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5-10-18
一個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中國圖騰捍衛者、中共供奉的國際名流等等，這個老頭死了，原是犯不上我來置喙，不過他批判過《河殇》，也算文化事件了，不議一議可惜，一旦勾連起來，內容不容小覷。
1988年4月14日晚上，我從南昌飛回北京。《烏托邦祭》脫稿前，《百花洲》的朋友們，還陪我到臨川湯顯祖故居一遊。
回北京不到半個月，五月底《河殤》播出，中央電視臺未作任何預報，六月底播完後，卻掀起了滔天大浪。而我這廂，也在等待江西那邊的消息：《百花洲》原計劃夏季出刊的第四期整本登完《烏托邦祭》，然而夏季都過完了，仍無ㄧ點兒音訊。這份大型文學雙月刊從1982年起，由郵局發行，固定為每期260頁，發行量達十一二萬份。
一、《百花洲》封存
1988年 10月下旬蘇州有兩個筆會。24日中午我上了京滬特快，遇女作家諶容和她夫婿范榮康——《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一個頗「自由化」的報人。他們招呼我坐下，一起聊《河殤》，還有另幾位文人。須臾過天津，畫家范曾上車，也湊過來。不料諶容拎他，說：
「范曾，那天你在南開大學說《河殤》反傳統，正好，蘇曉康在這兒。」
諶容就是這麼個厲害的主兒。鬧了范曾一個大紅臉，他趕緊解釋了幾句。誰知范榮康從一旁又墊了一句：
「你寫一篇東西來，我給你發表，怎麼樣？」
果然後來范曾有小文一篇在《人民日報》刊出，很誇張地拿我比附明末大儒顧炎武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其實那天在南開大學談《河殤》「有個大錯」的，是楊振寧；不過楊也說了「范曾教授對這個電視片的看法，跟我不謀而合。」楊主要是在三個「傳統象徵」上——龍、長城、黃河，對我們的詮釋感覺不舒服。我也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海外華人對文化符號，比我們更為敏感。
二、中國現代圖騰史
天安門鬧過不只一場圖騰故事，胡溫時代曾請孔聖人落戶天安門廣場以「匡正社會道德崩壞」，而今日毛澤東有了個陝北來的接班人，他的墳場不再有拆毀之虞，我梳理過其間原委，頗為有趣。
2011年初「天安門立孔」的新聞，吵得一塌糊塗，我想起中國最後一次「尊孔」鬧劇，在北洋時代，連國民黨都沒弄這一套；中共是一切都破產了，才來「尊孔」，如拿「孔子獎」對抗「和平獎」，近乎「搞笑」，寫「文化評論」都難以置喙，因為這個新聞的深度含義，不在「孔子」，而在「廣場」──那個曾經血淋淋、又凝固了二十年的廣場。
但更淺顯的是，把孔子鑄成青銅，展示到曾是「革命妖魔狂舞」的那個廣場，不是一尊「圖騰」又是甚麼？孔毛這種對峙，既不是意識形態，也不是文化，只是某種政治僵硬造成的圖騰錯亂。廣場上的第三個人孫中山，卻與這種對峙不大相干，有個「第三人」是鄧小平，他鋪墊了孔毛相遇的大環境，但還沒資格當「圖騰」，不能在此豎像。
每天箍得鐵桶一般的天安門廣場，已經到了「拆除毛堂、扔掉毛屍」呼聲浮現的時代，不料又豎起一塊「孔聖人」的千年牌位，但兩個圖騰的身後，卻毫無歷史，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這幅景象，竟十分契合佛洛伊德描述的前文明的澳洲土著部落：
「圖騰崇拜（totemism）制度，取代了他們所缺少的所有宗教和社會制度的地位。」一個對歷史沒有信心的極權，只會下意識地去擁抱殘留在民族記憶中的圖騰幻象，居然到二十一世紀還會產生這麼一個實例，也真是難得。
1、打碎偶像：現代中國的「巫術」
要說歷史也是用的，不過是一部近代以來鏟除一切「封資修」的反歷史的歷史，共產黨（痞子、邊緣人）成為百年歷史的最後大贏家。「打碎偶像」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追溯很遠，不妨只揀近點的說，比如「太平天國」，起事前洪秀全就捆綁、審判、鞭笞孔子像，太平軍所到之處搗毀孔廟、焚燒「妖書」，也禁止民間藏讀儒家經典，所以曾國藩《討粵匪檄》驚呼「名教之大變」才有號召力，這些歷史都跟「圖騰」緊密相連。
後來「五四」巨子們順勢「打倒孔家店」，產下夭折的「德賽先生」，同時也不幸帶出孿生子共產黨；而不肯去巴黎「勤工儉學」的毛澤東，「熟讀歷史，但是完全不相信歷史上有什麼光明磊落的一面。他留心的大概都是權謀機詐一類的東西......滿眼看去只見『髒唐臭漢』」（余英時《從中國史的觀點看毛澤東的歷史位置》），毛在文革晚期，把「大規模群眾運動」操弄成「評《水滸》」、「批林批孔」──僅僅憑林彪日記裏一句「克己復禮」，八億中國人日日夜夜攻擊「孔老二」這個圖騰達數年之久，真是到了全民「巫術」的境地，也算世界奇觀了。
「圖騰崇拜」研究的大家，是英國人類學家佛雷澤，他的定義是，氏族「每一個成員都認為自己與共同尊崇的某種自然現象，通常是動物或植物，存在血緣親屬關係。這種動物、植物或無生物被稱為氏族的圖騰，每一個氏族成員都以不危害圖騰的方式來表示對圖騰的尊敬。」
這就產生了巫術、禁忌這些東西，又被佛洛伊德接過去，頗開掘了精神分析研究，如他的《圖騰與禁忌》一書，其中指出，巫術不是「對精靈施加影響的技藝」，而是「保護社會個體免受其敵人及危險的傷害」、「賦予人們力量去傷害敵人」，所以在不同文明裡，「一種廣為流傳的傷害敵人的巫術方法就是用任何合適的材料做一個敵人的模擬像，然後對它的損壞也會延及被詛咒對象」。
這理論其實並不深奧，既然「圖騰」是不能碰的東西，於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巫術」就專門捉摸怎麼摧毀你，而毛澤東的確
「創造性的發展」了史前「巫術」，將之帶進現代社會，可惜佛雷澤和佛洛伊德皆無傳人，「巫術學」失傳，西方學界偏偏毛信徒眾多。
2、我的「圖騰侵犯」經歷
我輩都是「五四傳人」，多少都有「打碎偶像」的先天靈感，又經受過文革「破壞」訓練（大字報、批鬥會），所以對圖騰沒有親熱感，比如八十年代初國門打開，對香港傳來的那一曲「龍的傳人」，便覺得有點滑稽可笑──我們這一代的「沒文化」，首先還不在討厭孔老二，而在不認識祖先圖騰居然是那條「龍」。後來我跟朋友拍《河殤》，由於電視的元素是鏡頭、音樂、台詞，我們刻意要找具像而又鮮明突出的象徵物，那就非奚落「圖騰」不可了，並期盼那撩撥天下情緒的效果。我們找到的圖騰，包括龍、黃河、長城等等。
中央電視台連播了兩遍，果然神州大嘩，也「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引來「圖騰捍衛者」，是我們始料不及的。楊振寧在南開大學演講說：「這個電視劇裡特別提出三個象徵，都是中國傳統的象徵，是中國歷史的象徵，是中國民族的象徵：一個是龍傳統或龍的神話；一個是長城；一個是黃河。我想全世界都承認這三者是中國傳統的象徵。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把這三個傳統都批評得一無是處。」李政道發了一篇短文，末尾嘆道「盼能啟新自興，望弗河殤自喪」。當時王震也跑到寧夏去捍衛黃河：「黃河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奇怪的是，並無幾人出來捍衛「長城」，而它恰好是共產黨專制的圖騰。
接下來就捅大漏子了。一九八九年春學生運動起於天安門廣場，五月二十三日三個湖南青年余志堅、喻東岳、魯德成，用油漆、雞蛋潑污天安門城樓上的毛像，當即被廣場「高自聯」扭送國家安全部，三人都被判重刑，其中喻東嶽於一九九二年精神失常。這是「新中國」極為罕見的一樁「圖騰侵犯」事件，還發生在最莊嚴的政治禮儀中心，自然非同小可。污染毛像、毛著、語錄本、五字反標（「打倒毛主席」），在文革中都是要判死刑的大罪，可知中共這個制度的「圖騰崇拜」之劇烈，而八九學運也視毛像為不可侵犯之圖騰，必欲撇清他們與「顛覆」「反共」的界限，才能保護自己。我頗感慨湖南三青年的遭遇，就「打碎偶像」、冒犯圖騰的衝動和快感而言，我跟他們是一樣；但我們只攻擊文化圖騰，他們冒犯政治圖騰，在一個專制裡就是重得多的罪。
這場學運更有意思的是，他們塑造了自己的一個圖騰——「民主女神像」，其造型模仿美國紐約港入口處的「自由女神像」，由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等八所院校的二十多位學生，在四天內趕製而成，高約十米，五月三十日凌晨運抵廣場，次日拼裝並聳立在面對毛像三百米處，遙相對望；《人民日報》連續三天發表文章抨擊這是「對國家尊嚴與民族形象的污辱與踐踏」。
八九年的晚春，廣場上靜坐學生和北京市民們，曾在這個圖騰的俯視下，經歷了從狂歡到撤離的大起大落，全世界也都從電視裡看到戒嚴部隊將她撞倒的歷史鏡頭。這部《中國圖騰史》還沒有人來書寫。為了保存史料的方便，我願在這裡引述雕塑家陳維明的一段話：
「藝術創作不僅僅是一出拷貝的活動，就像當年法國把自由女神像送到了美國，然後在八九六四時，把自由的精神通過民主女神像的塑造傳到了中國……六四天安門由中央美院學生塑造的那種『民主女神像』是兩手高擎著火炬。而我創作的民主女神像，在形象上是採用了中國青年女學生，一手高舉著火炬，一手拿著代表著民主自由人權法制的寶典。新近，我又有新的想法和再創作的打算，想把六米四高的民主女神像放大到六十四米，並準備經過五至十年再創作後，將未來的民主女神像運回北京，作為海外追求民主自由的華人，對未來新誕生的民主中國的獻禮。這座象徵著『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法制與科學、知識與藝術』的女神像有朝一日可以豎立在天安門廣場最核心的位置......。」（《趙岩陳維明對話》）
3、中國崛起：綁架圖騰
天安門出現圖騰的順序是：孫毛──民主女神──孔子，這個社會究竟是新是舊，是進是退，已不可辨認；不過孔子終於被抬到這裡來，還是有跡可尋的。
那起點就在「民主女神」被撞倒的一瞬間。這個暴力擊毀的似乎只是一座石膏像，但也動搖了對面「毛圖騰」政權的基石。所以鄧小平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同時，不得不走上一條重尋圖騰的道路。換言之，中共在大開國門，狂飲外資，包攬訂單之際，已經開始叩問孔聖人，只是一時尚難認領下來。試想，從金田起義的一八五一年到《新青年》創刊的一九一五年，六十五年間孔子不但沒有翻身，還每況愈下，那麼從天安門鎮壓的一九八九年到二○一一年，僅僅二十二年老爺子已經站到「民主女神」倒下的地方來了，還不神速嗎？
也許該回顧一下天安門圖騰變遷史。毛時代平時只有城樓正中掛毛像，每逢「五一」「十一」，廣場東側豎馬恩像，西側豎列斯像，掛像一周時間，但只有「十一」在紀念碑北側增設孫中山像。鄧時代改規矩了，中央指示「少宣傳個人」，只留天安門城樓毛像，鄧亦曾對法拉奇表示要「永遠掛下去」；節日也只豎孫像，撤去馬恩列斯，中央說因為各國都只掛「本國民族英雄像」。這裡已經透露出「民族主義」信息，實則馬列意識形態已然破產，圖騰自然跟進這個變局。那時鄧力群有句名言：你可以不愛這個黨，但不能不愛國。
二十年跑馬圈地，血汗工廠，中共用馬列主義交換江山社稷，一時也顧不上圖騰何者，只要毛像不摘就好。但民間「尊孔」「讀經」漸次死灰復燃，文化幫閒自然也不甘寂寞，二○○四年有季羨林、楊振寧、王蒙等人發起的《甲申文化宣言》，後來又出了個「十博士反聖誕倡議書」，但無論江澤民、胡錦濤，在中共的講話、文件、宣傳裡，絕對不會提《論語》的任何一個字。史學家余英時特別指出《論語》的一句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孔子寫《春秋》就是批評最高當局。這樣一位孔老夫子，難道是中共要拿來做圖騰的嗎？
那麼他的實用價值究竟何在？那跟「崛起」有關。前面那個《甲申文化宣言》的精髓是「理解和尊重異質文明」，說淺白了就是拒絕普世價值，但它還是防守型。中國既然已經「崛起」，不能老是輸出「廉價產品」，總要來點文化上的東西，才好看。現在讓西方人看到最多的，便是「孔子學院」，從二○○四年第一個孔院成立，到目前已在九十六個國家開設了三百二十多家。讓我們讀讀余英時教授的評價：
「因為共產黨自己還沒有造出來一個甚麼精神上的東西，可以提供世界老百姓欣賞的，所以能夠拿出來的還是孔子。它這個孔子學院一方面是教學語言，另一方面是傳播中國的思想。可是這個文化力量主要是它政權的，是要給予它政權合法性，這政權好像是代表中國、代表中國文化的。也就是希望影響全世界在政治上對中國發生好感，也可以說它要展示所謂的軟實力、就是文化的力量。」（《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二○一○／一／五）
這種需要，就讓共產黨把孔老夫子綁架到天安門廣場上來了。馬恩列斯肯定非常委屈：你們明明還在耍我們那一套嘛，怎麼就摘掉我們了？孫中山稍在一邊冷笑：這幫傢伙根本是洪楊的傳人，倒要拿孔丘這個老妖去忽悠洋人。毛澤東遠遠瞅著歷史博物館前面的孔子：莫非要拿他來替換我？諒你們也不敢！
三、陳健民：知識人的罪孽──評《余英時評政治現實》（2022-06-01 ）
在顏擇雅編《余英時評政治現實》的最後一章的按語中，藏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小故事。那是有關2020年《二十一世紀》創刊十周年活動上，諾貝爾得獎人楊振寧在會上態度輕蔑地揚著一篇余英時教授的文章：「看看，這就是某某人在十年前寫的文字。」
那篇文章在揚振寧眼中為何如此可恨? 他沒有明說，但可能是文章其中一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不大可能有光輝的前景，因為中國人自己在二十世紀造下的罪孽太深重了。」剌痛了他的民族主義神經。究竟余教授所指的罪孽為何? 誰在作孽?
從〈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一文中，余教授認為二十世紀在中國發生的連串革命，已傷及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根本；中共不單在土改、大躍進和文革等造成生靈塗炭，更是全面摧毀了傳統的文化和民間社會，令民眾在思想信仰和社會自治能力被完全淘空，任由極權魚肉。這一切源於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急於救國而引進共產主義，這套革命理論為暴力披上道德的外衣，最終卻被毛澤東之輩（就像歷代革命中劉邦、朱元璋般社會邊緣人物）綁架了整場革命。農民取替城市知識分子，後者落得靠邊站，甚至在連番政治運動中被打成牛鬼蛇神。
余教授雖說自己不是儒家，但卻推崇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因為此念一出，天下已非皇帝獨有。他對五四以來的「徹底反傳統」不以為然，認為儒家在歷史上被當權者用法家和黃老思想扭曲，以支撐「君尊臣卑」的體制。他試圖還原儒家「庻民議政」、以「道統」制衡「政統」的精神，所以正面肯定歷史上東林黨和太學生鬧事，認為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抗議傳統。
我相信余教授目睹八九民運時心情一定非常複雜：喜是見知識分子憂患意識的復蘇，憂是見運動走向革命的邊沿隨時墮入深淵。但六四鎮壓之後（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後），中共以各種資源收編知識分子，有些反而鼓吹法西斯式的國家主義 （本書收錄〈海峽危機今昔談〉便是回應新左派代表人物王紹光的論點） ，更多的是做政治鴕鳥，在技術層面為政權出謀獻策。中國讀書人「學而優則仕」的慾望、被權力眷顧時產生的亢奮，令人慘不忍睹。所以當余教授說「二十世紀中國的苦難都來自知識分子犯的罪」（第189頁） ，除了是因為他們曾鼓吹過激的革命思想外，還有是他們的儒弱與貪婪，甘願成為極權的共謀吧！
楊振寧和一些華人科學家，早在中國陷入文革災難時已押上自己的名聲為中共背書，改革開放後又致力推動中國科學教育，應是本於一種愛國情懷。問題是如沒有更高的普世價值指引，這種民族主義可被政府操弄成為極權的精神支柱。余教授在此書多處提到中國從1895到1945年便以一個被侵略、被侮辱的民族身分抵抗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侵略」、「外國勢力干預」等概念已深入民心。中共心知肚明共產主義已經破產，因此更著力於歷史的「再造和運用」，以鞏固其統治基礎，動輒以「中國五千年文化」、「自古以來便屬於中國」等話語來正名維穩的舉措和大一統的主張。
余教授指出，中共從「八國聯軍瓜分中國」談到「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說法根本缺乏歷史基礎，而美國更是在列強中最沒有意欲佔領中國土地的國家。這種歷史的解讀，只是為了服務當前政治的需要。余教授指出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本來並不強烈，在滿人入主中原後反清情緒並不高漲。連代表極端民族主義的義和團，因為得到慈禧太后的眷顧，才毅然從「反清復明」改為「扶清滅洋」的主張，可見政治權力如何巧妙地操弄民族主義。
余教授驚訝於中共由極左的共產主義轉變成極右的法西斯權貴資本主義，民眾竟然可以接受這種擺動。除了是中共摧毀了民間的抵抗空間外，我認為有相當大量的民眾（包括知識分子） 是從心底裡對極權臣服。除了許多人在此獨裁體制中獲得好處外，更多是受到大一統的民族主義所迷惑。他們相信只有中央集權才能維持國家主權的完整和社會秩序的穩定，繼而可富國強兵，挑戰西方霸權，一雪百年恥辱。
從建構民族主義以支撐極權主義的角度出發，余教授認為中共要以武力威嚇台灣，是因為台灣已成為一個「象徵」，代表西方在中國進行和平演變。這就好像納綷德國要針對猶太人，是因為他們成為了「西方資本主義」的象徵。只要將兩岸問題被說成是「外國勢力的干預」，便能轉移中國民眾的現線，令他們對兩岸政治制度的差距以至台灣新生代「天然獨」的傾向視而不見。透過操弄仇外情緒，中共一方面可加強內部團結，另一方面亦築起一道防火牆，令台灣的政治進程不至牽動中國民眾的民主意欲。
余教授多次為文談到中國人一面仇外，一面羨慕西方的強大。這種「羨憎交織」的心結，令「來自西方而反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得到上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青睞。但發展到今天，因為中國經濟的猛速發展，已令習和平和一眾「國家主義者」相信中國已找到自己的發展道路。相反，西方在全球化和金融風暴後出現的社會不均、族群衝突和民主政府的失效，令中國有更強大的制度自信。習近平和小粉紅們對西方羨慕之情已急速減退，剩下的是滿眶恨意，要談「戰狼外交」、談「亮劍」。所謂「中國夢」便是強國夢，在強大之上，再沒有更高的價值。相反，任何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理念如對中國的經濟和軍事發展造成障礙，惟有遇佛殺佛。
在這種仇外民族主義底下，香港今天的悲劇幾乎是命定了的。如果台灣是象徵美國分裂中國的橋頭堡，香港經歷150年英國殖民統治，是全球最自由的市場經濟，亦是爭取各樣公民權利的「示威之都」，其象徵意義何其豐富！容之，標誌著中國走向多元共容的世界；毀之，則代表中國走回閉關自守的天朝體系。現在「一國兩制」已壽終正寢，台灣和香港的出路何在?
余英時教授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但與台獨並無矛盾，因為他談的是「文化中國」，而非政治概念的中國。（見254頁）他覺得和一個極權中國談統一就等同投降，但假若台灣宣佈獨立，卻只會引來戰爭。余教授認為不統不獨並非壞事，中國歷史上亦經歷多次分裂時期，其中三國時期更是文化鼎盛、人才輩出。反而在大一統之下，往往「文化喪失多元，學術減少激盪，制度拘於一格，思想無法自由。」（見40頁）余教授多年來期盼的，是台灣不要固步自封，切切實實走向民主。看他在書中的文章，對台灣民主發展初期頗是憂心忡忡，恐怕普選帶來的是「多數人的暴力」、壓抑「少數人的權利」。但經歷多次政黨輪替，可見台灣民主制度經已整固；余教授更相信族群分歧通過公開辯論，「遠比停留在暗潮洶湧的狀態所蘊藏的危險為少 」（見129頁），可見他對台灣民主化的肯定。
基於這種樂觀精神，即使香港在反送中運動後被北京強烈打壓，他認為香港多年來發展出的一套自由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不會輕易被摧毀。他對我們佔中三子倡議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推崇備至，認為以公民抗命爭取民主可跨越暴力革命的陷阱。他期盼香港能「創建一種文化氛圍，讓以天下是非為已任的現代知識人能夠不斷出現。」（見45頁） 但以目前情況來看，這種抗爭換來的卻是政權更殘暴的反撲，難免令人質疑抗爭的意義。余教授認為中共的確不會馬上改變，但假如港人節節後退做「乖孫子」，只會變成百分之百的奴隸，連絲毫的希望都會失去。
對於中國，余英時教授有何寄望？在1989年六四鎮壓後，余教授曾斷言「沒有政權能恃暴力而傳之久遠」。但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台商、港商以至美商重新投資中國，令其經濟持繼發展，政權穩固如山。余教授亦曾斷言當強人鄧小平去世，中國必出現劇變，結果是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順利進行權力轉移。由此可見，中國專制的文化與社會基礎之深，連史學大師亦未能參透。
如果中國民主化是那樣遙不可及，當前有識之士應在何處著力？「二十一世紀中國面臨的最大課題便是怎樣在二十世紀的廢墟上重建民間社會，使一個比較合理的新秩序得以逐漸實現。」（見301頁）余教授如是說。 我完全同意余教授對公民社會重要性的分析，我亦是抱著同樣的心懷，多年來默默在此領域耕耘，希望為中國的民主化奠下一點基礎。但自從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公民社會組織和維權律師遭受全面打壓，剩下來的非盈利組織只能在政府的框架內提供公共服務，日漸失去自主性。這些組織更被迫依賴政府或本土基金，與國際公民社會日漸脫鈎，最終恐難重建余教授所設想的社會秩序。余教授泉下有知，會否感概落淚？但先生的學問與人格，像日月星辰，引導了多少知識人以客觀精神面對歷史，其貢獻遠遠超越一時一地的政治判斷。作為知識人，在亂世中以最大的理性和良知盡其言責，即使無力迴天，亦是「有言畢竟勝無言」！（見3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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