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杨大巍 印象与逻辑 2025年09月20日
Charlie Kirk的遇刺，本应成为美国社会反思与凝聚的时刻；一个年轻生命因政治信念被夺走，本该让不同立场的人在悲伤中找到一丝共同的人性。
然而美国广播公司的Jimmy Kimmel却把这场悲剧当成了深夜独白的素材。他在观众面前听凭自己的想象和臆测，毫无根据也毫不负责地将凶手归于“MAGA帮派”，暗示保守派要为自己重要声音的遇害负责。
警方调查和法庭公布的文件，显示事实完全相反：凶手是一个激进的左派分子，怀着与Kirk截然对立的政治动机。短信、社交媒体帖文，甚至刻在子弹上的字样，都清楚表明这是一起出于仇恨的政治谋杀。
Kimmel并未止步。在其职业生涯最不合时宜的一刻，他嘲笑着特朗普总统的悼念，把总统的悲伤比作一个四岁小孩失去金鱼。Kimmel 试图假借幽默进行毫无疑问的政治攻击，然而在这一刻，他不仅突破了人伦界限，而且亵渎了历史悲剧，把一个家庭的伤痛和一个社群的损失，扭曲成打击对手的武器。
舆论迅速爆炸。FCC主席罕见公开谴责，迪士尼和ABC在压力下宣布无限期停播。这一切表明，好莱坞长期保护左派言论的盾牌正在出现裂痕。Kimmel 事件具有深层的警示：当娱乐产业沦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言论自由已被彻底背叛。
必须重新理清“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自由主义意味着捍卫言论自由，无论对错，都应在公开辩论中交锋；而进步主义（Leftism）却假借自由之名，对不同声音进行打压和污名化，甚至把悲剧当成政治操弄的机会。
过去二十年，美国政治语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自奥巴马政府以来，左派逐渐褪去“自由主义”的外衣，演变为一种新型意识形态——进步主义。它仍打着“自由”的旗号，实则以“社会正义”为名，建立起新的思想审查制度。而最先被牺牲的，正是西方文明赖以为根基的言论自由。
自由主义是近代西方最伟大的制度遗产之一。洛克提出“生命、自由、财产”的自然权利，托克维尔强调公民社会的重要性，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更明确禁止剥夺言论和信仰自由。其核心精神在于：哪怕你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也要捍卫他发声的权利。
然而，21世纪的Leftism彻底背离了这一传统。它把自身立场塑造成唯一真理，把保守派观点打成“仇恨”或“极端”；通过法律、教育、社交媒体筑起“政治正确”的防火墙；在新闻、影视、娱乐中全面垄断叙事。结果是，以“包容”为名制造排斥，以“自由”为名建立专政。
Charlie Kirk生前倡导保守派青年要在公共空间争取言论权利，他不是暴力的鼓动者，而是一位用麦克风推动辩论的智者和勇士。Kirk遇害之后，竟有一些极左派毫无顾忌地狂欢着：有人庆祝其死亡，有人造谣称他“死于自己人之手”。这样一种语言暴力与事实扭曲，本身就是在继续煽动仇恨。
奥巴马的表态更耐人寻味：一方面言不由衷地哀悼，另一方面却暗示Kirk的言论“极端”，无疑在为暴力寻找借口。左派从未试图去理解Kirk的观点，他们甚至未听过其演讲，却本能地为其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这正是Leftism的最拿手也最惯用的政治手段。
Kimmel的节目风波将这种双重标准暴露无遗。这一档晚间喜剧在过去二十年里，早已演化为攻击共和党、攻击并且抹黑特朗普的政治脱口秀。节目的收视率早已持续低迷，从商业角度来说，也早该淘汰。不过真正引发停播的，并非市场因素，而是Kimmel那种难掩其恶毒的嘲讽。那句“特朗普的悼念，就像孩子为死去的金鱼哭泣”，既是对逝者的亵渎，也是对整个保守派群体的蔑视。
ABC停播后，左派媒体群情激愤，声称这是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可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正是左派，在大规模地推动对保守派的“取消”，并且为之自鸣得意。左派将保守主义者的发声定义为“仇恨言论”或“虚假信息”，从此言论自由只为Leftism所许可。左派的话语风行天下，这是“净化媒体”；而每当有异议或不同声音，则立刻变成需要“取消的文化”。这种言论及概念上的专横，行为及政策上的虚伪，正是Leftism的本质：他们从未真正信仰自由，追求的始终只是权力。
如今，任何形式的审查几乎都会被民主党人口诛笔伐，动辄被比作“纳粹德国”。然而回顾不远的 2021 年，媒体与民主党政客对同类做法却是拍手叫好。我们整理了一些当时的原话：
白宫新闻秘书 Jen Psaki：“你不应该在一个平台被封禁，却还能在另一个平台继续散布虚假信息。”
CNN 评论员 Brian Stelter：“限制说谎者的传播范围，不等于剥夺言论自由。”
哈里斯的竞选伙伴 Tim Walz：“言论自由不同于传播自由。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没有言论自由保障，尤其当涉及我们的民主。”
卡马拉·哈里斯：“这是企业责任。推特必须被追究责任，必须关闭。”
AOC：“对于广播电视，比如福克斯新闻，应该受到联邦法律和监管的约束，决定什么能播，什么不能播。”
讽刺意味不言而喻。AOC 的表态尤为典型，几乎赤裸裸地把“监管媒体”视为理所当然。那时他们的立场是多么笃定，而今日风向逆转，却又显得手足无措。
事实上，民主党早已习惯了长期的非对称优势：社交媒体平台几乎清一色由左派主导，为进步主义服务；主要广播网络同样掌握在他们手中。但如今局势正在变化——CBS 已不再完全听命，甚至有资本试图收购 CNN。这种动摇，让他们深感不安。
如果民主党真想推动国家团结，就必须首先承认当年的“封杀冲动”。正是他们当初迫切地要求平台“必须如何行事”，甚至不惜以胁迫的方式左右舆论。而这些，恰恰就是他们今天口口声声谴责的做法。迄今为止，却鲜有人有勇气直面这一点。
左右两派在面对“取消文化”时，实际具有明显的心理差异。保守派在面对“取消左派”的时候，往往仍会感到挣扎与反思，承认企业有权解雇员工、政府不应干预，这种理性克制体现了自由主义精神。而左派则毫无犹豫，自居“道德高地”，从不反省，只知压制异己。他们甚至会带着某种胜利者的自豪与亢奋，把打压视为“正义”。右派的犹豫与自省，左派的狂热与自信，正是两者的本质分野。
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社会对政治暴力的容忍度正在上升。近三成年轻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暴力可以被正当化。他们推崇“绿林好汉”，把以暴制暴当成“替天行道”。从2020年Antifa的暴力示威，到今天刺杀Kirk的凶手被包装成“模范”，这种浪漫化暴力的趋势，对美国的宪政秩序构成严重威胁。一旦社会歌颂“江湖复仇”，法治将不复存在。
美国立国之本是言论自由、法律秩序与第二修正案赋予的权利。若年轻人不再信任制度，而寄望街头暴力与革命，这个国家便濒临危机。共和党的使命，不只是情绪反击，更要为国家找到一条理性的出路：在经济、文化、教育与社会结构上，为年轻人恢复希望。美国梦的核心是向上流动性——只要努力就能改变命运。若流动性消失，社会停滞，美国梦亦将熄灭。
同时，大公司和学界的反应也值得注意。必须理解在这段时期 ABC 和迪士尼内部发生了什么。要知道，这些公司绝不是保守派公司。迪士尼拥有 ABC，多年来对反特朗普内容、偏左的政治喜剧、以及反映好莱坞进步价值观的娱乐作品都乐此不疲。他们并不是因为突然产生了保守情绪才做出这个决定。
据报道，迪士尼高层愤怒的原因不在于 Kimmel 的政治立场，而在于他的言论从商业角度带来的后果。把一场全国悲剧变成了整个网络的负担。广告商开始紧张，加盟电视台公开反叛，监管机构提出质疑，而这一切都围绕着一档本身收视率不足以抵消这些麻烦的节目。最终，从迪士尼最高层下达了无限期停播的决定。这是高层经过计算后的商业决策：保护 Kimmel 已经不值得了。
曾几何时，CEO和校长们声称“无法违逆觉醒派”。但今天，在特朗普压力下，迪士尼等公司突然转向，几乎没有内部抗议。这说明，许多精英并非真的是Leftist，他们附和拜登政府只是逐利；环境一变，他们就迅速倒向另一边。Leftism的声势，并无坚实根基。
文明存亡在此一役。自由主义尊重辩论，进步主义惧怕辩论；自由主义让文明开放，进步主义促其衰败。Leftism正腐蚀教育、操纵媒体、绑架文化，把自由社会改造成思想监狱。它必须被揭穿、被清理——不是靠暴力，而是在教育、文化、制度与话语层面全面破除其霸权。唯有如此，西方文明才能避免沉沦，重新找回自由与理性的根基。
古罗马参议员加图每次演讲都会重复一句：“迦太基必须被毁灭。”这不是嗜血，而是对文明危机的极端提醒。今天，我们也必须同样清醒：Leftism必须被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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