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日星期四

红叶:与友人论《共产党宣言》书


来信已经拜读。你在信里所说你经常思考的三个问题,也正是二十多年来盘踞于我的脑海、挥之不去、为我所苦苦思索者。这三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对世界的总体认识,关系到我们个人的安身立命。限于时间,今天我只谈谈第一个问题,与你交换意见,相互切磋。
你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徒子徒孙们都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真的是吗?我读马恩的书不多,但我理解马恩主张人性解放,思想自由,民主平等,似乎没有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有人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发明者是列宁,此点我未考证过。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性和自由并未彻底解放,原始资本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性和自由更是充满压迫。我在加拿大留学时,曾在华人餐馆打工对此颇有感触。”
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最初四十年(1949-1989),我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学习它的,其心态接近于宗教徒之对经书,从未怀疑,想的只是怎样弄通它,以武装自己的头脑。六四之后,开始反思,前十多年间,迷迷糊糊,虔诚是早就没有了,但其中的问题,也并没有琢磨透彻。后来,系统研究了揭露中国现实阴暗面的大量资料,对比《共产党宣言》,终于得出了基本否定的结论。
我觉得:评价马克思主义要抓住主要的。我同你一样,马恩原著读得很少,没有资格系统分析,但是主要的东西——《共产党宣言》我却是反复研读过的。我读它,包括细读、粗读,应该不下二十遍。为什么我认为它是马恩的代表作?一、它不是一般的文章,它是“宣言”,而且是共产党的“宣言”,是一群人的集体意志,其思想分量是马恩的其他任何著作所无法比拟的,必须被看做马恩思想的精华所在;二、马恩只是在这部著作中贡献了新的思想,它就是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你所说的“人性解放,思想自由,民主平等”等,都不是他们的首创,不是他们的“主张”,那是“文艺复兴”(暂用此词)以来几百年早已流行于欧美大陆的思潮,马恩只是接着宣传宣传而已,他们关注的重点,从来不在这里;三、一个半世纪以来,冲击世界最大的,影响人类最深刻地变化的,是这部著作,而不是其他著作。因此,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功过是非,应当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
那么,应当怎样看待《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的内容,有正确的东西,例如它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进步作用是肯定的,但是基本方面是错误的。其要害,就是:“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 ”,而且要用“暴力 ”;“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干什么呢?搞两个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是一个国家如此,而是全世界都要这样,要“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以上引文都是马恩的原话)。马恩的其他著作,包括《资本论》,应当都是围绕这个主题,为了论证这个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而写作的。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不是列宁发明的,而正是马恩的贡献;列宁不过是实践了这个主张,而且把它推向绝对化,使之更加荒谬绝伦。
我引证他们的三段话: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 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 纲领批判》(1875年4月—5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可见,这个学说正是马恩提出的,是他们发明的,而且反复地论证过。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在此前的《共产党宣言》里,虽然没有出现,但是其基本思想,在《共产党宣言》里,已经完整地清楚地作了表达。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是《共产党宣言》立论的理论基础。毛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即据此而来。但却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不能把统治者同被统治者的矛盾看成阶级矛盾,那是管理者同被管理者、即官与民的矛盾,贯彻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等同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至于剥削阶级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应当说,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和谐的,社会因此才得以发展。此二者的矛盾尖锐化,导致社会崩溃者,时间都比较短暂,斗争的结果是社会运行恢复正常,在此基础上,社会才得以继续前进。推动社会前进的,是工具的改良,而改良来自于发明创造。阶级斗争曾经无法避免,但社会之能够发展显然不是它促进的。
从“阶级斗争”出发导致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害人至深。马恩所谓的“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不就是在现制度下生活的整个人类社会!反对“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不就是反整个人类吗?何其狂妄而愚蠢!反人类,当然并不光彩,很早更已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种严重的罪行,是第一大罪,凡犯“反人类”罪“者,莫不全球共诛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今天所以一蹶不振,全是“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的目标害的。
用暴力?人类社会的演进,基本上是渐变,不是突变而来的。从中国历史看,每次改朝换代,对民众都是大灾大难,死于非命者,往往是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有什么值得提倡的?当然,统治者死不悔改,顽抗到底,民众不得已,只有群起而攻之,这是没有法子的事。但是,不问青红皂白,提倡“到处都”这样搞,搞得天下大乱,受害的最终还不都是普通的民众?
“两个决裂”,我们倒是确实搞了几十年,而且达到了“最彻底地决裂”的程度。结果呢?没有一个不是倒退回去。就所有制的决裂来说,现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不仅倒了回去,而且比解放初期,大了更不知多少倍!就观念决裂而言,例如,“旧思想”的泛滥今天是空前的,作为人类文明之基础的宗教今天也更为发达了,连民国时代都不曾搞过的“祭孔”,当朝的衮衮诸公不是也热衷得很吗?到处办“孔子学院”。抽刀断水,水能断得了吗?搞“两个决裂”根本就是荒谬!
什么“共产主义天堂”!凡搞“共产主义”的,没有一处不是地狱。朝鲜是天堂吗?“红色高棉”搞的是天堂吗?今天我们中国人民,尤其是被贪官污吏直接欺压的,被夺去了土地、被强拆了住家的,有谁是生活在天堂?没有民主,没有自由,连遇事不表态、不说话也不行,这叫“天堂”?一位朋友告诉我:在马克思旧居的参观纪念簿上,有人用中文写道:“老马啊,你可把中国人坑害苦了!”在那些除中、朝、古等外,共产党政权已被改变了的众多国家,包括原苏联,有谁还敢于主张走回头路,重搞“无产阶级专政”?
你说:“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性和自由并未彻底解放,原始资本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性和自由更是充满压迫。我在加拿大留学时,曾在华人餐馆打工,对此颇有感触。”我完全相信。但是,比较而言,我相信还是人家好。不然,人们为什么会老是想出国拿绿卡,贪官污吏刮完地皮,怎么也老想着将财富转移到国外?我在欧洲旅游过,光是那里的天空、空气、水、植被,我就羡慕不已,恨不得自己也成个外国人。
为了用共产主义统一全人类,马恩倡导“工人没有祖国 ”。这既为卖国、又为侵略提供了根据。前者,例如,当苏联因中东铁路问题侵略中国的时候,我们党站起来“保卫苏联”,这与“汉奸”有何区别;后者,例如,德(东德)、匈、波、捷民众闹事,苏联公然理直气壮地出兵镇压,以“保卫社会主义事业”。这难道还不是“侵略有理”!这类荒谬的观点,在《共产党宣言》里,见的还少吗?它们害人之深,怎么说,都不过分。
《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再过三十多年,就满两个世纪了。长期的实践,证明了它的主张的根本错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向,是越来越民主、越自由,越来经济发展越市场化、越自由,思想越来越解放、越自由。共产主义运动与此完全背道而驰,确是一股逆流,一股强大的逆流,严重危害着人类社会。共产主义所到之处,没有不乱的。这是事实。我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忠心耿耿地奋斗了四十年(1949-1989),此后不久我就离休了。承认这一点,等于否定我自己的一生。没有痛切地认识,我焉会如此!
我在反复研读《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先后曾经写过两段笔记,附带发你看看。前一篇,未曾示人;后一篇,在网上发表过。从中可以看出我思想演变的大致轨迹。
    以上,欢迎你的批评与指教。(2013.4.17)

2013年5月1日星期三

傅国涌:未名湖畔的痛哭――读林昭1958年5月4日给妹妹的信

【感谢在斯坦福大学的朋友为我去胡佛档案馆抄录的林昭档案】

林昭1957年春天拍的照片

1958年5月4日,林昭还在北大,在给妹妹的回信时,她说,将近5月,未免又有些善感,心绪不宁,懒于执笔。"今天是五四,又是60周年校庆,我只好一清早就躲了出来,这次校庆两年前就开始筹备,原计划邀请世界各著名大学来参加,可是这一年来,又反这又反那,'烈火'熊熊至今未息,结果是草率得十分不像样。"她感触更深的是――"五四精神今何在,但见童颜尽白头,以北大文坛来说,年来凋落殆尽。""去年此时《红楼》的工作人员和基本作者大部分都出了问题。今天偶然又知道第一期上"小丫头"的作者亦入了派,我原以为她还是仅存的硕果之一呢",就连《遥寄东海》(载《红楼》1957年7月1日)的作者之一张炯也犯了严重右倾、修正主义,双反中受到批判,但未戴帽子而已。"另一作者谢冕批判揭发了他好多材料,并说过去未早揭发,一是顾惜十年友谊,一是怕他(张)党籍成问题,可以想见情况之严重了,然而十年友谊毕竟是没用的,抵不上党性、组织性",北大中文系的油印小报以此为头条新闻,她看后只觉得无话可说――"臣罪当诛,天皇圣明,我又什么话说的?"张炯、谢冕都是她熟悉的中文系同学,同为学生刊物《红楼》的编辑。反右运动发生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她跟妹妹在私信中继续说,近来北大全校被火"烧"最烈的都是一些颇有真才实学、颇有名声,而性格与世俗难合的老教授们,她所在的中文系又是重点。最初见校刊上报道批判王瑶,她还不觉得怎么,因为平日里不算很熟。后来"烧"到吴组湘(她曾把吴讲《红楼梦》的笔记给妹妹看过),她就很动心,"想去看看他,又不敢,因为他是预备党员,不过入党两年未转正,这次大约保不住了"。不久,火又"烧"到了她的恩师游国恩,"那天同学们都上课去了,我独自在屋里,看了校刊,气得失声痛哭,这些时间以来,我很少流泪,因为哭不出,这次却痛愤难禁,气满心头,凭什么把这些学者这样糟蹋,知道他们还能活多久?望六的人了……可是我仍无话可说。"
即便在大难临头的1957年下半年,她心底仍怀着一线希望,"希望党也许会适可而止地罢手收场",无情的现实再次粉碎了她了良善的梦想,她在未名湖畔的失声痛哭不只是为由衷的欣赏她的恩师游国恩,更是因残酷、荒谬的现实使她"目击心伤,五内欲裂"。
然而,此时的林昭还比较单纯,对"毛主席"的一举一动仍很关注,信中不只提到――"今年五一很特殊,毛主席第一次不在北京过节,这不免要引起一些猜疑和议论,人们都有自己的看法,不过不说而已。"而且她还留意到毛不久前在成都的一个报告,有"思想解放"等说法,尽管大部分是谈经济建设问题。显然,与千千万万"右派"一样,她也没有看清糟踏知识分子的祸首就是毛,所谓"思想解放"也只是要人们完全的降服,全然放弃独立思考罢了。她并没有读懂,对于未来中国的命运、对于她个人的命运,在1958年5月4日,她还没有往太坏处去想,至少未名湖畔依然有她容身之处,她还可以正常的生活、思考和观察。多年后,他在提篮桥监狱想起未名湖的岁月,仍充满依恋和追念――
"未名湖呵,你的名字唤起我多少低徊不尽的联想!几个年头,春夏秋冬,在你身边我度过了一段那么亲切、那么美丽、那么值得我终生记忆的北大人与'五一九'战斗者的韶光!你的垂柳,你的迎春,你的紫藤,你的槐花,你的千叶桃与黄刺玫。它们听见过我们无邪的欢笑;听见过我们豪情的歌唱;听见过我们战斗的誓言;也听见过我们激越的诗章!……未名湖,未名湖,我们的未名湖呵,作为北大校景的中心组成部分我是如此地熟悉着你,任时间与空间遥相间隔,我只要略一凝神,你的形象便分明在目:别具风姿的小塔,玲珑的石桥、岛亭,垂柳掩映的土山,诗意盎然的花神庙……"(1966年12月14―15日《未名湖畔――竞技者语》)
她曾在"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中纠结、挣扎过,她曾在《红楼》编辑部开除张元勋的公开信上签名,尽管很快就被北大的"读者"揭发、揪出,毕竟她生活在那个时代环境里,一个一心融入"新中国"红色潮流中的知识青年,然而冷酷的现实最终将她踢出,逼她走上一条觉醒的反抗之路。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无须拔高林昭,似乎她在思想上早就觉醒了,其实,不仅1958年她对现存体制,对导致她和许多身边的老师、同学蒙难的反右运动,都有比较模糊的认识,她的质疑也是不彻底的,虽然她感到这一切令她无话可说,但是到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她只有朦胧的意识。即使到了1961年10月14日,他短期出狱期间,她也曾被当时的一些主流信息所欺骗,甚至在《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中写下了这样的话:"过去所持与党对抗冲决现实的态度是一种错误,且具有危害,不值得提倡。今后,在党已经开始进行了政治改革的前提下,作为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的青年,我的责任是:尽一切可能热切赞助和实地促进党的政治民主化,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出发确认党的领导,贡献自己的力量进行诚实的工作,以求和众人一起努力推进社会生活,使之不断出现新鲜蓬勃开朗的局面,并实地以这样的态度与认识,影响自己的朋友,使大家都能在共同目标的鼓舞下向党靠近。……党的政治路线总是已经实地革新了!――像这样一个党,我是可以重新拥护并且觉着值得拥护的了!"
林昭的思想不是一步到位的,她的路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她的认识也是一步步清晰起来的,最终在提篮桥监狱决绝的斗争中,她洞穿了极权体制的一切把戏,在思想上完全超越了她所处的那个时代。更令人感佩的其实是她的风骨,她从来没有低下头,反右时她在北大一直被指责为"态度恶劣",大约她至始至终就未曾真正――那怕在口头上――低过头,有一位领导为此找她谈话,责备说:"你看看,就你们小组(右派)来说,有××、××都比你好!"她冷然作不屑之态道:"领导上还真的相信呀!那都是假的。"领导说:"假的就假的,人家还有个假的,你连假的都没有!有假的总比没有好!"她说,自己追求思想转变的过程是竭力,如果要承认自己错,必须先确实认识到有错,心口如一,否则上了宗教法庭地球也还是转动。1961年10月是她当时真实的认识,不是强权和压力下的屈服。同一文中她袒露心声:"我企求的是祖国的平安、自由、繁荣和兴旺,不是个人生活无忧的享受、业务上的发展或其他,当祖国大地还沉沉如墨、遍被哀鸿之时,我的心灵永远不会获得自由;我宁愿守着这片土地和自己的同胞们一起忍受苦难、折磨以至一起去死!……"
仅这一点就足以令多少须眉男子无地自容,即使今天有人试图诋毁林昭,也不得不承认这些铁铸的事实。真实的林昭,是有血有肉的林昭,有胆有识的林昭,同样是有感情的林昭,1958年5月4日她给妹妹的信中谈到对感情的认识:"不为时代允许的感情,这种感情的产生,本身就是抗拒了时代的――违反时代眼光,爱为时代所否定的人,或采用时代的不同意的方式。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这种感情是不为时代所同情,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它存在得更执着。"
即使她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留下的文字(不仅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信中有关于柯庆施的"灵"恋,她还创作了20多万字的对话体《灵藕絮语》),也无损于一个战士,一个反抗者,一个思想者的形象。对柯庆施,她其实了解不多,只是报纸的报道和上海人的口耳传闻,就在这封给妹妹的信中,她以友善的口吻提及柯――"他(毛泽东)不久前在成都作了一个报告,……柯市长倒也好,做他的随员到处跑。"尽管我们今天还无法解释她的这些文字,目前能看到的只是她的部分文字,很不完整,更多的档案还被封禁着,我们还无法清楚地知道她在狱中最后岁月的情况。她诚然不是完美的,但她在那个极为险恶的时代,用全部生命资源进行了最后的反抗,并为这个苦难民族提供了超前的思想。我又一次想到鲁迅那句话,"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让我们铭记她在未名湖畔的痛哭,记住她走过的那条路,几乎每一步都留下了一个血印。

2013年4月17日
――作者博客

茉莉:從資本家到維權義士——朱承志的「人民自救」之路

朱承志


  一九八九年六月,李旺陽和我先後在湖南邵陽市以「反革命」罪入獄。面對巨大的六四悲劇,朱承志,一位邵陽企業的職工,產生了「實業救國」的想法。他去雲南千辛萬苦地創業,終於開辦了一個頗具規模的錳礦。

  在六四過去二十幾年,很多人已經忘記那場慘烈的悲劇之時,朱承志回到他的邵陽老鄉李旺陽身旁,幫助照顧這位陷獄二十一年、身已致殘的民主義士。在李旺陽「被自殺」之後,朱承志趕至現場,立即發出李旺陽離奇死亡的圖片和視頻。而後,因為拒絕簽署「不關注李旺陽事件保證書」,朱承志幾次被當局違法監禁、被限制人身自由。
  就社會價值而言,人和人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在於他們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自身利益去關注他人。朱承志的經歷令我這位老鄉沉思:振奮人心的理想主義早已銷聲匿跡,中國社會充斥著精致而又狹隘的利己主義者,為什麼朱承志卻一次又一次地走進人權關注,扛起歷史的重負?
  只因為他熱愛活生生的個體
  如果不是陷入礦產經濟糾紛走上進京上訪之路,如果不是通過網絡,瞭解到很多社會底層者的冤屈,朱承志可能至今還在做他的礦業。但是,當他遭遇了官商勾結、被枉法裁判的沉重打擊,他的「實業救國」的夢想破滅,他對於社會的認識卻異乎尋常地深刻起來。朱承志認識到:自己不過是中國千千萬萬人權被侵犯者中的一員,如果整個社會制度不發生改變,經濟實業也無法拯救國家和人民。
  認識到社會的陰暗與不義,注視現實那斑斑污點和暗瘡,在朱承志眼裡,正義不再是抽象的東西,而是體現在一個個活生生個人的命運之中。專制統治下的中國社會,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機制已經喪失,到處充斥著沒有底線的社會道德崩潰現象,那麼,一個熱愛活生生個體的人,還能做什麼呢?朱承志的答案是:「人民自救。」
  於是中國維權運動中出現了一位頗為奇特的邵陽人,他被網友描繪為「慈眉善目、語氣溫和、清瘦而執著的小個子,下巴留有一縷飄逸的長鬍子」。筆者在電話裡,也曾聆聽過這位老鄉慢條斯理的邵陽鄉音。
  這位仙風道骨的邵陽人,於二○○九年響應「民間救助──讓天安門廣場不再有凍死的人」的倡議,捐款一萬元給飽受饑寒的北京流民。他住著廉價的小旅館,用相機記錄訪民抗議示威活動,因而被刑事拘留;他坐火車硬座,頭纏黃絲條,手提紅燈籠,前去加入福建三網友關注團;他聲援被審判的維權人士王荔蕻,前去監獄為王荔蕻送錢;……現在,他又為揭露李旺陽死亡真相,被邵陽國安幾次拘禁,至今仍然處在被監視之中。
  進入了維權的公共領域,朱承志成為一個具有堅定人格的利他主義者。對他人苦難的深切關懷,成為他行動的最大驅動力。他拒絕屈服於黑暗的現實,笑呵呵地參與充滿活力的維權群體,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努力做個合格公民!」
  反抗應是所有人互助的行為
  據王荔蕻回憶說,在馬尾法院判處福建三網民徒刑時,前去圍觀的朱承志,「像個孩子似的嚎啕大哭」。古道熱腸的他為出獄的李旺陽發起網上募捐,張羅為李旺陽治療失聰的耳朵。艾曉明在其記錄片裡記載,為了營救王荔蕻,朱承志在庭審現場接受外媒採訪,力證王荔蕻無罪。
  二○一二年六月,因為關注李旺陽之死,朱承志被湖南公安以「擾亂社會治安」之名拘留,而後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逮捕,直到二○一三年二月才被釋放回家過年。在長達七個月的被監禁時期裡,朱承志的維權朋友們不屈不撓地為他呼籲。北京的王荔蕻每天都在網絡中呼籲當局釋放他。一位網名叫做「屠夫」的維權人士吳淦,與另一位維權人士劉喜珍前往邵陽,衝破阻擾,探望朱承志的妻子和李旺陽的妹妹。
  在一個無法無天的黑暗時代,我們只有在真正的反抗者之間,才發現這種特殊的友愛之情。因為社會沒有正義,人們的共同反抗就成為友愛的基本內容。在專制主義鼓勵人們追求財富,在專制制度下人們變得冷漠無情之時,這種具有公共精神的友愛,像一盞盞燈火溫暖人心。
  八九一代成為社會主流
  朱承志的經歷令我想了很多。記得六四慘案過後,有不少教師和學生在悲憤之餘,發誓要先去下海經商賺錢,有了經濟基礎再回來搞民主。今天的中國,當年參與八九民運的學生業已成為社會的主流中堅,然而,那場血腥的悲劇仍然沒有昭雪的跡象。
  與李旺陽、朱承志這些拒絕投降的俠客相比,曾經熱血沸騰的八九一代,當年爭取民主的激情似乎已消失。難道他們對六四慘劇已經心平氣和,難道他們放棄了應負的責任了嗎?我常常想起魯迅冷峻的斷語:「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利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
  然而,單單把原因歸於怯懦自私的國民性是片面的。事實上,幾乎所有狂熱的群眾運動過後,都會有一段時期的冷卻。中國人缺乏信仰,比較缺少高貴意識和精神性。出於「生存性智慧」,他們中很多人在抗爭失敗後,回到自己當年所憎恨的體制,並成為龐大利益集團的一部分。沒有底線的權力資本腐敗,造成人心貪婪,麻痹並銹蝕了當年純潔勇敢的年輕人,使他們喪失了改變社會的動力和意志。
  那麼,這一切轉變是如何發生的?按照阿倫特關於極權主義的理論,極權恐怖摧毀作為一種活生生的政治現實的自由。它並不只是剝奪自由權利或廢除真正的自由……它摧毀的是一切自由中一種重大的先決條件,即活動的能力。這種能力沒有空間就不能存在。因為喪失了自由的活動空間,大眾成了「孤立的、原子式的個人」,他們變得孤獨冷漠,只顧掙錢不再關心公共事務,於是,專制主義暢通無阻。
  與阿倫特所說的極權主義存在的普遍原理相比,中國的情況還有其特殊性。首先是權貴資本主義利用金錢,對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進行的收買。喪失理想的實用主義導致靈魂的污染。
  人民似乎看不到套在自己脖頸上的繯軛。中共當局在六四屠殺之後,選擇了民族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替代品。經濟的發展加上以「愛國」為名而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八九一代很多人淡忘六四、喪失民主理想的又一原因。
  「幸福即是善的塵世報答」
  但堅持言說六四的李旺陽精神並沒有死去。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無論時代如何變化,總是會有一些忠信之人不肯放棄理想。朱承志等人前赴後繼地走向維權的公共領域,勇敢地為社會公義發出聲音。在創造生命意義的同時,他們也創造了自己的幸福。
  我注意到朱承志在被關押、被釋放和被監視之間的精神狀態。他總是哈哈大笑,宣稱自己被囚禁後仍然「健康良好,心態也很平和」,這是一副高壓壓不垮的樂天精神。李旺陽、朱承志這兩位邵陽老鄉,他們可以被監禁或者被殺害,但他們不可能被征服。我因此想起法國作家蒙田的一句話:「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這是一種一般人難以理解的幸福感。年初,我的一位海外女友在廣東會見了朱承志、王荔蕻和艾曉明等維權人士。聚會過後,女友驚訝地對我說:這些人沒有什麼錢,又明明知道自己是被跟蹤監視的,為什麼他們在相聚飯醉時,卻那樣的開心和快樂?
  我想這是因為,他們堅守著一種希望,深信它是正義的、不可放棄的。這種理想與信念,促使了他們情感的昇華。在對不義的反抗中,他們獲得了自身的人格尊嚴。超越了一己的生存狀態,在公共領域裡與他人命運相連,這種有意義的生活使他們產生了一種幸福感,並獲得了更為豐富的自我。
  朱承志總是說:「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公民,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情。」在「專制政體病菌」敗壞了整個社會道德和精神狀態之時,他以一種積極公民的態度承受著艱辛,盡力發出微弱而恆久的光芒。這種求真求善的態度會在現世有什麼報答呢?亞里士多德認為:「幸福即是善的塵世報答」。


――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5月号

严家伟:第一夫人的风采与最小良心犯的悲哀



  近日在中國有兩件事,「俘虜」了不少人的眼球,引來網上一波波的熱議。那就是中國一向很少被議論的「第一夫人」和更罕見的「最小良心犯」的出現。一個是婦女,一個是兒童,婦女和兒童都應該是被文明社會特別加以保護的對象,但現在卻出現了一個極享富貴尊榮,一個卻受盡屈辱悲傷。當兩者同時出現在國人的視野中時,其本身已突顯出中國這個社會的不和諧與被撕裂的狀態。

  新第一夫人是解放軍少將

  國家元首的太太被稱為「第一夫人」這應該是不分東方、西方被「普世」公認的事。不過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政以後,人家一向標榜自己是人民的「公僕」,所以除了極個別的場合,元首的夫人都極少拋頭露面,幾乎是「養在深閨人不識」,故媒體也就極少報道。至於像文革中的毛夫人江青,其身份已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了,誰還敢去說三道四?
  近期由習近平主席偕夫人彭麗媛出訪俄羅斯,官方媒體和網上的某些熱心人士,卻一反常態掀起了一股讚頌「第一夫人」的「熱」。官方媒體甚至認為此乃宣傳中國領導人「清新形象」的好機會,於是故意「忽略」了彭麗媛是掛有少將軍銜的將軍,而將彭麗媛定位和稱頌為「多才多藝、人美心善」的「第一夫人」,並且由此斷定,這位夫人一定可以為人民愛戴,為國家加分。甚至更進一步發揮道:「從此,可以說,美國有米歇爾,而我們有彭麗媛了」。好像中國及其領導人的光輝形象就可以因一位「徐娘」式的美女而大放異彩似的。

  合肥市十歲女童被警方關押

  但就在官方媒體和網上的某些愛黨「愛國」人士陶醉於「第一夫人」引起的視覺盛宴時,中國卻發生了一件十分令人尷尬且掃興的事,同樣吸引了大量的眼球。安徽省合肥市的張安妮小朋友,今年才十歲,本來她應該過著天真快樂、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但就因為小安妮的父親張林先生是一位有抱負、有追求的民主知識份子。他畢業於清華大學核物理專業,因參加過一九八九年民主愛國學生運動,從一九八九年到二○○九年期間,多次被判勞教、入獄。二○○九年八月出獄之後,張林先生又多次被失蹤、被喝茶。這樣一位優秀而有良知的知識人,竟遭遇如此不幸。然而更大的不幸是,合肥警方連她十歲的小女兒也不放過。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合肥市警方先是將張林先生非法扣押,接著又於當日下午,將放學後走出校門的小安妮綁架到合肥市琥珀山莊派出所,單獨關押了三個多小時,直到當天晚上八點左右。其間小安妮既沒有飯吃,也不准她與其父聯繫。十歲的小孩被如此綁架虐待,這恐怕不但不能給國家的形象「加分」,更是當今一切文明社會所不齒的勾當。

  女童竟不准上學

  然而小安妮的噩夢並未到此結束。被合肥警方「釋放」後的小安妮,竟然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利。小安妮原來就讀的合肥市琥珀小學,聲稱因不能保證小安妮的「人身安全」而拒絕她返校讀書。人們不禁要問,琥珀小學那麼多學生,該校都不擔心他們的人身安全,為何唯獨不能保證小安妮的人身安全呢?這是甚麼混帳荒唐的藉口!莫非就因為小安妮的父親張林先生是追求民主的所謂「異議人士」,竟要株連其十歲的女兒也被剝奪受教育的權利嗎?對此也有人透露,學校也是受到了「有關部門」的壓力,才不得不昧著良心對小安妮使出如此的毒招、賤招!
  此事一經在網上披露,立即在國內外引起軒然大波,紛紛指出,退一萬步講,即使張林先生冒犯了黨國的尊嚴,甚至犯了什麼「滔天大罪」,也不能對他十歲的女兒使出如此手段。此事無疑也大大沖淡了許多人對「第一夫人熱」的關注與讚美。二○一三年四月八日「清明」長假剛過,四十多名律師及網民自發護送安妮上學,但學校的大門卻在小安妮的面前緊緊關閉。校方仍然以所謂「不能保証張安妮安全」為由不讓她入內。被激怒了的維權律師劉衛國等人於是在琥珀小學門前絕食抗議二十四小時,並且邀請熱心人士接力,絕食至安妮上學的權利得到保障為止。

  台灣蔡英文願接納大陸「難童」

  與此同時,據互聯網上消息披露:海峽對岸的台灣民主進步黨前主席蔡英文女士已表示,大陸政府不讓小張安妮上學,令人難以理解!我們正在通過管道跟大陸方面協商,努力讓小安妮來台灣上學,上學一切費用由我本人全部承擔。而台灣民進黨中央委員黃信坤也已致電張林先生,表示如果小安妮願意去台灣讀書,台灣將熱烈歡迎小安妮!
  事情至此,不禁又使筆者想起了正在被一些人津津樂道的「第一夫人熱」。人們應該還記得中華民國蔣中正總統的夫人宋美齡女士,她早在二十年代初上海工作期間就一直關心當時上海兒童和工廠童工的問題。抗戰時期作為第一夫人的她更主持「戰時兒童保育會」,大力並卓有成效地開展對難童的救濟和養育工作。一時被國人讚譽為「不是母親,勝似母親」。

  彭麗媛為何不出面救小安妮

  現在的小安妮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難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並未發生戰爭的和平年代裡,因為可怕的政治歧視,和極不民主的專制惡法以及惡性膨脹的行政權力而製造出來的當今中國最小的良心犯。由於「良心犯」本是屬於成年人的「專利」,現在卻落在了一個十歲女童的身上,如此極具中國特色的奇聞怪事,自然不可避免地引發世人的關注,甚至引起了海峽對岸台灣如蔡英文女士這樣的政治家的關注,並且不止蔡女士一人願向難童小安妮伸出援手。如果我們當今的第一夫人彭麗媛女士,真想、真願意成為一個人美心善、能為國家形象加分的第一夫人,就應該當仁不讓勇敢地站出來,制止這幕荒唐的鬧劇,還給小安妮一份接受教育的合法權益。其實很簡單,只要你一紙支持保護小安妮受教育權利的嚴正聲明,合肥那幾個惡官、惡警,在中國這種「官高一級如泰山壓頂」的官場潛規則中(何況元首夫人的表態),他們馬上就會嚇得趴下,不敢繼續作惡了。
  給習主席形象加分,給國家形象加分,此正其時也。望第一夫人勿失此良機。

——《争鸣》杂志2013年5月号

约瑟夫•奈:软实力的源泉是公民社会不是政府

约瑟夫•奈
在谷歌上搜索一下“中国软实力”,得到546万条结果。其中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独占鳌头,如“‘彭丽媛旋风’与公共外交展示中国软实力”、“彭丽媛形象成中国软实力”、“彭丽媛格调为中国‘软实力’开道”;中共党报网站人民网有“中国软实力论坛”,下属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有“中国软实力网”;其他有关软实力的话题多种多样:“两会彰显中国软实力” 、“汉语热全球孔子学院成中国‘软实力‘最亮品牌”,甚至还有讨论“中国软实力如何硬起来”的话题的。
看上去中国对软实力的兴趣不是一般浓厚,可以说是热情拥抱。但是一天前,软实力这一概念的发明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却在美国外交政策刊物上撰文讨论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搞不懂什么软实力。他说,当外交政策在1990年首次发表了他的短文《软实力》时,谁会预计某天这个概念会让胡锦涛和普京喜欢上?胡锦涛于2007年告诉中共,中国需要提升其软实力;普京最近敦促俄罗斯外交官要更广泛地运用软实力。但是奈说,两位国家元首看上去都还没有理解怎样实现他写道:“实力是影响他人获得其所想得到结果的能力,为此可以通过三个途径来达到——强力、金钱,或吸引力。如果你能把有吸引力的软实力装入你的工具箱,你就能少用胡萝卜加大棒。” 他接着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其经济和军力威胁邻国形成了抗衡联盟;聪明的策略包括软实力,可以使中国少一些威胁、使抗衡联盟少一些效率。”
他这样界定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依靠三个资源——对他人有吸引力的文化、在国内外遵循的政治价值、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的外交政策。但是他说,把这三者结合起来并非易事。比方说,在马尼拉建一所孔子学院教中国文化可能有助于发展软实力,但是,如果将此放在中国刚刚在斯卡伯勒礁所有权问题上欺负过菲律宾的背景下看,其可能性就小了。奈对美国的软实力做了这样的分析,他说,“美国许多软实力产生于它的公民社会——从大学、基金会,到好莱坞和流行文化,每一件都不是出自政府。” 他说,“有时候,尽管当政府的行为——像入侵伊拉克——在损害其软实力的时候,美国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软实力,那是因为它拥有至关重要和无需审查的公民社会。”
奈对中国进行分析,他说,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在其新书《中国走向全球》中显示了中国已经在提高软实力的迷人攻势上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中国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援助不像西方的援助那样受到制度和人权问题的限制。但观其所有努力,中国从其投资上获得的回报却很有限。民调显示,中国的影响力在非洲和拉美国家是比较正面的,但在美国、欧洲、印度、日本和韩国负面看法却占了主导地位。
奈说,就算中国的软实力成功了,如2008年奥运会,也很快变味。最后一批外国运动员刚刚离开,中国国内对人权活跃人士的镇压已经抵消了其软实力的影响。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开得很成功,但是之后不久就发生了监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以及让奥斯陆颁奖典礼的空椅子场景奈说,中国和俄罗斯的错误在于,以为政府是软实力的主要建造者。他说,在当今世界上,信息并不稀缺,缺少的是注意力,而注意力靠的是信用。政府的宣传鲜有信用。最好的宣传不是宣传。他说,尽管北京作出了巨大努力,想把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变成CNN和BBC的竞争对手,但世界上没有多少人喜欢看靠不住的宣传。他引用《经济学家》杂志对中国的观察说,“中共并没有理解奈先生的观点,即软实力起源于个人、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因此,政府就开始促进古文化偶像,认为这可以产生全球吸引力。” 但奈说,软实力并不是那样发挥作用的。他又引用中国人民大学庞中英的话说,这反映了中国领导人“思想的贫乏”。
奈最后说,发展软实力并不必是一场零和游戏。所有国家都能从发现相互吸引力中取得软实力。
但是他说,中国和俄罗斯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在政策上言行一致,能自我批判,解放公民社会的全部聪明才智。” “遗憾的是,” 奈说,“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发生。”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未普:政改基本无望――谈俞可平的香港演讲

俞可平

4月27日,香港政策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举办了《前沿政治学者论中国政治改革》研讨会。会上,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被广泛称为胡锦涛智囊的俞可平做了个演讲,题目是:"中国治理改革的方向"。俞可平因2006年推出《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声名大噪,这一次因提出中共将会在下半年推出政改的大胆举措,在对习李普遍失望和悲观的政治氛围中,再次声名大噪。众多海外媒体转载了俞可平的讲话。

从香港报纸、法广和美国之音的报道看,俞可平的演讲摘编有几点值得关注。首先,俞可平谈到中国政治改革进程时说,改革将继续沿邓小平开拓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推进,不可能突然中断;还说,"已经明确了,改革往前走,不往前走没有出路"。众所周知,邓小平路线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经济放开,一是政治收紧,这是造成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急剧膨胀的最大祸源。习李继续走邓小平的路意味著,经济将继续放开,政治将继续收紧。这进一步证明,在可预见的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没有希望。

著名律师张思之先生也认为,习李在下半年推出"政改的大胆举措","可能性不是很大"。他说,此前反腐、倡廉是新政之初做给民众看的小动作,而习李在民生问题上会有些小动作,但是在民众权利、政治权利问题上,他们目前根本不谈。其实,俞可平自己也似乎不看好,否则他就不会把政改分为体制改革和治理改革两个部分,也不会说"单从体制改革角度看变化不大,但若从治理改革角度看则会发现不少政策改进"。如果他对习李搞政改怀抱希望,何必玩这样的文字游戏。

此外,俞可平多次强调改革路线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大原则,这和习近平的智囊施芝鸿在两会讨论会上的强调一模一样。这三大原则之间,仅从字面上看,就充满了自相矛盾。既是党的领导第一,人民怎能当家作主,难道人民能当党的"家"作党的"主"吗?如果以法治国,党能让位于法吗?这三者之间明明高度矛盾,党却非要让他们有机统一,连普通老百姓都看出了,这是不可能的任务,高层智囊们却不厌其烦地重复、强调和鼓吹。当然,这自相矛盾的三大原则来自于胡锦涛、习近平,即便文字上有重大漏洞,有重大矛盾,智囊们可能也不便指出。

俞可平演讲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要点是,当有媒体问道有关习李的左右路线时,他回答说,不希望用左右去评价新政,而后说自己不是高层智囊,是"左边说我右,右边说我左的独立学者"。毫无疑问,头顶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之桂冠,受中南海之俸禄,绝非什么"独立学者"。不少民众批评俞可平"又在忽悠",他们对官方智囊的信任早就荡然无存。但应当指出的是,同是官方智囊,俞可平和胡鞍钢之类不一样。从俞可平的许多文章和演讲来看,他对中国问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对中国的政治进步有焦虑心有责任感。而胡鞍钢等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只会为一党专政吹喇叭抬轿子。

但即便像俞可平这样的对中国政治进步有责任感的高层学者,一旦他们的独立思考和高层当局不一致,也会碰到麻烦。习李近六个月的言行,指向其实相当清楚。当民间左派批评当局"打左灯向右转",右派批评当局"打右灯向左转",作为体制内学者,俞却不能自由臧否最高当局。不知这是否和施芝鸿的批评"左右之争撕裂了中国社会"有关。在一个包容多元思想的社会,观点和见解上的左右之争,是再正常不过的。可是在中国,它却被称作撕裂社会的罪魁祸首。这是否预示著,中国在这方面可能会愈发不正常呢?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的左右派之争议确有偃旗息鼓之动向。这说明言论自由正在被压缩,而且会进一步被压缩;这也说明,习李连宪法都落实不了,遑论政改!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林保华:大刀与枪炮哪一个更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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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疆喀什巴楚县4月23日,发生造成21人死亡的暴力冲突事件,事件中有15名警察和社工死亡,6名犯罪嫌疑人丧生,8人被抓。(法新社资料图)

由公民力量主办、美国与台湾民主基金会赞助的第8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4月底在台北举行。开幕前夕,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发生一宗暴力冲突,因此事件自然成为话题,媒体也访问与会的世维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3年前,台湾政府就指称世维大会与恐怖组织有关系,禁止其重要成员入境,因此这次迪里夏提得以入境,不知是漏网,还是进步?迪里夏提在受邀出席公共电视的节目时,主持人还是很担心的说,邀请他出席节目,他承担了风险。因为每次暴力事件的真相,不容易搞清楚。

我关注每次在新疆发生的暴力冲突,很遗憾的是,资讯完全被中共控制,而他们发出的资讯,常常是假的。尤其最近连经济数据也造假,领导人的讲话随时被中宣部删改,那么涉及敏感的新疆暴力事件,能期望中共说真话吗?即使中央想讲真话,地方政府也不一定愿意,因为涉及维稳的利益。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想方设法从谎言中找出事件的蛛丝马迹。

这次暴力冲突,新疆自治区政府发言人侯汉敏第一次说是"枪战",第二次才承认开始冲突时,只有派出所所长有一把枪与6颗子弹;全打光了。而参与冲突的维人只有大刀,最后被迫用"火攻"。侯汉敏开始把随意进入民居引发这次冲突叫做"走访",大有"访贫问苦"的味道,后来才承认那是"查访"。2003年香港百万人上街反对订立23条,因为内容将导致香港面临白色恐怖,其中就有一条,不必法院批准,警长就可以进入民居搜查,即使后来提高警官的官阶,香港市民也不接受。中国老百姓也不应该忘记文革期间由毛派煽动与带头"打砸抢抓抄"的红色恐怖。

以往许多次的暴力冲突,维人几乎全用大刀,但是政府都用枪支。因此所谓暴力冲突,根本搞不清是真的冲突,还是行刑式的现场枪决。在民主与法治的国家,包括香港这个当年的殖民地,警察开枪,事后都要搜集遗留的弹壳,还要报告为何必须开枪的理由,如果理由不充足,有关人员还要受到惩戒。但是观察新疆的暴力冲突,开枪似乎相当随意,就像战争年代那样。在那种情况下,维族人以大刀反抗,可以理解。这就是所谓"恐怖袭击"的真相。因为不但死伤不成比例,事后还要抓一批"余党"枪决与判刑。

如果不明白大刀与枪支的对比,那就请回忆150年前上海的"小刀会"与"洋枪队",就该知道怎样看这类事件了。

如果用大刀算是恐怖组织的恐怖袭击,那么用枪支杀人算是什么?至少,被杀死的人,哪一个更多?大刀的对象是国家机器,枪支对付的却是老百姓!

这次巴楚事件,当局还发明了"家族式恐怖暴力"的名词,但是"国家恐怖暴力",难道不比家族式恐怖千万倍吗?被中共认定的恐怖袭击,为何全世界只有新疆?比新疆落后的非洲恐怖袭击,都有枪炮乃至导弹。因此,香港、台湾乃至全球的华文媒体,是否应该检讨,不要跟着中宣部的调子,胡乱指控大刀式的恐怖袭击,却把用枪炮镇压民众叫做"维稳"。

4月30日明报报导巴楚县的所谓恐怖袭击时说:"凤凰卫视引述遇难警员刘旭亮姊姊刘彩玲说,事发翌日色力布亚镇刚好有集市,会有十几万人,'如果没有提前发生,(暴徒)准备在24号暴乱,会把全镇的人都杀掉'。"这种谎言凤凰卫视居然也相信而转发,显示党的喉舌已经昏头了,为了煽动仇恨而不择手段。因为如果造谣说他们准备杀掉全乌鲁木齐的汉人,或许还有些人会相信。然而巴楚所在的喀什地区,居民有近9成是维吾尔族,把全镇的人杀掉,不就是恐怖分子大杀维人?把自己人都杀光,还搞什么"疆独"?除非是"以夷制夷",挑拨维族人之间的关系,或制造族群仇杀。

谎报军情是各个地方政府的通病,因为越是夸大敌情,越能骗到大量的维稳经费。对付赤手空拳的陈光诚,维稳费1年就要6千万,新疆多几个拿刀的恐怖分子,地方官员每年的收入就很可观了。这就是为何维稳而越维越不稳的原因。维稳的成败不在钱的多少,而是政策的正确与否,这点官员们该去背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毛语录吧?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杨支柱:戴环怀孕被强制堕胎,受害人要给我封口费


山东某地几天前发生一起戴环怀孕五个半月被强制堕胎的计生暴行,最近两三天我一直在接受受害者家属咨询,并初步联系了律师。4月27日晚上受害人的小叔子来电话要求我曝光,我怕影响他取证,又顾虑放假影响效果,商定5月2日再曝光。

4月28日晚上我把他们的稿子做了技术处理,今天傍晚他告诉我,他哥说我改得好。于是我把稿子发给了几个我熟悉的网站,嘱她们等到5月2日再曝光。

没想到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受害人的小叔子又来电话,让我千万别曝光,还问我的支付宝账号,说他嫂子要给我一点钱。他说政府答应给他们3万,但不以赔偿的名义,而以什么畜牧费的名义,以免便利今后继续进行计划生育工作。我说这是搞死一个人还你二十头猪,是侮辱你们,也是为了今后继续去堕别人的孩子。我又说这样的话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政府因为戴环怀孕强制堕胎给了你们3万,都以为你们好欺侮,这样的委屈都白受了还有什么委屈不能白受?但他还是坚持说他父亲和嫂子害怕政府报复,要求我封口,并再次问我支付宝账号。我气愤地把电话挂了。他再来电话,我拒绝接听。

我感到很恶心,又感到非常为难。封口费我肯定是不要的,无论来自加害人还是受害人!但5月2日还有好几天,我应该把稿子撤回来吗?稿子是以受害人丈夫的名义写的,我只做了些技术处理――删了些我认为不必要的话,少量文字做了理顺,加了几句法律分析,把电话号码隐去了,甚至把受害人本人的名字隐去了,但受害人的所在的省市镇村和受害人丈夫的姓名、受害经过当然都保留了。

作为受托人我有没有义务把已经发给那几个网站的稿子撤回来?好像有。我是否可以为了公义而违反委托关系的伦理? 首先我并不认为公开对委托人利益有害,而是认为有利。其次我从来没说过要报酬,我本来就是主要为公益兼顾他们的私益而行动,而他们的出尔反尔使得我服从他们指示将丧失我原来的公益初衷――而他们也知道我的公益初衷。因此之故,要说违约也是委托人自己违约在先。但是违反委托人明确的指示,自作主张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和公益,以委托人违约在先作为理由并不充分。委托人违约在先只能作为辞去委托的理由,而现在根本就无需我辞去委托,因为委托人已提出解除委托。

不过我好像也不是真正的受托人,好像又是个自媒体记者;他们也不光是受害人,也是报料人。事实上我既准备给受害人请律师,也在律师介入之前承担着提供咨询的义务;我既在为受害人找记者、网站,也准备利用自己所有的微博、博客、论坛id为受害人呼吁。仔细分析我跟受害人家属之间存在三个口头协议,发生三种法律关系:1、为受害人介绍律师、媒体的无偿居间服务关系;2、无偿为委托人提供咨询服务的关系;3、报料人和媒体的关系。如果仅仅是最后一种关系,我当然不必服从受害人及其家属的指示。但是基于前两个关系而获得的受害人的秘密,应当有保密的义务,哪怕受害人出尔反尔。那么当存在第三种法律关系时,是否可部分改变因为前两种法律关系所产生的义务?

犹豫了好几天,我还是没有底气。毕竟我没有在当地生活过,山东许多地方的政府又是全国最凶狠的。但是在委托人提出封口费后,特别是我为了请网友帮我分析我的困境把封口费的事情说出来(没有暴露受害人姓名、地点)以后,我要是啥都不说,不但存在帮当地政府隐瞒计生暴行之嫌,也有拿了封口费之讥。所以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就用"X市Y镇Z村"来代替当事人住址,用T来代替受害人丈夫的名字吧。

2013年5月1日


妻戴环怀孕五个半月被强制堕胎,丈夫泣血控诉


我是山东省X市Y镇Z村村民T,我在2009年8月依法登记结婚。2010年6月30日我妻子在X市城关医院剖腹产生育一孩。由于我妻子本身就体弱多病,当时做手术时就大出血,由医护人员及时全力救治才保住了他们母子的生命。我妻子术后于2010年8月上了节育环,并按时到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查体。2012年7月份我妻子因输卵管囊肿在X市城关医院再次开腹做切除手术(X市城关医院有住院详细资料)。

2012年12月份,我们到X市Y镇计划生育服务站进行育龄妇女环孕检(Y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有指纹电脑记录),计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未告知任何情况(包括节育环的位置情况及孕情等)。而在2013年2月份再次到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查体时,工作人员说我妻子怀孕已14周多。当时我们不敢相信,我们问工作人员为什么上过节育环还会怀孕、为什么两个月以前查体未告知孕情及环情,她们未做回答。

事后村计生办想出面协商解决此事,我妻子因身体状况很不好,且已经怀孕这么长时间了,既怕手术会造成什么可怕的后果,又不忍心堕掉胎儿。后来镇计生办领导来过一次,带十多人上我家,说是来进行所谓的协商,因当时我们不在家,只是电话沟通了一下,就不了了之。我们全家经过商量认为:这次怀孕纯属意外,是计划生育上环手术不合格的结果,我妻子没有义务因为计生服务站的手术质量不合格而额外承受中期堕胎的身心健康损害,我们必须尊重她本人的意愿;如果政府考虑我们的第二胎源于计划生育手术不合格而免收我们"社会抚养费",我们可以放弃追究计生站手术不合格的责任。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在4月19号,镇计生办领导带领20多个暴力分子,埋伏在我和妻子走亲戚回家的路上。他们指挥8个人将我强行带走并非法拘禁在一个荒郊,另有大约6个人不顾我妻子的身孕粗暴地将她塞进车里带走,并把我们不到3岁的孩子私自交给一陌生人看管。我向他们索看执法和拘捕证件他们不理,还非法收走我的通讯工具。在把我们一家分三辆车非法带走后,他们把我关进一荒郊的宾馆非法监禁,期间数次威胁逼迫我同意堕掉孩子,被我愤怒地拒绝。

在非法拘禁我的同时他们将我的妻子强行带到X市友好医院――该医院是私营性质且营业执照上明确写着经营范围"不包括中止妊娠等计划生育类手术",在没有我签字的情况下,强迫医院未经正常检查程序就给我妻子注射中止妊娠的毒针。期间计生办和医院都没有通知我们家里任何人,并扬言要是反抗就采取强制措施。给我妻子注射完中止妊娠药剂后,镇计生办领导就全部离开了医院,只留本村的几个计生工作人员陪护。

镇计生办领导离开医院约三个小时后才让人把我从非法拘禁的地方带到医院。当我看到哭的几近昏厥的妻子和哭成一团的家人时,我一下瘫在了妻子的床边。

X市友好医院的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医护人员毫无责任心,没人去我妻子所在的病房查房。病房夜里非常冷,妻子本来就体弱多病,又受到巨大打击,精神恍惚,神智有时不清。我们的孩子在受到巨大惊吓后整夜高烧咳嗽,随即入院治疗(X市Q卫生院有相关病历档案材料),病愈出院后仍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天天哭闹,晚上害怕,几次惊厥。

镇计生办还阻挠医院给我们病人家属看病人病历、查验单等理应给病人家属看的住院医疗资料,我们多次索要医院都说没镇计生委的通知不能给。医药费我们家人去镇上找了好几天他们才去付。

我们没有任何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行为,却无端受此非法拘禁和强制堕胎迫害,一家人的身心健康都受到严重摧残。21日我们到当地公安机关举报,公安机关官官相护不予立案。我们要求政府责令当地公安机关查明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强制堕胎符合故意伤害罪构成要件)我们的凶手,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我们要求政府在医药费之外再赔偿我们的误工损失和精神损害。

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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