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日星期一
長平：中國司法的荒唐與罪惡，永遠比你想像的更多
来源：德国之声
根據李文足友人透露的信息，在會見王全璋之前，她已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備：跟其他被迫害的人權律師一樣，王全璋顯然遭受了足夠多的身心折磨，他可能像李和平那樣蒼老，像李春富那樣恐懼。但是，她沒有想到，王全璋見到四年未見的妻子、兒子和姐姐，更多的表情卻是冷漠和焦躁。
王全秀見到的弟弟是這樣的──
李文足和其他「709」家屬堅持抗爭四年，得到包括美國國務院、歐盟以及多個國際人權組織聲援，德國總理梅克爾會見在內的全球支持之後，才有了這次見面機會。顯然，臨沂監獄鬼鬼祟祟積極安排見面極不正常。
李文足寫道：……突然，全璋一下子焦躁起來，說話聲音都高了八度：「我很好！監獄對我很好！不是你們想的那樣！！」
讓這樣一位律師成為一個冷漠、麻木、聲稱監獄很好、責怪妻子抗爭的人，中國當局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凶殘。正如建政七十年來反復呈現的那樣，他們不滿足於消滅異議者的肉體，還要改造他們的靈魂。
同樣侮辱人智商的配套表演是，「五毛」傾巢出動攻擊抗爭者：既然丈夫要求你放棄上訪，專心帶好孩子，那麼你為什麼還不肯閉嘴呢？你這到底是在救夫呢，還是為自己表演？你背後有多少外國勢力在支持？
正如」中國公民運動」組織在為她頒發2017年」傑出公民獎」時在頒獎詞所稱頌的那樣：她不僅維護她和丈夫的合法權利，而且維護了王全璋等人權律師所堅持的法治精神，為所有人爭自由求公義。
川习会两个谜团解开 最大输家前途堪忧
来源：看中国
在刚刚结束的日本大阪G20峰会，川普和习近平会谈之后，双方达成共识要重启谈判。党媒正在把这涂抹成又一场伟大的胜利，但主管党媒、中共意识形态的一批人却正在经历另一种心情，因为川习会后最大的输家正是他们，一些人的政治生命堪忧。
北京被迫重回谈判桌
首先这对北京根本不是一场胜利，川普在之后的记者会上说：我们会和中方从上次未完成的部分继续，看看我们是否能达成协议。（英文原文：We’re going to work with China on where we left off,to see if we can make adeal.）川普还说：这不代表会最终达成协议，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希望达成协议。如果能达成协议，将是历史性的。（英文原文：This doesn’t mean there’s going to be a deal, but they would like to make a deal. I can tell you that. And if we could make a deal, it would be avery historic event.）
中美双方曾历经10个月时间，中国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长姆努钦等先后互访谈判10次。
但北京5月初却从即将完成的协议草案全面后撤，路透社5月8日曾发表独家报道表示，星期五（5月3日）晚间来自北京的外交电文，对近150页的美中贸易协议草案进行系统的更改，在草案协议的7个章节中，中国全面删除修改法律以解决美国对中国贸易做法核心抱怨的承诺，推翻双方10个月来谈判的成果。这7个方面包括盗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强制性技术转让、竞争政策、金融服务准入，以及货币操纵等。报道表示，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对中国删改协议草案的程度感到震惊。
这导致川普星期日（5月5日）宣布，美国将把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从10％上调到25％，并不排除对其它商品也加征关税。他当时在推文中称：他们试图重新谈判，不行！
从5月初到现在，近两个月后，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已经上调至25%，华为(专题)被列入黑名单，遭受到重大打击。现在2000亿美元25%的关税继续，华为也还在名单上，只是被允许购买不涉及国家紧急安全的美国公司产品，川普并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对习近平表示华为问题会留到最后，视情况而定。（英文原文：We mentioned Huawei. I said,“We’ll have to save that until the very end. We'll have to see.”）
而北京现在却被迫重新回到谈判桌，还是在上一份草案上前行，天下只有党媒才能把这称为胜利。
谁在刘鹤的背后？
这次川习会也间接解开了两个谜团。本来按常理，此前谈判过程中刘鹤不可能不请示和汇报，就擅自答应美方停止技术转移和外商准入等各种条件。尤其协议部分内容要求中国修法配合，中美建立执行监督机制等，影响重大，刘鹤更不可能擅自作主。但上次北京在最后一刻否定协议草案，导致人们怀疑刘鹤之前10个月的对美谈判策略和过程，到底有没有习近平在背后认可？
在这次G20川习会中，刘鹤仍然紧挨习近平，就坐在习的左边，显示刘鹤仍是习近平的心腹。
并且川普在川习会后还透露：中国打算从美国购买海量的农产品和食品，他们会还快开始，几乎是立即。我们会给他们一个单子列出我们想让他们买的东西。（英文原文：And China is going to be buying a tremendous amount of food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 and they’re going to start that very soon, almost immediately. We’re going to give them lists of things that we’d like them to buy.）
这种在谈判中宣布立即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以向川普示好的作法，刘鹤此前也参用过，今年1月31日，刘鹤来到白宫见川普，当时他用英语对川普说，中方今天将购入500万吨美国大豆。但当时川普把刘鹤说的今天（today）听成了每天（per day），后来白宫还就此澄清，成为花絮。
这次习近平亲自领衔谈判团队，又采用了这一手法，也更间接证明之前刘鹤的谈判过程，习近平是在紧密参与的。
习近平敢于回到毛时代？
另一个谜团是，习近平真的“自信”到了要和美国对抗到底，不惜回到毛时代，闭关锁国吗？
此次G20给出了答案，习近平还没有“自信”到那种程度。但人们同时看到，党内意识形态部门确实一直在试图兜售另一种未来。
在5月初美中贸易谈判破裂后，党媒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立刻开始大肆进行仇美叫嚣，并且也把矛头对准了中国的“内部力量“、“崇美媚美恐美者”、“投降派”等。
6月6日，中宣部主管的光明日报报纸刊登了《明辨崇美媚美恐美的奇谈怪论》的文章，批中国亲美派：“以比美国政府更积极的态度，将中美贸易战的责任单方面推给中国”。
6月8日，新华社刊发《让投降论成为过街老鼠》评论文章，指控中国国内持有对美妥协让步论调的人是“投降论”，是想要“瓦解中国人的抵抗精神”。
总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多维网发文称：“近来，中国官方喉舌，从新华社到《人民日报》，都颇有一番气势，要彻底摧毁那些对美国特朗普政府进行政治和经济妥协的声音，当然不排除也包括某些代表性人物。”
刘鹤甚至被一些毛左网站称为“刘鸿章”，有网民质疑刘鹤在白宫见川普的照片：“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谈判不能像李鸿章那样长桌面对面对谈，而非要川普坐高处我们坐下面，为什么？”北大教授孔庆东回答是：“因为李鸿章毕竟还算个文化人，即使签订丧权辱国条约，鬼子也起码给他一点个人尊严，不把他当成一条狗”。
曾著有《亚洲霸凌：为什么中国梦是对世界秩序的新威胁》一书的中国问题专家毛思迪（Steven Mosher）6月24日接受“美国思想领导者”（American Thought Leader）时说：
“我们对中共提出公平竞争的所有要求，如停止网络攻击、停止知识产权盗窃、停止补贴，停止号称要主导未来高科技的2025经济部门（即“中国制造2025”计划）等——我们要求中共做的所有事情，它们都把这些视为对其政权的直接挑战和威胁。我们对此非常清楚“。”那么他们会接受美国的要求，沿着进行结构改革的路走吗？这就意味着中共的权力不断受限，逐渐走向解体“。
很大概率正是意识形态部门和他们的党内同盟者搅黄了上一次贸易谈判，他们看到了美中如果达成协议对党统治的威胁，他们所打的如意算盘是，利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煽风点火，让中美贸易谈判破裂。大陆经济本来就面临诸多难解问题，正可以把美国当成替罪羊。而且如果中国重回毛时代，权势最大的就将是意识形态部门，老百姓过什么样的日子则不在考虑之内。
现在看来，在巨大压力下，习近平最终没有对此买账。这就造成了一个大问题。在演艺圈里，如果一位明星不再同意经纪人的包装方案，那就只能导致分道扬镳。而在中共高层政治中，这种分裂不会是简单的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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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特习会谈得不错 但贸易战无停止迹象
ANALYSIS
现在是危险时期。
上周末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G20峰会期间举行了单独会晤，此次会谈在某些方面被描述为是中美贸易战中的一次突破性进展。
完全不是那样。
这二人只是同意不再升级敌对情绪，即便如此，这也只是暂时的。贸易战的规模没有缩减，也没有解决争端的明确办法。
尽管关税针对的是中国进口商品，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最终要承担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25%的关税，远高于五月份的水平。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现在的举动已经造成了伤害。就在与习近平举行这场令人欢欣鼓舞的会谈之前，特朗普指出美国会取得胜利，因为中国经济正在“走下坡路”。
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中国制造业正在收缩，据报道一些行业出现大规模衰退，比如汽车制造业，最近几个月有数万名工人被解雇。
就连中国的信息科技公司也感受到了这股寒意，匆匆裁员。
美国公司远没有像特朗普所希望的那样恢复景气，他们也受到了影响。
尽管尚未出现紧缩，但美国和韩国制造业的增长率最近几个月大幅放缓，人们的信心水平正在下降。
正如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投资银行的这张图表所显示的那样，美国产出的下降速度和中国一样快。
This graph shows the decline of US and Chinese manufacturing output. (Morgan Stanley Research)
（这张图表显示了美国和中国制造业产出的下滑。）
美国和全球指数位于左边。任何高于50的数字都代表增长。右边是中国的数字，显示它正在下降。
各国央行行长感到茫然
随着全球经济急剧放缓，甚至可能出现衰退，各国央行现在正不得不考虑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甚至恢复一些被长期搁置的救市计划。
经过近10年的印制钞票以及将利率降至史上最低，货币政策专家们现在正努力想出让政府在刺激经济中发挥更积极作用的办法。让贷款更便宜，让人们去花钱。
这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行长菲利普·洛（Philip Lowe）推动的路线，他已经加大呼吁政府在基础设施项目上大力投资。
他的观点在本周末得到了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呼应。国际清算银行是各国中央银行的央行。
继一个月前降息之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很可能明天会继续降息，或许在八月前会降息三分之一。
然而洛先生是否能说服总理莫里森借钱再大力花钱，还没有定论。联盟党具有优秀的经济管理能力，其盈余能够持续到下一个10年，在此基础上，联盟党在此次大选中获得连任。
在美国，特朗普总统对美联储降息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主要是为了在明年美国大选前保持华尔街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上涨。
鉴于全球产出和贸易的近期趋势，美联储可能没有其他选择，尤其是自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表示形势的突然恶化迫使其放弃计划并终止了刺激方案之后。
政治联盟正在瓦解
与10年前金融危机黑暗的日子不同，在政治上，各国领导人似乎没有决心共同努力避免危机重演。
就在上周，G20峰会前夕，特朗普尽力疏远几乎所有人，包括东道主日本。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受到军事攻击，那么日本“只会在索尼电视上看热闹”。
他告诫印度不要提高关税（以作为对美国征收关税的报复），称越南在贸易方面“是最糟糕的”，并用错误数字贬低德国“免费搭乘安全班车”。
这只是对他的盟友。当涉及到中国时，特朗普对他的对手发起了三方面进攻，包括贸易、技术和金融。
尽管关税及其影响已经被详细讨论过，但拒绝华为等中国公司获得美国技术的影响可能产生的破坏更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目标与特朗普现在所倡导的策略相似；孤立中国，同时通过合作关系加固美国企业对主权国家的主导地位。
特朗普对中国发动攻击的第三个方面涉及银行系统。上周，一名美国法官认为三家中国国有银行藐视法庭，他们拒绝配合对朝鲜违反制裁条约的调查。
其中一家银行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这家银行是中国的第九大银行，该银行目前面临着失去美元渠道从而被全球金融体系拒之门外的风险。
上个月，内蒙古包商银行的倒闭让中国的银行体系出现裂痕，上周银行间贷款利率跌至1%以下，人们越发担忧这一负债累累的经济体的信贷供应。
谁受到的打击最大？
真是讽刺。十年前，在美国银行体系发生惊人崩塌之后，是中国挺身而出将全球资本主义从其自身及其过度行为中拯救出来。
现在，这是一场有关冒险政策的游戏。习近平不必忍受选举带来的不便，在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任总统任期选举时，习近平则对美国经济衰退的前景感到颇为享受。
但习近平也不得不忍受国内经济的严重低迷，这可能会损害到他自己的地位。
这十年发生的变化真大。
——ABC中文（https://www.abc.net.au/chinese/2019-07-01/donald-trump-china-trade-deal-xi-jinping-dangerous-times/11266402）
主权移交22周年：还原一个从未实现过民主的香港
一九九七年，距离六四天安门屠杀八年后，香港人夹道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他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一国两制”首度登上历史舞台，在香港实行，香港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一边适应身份认同上的转变，一边探寻新的民主之路。他们也许没有想到，22年后，这条道路仍然遍布荆棘。
从2014年的雨伞运动，到眼下“反送中”大规模抗议活动，香港人对民主的追寻不断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其中一位年轻的参与者是Jared Fu，一名在悉尼大学读书的香港留学生。
今年6月，20岁的Jared组织了近3,000多名民众走上悉尼街头，声援香港人在立法会门前举行的大规模“反送中”抗议游行。此后，他联合澳大利亚港人社区成员，将收集了12,000个签名的请愿书递交至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办公室，要求澳大利亚对香港《逃犯条例》修法一事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2014年雨伞运动发生时，Jared只有15岁。他和朋友会在周末前往中环的集会地点，声援在前线抗争的年轻人。他把雨伞运动形容为自己的“政治觉醒”的开始，并让他以观察者的视角去审视香港的过去和现在。
“原本在《中英联合声明》中的‘一国两制’应该保障香港人可以享有全面民主，最起码在立法方面。但这至今仍未实现，”Jared告诉ABC中文。
一百多年来，香港人似乎从未对这座城市的政治未来有过真正的发言权。而普选权，则是港人追寻民主化路途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追溯到1997年以前的港英政府时期，香港人也没有真正享受过民主。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人文科学院黄宇和院士告诉ABC中文，香港的民主化进程“没有未来”。
他表示，和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时相比，唯一的差别是中港矛盾更加激化，如今的中国比当年更加强大。
“利益考量都不是为了香港”
其实，香港人早在港英政府时期就已经在争取真普选，而不是主权移交中国后才开始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吴木銮（Alfred Wu）副教授告诉ABC中文，由此可以看出香港人争取“真普选”本身并不是针对中国。
“七十年代前后，英国在香港采取善治，发展了公屋、医疗系统以及廉政公署等，随后，整个民主化运动从80年代开始有这个诉求，“吴木銮副教授告诉ABC中文。
1984年，中国和港英政府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奠定了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的基础。此后，香港政府发布《代议政制绿皮书》，建议尽快开始香港立法局的选举，随即出现民主派人士要求居民直接选举的运动。直到1990年《基本法》公布，香港人才真正在法律条款中找到了能进行直选的依据。
《基本法》确立了香港最早可在2017年实施行政长官普选，随后亦可实施立法会普选，但却没有明文规定普选的定义，并由人大常委会保留最终解释权。然而直到近年来，香港人才发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们争取的普选和人大常委理解的“普选”一样吗？
200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首次推翻了香港人的理解。
自此，香港的选举程序发生了几乎根本性的变化：行政长官选举程序的启动和最后批准权都由人大常委会决定。更颠覆香港人理解的是在立法会选举方面，人大常委会从原来没有否决权，变成尚未开始就可以决定终止。
于是，从行政长官到一些主要官员，本质上都由中央任命，而不再是民主选举。
直到八十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港英政府才开始真正推动香港本地的民主化进程。殖民地早期的立法局完全由港英政府官方主导，直到1985年，才有直选产生的议员成为立法局少数的反对声音。
“对港英政府来说，重点是主权移交，只要能确保英国的利益得到保证，”吴木銮说。
“英国在香港有多少居民到现在都没有统计数据，重要的是它的民众，[再加上]香港的银行机构和金融中心的地位， 英国希望在政治上保留亲英人士，”他补充道。
中国内地人的“恩主心态”
从当前的中港矛盾上看，吴木銮对香港未来的民主化进程并不乐观，因为他眼中的香港人无法挑战北京引导的大环境，他们改变不了中央政府的决定。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和经济中心之一，香港和韩国、台湾、新加坡一起被视为20世纪“亚洲四小龙”。这座城市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最小化的政府市场干预、最低税收和成熟的国际金融市场为其稳定增长带来保障，同时吸引许多公司在港设立亚太总部。
他解释道，由于官方媒体的误导，许多中国民众对香港的繁荣抱有一种“恩主心态”，即“中国人给你们带来那么多好处，你应该回报我”。这种心态也反映在韩国、日本和台湾方面。
“其实这些只是一个市场行为而已，但对大陆人来说没办法，因为他们是在这样环境下成长，只能说他们没有什么错误，问题主要是政府在误导，”他说。
吴木銮认为香港年轻人在努力地追求他们的政治理想，并且知道如何聪明地采取行动让香港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从这一角度看，香港的民主化进程是乐观的。
Jared对吴木銮的看法表示认同，他觉得香港迎来了更为广泛的“政治觉醒”的契机，这种觉醒就代表了希望，正如当年他在雨伞运动中受到的启发。
大批海外华人“翻墙回国” 他们是“集体无意识”？
Bang Xiao / ABC中文网
许多人都知道中国网民可以“翻墙”查阅在中国遭到审查的资讯，但人们也许并不了解，数量庞大的海外华人正使用一种“翻墙回国”的APP查看仅中国境内网民看得到的内容。
仅一款提供此服务的APP公司就表示，已有近千万台海外设备使用其服务。
今年24岁的Linda Yang是一名在墨尔本大学攻读硕士的在读生，她在澳大利亚的生活遇到过一件麻烦事——离开中国，手机里许多音乐APP的歌曲都变成了无法播放的灰色链接。
在同学的介绍下，Linda获悉有一款手机APP能让她在澳大利亚“翻墙回国”，这是一款叫穿梭（Transocks）的VPN（虚拟专用网络）服务，专门帮海外华人解决浏览中国网站时遇到的访问限制问题。
五年来，Linda使用这款APP畅听中国数字音乐平台上的歌曲，她表示这款APP既免费又稳定，在留学生的圈子里很普及。
据ABC中文了解，穿梭（Transocks）是同类APP中最热门的服务商之一。它于2017年3月中旬发布，主要用户群体是华人留学生和在海外定居的华人。
一位穿梭的发言人向ABC表示，该APP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方便海外华人，因为该团队的成员“有不少身在海外的朋友，和我们谈及海外生活的孤单寂寞，强烈表示希望能像身在国内一样使用国内的各种音乐APP、追剧APP”。
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这款APP的用户数量一直在增长，主要分布在北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西欧几个地区，目前在南美、俄罗斯、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区的用户也在增加。
“特别是在北美和澳洲...... 有一些家庭主妇，是高度依赖穿梭所提供的服务的，”这名发言人补充道。
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网络强国战略”，敦促加快中国的互联网环境建设，推动中国互联网文化的发展。此后，中国经历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互联网发展热潮，诸如微信、支付宝等手机APP产品深深地融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
与此同时，习近平以“网络空间法制化”的名义不断升级“防火长城”，不仅屏蔽了越来越多的境外网站，同时也对网民使用VPN“翻墙”的行为不断收紧。年轻的中国网民在无法接触西方互联网产品的情况下，逐渐有了一款“替代品”并形成了较强的使用习惯。
Linda也认为“翻墙回国”是对自己出国前的上网习惯的延续，就拿音乐APP来说，她觉得自己更倾向于接受中国本土APP的商业模式：免费听歌、无会员费的服务，哪怕音质一般或有广告。
一个“不自信”的中国
中国时事评论员刘逸明把这种习惯看作中国互联网用户行为的一部分，他认为，这种使用习惯反映了中国打造互联网防火墙的一个目的，即塑造网民的行为模式，让人们依赖“墙”内的平台，对被屏蔽的平台缺乏兴趣。
“很多人因为以前曾长期在国内生活，他的生活习惯、上网的习惯根本就一下子改变不了，”刘逸明告诉ABC中文。
刘逸明将这样的用户行为形容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用户习惯，具体来说是指用户的行为受到了“防火墙”的限制，但却爱上了“防火墙”内的互联网环境。
在美国纽约生活了一年多的余心妍是一名记者，她第一次“翻墙回国”的情况和Linda类似，是在出国旅行时追剧，但现在更多的是出于工作需要。
余心妍的工作类似于用“翻墙回国”的APP来测试中国互联网“防火墙”的最新变化，因为这道用于审查的“墙”没有官方的屏蔽词库，更没有明确的审查指令，对于从事新闻工作的她来说，能做的只有“翻墙”测试，没有别的办法。
“有时候我要去测试一下，比如说某一个东西在国内的网上能不能发出来...... 比如说，我要看看这个照片发出去是否会被屏蔽，”余心妍告诉ABC中文。
去年十一月，多家国际媒体报道了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创造了全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争议事件，这些报道大量引用了中国知名商业信息平台“天眼查”上的内容，曝光了贺建奎的多重商业身份。然而据ABC中文观察，就在该事件被曝光后的第二天，“天眼查”关闭了其海外地区用户在桌面端的访问权。该公司未就此事回应ABC中文的置评请求。
这道神秘的“墙”在舆论审查方面的效率在数字音乐平台上也有所体现。今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三十周年纪念日前夕，歌手李志的全部歌曲在多家中国数字音乐平台上下架。此前，李志的《女神》、《广场》等歌曲被认为是为了“八九学运”而作。
腾讯音乐在向ABC中文提供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海外用户无法收听部分歌曲是由于音乐版权按不同国家区域分别进行授权，而该平台为获得一些歌曲在海外部分地区的版权。但未就QQ音乐审查某些歌曲的做法予以置评。
尽管如此，余心妍认为对许多普通人来说，“翻墙回国”获取音乐和影视资源并非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办法，原因是人们一旦掌握了墙外的替代品，就不再需要“翻墙”了。
但刘逸明说，“翻墙回国”只是形式上的体现，其背后的深层问题是一些海外华人无法融入西方社会的不适感，它反映出“防火墙”成功塑造出来的用户习惯，以及中国人的不自信。
他认为，中国在“软实力方面还没办法跟西方相提并论”，所以“防火墙”的双重功能不仅防止西方价值观传入中国，也防止海外网民看到一些信息并用于批评中国，造成负面的影响。
“一些商业网站、科技网站，以及一些新闻媒体或政府网站会比较在意海外人士的访问，而这体现出中国官方和一些机构不具备它们本身所宣传的那种自信，”刘逸明说。
陈钦：陈炯明和孙中山的分歧导致中国百年大变局
美国东海假期二世
《陈炯明首行联省自治之民选县长》油画素描稿子
▲1923年8月14日，孙中山、宋庆龄在永丰舰与官兵合影
本文摘自陈钦著《北洋大时代：大师们的理想国》
陈炯明是北洋时期一位雄踞一方叱咤风云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人们印象里，他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派，罪证就是1922年“六一六炮轰总统府”事件，逼得孙中山化装逃往上海。然而，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孙陈二人为何决裂？炮轰总统府是否真实存在？当时广州百余平民究竟丧命于谁的火炮之下？将近百年前这迷雾重重的事件，我们努力以尊重历史的理性态度，拨开迷雾，展露它的真容。
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而开始合作，这里的“法”是指孙中山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当年的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品德一直很欣赏，他曾感慨说：“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孙中山还曾以“狼、大、快”三字喻陈炯明的革命作风，粤语“狼”字比喻勇猛进取。最初被外界知晓的孙、陈二人分歧是一次选举。1921年4月，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在孙中山坚持实行记名投票要求下，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大纲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等均由大总统一人独断，孙中山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此举遭到陈炯明的反对。陈炯明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应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达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总统选举，此时广州旧国会议员只有200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简直是在自毁法律！陈炯明质疑道：“这和之前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在北方出现“伪政府”的情况下，在南方“建立”“伪政府”，用一个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去反对另一个同样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这是非常行不通的，结局只有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任职，拒绝参加就职典礼。自此，二人政见分歧开始明朗化。但实际上，早在1909年陈炯明加入同盟会之时，二人政见及民主理念的不同就已为日后决裂埋下了隐患。秀才出身、个性温和的陈炯明虽加入信奉革命、激进的同盟会，然而与众多革命党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抱负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建设”，这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大部分同盟会员“革命至上”、“革命流血至死”的心态和主张完全是两条路。孙中山是“武力统一派”中彻底的中央集权主义者，他的理想是以领袖权力为核心的大一统。当时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是“中央集权”，要以“北伐”这种暴力武力方式来颠覆北洋政府统一中国，成立中央政府。
陈炯明则主张“联省自治”，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其相仿的联邦政制，以“南北妥协”的和平手段来谋求中国永久的统一。这与当时部分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崛起正是因为独立战争后，北美13州脱离英国，经过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这段历史。这些学者认为，美国的这段历史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可行选择。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南北内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之后，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诉诸武力、民众免于生灵涂炭而最终实现全国和平统一。陈炯明一直对联省自治非常推崇。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而孙中山认为，中国刚从清朝封建社会的皇权主义走出，需要的是区别于皇权主义的“一党专政”及以“军政”、“训政”的思想来统一中国。他要求所有党员要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发誓效忠领袖，他甚至认为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陈炯明认为所有党员要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效忠，本质上与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没有不同，只是君主换成了党魁而已。孙中山的民众保姆说，也遭到陈炯明的批评，他认为：“政府把国民当成‘无知可怜’的幼儿，那人民就永远会是长不大的‘无知可怜’的幼儿，永远不可能实现民主政治。”陈炯明对于以自治治理国家有深入的思考和实践。1909年，他就在家乡创办《海丰自治报》，倡导自治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同年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开始了其政治生涯。在他从政期间，明确系统地提出“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议草案”，建议设立城镇乡地方自治研究所，遴选精通政治人员专门研究城镇乡自治办法，推动自治进行。担任议员期间，他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切合实际并极具操作性的提案。正是基于上述长期的政治实践积累，使得陈炯明可以很轻易地指出孙中山观点的破绽，并批评道：“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两人对于“政治”这一词汇的理解也有较大分歧，用吴佩孚的话来说：“余信政治的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为政治是一种技术。”崇尚传统道德立身的陈炯明宁愿失去权位，也不愿意背弃自己对于民众的诺言。对于苏联的态度，也是两人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1920年列宁密使波特波夫，曾经专门拜访当时在中国南部军事实力最强的陈炯明，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他统一中国，但是要放弃外蒙，承认外蒙独立，并表示苏俄可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供给粤军使用，遭到陈炯明严词拒绝。而孙中山则与苏联一直保持密切联络，陈炯明对此，从来不赞成。他认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不在强权而在公理，不在抗争或报复，而在诉诸国际之间同情及其相互之利益”。
1921年6月，坚持武力统一中国的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认为此刻中国民众甚苦，不能再轻易发动战争，且将士疲惫，军费不足，根本不可能完成北伐，仍然主张先定省宪，再议国宪，先确立民治的基础，再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在遭到陈炯明的消极抵制后，两人摩擦不断升级，以致孙中山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共事。”竞存是陈炯明的字。有传言说他曾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传到陈炯明那里，两人嫌隙于是无法弥补。在美国国家档案局于1946年后才公开于世的机密文件中，广州美国领事报告，1922年4月中旬，因北伐军入湘不成功，改道攻赣，孙中山在梧州的军事会议席上，说南方有三人──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都该受到严厉处罚。英国领事亦有同样的报告。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但实际上在这关键时刻刺杀者究竟是谁呢？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美国副领事在当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随后陈炯明因表示无法接受孙中山令其参加北伐，以及不能筹措到500万元军费，而被孙中山免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内务总长职务，仅保留陆军总长职。1922年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北伐行动如箭在弦。他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试图以高官诱惑分化陈家军。叶举并不领情，却在10天后突然率领60多营粤军开入省城，成为广州城的实际控制者。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是南北两个政权对峙，孙中山为表明自己“天下为公”的心迹，多次对外界放出话来，只要“独裁”的北洋政府徐世昌下台，他也将同时下野。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于是一时间，社会各界纷纷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现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实现国家共和统一，其中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200多位名流甚至联名要求孙中山下台。但出乎意料的是，孙中山断然拒绝辞职。顿时，社会各界大失所望，孙中山民望迅速下跌。陈炯明对此也非常反感，他认为“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尽管北洋政府几乎同时宣布实施孙中山坚持恢复的《临时约法》，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应该宣告成功了，孙中山仍然不顾陈炯明的反对，坚持要通过军事北伐，暴力推翻北洋政府。
在两人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候，孙中山警告粤军几个下级官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在此情况下，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武力驱逐孙中山下台。陈炯明听闻后，立即派秘书带着他的亲笔信劝叶举他们千万别轻举妄动。信中说：如果孙中山出兵北伐大获全胜，大家都会有好处；如果失败了，我还可以以陆军部长身份将部队调返东江，收拾残局。叶举当着陈炯明秘书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书生之见不知军事，并让转告陈炯明，事情已箭在弦上不容不发。陈炯明收到回复后，据说一怒之下打碎茶杯。6月16日凌晨，叶举开始行动。他们提出的要求，与蔡元培等社会名流所提出的相同，就是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并非想致孙中山于死地，所以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向孙透露了消息，让其赶快逃跑。孙中山离府后，粤军围攻总统府，守军拒不投降，就开了三响土炮，以作威慑。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宣布和叛军开战。根据当年香港中英文报纸报道和英、美两国外交官的相关记载，1922年6月17日，孙中山以海军大炮炮轰广州。当时海军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得到海军司令的命令，由于没有海军司令的下令，在孙中山下令放炮后，一时没有士兵敢动手，孙中山气急之下，索性自己动手亲自发炮，“孙大炮”由此得名。孙中山炮击广州后，胡适曾批评说：“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们，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在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后，孙中山只好于8月9日乘英国炮舰离开广州，避入上海法租界。近年来，多位历史学家研究，“六一六事件”发生之时，陈炯明绝对不是主谋。孙中山炮轰广州后，陈炯明还禁止部下组织大规模的反击，让孙中山安全离粤，实际上救了孙中山。陈炯明与孙中山公开决裂后，吴稚晖、汪精卫等人还一度曾想让他们破镜重圆，孙中山念及旧情，又是用人之际，便说“如他肯写悔过书，可不究既往”，当说客把孙中山的意思转达陈炯明后，陈炯明当即断然拒绝，认为自己没有错误，“无过可悔”。由于国民党后来统一了中国，因此陈炯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视为叛逆者，以至于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陈炯明是靠孙中山起家的，陈赶走孙不地道。实际上，辛亥革命前，陈炯明就是广东省谘议局议员，其同盟会身份是秘密的，谈不上跟随孙文革命。孙文是海外革命家，十六年未踏入中国半步，如何跟随？陈炯明辛亥年组建循军，成为广东都督实至名归，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合作实为孙依附陈，而非陈依附孙，或者说两人结成联盟互相依附。孙中山在中国广州自任非常大总统，外界很少支持和承认，当时给孙中山撑腰的最重要的地方实力派就是陈炯明将军。关于孙、陈之争，在陈炯明死的时候，国学大师章太炎写了一篇墓志铭，可作为两人关系恶化原因的参考。他说在民国六年的时候，孙中山开始自称大元帅，很快被赶走了，退居上海，后来听说陈炯明胜利了，就又回来了。由此可见陈炯明并不是依附于孙中山的。孙中山靠陈炯明打天下，陈炯明帮孙中山撑起了南方政权。如果孙陈二人生前有一出“将相和”，那段历史固然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中国近代历史也许会重写。但是，道不同不相与谋。真正有着坚定政治理想的仁人志士，决不会因为个人交情而放弃自己追求的真理。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陈炯明亲拟了一副挽联：“唯英雄能生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私情公谊，全凭一寸赤心知。”恩怨功过全由后人评说。对孙陈二人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谁优谁劣，谁是谁非，自有历史评说。不过，陈炯明赴汤蹈火的努力最终却以惨淡失败谢幕，而孙中山发动的北伐破坏了南北妥协，失去了一次和平统一中国的大好机会，也扑灭了各地民主治理热潮及刚刚建立起来的民主体制。这对陈炯明个人来说是悲剧，对国家、民族来说，何尝不是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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