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美國之外的戰鬥之一）
北美保守评论 2025-10-13
川普不是狂人，川普知道謙卑地使用美國的霸權
美國的國際地位及相應的外交政策，經歷了四個不斷演化、蛻變的階段。
美國建國之初的半個多世紀，由於自身實力較弱，且歐洲戰火連連，便採取孤立主義外交政策。一七九六年，國父喬治·華盛頓在告別演說中對孤立主義政策作了最經典的表述：「歐洲本身有一系列的重大利益，這些利益對於我們卻完全沒有或者只有很少的關係。歐洲必然陷入經常發生的糾紛中，那些糾紛在實質上同我們毫不相干。在他們的變化沉浮的政治中，假如我們人為地和他們聯繫在一起，那一定是不明智的。我國的地理位置遠離歐洲，這就促使我們去追求另一種途徑。」這種孤立主義讓美國遠離「春秋無義戰」的歐洲各國爭霸戰，贏得了埋頭發展的時間與機遇。
十九世紀早期，美國逐漸成為美洲強權，開始將美洲視為其勢力範圍。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時任總統的門羅（James Monroe）在給國會的國情咨文中提出美國外交的信念及政策方針，後來被稱為「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其核心思想為：任何歐洲強權想要打壓或控制西半球任何一個國家的企圖，將被視為對美國的敵對行為。一八七〇年，格蘭特總統（Ulysses S. Grant）提出對「門羅主義」的「格蘭特推論」（the Grant Corollary），強調「此後這片大陸上的任何領土都不能被轉讓給歐洲國家」。一九〇四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在「門羅主義」中加入「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如果區域的文明社會紐帶因為好戰國家的為非作歹，以及有能力國家的懦弱無能而接近崩解時，「為了恪守門羅主義，美國不得不勉強施行國際警察力量」。這預示著對「門羅主義」的突破：進入新世紀的美國實力大增，開始承擔「國際警察」的使命。
一戰尤其是二戰之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政治經濟軍事實力世界第一的超級強權。為應對納粹主義、軍國主義、共產主義的挑戰，美國越來越深地捲入國際事務並成為自由世界當之無愧的領袖。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哈瑞‧杜魯門總統在國會發表的國情咨文中指出：「通過直接或間接的侵略強加在自由民族頭上的極權政制，破壞了國際和平的基礎，因而也破壞了美國的安全，這是顯而易見的。……除非我們願意幫助各自由民族維護他們的自由制度和國家完整，對抗把極權政制強加於他們的那些侵略行動，否則我們將無從實現我們的各項目標。」美國支持自由國家抵禦極權政體的觀念，成為一直延續至今的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基點。
蘇聯解體後，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福山式的樂觀情緒帶來舉國上下的傲慢，美國領導人對外使用美國的霸權時變得毫不節制——曾在柯林頓政府任國務卿的馬德琳·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揚言說：「如果我們必須使用武力，那是因為我們是美國；我們是不可或缺的國家。我們站得高，比其他國家看得遠。」正是這種自以為是，導致冷戰之後近三十年來多屆政府在外交上屢屢犯下重大錯誤，既沒有維持冷戰之後的和平，更讓美國國力嚴重受損。正如喬治·肯楠（George Frost Kennan）批評的那樣：「在那些歲月裡，我們就像一個比較無知的少年一樣，行為飄忽不定，雖然意識到自己的實力，也想使用實力，但缺少更佳使用實力的成熟。」作為看到了美國在冷戰中取勝的「冷戰之父」，喬治·肯楠並沒有欣喜若狂，反而陷入更大的憂慮。歷史的發展果不出其所料——歐巴馬政府一開始躊躇滿志、雄心萬丈，但很快進退維艱、左支右絀，讓美國的國際威望跌至冷戰之後的最低點。
於是，川普和「川普主義」應運而生。川普被左派媒體妖魔化為「狂人」，或許川普身上確實有「狂人」之特質，但川普的政策特別是外交政策卻是對喬治·肯楠呼籲的正面回應：「讓我們記住我們國家能力的局限以及為了我們的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價。讓我們認識到，這個世界上有些問題我們無法解決，我們投入這個深淵是沒有幫助的，或無效的。……這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孤立主義的懇求。」
左派媒體迅速將川普塑造成一意孤行、得罪所有盟友的孤立主義者——全然不顧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一個人不可能既是「狂人」又是謹慎的孤立主義者。川普從未說過美國要閉關鎖國、美國要對國際事務袖手旁觀，他只是採納了喬治·肯楠的建議：「我們的國家應當更為謙遜、更為現實地意識到我們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局限性。」美國不是上帝，美國需要自我設限。川普的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正是遵循此原則處理外交事務：「在川普的執政團隊裡，我們決定以求實、尊重和節制的態度來行使美國的力量。我們實事求是地看待世界的真實面貌，而不是以我們所期望的方式看待它。我們的工作以尊重我們的首要原則（美國優先）為基礎。同時，我們在承諾將美國投入所費不貲的軍事行動方面保持克制。」、「川普尤其反對採取武力推翻政權的想法。儘管我們總是在應急計畫中模擬政權更迭的情景，但川普政府從不曾把它當成首選或次選的行動本能。」
重構北約，讓每個盟友都有自衛的意願與能力
「我們保護德國，我們保護日本，我們保護南韓。這些都是富強的國家，可是他們連一毛錢也不給我們。……我們花了好幾兆美元當別國的保鏢——我們掏腰包買來替別人打仗的殊榮。這到底是什麼邏輯啊。真的，是時候讓世界各國自己出錢了。只要由我當決策者，我就會叫他們付錢！」
川普話糙理不糙。川普不是孤立主義者和單邊主義者，他只是重新與世界各國特別是盟國展開談判，拿到更符合美國利益的合約。二戰之後七十多年來，搭美國締造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順風車的國家太多了。尤其是歐洲的北約盟國，坐享「美利堅治世」的和平，卻對美國毫不感激，還蔑視和羞辱美國。白吃的餐點太多，享用者反倒挑剔地批評廚師廚藝不高。所以，川普強調，若要美國擔任世界警察的角色，受保護國就要自掏腰包，亦即「使用者付費」的概念。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權要求美國無償地為該國的國家利益服務，以及無償為所謂的國際社會的利益服務。川普的思路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美國沒有義務幫助自願「躺平」的國家；相反，美國願意激發盟國的自衛意願並幫助盟國培育自衛能力。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承認，北約的國防支出八成來自非歐盟的北約成員國，在此情形之下，歐盟無法單獨捍衛歐洲。數據顯示，如果將美國之外的北約國家的軍費全部加起來，也沒有超過三千七百億美元，這意味著，這筆金額連美國軍費開支的一半都不到。北約用於防衛的總支出有近七成由美國承擔。對此，川普表示，北約成員國不能讓美國承擔絶大部分用於歐洲的防務開支。川普在其總統任內，馬不停蹄地在華盛頓特區、布魯塞爾（北約總部所在地）、柏林、巴黎、倫敦等地與北約盟友談判，強烈要求歐洲國家增加軍事支出。
早在二〇一四年，北約全體成員國一致同意在十年內將自身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用於軍費開支，這項決定是為了應對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半島之舉而採取的。此後，百分之二的門檻轉變為北約在其所有文獻中採用的官方數字。
然而，十年之約到期之時，三分之二的北約成員國無法兌現這一承諾。根據北約提供的數據，到二〇二三年底，在三十二個成員國中，有十一個已成功達到將其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用於軍費開支的門檻。反過來看，北約內部還有二十一個國家尚未實現這一目標。達標國家名單中，並沒有出現在該聯盟內擁有重大影響力的若干西歐國家，例如德國——其軍費開支僅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一點六，並且德國恬不知恥地宣佈它不會在二〇三〇年之前達到百分之二的門檻。同樣缺席的還有法國——其軍費開支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一點九。此外還有加拿大（百分之一點五）、挪威（百分之一點七）和丹麥（百分之一點七）。大敵當前之際，加拿大、西班牙和義大利等北約成員國甚至降低了軍費支出佔GDP的比重。
耐人尋味的是，最富裕的國家，偏偏是軍費支出最少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國民享有最佳的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險，這些國家的媒體和知識界嘲笑美國的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險不足，同時卻心安理得地享受美國提供的「免費保護」。左派的虛偽和自私令人發指。
美國人不願當這樣的「冤大頭」有錯嗎？川普氣憤地撂下不少狠話，他曾威脅美國要退出北約，但歐洲盟友仍置若罔聞。二〇二四年二月，川普在南卡羅來納州競選集會上發表講話，提及在一次北約會議與另一位歐洲國家元首的對話：「會中有一位大國總統站起來說，『好吧，先生，如果我們不付錢，遭到俄羅斯攻擊，你會保護我們嗎？』我說，『你沒付錢，想當個賴帳的人嗎？不，我不會保護你。事實上，我會鼓勵他們（俄羅斯）為所欲為。你必須付出代價。你必須支付你的帳單。』」此言一出，那些一直賴賬的國家驚慌失措。而左派媒體再次將川普污衊為普丁的盟友，拜登政府的發言人貝茨（Andrew Bates）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鼓勵殘暴政權入侵我們最親密的盟友，實在是令人震驚與精神錯亂。」精神錯亂的不是川普，而是老年癡呆症患者、學習習近平「大撒幣」的拜登。
川普唯有將話說到圖窮匕見的地步，「老賴」們才會當真。曾獲川普派任駐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SCE）大使的季爾莫（James Gilmore）表示，川普不是孤立主義者，川普只是試圖讓盟友更加重視自己的防禦。
二〇二四年五月，後來出任英國外交大臣的拉米（David Lammy）訪問華府，與川普陣營的參議員葛蘭姆（Lindsey Graham）、後來成為川普副手的范斯（J.D. Vance）見面。隨後，拉米在公開談話中澄清川普對北約的批評，指外界誤解了川普，川普主要是希望歐洲能增加國防支出。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指出，美國知道北約對自身安全有多重要，「美國從未單獨打過一場戰爭。我們聽到川普的批評，他並非針對北約，而是針對北約盟國在北約方面支出不足」。他又指，歐洲盟國近年來紛紛大幅增加軍事開支，證明他們已聽取批評。
二〇二四年的競選期間，川普對北約盟國的軍費開支提出更高要求。在七月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川普的顧問提出北約盟國把國防支出提高至GDP的百分之三的想法，這一目標比此前北約成員國同意卻大部分並未達成的目標更高，這個目標意味著盟國的國防支出必須增加數千億美元。北約的官方數據顯示，二〇二三年只有三個北約國家——波蘭、美國、希臘——國防支出占 GDP 的比率達到或超過百分之三。
在二〇二四年六月召開的北約國防部長會議上，成員國同意秘書長的提案，將「烏克蘭安全援助小組」由美國主導轉移給歐洲成員國。有歐洲外交官說，此提案是一項「防川普」的措施，預防川普上任後，可能會改變北約援助烏克蘭的政策。其實，此種調整恰恰是川普努力達成的目標：川普希望歐洲國家在烏克蘭戰爭中出更大的力，他雖然不在位，卻挾美國強大的主流民意讓北約盟國感受到巨大壓力，並不得不做出戰略調整。
川普外交思想的淵源：傑婓遜主義和傑克遜主義
德國強人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曾酸溜溜地諷刺說：「上帝對傻瓜、醉漢和美國給予特別的保佑。」他羨慕美國的運氣和地理位置太好，不像德國那樣處於英國、法國和俄國的海上和陸上的包圍之中而難以從容發展。然而，如果美國真的與傻瓜和醉漢並列，它將很快失去上帝的保佑。
冷戰結束後，美國並未迎來「歷史的終結」，世界各地烽煙四起，讓美國疲於應付。川普是華府政治圈的外來者，他看到近年來美國政客將內政和外交搞得亂七八糟，這才毅然投身吃力不討好的政治跑道。
在二〇一六年的競選中，川普猛烈抨擊歐巴馬等歷屆政府錯誤的外交政策給美國帶來的嚴重危害：「長久以來，華盛頓的一小群人攫取了利益果實，代價卻要由人民來承受。」、「華府的統治階級『內部人士』正是害我們惹上麻煩的元兇。」、「我們在伊拉克不知道幹嘛就花了兩兆美元；到現在還是不知道我們到底為什麼要出兵伊拉克。」、「我們曾經致力於保衛其他國家的領地，卻忽略了我們自己的領土。我們曾經將成千上萬億美元轉移到海外，我們自己的基礎設施卻年久失修、常年荒廢。我們幫助其他國家走上了富裕之路，我們自己的財富、力量和資源卻逐漸消失在地平線上。」
川普在其任內實現了對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大更替，他是極少數實踐競選期間承諾的總統。他大大收縮美軍在海外的戰線，從非攸關美國核心利益的區域（如阿富汗、敘利亞）撤軍，然後將力量投射到對美國更重要的地區（印太）。他將美國數十年來對歐洲及日、韓等盟友的安全保障，由「免費義務」改為「有償服務」，迫使這些國家承擔更多費用。他堅決要求美國企業「留在美國」或「返回美國」，重振美國的實體經濟，讓美國「再工業化」，讓美國不再受製於中國掌控的「紅色供應鏈」。他增加大量軍費，重建美國的軍事力量，特別注重海空軍建設，還創建新兵種——太空軍。他讓美國的軍力足夠強大，但通常「備而不用」。
川普和「川普主義」不是像孫悟空一樣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而是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和深刻的歷史淵源。川普外交思想的淵源主要有兩個：傑婓遜主義和傑克遜主義。
美國外交政策專家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認為，兩百多年來，美國有四種看待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式，它們既有分歧又有融合。其中，漢密爾頓主義者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應當是讓美國的經濟尤其是大企業融入全球經濟；威爾遜主義者認為，美國應當向全球傳播民主自由價值觀，並以有道德的和平主義改造舊有的國際秩序；傑婓遜主義者認為，美國不應捲入不必要的海外同盟關係，而應專注本國的安全與發展；傑克遜主義者認為，美國政府的目標是美國人民的物質安全和經濟富足，但一旦受到他國威脅，就如麥克阿瑟所說，「除了勝利，別無他求」。後冷戰時代，前兩者融合為理想主義和全球主義，認為建構全球秩序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根本任務；後兩者融合為現實主義和民族主義，反對貿易自由化議程，反對以犧牲美國人民的利益來建立新的國際秩序。
川普在相當程度上繼承了傑婓遜主義者和傑克遜主義者信奉的「美國例外論」。正如米德所論，傑婓遜主義者和傑克遜主義者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認為，美國流傳下來的文化、社會和政治遺產是值得珍惜、捍衛和傳遞下去的寶貴財富。他們為美國人生活中獨特而珍貴的成分歡欣鼓舞，相信外交政策的目標是在國內捍衛這些價值取向，而非向海外傳播這些價值取向。
川普在個人氣質上更接近如同西部牛仔的傑克遜，但其外交思想更接近審慎深思的傑婓遜主義。米德進而指出，美國從傑婓遜主義傳統中汲取的最大好處是傑婓遜主義者試圖盡可能嚴格地界定國家利益，然後制定最為得體的戰略來捍衛這些利益。它是美國大戰略的自然歸宿，將對外部世界問題的現實把握與以最低成本捍衛國家重要利益的熱誠願望結合起來。
顯然，這與喬治·肯楠的立場一致——唯有美國的價值和「我們自己的國家利益」才是「我們真正能夠認識和理解的全部」，「如果我們自己在國內的事務目標和事業是正確的，沒有被傲慢、對他人的敵意或優越幻覺所玷污，那麼對我們國家利益的追求就決然不會無助於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歷史是借鑒，但不能刻舟求劍。老式孤立主義若放在當下，就成了一個新的烏托邦。今天，即便對於傑婓遜主義者來說，真正的孤立也是不可能的，不管喜歡與否，世界總會闖入美國人的家門。所以，對於保守主義者而言，外交政策的任務便是讓美國以最小的風險和成本參與世界事務。政府本身是一種必需的邪惡，外交政策亦是如此：如果根本沒有的話，美國的日子可能好過得多。傑婓遜主義者認為，川普主義者也認為，在避免一種可能性的時候，也將承受必須承受的事情。既然美國必須擁有某種形式的外交政策，就應該尋找一種對美國民主體制危害最小的形式。
川普不是闖進瓷器店的公牛，川普只是將傑婓遜主義、傑克遜主義以及喬治·肯楠的思想融會貫通之後，用平民百姓能聽懂的大白話說出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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