰是这位秃头的苏共第一书记在援华问题上最大方,提供的军火质量最高、数量最多,远远超过了斯大林。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在军援上,一改过去只卖"武器垃圾"变成提供"武器设计图纸",由中国兵工厂自行生产。1954年11月,苏联向中国提供现役的米格一17战斗机及全套资料,使中国能于1956年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战斗机。1955年苏联又向中国陆续转交了AK一47自动步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全套图纸,使中国于翌年分别仿制成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苏联还提供了现役的T一54A坦克和85毫米加农炮的样品和全套资料,中国仿造成功后分别命名为59式坦克和56式加农炮……
   
赫鲁晓夫对华军援的最大贡献是原子弹。从1957年7月开始正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和远程导弹样品,还援建核工厂,同年10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以后因政治观点分歧,合作中止。然而苏联这些援助对中国研制成功"两弹一星"还是起了相当作用的。
   
为缓和与中国的关系,赫鲁晓夫曾在1960年末和1961年春主动表示中国可以推迟还债,并愿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提供苏军最先进的米格一21战斗机和全套技术图纸。后因古巴导弹危机的分歧,米格一21的援助项目中止。但中国技术人员靠自己力量消化了全部技术,将其发展成一个庞大的战斗机系列。几年前试飞成功的超7"枭龙"战斗机,依然是40多年前得到的米格一21的创新版。所以尽管事后毁约,也不能完全否定赫鲁晓夫在军援上对我国的贡献。
   再看看所谓干涉中国内政问题. 毛泽东指责苏共以老子党自居, 把兄弟党的关系变成了父子党的关系.动不动挥舞指挥棒, 组织其他兄弟党对中共"围攻"。凭心而论, 赫鲁晓夫反对中国什么呢?
无非是毛泽东提出的所谓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赫鲁晓夫对于中国同志犯这等低级幼稚错误, 感到痛心疾首,多次指出中共是在重复苏共当年走过的弯路,连斯大林也没有这样疯狂地胡作非为过!
   
就拿大炼钢铁来说吧,连宋庆龄家的院里也砌上了小高炉。在宋庆龄本人的主持下,秘书、花匠、厨师一齐上阵,成了全民炼钢大军中的一员。这么荒唐的做法让赫鲁晓夫无法理解,提出批评。可毛泽东根本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赫鲁晓夫在一次报告中无可奈何地提及此事:"咳,就让宋庆龄夫人去炼钢吧!"可这报告又被《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拿来大做文章,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指责赫鲁晓夫和美帝勾结在一起,干涉我内政,攻击我们的三面红旗。
   借着批修反修,毛泽东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大跃进所带来的危机, 把广大人民对现实的不满统统转移到赫鲁晓夫头上!直到今天我们的决策者还舍不得清算反修谬论,恐怕有难言之隐吧! 众所周知,1963年是邓小平和彭真秉承毛泽东旨意, 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去莫斯科和苏共中央谈判的, 最后以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告终。这反修功劳有邓小平一份,对于为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恢复名誉自然消极。
   事实证明, 在中苏分歧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 赫鲁晓夫基本正确, 毛泽东则是根本上不正确。
   
从某种程度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苏联第一次打开了人们的精神牢笼,一批老作家获得了平反,索尔仁尼琴等作家得以公开出版自己作品。帕斯捷尔那克和索尔仁尼琴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一大批新作家也随之诞生。一个文学艺术的春天在解冻中悄然到来。
   
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政治气候空前宽松,不再搞"肃反",党内斗争不再处以极刑。即便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等高层领导被打成反党集团,也不过是去当大使、水电站站长而已,无须坐牢枪毙。
    
赫鲁晓夫在清算斯大林的罪恶之时,还彻底否定了劳教制度,这也是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倒台的一个原因。赫鲁晓夫指责贝利亚企图使劳教制度合法化,并断言劳教制度是专横的、不合法的。结果1960年,苏联废除行之42年的劳教制度。
   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平演变有什么错误呢?现在中国搞和平崛起,不是同一个意思吗?   
   
让人感慨的是,今天中国采取的经济政策正是效仿当年被口诛笔伐的苏联修正主义的政策,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请找出我们当年的反修文章《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拿它和今日中国大陆的现实比较一下,当年曾如此痛批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又算什么呢?
   "反修斗争"过去四十多年了, 早已成了历史. 可是平心静气地想一想, 国内的彭德怀也好, 国外的赫鲁晓夫也好,如果毛泽东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早一点制止了大跃进, 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等等错误, 中国还至于饿死几千万人吗? 在毛泽东领导下,饥民连逃荒的自由都没有, 树皮啃光了,
不得不易子而食……毛泽东动不动就说:修正主义上台要千百万人头落地. 而事实上,
赫鲁晓夫上台后并没有杀人,连反党集团成员也一个没杀。而老毛的大跃进才真正造成了千百万中国老百姓人头落地。毛泽东的这句所谓"修正主义上台千万百人头落地"纯粹是造谣,是耸人听闻的编造!
   
赫鲁晓夫关心人民疾苦,当他闻讯莫斯科居民住房紧缺时,立即下令突击建造了一批住房。而毛泽东时代的首都北京,老百姓一家七八口挤一间屋的情况比比皆是,毛泽东又什么时候关心过一下,改善过一下呢?据报载,前些年俄国搞过一次民意调查,
俄国人民对以往国家党政一把手评价中,以赫鲁晓夫最受欢迎, 对他印象最好,好到五五开的评价。这表明赫鲁晓夫既非完人,也绝不是恶人。
   
凡参观过莫斯科新贞女公墓的人都会看见,有赫鲁晓夫雕像的墓碑是由黑白相间的大理石构成。坟墓当然远不如毛泽东帝王般的陵墓气派,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各地前来为他扫墓的人络绎不绝,越来越多。人们无限怀念他,他大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揭露斯大林的累累罪行成为他万古不灭的功勋,彪炳千秋!这就是历史的公正!

  赫鲁晓夫坟墓,他来自平民,死后仍与平民在一起


      
当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赫鲁晓夫为保护自己,确实说过斯大林是生身的父亲之类的赞誉话,当时到处都赞美斯大林是生身的父亲,歌曲《斯大林颂》里也称他为父亲,谁敢不这么说?这种对领袖的阿谀颂词我们中国也一样多如牛毛。在毛泽东时代,谁没喊过毛主席万岁,唱过《东方红》,敬祝过毛主席万寿无疆呢?这怎能扣上两面派,阴谋家,阳奉阴违的帽子呢?
许多人认为,20大秘密报告出自赫鲁晓夫一人之手,事实并非如此。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负责人米哈伊尔·普洛祖门希科夫说:早在1955年12月,苏共中央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调查苏共十七大选出来的党内高级领导人受迫害的冤案。委员会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具体负责。1956年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审议了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从而引发了对斯大林问题的讨论。赫鲁晓夫只不过是把党内一部分同志的意见公诸于世而已。
   
为抹黑赫鲁晓夫,有人还散播赫鲁晓夫的儿子曾被德军俘虏,成为叛徒,经斯大林批准被枪决,赫鲁晓夫是为儿子报仇,才讨伐斯大林的。——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赫鲁晓夫的儿子根本没有被俘,更没有被引渡回苏联枪决,而是在空战中牺牲,2003年8月4日俄罗斯《真理报》对此进行了独家报道。当俄罗斯"太空搜索协会"(Kosmopoisk)的队员们在卡卢加(Kaluga)市郊的森林里寻找陨石坑时,意外发现了一架前苏YaK-76战斗机残骸。经过多方调查之后,科考小组最终得出结论,那是赫鲁晓夫儿子的丧生地点,虽然同二战期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样,真相究竟如何很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但有件事情可以肯定——没有任何理由证明赫鲁晓夫之子有叛国行为,实际上,他是一位卫国英雄。
   总之,经过长期的历史实践检验,泼在赫鲁晓夫头上的污泥浊水已经不攻自破,洗刷干净,他的巨大历史功绩越来越光辉耀眼,昭著过人。
   
正是赫鲁晓夫率先揭露了斯大林滥杀无辜的暴行,暴露了极权专制的黑暗,震惊了全世界。掀开世界范围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停止了苏联国内的大规模政治镇压,释放了绝大多数古拉格中的政治犯。
   
正是赫鲁晓夫对苏联的经济,特别是僵化的农业体制进行改革。如给集体农庄生产自主权,将机器拖拉机站卖给集体农庄等。在工业方面,实行以经济手段(利润、奖金)代替行政手段以剌激生产发展(却被毛泽东批判为修正主义物质刺激)。
   由于赫鲁晓夫锐意改革,得罪了众多既得利益者,日益孤立,于1964年10月被迫辞职下台。
   干事的人总会犯错误。鹰有时飞的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
   鲁迅曾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历史上很多伟人,很多开创历史的人物都曾被扣上"叛徒"的帽子。刺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施道芬堡上校就是以"国家叛徒"的罪名被处决的。赫鲁晓夫也被我们定性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受到全民族大规模的批判声讨。

   但这样的"叛徒"万古流芳。

   现在时间过去近半个世纪,赫鲁晓夫的英名越显光辉。他的胆识,他的魄力,他的不怕背恶名的勇气,有目共睹。他比齐奥塞斯库,比金家父子,比毛泽东要伟大的多!
   
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是苏联的一位骁勇无畏的改革家。他勇于否定前领导斯大林的极左错误,勇于清算斯大林的暴政,为民伸冤,功不可没。他的历史地位任何人无法贬损得了。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给赫鲁晓夫正式平反昭雪。
     期望我们中国也出现一位赫鲁晓夫。

信手转载网上一篇文章

                                    真实的赫鲁晓夫

       2010 年03 月20 日一提起赫鲁晓夫,中国人立刻就会想到那个让苏联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联合国脱皮鞋敲讲台的"赫秃子",那个酷爱"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提出"三和两全"理论、分裂国际共运的"老修"。
   如果平心静气回顾史实,也许可以说,50 年前开始改变苏联的,正是这位评价不一的赫鲁晓夫。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赫鲁晓夫令人刮目相看是在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当年他即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同年5 月访问南斯拉夫时,为斯大林排斥南共向铁托道歉。1956 年他更抛出重磅炸弹:在苏共二十大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提出破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肃反扩大化造成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他停止了苏联国内的大规模政治镇压,释放了数百万政治犯,为近2000 万人恢复了名誉。
   苏联知识分子总算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恐怖中获得解放,苏联的政治气候变得空前宽松,苏联逐渐成为一个"正常社会"。
   赫鲁晓夫当政的1953 年—1964 年,苏联工业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1%至13.2%,普通民众生活明显改善。他颇有平民风格,当政时不重"形象工程",大量建造站台简陋的地铁,速度比斯大林时代快一倍以上,解决了莫斯科边缘地区的交通难题。斯大林时代造的数十栋"高干楼"、"高知楼",只是让本来就住得不错的精英们锦上添花罢了;赫鲁晓夫大造廉价的五层楼,虽然现在被嘲讽为"赫鲁破楼",面临拆迁,但当时圆了数千万人的住房梦。
   就连斯大林的战友、骂赫鲁晓夫是"暗藏敌人"的老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晚年也不得不承认,赫鲁晓夫当政时,"日子确实比斯大林时代过得轻松"。
   1956 年10 月30 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合作基础的宣言》,承认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表示今后将采取措施予以克服。
   上述种种变化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对整个国际共运,产生了深远影响,打破了长期形成的凝固、僵化、紧张局面,开始了苏联和国际共运思想解放的新阶段。
   非斯大林化运动在东欧引起强烈反响。波兰于1956 年爆发反政府运动,赫鲁晓夫亲赴华沙与波兰工人党领袖达成政治妥协;匈牙利1957 年发生叛乱,赫鲁晓夫下令镇压,仅首都布达佩斯就有2.5 万人死亡,5 万多人受伤。
   1957年6 月,他遭到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联合反攻。赫鲁晓夫先下手为强,利用手中掌握的党权和行政资源,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但这些老革命"被迫害"后,也不过是去当大使或领导水利工程而已,依然俸禄优厚,再无须像斯大林时期那样,高喊"斯大林同志万岁"去吃枪子儿了。
   赫鲁晓夫主张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以避免核战争。他于1959 年访美,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晤,一时和平共处的势头高涨。1960年美国U-2 飞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中止了这个趋势。1962 年出现古巴导弹危机,苏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赫鲁晓夫生性急躁,急于求成,缺乏深谋远虑。他重视战略核武器的作用,大量裁减陆海军,引起军界不满。他想削夺党内官僚的特权,招致怨恨。他的自由化政策更为斯大林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所痛恨。他的领导风格虽然被认为是充满活力,但也被一些人看作盲动冒险。他于1971年9月11日因心脏病发作,在沉寂中辞世。

   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吗?
   
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很多中国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赫鲁晓夫把从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是"暴君"、"刽子手"、"独裁者";"赫秃"这一恶行震惊世界,造成国际共运严重的思想混乱,是中苏论战、国际共运分裂、社会主义事业受挫的起因,一句话,是万恶之源。
   对这一秘密报告,有人一言以蔽之曰"全盘否定斯大林"。
   现在,"秘密报告"早就不成其为秘密,看过这一报告的许多人,对这个结论颇有保留意见,认为它并不符合事实。
   
评价斯大林一生的功过是非,主要看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主政时期,其间有两件大事:一是他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二是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伟大卫国战争。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秘密报告"在讲到斯大林"滥用职权",对党内反对派实行大规模镇压之前,首先肯定了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反对派的斗争,明确指出斯大林是维护列宁主义的旗手,并强调,如果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恐怕我们今天既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也不会有集体农庄,也许已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被解除武装,衰弱不堪"。这说明,赫鲁晓夫不仅没有否定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功劳,而且是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对于卫国战争,秘密报告并不否定斯大林的功劳,尽管斯大林对战争初期苏军的溃败和战事艰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前被枪决的有首批5 位元帅中的3 位、15
位集团军司令中的13 位、85 位军长中的57 位、196 位师长中的110 位、406 位旅长中的220 位,还有11 位副国防人民委员、海空军总司令和参谋长、军区司令。到1941 年夏德军入侵时,苏军指挥官3/4 任职不到一年。
   
至于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赫鲁晓夫并未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他说:"斯大林认为镇压反对派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他是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利益出发来处理这些事的。我们不能把这些说成是错误的暴君行为。他认为,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成果,必须这样做。这就是悲剧之所在。"
   根据"秘密报告"作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结论,恐怕有点牵强附会。

   他有没有在联大脱皮鞋敲讲台?
   
比起掌权后只到外国开过两次国际会议的斯大林来,赫鲁晓夫多次出国,对外面的精彩世界有一定了解。他在访问丹麦时参观过一个小农场。看到农场管理得井井有条,自以为精通农业的他问农场主:"您搞农场有多少年头了?"对方轻描淡写地回答:"我是丹麦前首相。"于是,赫鲁晓夫对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不搞领导人终身制,不禁肃然起敬。
   
同人们传闻的"大老粗、没文化"相反,赫鲁晓夫在国外脱稿讲话时,语言简朴、鲜明、有说服力。他相信只要如实讲明真相,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人民就会由衷地同情并喜欢苏联的社会主义。
   他于1959 年9 月在美国访问了13 天,转了7 个城市,满怀自信地向美帝国主义保证:"我们将埋葬你们!"然而,1963 年11 月6 日,他在接见美国企业家时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做不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太大了。"
   当美国记者不厌其烦地用"民主"和"多党制"纠缠他时,赫鲁晓夫大俗大雅:"你们又要往我嗓子眼里塞死耗子!"
   在处理无伤大雅的细节时,赫鲁晓夫游刃有余。在美女如云的好莱坞,"居心险恶"
的美国资本家送给赫鲁晓夫一只精妙绝伦的"糖衣炮弹",怂恿一名艳丽的女明星去吻他。赫鲁晓夫舔下糖衣,丢掉炮弹,不等苏联翻译提醒,落落大方地说:"干吗要等她来找我!我去吻她不就得了!"他在加利福尼亚参观工厂时到工人食堂进午餐,看上了那里的自助式管理:"这正是我们国家需要学的!"
   他很欣赏百老汇大街,回国后就下令修筑从西郊领导人别墅通克里姆林宫的新阿尔巴特大街,一侧是5 栋24 层的住宅楼,对面是4 栋25 层的办公楼。可惜没等他的"百老汇"修完,苏共中央就"满足了赫鲁晓夫同志因年龄和健康原因提出的退休请求"。
   不过,赫鲁晓夫在外事场合,确实有随意发挥的毛病。
   他率领苏联代表团出席1960 年联大时,在辩论中情绪失控,竟不顾礼仪,脱下皮鞋猛敲桌子,同西班牙代表大吵,导致警卫人员干预。这一政治笑柄,已被历史记录在案。
   
但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说美国档案馆没有找到有关的影像资料,当时在场的《纽约时报》记者也"没有看见赫鲁晓夫用皮鞋敲讲台",只是看见他举起皮鞋摇晃了一下,然后把皮鞋摆在桌上。结论是:赫鲁晓夫"皮鞋敲桌"的新闻是"美联社杜撰,其他报纸照搬"。
   然而,赫鲁晓夫本人却在《回忆录》里谈到此事的来龙去脉。
   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还有更精彩的说法。他于1961 年10 月在苏共二十二大发言时说:"当联合国讲坛上发出侮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挑衅言论时",苏联代表团就"用拳头敲桌子以示抗议,拳头累了,便找其他方式来制止那些伪君子和骗子"。"一次,有个西方外交家发表挑衅性演说,赫鲁晓夫同志就脱下皮鞋敲桌子,也许在西方世界的女外交官们看来有失体面,但这简直是绝妙举动,表现出外交的灵活性!"
   赫鲁晓夫总不会无中生有地杜撰对自己不利的丑事吧!时任政府机关报《消息报》总编的阿朱别伊,想必不会故意出老丈人的丑吧!
   赫鲁晓夫的第二件外交丑闻发生在1962 年10 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当时他先是心存侥幸,投机取巧,冒险把苏联导弹偷偷运进古巴,以为能吓住美国佬,后来却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节节败退,灰溜溜地从古巴撤走导弹。

   他是如何下台的?

   1964 年9 月的一天,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突然接到陌生人的电话,报告一个重要消息:党内一帮权势人物密谋推翻赫鲁晓夫。电话打到赫鲁晓夫家里,而且使用了苏联高官的秘密电话——"红机子"。他的女儿也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打电话的是克格勃主席卫队长加格柳科夫。谢尔盖很快秘密会见此人,得知老爸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是主谋之一。然而,赫鲁晓夫的儿女书生气十足,直到老爸回来,才告诉他这些重要情况。
   但是,赫鲁晓夫不知是过于自信,还是脑袋进水,居然未采取任何措施,而是照原计划,于10 月3 日到黑海之滨皮聪大休假。他哪里知道,他儿子和加格柳科夫通话和会面情况,统统被克格勃录音并掌控。
   10 月12 日,赫鲁晓夫接到中央来电,要他中断休假,参加"农业会议"。飞机刚上天,赫鲁晓夫就觉得不对头,对警卫队长说:"少校,命令机组人员飞向基辅,首都有阴谋!"少校却装糊涂。
   到了莫斯科机场,舷梯久久不靠拢飞机,来迎接领袖的是一辆普通公车。赫鲁晓夫全明白了,愤怒地骂了一句:"叛徒,犹大!"
   
据说,勃列日涅夫此前曾设想过下毒或炸机等方案,从肉体上消灭"恩师"。据前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说,赫鲁晓夫反复改革,喜怒无常,令党政高官们恐惧莫名。让他提前"见马克思",是最安全、最简单的解困途径。1964 年春末,勃列日涅夫开始认真考虑方案,同谢米恰斯内密谋。
   
首选下毒。考虑到这个"乌克兰人民的伟大儿子"天生好胃口,且酗酒成性,这种死法将会合情合理。然而,给他准备饮食的只有一个女厨师,她早在战时就在赫的身边,对他赤胆忠心,无法收买。而且,按照这一方案的逻辑,必须消灭凶手,然后为了掩盖罪迹,又必须再找杀手,恶性循环,反复无穷,而且最后会追到克格勃头上,追到老勃本人头上⋯⋯
   其次是制造空难,在赫鲁晓夫结束出访回国时起爆定时炸弹,让全体机组人员和随行人员作赫鲁晓夫的陪葬。这太残酷了,谢米恰斯内坚决反对。
   第三个方案是在列宁格勒制造车祸,但也被放弃了。
   勃列日涅夫琢磨出一个很"人道"的方案,把"恩师"抓起来,然后遵照"党内民主"程序,请他自愿下台。10 月13 日15 时,赫鲁晓夫走进克里姆林宫党中央主席团会议室,气冲冲地问:"出了什么事,谁主持会议?"他习惯地坐在正中,宣布开会。勃列日涅夫率先发难,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带头攻击赫鲁晓夫,历数他十年来的严重错误,接着其他同志落井下石。赫鲁晓夫要求申辩,勃列日涅夫不许。赫鲁晓夫想召开中央全会挽回败局,但为时已晚,各级党委书记都被做了工作,站到"犹大"一边。
   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时,气呼呼地冲着昔日的革命战友们说了句大实话:"你们今天能罢免我,也多亏了我创建的宽松体制!"

   历史的真实面目:赫鲁晓夫为中国做了7 件好事。
   
长期以来,赫鲁晓夫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声誉是很差的,一直被看成是造成中苏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历代苏联领导人中,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为新中国做好事最多的正是赫鲁晓夫。
   好事一,帮助中国的经济建设。如果说斯大林承诺援助中国建设的大型工业企业有50 项,那么赫鲁晓夫当政11年中答应援建的项目则达286 项,他还扩大了斯大林援建项目的设备供应范围。直到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撤出专家时,大型企业已经建成的有120 项,基本交完设备的29 项,共149 项。
   好事二,把4 个中苏合营公司的苏方股份移交给中国。1950年3月和1951年7 月,中苏先后在莫斯科和北京签订了创办中苏石油公司、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中苏民用航空公司以及大连中苏建造和修理轮船公司的协定。
   
好事三,帮助中国建立原子反应堆。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关于原子能问题,赫鲁晓夫同意先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小型原子反应堆。1957年10月,双方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虽然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这一协定,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苏联援建的原子反应堆在培养我国核工业人才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好事四,归还旅顺口海军基地。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提出将旅顺口海军基地归还中国。双方就此发表《联合公报》称,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鉴于朝鲜战争停止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来远东国际形势所起的变化,并且注意到中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根据两国间已经建立的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现议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且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撤退和移交工作应当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苏军于5月25日撤退完毕。
   
好事五,废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秘密补充协定》。《秘密补充协定》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此后,毛泽东对此多次向苏联及其他外宾表示不满。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暗示可以考虑放弃该协定。1956年5月10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认定《秘密补充协定》已经不符合苏中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建议予以废除。5月29日,中国政府复照表示同意。
   
好事六,改变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1956年10月23日中苏签订协定,对之前卢布与人民币的比价加以改进,按照当时两国国内60多种日用品的价格计算,协定规定双方正式比价保持不变,但是在非贸易兑换时每元人民币补贴4卢布,即实际比价改为1:6,即1元人民币相当于6个卢布。这个比价同人民币和卢布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大体相符。1957年5月11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交《备忘录》和《关于调整两国在1951年至1955年期间非贸易清算的议定书(草案)》,建议这一期间的非贸易支付均按1956年10月23日中苏非贸易支付协定规定的办法结算,苏方补偿中方9610万旧卢布。

   好事七,在我国3年困难时期,赫鲁晓夫提出向我国提供粮食、食糖。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10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却被毛所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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