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殖民統治
為清末臺灣帶來第二個轉機的歷史事件，正是甲午戰爭之後臺灣被割讓給了日本。儘管在日本出兵臺灣後，清朝已積極加強臺灣的防務與整合，但面對虎視眈眈的列強，清朝最終仍無法保住臺灣。而奪取臺灣的，正是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日本。
日本的統治，始於一八九五年因甲午戰爭而簽訂的《馬關條約》，該條約將臺灣割讓給了日本。在確定割讓後，日本旋即任命臺灣總督，派遣軍隊占領臺灣，並在臺北設立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不僅擁有臺灣的行政權，還擁有立法權，甚至連司法也在其掌控之中，可說是大權在握。在統治前期，臺灣總督均由握有駐軍指揮權的陸軍中將或大將擔任，直到一九一九年，總督才與駐軍指揮權分離，文官也開始可以擔任總督。
日軍最初進入臺灣時，遭遇了強烈的抵抗。光是在平地的漢族居住地區，為了鎮壓地方勢力的游擊式反抗，就花了數年時間，直到一九○二年才算成功（根據日方統計，這段期間臺灣方面的戰死者多達三萬二千人）。至於山地原住民地區（當時稱為「蕃地」），則從一九一○年開始實施所謂的「五年理蕃計畫」（死傷者約二千二百人，從原住民手中收繳約一萬八千支槍械），到一九一○年代中期，才終於幾乎完全掌控整個臺灣。隨著統治權的鞏固，日本的官吏制度自上而下，從臺灣總督直到警察派出所的巡查，才得以滲透到每個村落的層級，形成完整的治安與行政網絡。
在殖民統治中，警察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臺灣總督府重新實施過去在臺灣存在過的「保甲」制度，並將其納入警察派出所的監督之下。保甲制度是一種村落層級的治安維持制度，以十戶為一保，十保為一甲，各設保長及甲正，目的在於有效掌控居民動態。透過這個保甲制度，警察更廣泛地肩負起村落道路修整、農業技術推廣、傳染病防治措施，以及協助糖廠收購土地等多樣化的角色。因此才有了「臺灣統治即警察政治」這樣的說法（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臺灣總督府在維持治安與建立行政體制的同時，也積極推動經濟基礎建設的現代化。至一九○○年，臺灣南北縱貫的幹線道路總長度已達約七千公里。一九○八年，連接北部基隆港與南部高雄港的西部平原縱貫鐵路通車。一九一九年，原本開發較緩慢的東部（太平洋側）也完成電信纜線的架設，全島通信網絡自此全部完成。在臺灣內部因現代交通運輸與通信系統而緊密連結的同時，臺灣總督府也透過基隆、高雄港口的現代化建設，以鋪設海底電纜、建立無線電通信設施等等，致力於將臺灣與日本本土緊密結合在一起。
此外總督府亦推動土地調查與稅制改革，大幅簡化了原本極其複雜的土地權利關係。由於土地制度的改革，總督府得以增加地租。再加上鴉片、鹽等專賣事業的推行，總督府獲得了穩固的財政基礎。其他施政還有統一度量衡（將各地不同的計量標準與器械統一為日本規格）、統一貨幣（最終與日本國內完全一致）、建立金融制度（成立臺灣銀行作為貨幣發行銀行）等。
這些經濟基礎建設中，有些如土地調查與土地稅制改革等等，早在清朝末年的改革時期就已推行過，只是未竟全功。進入日本統治時期之後，才透過外來殖民權力高效而強勢的行動，得以完全落實。戰前臺灣研究的經典著作《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作者矢內原忠雄（一八九三—一九六一年），在該書中將這些政策稱為「資本主義化的基礎工程」。
在這些「基礎工程」之上，總督府亦推動由日本政府主導的經濟開發。臺灣被定位為輔助日本本土工業化發展的糧食供應地。首先是自清朝時期即已具備基礎的製糖業，在日俄戰爭之後受到政府完善的政策保護，國內資本紛紛投入，迅速建立起了現代化的製糖產業。此外，還成功研發出了符合日本人口味且適合臺灣氣候的蓬萊米（粳稻）。隨著日本本土的都市化及工業化的推進，日本自大正年間米穀供應逐漸不穩定，一九一八年甚至爆發「米騷動」。此後臺灣迅速擴大蓬萊米的種植面積，並大量輸出到日本本土。在工業方面，除了包含製糖業在內的食品加工業外，日本並未致力於將其他產業移入臺灣，只把臺灣當作日本的消費品產業的市場之一。然而進入一九三○年代之後，隨著戰爭期間自給自足體制的推行，少部分重化學工業才逐漸從日本被移往臺灣。為了讓日本軍隊在入侵東南亞地區時，臺灣能成為軍需物資的供應據點，日本開始推動臺灣的「南進基地化」。
捲動「臺灣大」的社會統合與民族運動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屬於前近代型的帝國，並不具備現代化國家在領土全境實施一體化及均質化統治的意志與能力。正如前述，清朝開始將統治的觸手伸入山地原住民的居住區域，並且積極將臺灣全面整合進領土版圖，單純是因為得知日本出兵臺灣，認為其對臺灣的統治權受到威脅的緣故。
相較之下，經歷明治維新而成功轉型為現代化國家的日本，自取得臺灣統治權的最初階段，即展現了進行一體化及均質化統治的意志，且實際上也擁有明治維新以來的治理經驗。
因此如同前文的描述，國家的統治體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與密度滲透到了臺灣的社會之中，再加上以稻米、製糖產業為主軸的經濟發展，我們可以說臺灣雖然付出了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臣屬於日本的代價，卻實現了「殖民主義的現代化」。不僅如此，而且伴隨著現代化的過程，過去因為受到自中央山脈流出的諸多湍急溪流阻隔，只能各自與中國大陸港口城市往來聯繫的臺灣南、中、北部地區，彼此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使得臺灣社會首次成功將「臺灣大」融合為一，而這樣的整合終於讓臺灣出現一個整體社會的雛形。當然日本在臺灣建設遍及全島的交通網、通信網、行政體系與學校制度，建立起全島規模的市場，其目的只是為了提升統治臺灣的效率，並將之與日本本土緊密連結。然而這種追求日本本土利益並且控制「臺灣大」的殖民統治體制，在無形之間也為臺灣社會自身帶來了社會統合（但此時期這種統合尚未真正深入山地原住民地區）。
這種臺灣社會統合的實現，也催生出了一群反映其社會特質的人，那就是接受了宗主國日本所引進的現代教育制度的一群臺灣人。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西方列強所統治的殖民地。日本自統治臺灣初期，便以初等教育為中心，引進現代化學校教育制度。最終與日本本土的學校體系接軌，同時也在臺灣島內建立起了一套以臺北帝國大學為頂點的學校教育系統。在殖民統治末期的一九四四年，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已超過七○％。但早在一九一○年代，臺灣的上流階級就已經不滿足於總督府所推行的學校普及政策，紛紛將其子弟送往日本本土留學，而且人數年年增加。因為在臺灣的學校制度中，存在著對居住在臺灣的日本人有利，對臺灣人不利的殖民主義差別待遇。
日本的殖民地教育政策有個經常被學者指出的特色，就是自初等教育階段起，即以「國語」（日語）作為教學語言，並將學習「國語」視為將臺灣人「同化」為日本人的重要手段。但這種「同化」政策，一方面向臺灣人強推日本文化，另一方面在公民權利與義務上卻持續存在歧視，形成了一種所謂「模糊的國民化」狀態。
在教育普及的背景下，出現了一個輪廓分明的新興中產階級。這個階級是以教師、技師、醫生、律師以及其他自由業人士為主體。在當時以農業為主的社會上，這個階級有一定的規模，其存在感絕不薄弱。
自從日本的統治力量深入臺灣基層之後，各地爭相出版各類型的地方名士錄，在這些名士錄之中，除了立於統治民族優越地位的日本官員和企業家之外，也出現不少這類躋身新興中產階級的臺灣人。
進入一九二○年代以後，這些中產階級逐漸成為社會上的領袖，展開各種政治、文化與社會運動。他們要求仿效日本本土的國會（帝國議會），立法設置「臺灣議會」（負責審議臺灣相關預算及法令的專屬議會），實質上就類似一種殖民地自治運動。此外也設立了由臺灣知識分子組成的臺灣文化協會，標榜著文化啟蒙，積極在臺灣各地進行巡迴演講活動。第一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首席請願人，是臺灣中部霧峰地區的大地主林獻堂（一八八一—一九五六年）。他同時也是文化協會草創期的總理，提供大量資金支持這些運動。一部分的漢族本土地主資產階級，與接受過現代教育的新興知識分子攜手合作，共同推動了殖民地臺灣的近代民族運動。
此外，他們為了對抗日語的「同化」攻勢，創立了使用中國「白話文」（口語文）的言論機關《臺灣民報》，並參考同時代中國的「文學革命」，提倡「臺灣新文學」。這場文學運動隨後發展成更加重視臺灣本土要素的「臺灣話文」與「鄉土文學」運動。此外，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為了傳教所使用的福佬語羅馬拼音書寫表記法，也被臺灣文化協會的領導人物之一蔡培火（一八八九—一九八三年）推廣為民眾啟蒙運動的一環。
另一方面，自一九二○年代中期起，因糖廠與甘蔗農民之間的糾紛，催生出了農民運動。經由日本或中國進入臺灣的社會主義逐漸增強其影響力，一九二八年甚至出現了名為「臺灣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這些社會運動的領袖，大多也同樣來自前述的新興中產階級。
我們可以說正是這些中產階級的行動，積極表現出了「臺灣大」的社會統合。這些中產階級也是隨著日本殖民統治進入臺灣的「現代化」的最深刻接觸者，他們深入理解近代學術、技術、制度與經濟運作的優點，並擔任起了將其與臺灣社會接軌的角色。當然對於臺灣人而言，日本所帶來的「現代化」畢竟只是一種「殖民主義的現代化」。在日本統治下吸收「現代化」，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那就是必須對抗其背後的殖民地性質。
作者1949年出生於日本長野縣，1985年獲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曾任東京大學教授、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教授。現為臺灣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兼任講座教授，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以及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主要著作有：《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灣政治有意思！若林正丈的臺灣民主化現場》等書。
書名：《臺灣人的歷史：若林正丈拆解臺灣躊躇又持續變動的國族認同》
作者：若林正丈
出版社：明白
出版時間：202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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