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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丁弘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话语权是一个关键问题。对发展市场经济，有姓资还是姓社的质疑，这就是一个拦路虎。小平同志在理论上作了担当。最近，温家宝总理在深圳 强调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这个姓资还是姓社的拦路虎又跳了出来。《光明日报》，当然不仅是这一家报纸，它不过是表达了官僚经济阶层和保守势力的声 音，对政改力加抵制。
经济改革在前，政治改革在后，都碰到姓资姓社的责难和干扰。个中的话语权，不应该理直气壮地搞清楚吗？
一
对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说？在毛泽东时代，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是非法的。教科书上，大学的课堂上，源于经典的理论说：“社会主义是计 划经济，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认为这是社会本质属性的反映。在政策上限制和取缔市场经济，自由贸易非法。农民卖一只鸡要偷偷地进行，是拿一个鸡蛋到供销社 去换一点火油，一盒火柴，一根针，易物易物。生活用品以票证限量供应。为什么要控制？因为物资匮乏。物资匮乏是因为限制市场经济。说是要割资本主义的尾 巴，农民的小生产无时无刻在产生资本主义，严重的问题是在教育农民。这种经济政策，最大限度地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当时叫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能搞修正主义。”到毛泽东去世的那一年，在物质生活上，人民得到的计划供应，一个月一个人只有4两油。
否 定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凡是毛主席的决策，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这个民族才走出了“句句是真理”的神权、皇权时代。小平同志得 以纠正过去的许多错误，否定了人民公社；否定了计划经济；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即所谓“四大否定”。这四个东西，其中一个不否定，改革 开放都是不可能启动的。
在当时的理论基础和政治背景下，小平同志忽然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话真是石破天惊！
保守派不免质疑：“你这是姓资还是姓社呀？”麻烦在于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你这不是自食其言了吗？
在 这个问题上，如果丧失了话语权，这改革怎么进行下去呢？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小平同志作了担当，因为历史的教训太深刻了，我们的民族付出了太沉重的代价。 “从来如此难道就对吗”（鲁迅语）？小平发挥了历史巨人的铁腕作用，他说：“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甚至说：这个问题“不讨 论，不讨论是我的发明！”
这在历史上是权威主义一个杰出的贡献。
启动市场经济进行改革开放，才把中国的社会向前推进一大步。
这样，小平掌握着改革开放的话语权，肯定我们搞的还是社会主义，把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运作戴上一个新帽子，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算解决了话语权问题了。
二
这话究竟怎么说？
近 百年来，真正伟大的思想家还是我们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对这个问题他早就讲得非常透彻和明了：“欢喜社会主义是一种进步，但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 义无论是功是罪，它毕竟是人类社会进步所必须经过的过程。没有它，小生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的可能。”
按照这个说法，我们现在是在“补课”。不论怎么说，我们补课了。至于叫什么是无关紧要的。按照小平的意思，姓资还是姓社就不管它了：“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不去讨论了，我们必须补课。
仔细想想，小平同志的“不管”这两个字，真正最终摆脱了主观的教条主义的框架。常言说的好：“生活是常青之树，而理论是蹩脚的。”伯恩斯坦说：“运动就是一切。”
赵 紫阳总书记，在北京富强胡同被“蜇居”15年。他的脑子并没有停止思考。按他的看法，中国是在搞资本主义了。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其内容不仅是搞市场经济， 还发展了私有经济，而且在政策上给“资本”这个剥削者平反，定性为生产要素。资本家称企业家，不认为他们是剥削者，而是作为生产力的代表参加分配，其先进 者也可以参加共产党了。赵紫阳说：资本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一种是专制主义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可惜我们搞的是后一种。这就不可避免地积 淀了许多社会问题：腐败严重，两极分化等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以至今日。
中国政治改革滞后，社会在宏观上是瘸脚现象。
三
温家宝总理到深圳谈政改，是迫切的心情，认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会得而复失。”政治民主是时代的潮流，不适应这个潮流是死路一条。
对他的讲话，姓资姓社的责难这个拦路虎非常及时地又跳了出来。《光明日报》的社论题目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
其 实，民主就是民主。民主只有多少之别，只有有无之分。有人曾说：“民主对于国民党是多少的问题，对共产党是有无的问题。”这当然成了右派。但事实上，民主 没有什么两种性质。陈独秀不愧是伟大的思想家，早在1936年在敌人的监牢中还发表文章说：“没有资产阶级民主这个东西。谁要是给民主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 而反对之，谁就是要搞法西斯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认为民主是人类社会几百年发展中形成的好东西。
西 方的民主机制，其发育过程历时三四百年，能说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人权宣言》、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 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怖的自由，是只代表资产阶级的吗？资产阶级不存在“民享”、“匮乏”的问题了，这都是以民为本的民主概念，不是什么阶级的概 念。
这 样说，是不是丧失了一个党员的立场了？不是，建国前，毛泽东面对世人反复歌颂林肯、罗斯福，发誓要学习这些西方的先进的政治文明。党中央机关报《新华日 报》，就这个问题写了许多的社论和文章，成为导向的主旋律，不是说，不搞西方那一套，而是说，一定要搞西方那一套。其实，可以把话说透，资产阶级是先进生 产力的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短时间创造的财富超过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总和（马恩语）。在这个物质基础上，文化的普及、政治伦理的提升是与时俱进的。这从当权 者一个“权力私有观念”的多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不妨把华盛顿和毛泽东比较一下，就很清楚了。
《光 明日报》的社论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近百年来，在这些国家里可以找到真正的民主这个东西吗？苏联有了《斯大林宪 法》，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大清洗，把列宁的战友多数都杀害了。二战开始时，希特勒高兴的是斯大林已经清理了大量的苏联指挥员。是否可以说，民主这个“德先 生”还没有到达苏联呢？
中 国到今天，国人在政治上的主要诉求是“宪政何时大开张？”我们1954年就有了《宪法》，又经多次修改，到今天还没有立起来。如果立起来了，还需要搞什么 政治改革？但是，走向民主宪政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全党的共识。《宪法》的存在，就证明这一点。什么时候可以过实行宪政这一关呢？唐德刚这位历史学家说： “大概要到2050年可以过这‘历史的三峡’。”刘亚洲将军这位中将、政委认为为期十年，中国“会从权威主义走向民主政治”，“不可避免十年会有大的变 局”。各有不同的估计。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深圳、天津两次重要讲话，明确反映了政治理念和政改的承诺，概括得好，这是人民心声的反映，显然还只是一种诉求。
四
《光明日报》是明显指向温总理的，全文实质上是两句话：我们中国的民主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这不是已经很好了吗？深圳的经验也是政治的，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呀。你的那紧迫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张报纸是旗帜鲜明、反对政治改革，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许多党报已把温总理讲话主要内容都“蒸发”了。对我们国家的现任总理如此，史所罕见！
这说明，矛盾已短兵相接，搏奕不知鹿死谁手，历史真的又到了一个拐点了。
奇 怪的是，1954年制定宪法，至今尚未执行，刘少奇临死前，举起《宪法》，希望得到它的保护，为时已晚。晚清康梁主张“君主立宪”，谭嗣同等六人血染菜市 口。康梁出逃。在慈禧等人看来，立宪不就是要限制我们的权力吗？现在政治改革的诉求实是“党主立宪”，即在党的领导下，执行宪法，以真正体现权力属于人 民。
有人说，西方的民主法制是“姓资”。
我们总不能说我们的宪法也“姓资”吧？
有人说：“中国不能民主，老百姓素质太低。”
我们总不能说“三百年前，美国人民的素质比今天中国人民的素质还高”吧。
始 于所谓“民国”的近百年，中国人民仍然没有享受民权的资格。到什么时候宪法才算数呢？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确是很好。因为规定它是全国人民的最高的权力 机关，没有这个权力，它只是一个橡皮图章。一些代表参加这样的会，理所当然会有人格受辱的感觉，说：“中国最缺少的是民主，最需要的是民主。”
“党主立宪”的困难究竟在哪里？在于权力私有的一念之间，有权就有一切，反对政改会想出许多理由来，给先进政治文明戴上“姓资”的帽子，就是其一。近些年，中国官僚经济阶级形成。在社会结构上，更为社会民主进程增加了阻力。
当前的话语权之争，是官僚经济阶层所控制的主流媒体，说当前不受监督的专制主义是最民主的，而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改革的诉求，是要求还政于民。
“面子是中国的纲领”，鲁迅先生的这句话深刻极了。坚决自称是社会主义，而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自称是“人民共和国”，什么是 共和？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也避而不谈。社会主义不像，就加上“中国特色”这一定语以正名，这样也就取得了话语权，算是名正言顺了。
在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说：“不管姓资姓社，只要……”这彻底突破了固有的思想框架，是一个伟大的理论贡献，在话语权的问题上，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高峰。
（2010-0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