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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經是質疑「為什麼判那麼輕」的一員，直到這群來自法界、軍界、情報界的多名受訪者向我說明其中難處，我也著手整理出一百多起個案案例後，才知道問題並非我們不努力，問題出在制度本身。
由情報人員們參與的這場隱形戰爭，它不是歷史故事，而是普羅大眾看不見的地下社會，從商業競爭到國家安全，情報或公開、或隱密，天天上演。
因為信任，有國軍官兵不小心洩漏了軍中資訊，有民間人士意外地助長滲透，當然「不小心」和「意外」因為各人的身份別，在法律或觀感上應有不同標準。但間諜行為的其中一關鍵，就是透過騙取信任、濫用信任，接觸間諜原本不該接觸的人事物。
每個國家和大型企業都會使用間諜，再透過利益、脅迫、人情壓力、意識形態發展線人。不幸的是，意圖侵略我們的中國正是情報戰、輿論戰、資訊戰，以及動用所有上述力量以達成目標的「混合戰」專家。
當我們每一次看到「共諜案」新聞後，不能只有短期且零碎地憤慨（不論憤慨的對象是哪一方），更要視它為長期性、系統性的議題。
在《報導者》本週新上線的專題報導《潛台諜影》之中，我們以「社會信任與間諜手法」、「官方數據與專家分析」、「司法困境與改革之難」三篇文章說明共諜案背後的細節問題，總共約2萬2千字。
在各部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律上，我們無法明確定義「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到底是什麼關係？我們對間諜行為的定義也十分模糊，導致這些本來就很難被調查的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檢審辯三方都會陷入罪刑法定、無罪推定等原則vs國家安全之間的矛盾。
在法律侷限之外，情報戰還分為「情報/反情報」、「反情報/反間諜」等，既互相聯動，有時又必須各自獨立的守則。我國的情報單位也長期陷入人力和預算不足、任務和戰略目標混淆等困境。（詳細說明請見報導）
一名不便具名的受訪者說：「提早收網找不到犯罪證據，太晚收網可能造成國安危害。」
最後，因為這些問題太難解，民眾們只會看到「抓不到、判太輕、侵害人權」等結果，於是這些建立在人際信任之上的犯罪，又進一步破壞了社會信任，每次爆出一起新的共諜案，留言區總是網友對彼此立場、支持政黨的意識形態筆戰。
我想列出一段「共諜案被告」身旁友人的經驗。這乍看只是他的親身故事，但我認為，類似心情、恐懼正深入整座島嶼，讓我們不知道該相信誰，只好選擇用更強烈的方法指責他人，以求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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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朋友涉案的當下，我第一個反應是自責。」陳敬廉（化名）正是其中一名被告的友人，因為曾把對方視為朋友，陳敬廉十分懊悔「我做的不夠？」他自問，對方是不是有經濟困難，或者生活遇上難關，卻無人即時察覺。
於是陳敬廉一篇一篇翻閱該名被告不再更新的社群媒體貼文，試圖從中尋找蛛絲馬跡，直到高檢署公布他「疑似多年前便遭吸收」，陳敬廉心涼了，只能感嘆：「當一個人真心想騙你時，你要怎麼防？」
接著，陳敬廉開始檢查自己的手機、筆電，反覆確認是否和對方聊過敏感話題，是否有不明的登入紀錄，「以前我去找他（被告）聊天，上廁所時電子產品都直接放桌上。」現在回想起來，陳敬廉仍感到恐懼。
陳敬廉和該位當事人認識約3年，因為政治立場和年紀相近，兩人很快打成一片，經常呼朋引伴暢談時事，組團參加社會運動、政治遊行、選舉造勢晚會，從未懷疑過對方的背景。
自責與恐懼之後，陳敬廉和共同朋友們進一步陷入沉默，「沒有人敢主動聊起這件事，也不是說想獵巫，但就是，你要怎麼確認他（被告）在我們這群朋友裡，沒有吸收其他線人？」即使不願懷疑彼此，人際關係仍被鑽出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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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軍官學校有對宣示決心的對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升官發財請走他路。」
聽說某情報單位也有段類似格言，但內容更堅毅，大意是：「我們是一群不會在歷史上留下姓名的人。」
感謝這群在各個崗位上，不方便具名、有勇氣具名的人們為我們說明國家正面臨什麼挑戰。
再感謝同事們長期協助完成攝影、設計搭配，讓報導更好讀，刊登前還得同時支持馬太鞍的災情新聞。
報導本身勢必有論述和資料搜集不足之處，也請各位讀者見諒
三、難抓、難判、難修法──當國安犯罪的灰色迷霧成為司法考題
攝影&設計：陳曉威、黃禹禛、江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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