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文明衝突的犧牲者，抑或陪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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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個孤狼式刺客殺死理查·科克，確乎實現了後者的「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简称TPUSA），即嚴重殺傷西方左派， 而令其右翼，即基督教基本教義派聲威大震，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立馬分裂成兩大塊，那是早在那裡的裂痕，機遇一到便呈現無遺，而且，先前聒噪不休的諸如西方與伊斯蘭、與中國的衝突，退卻後位，顯示歐美社會最基本的衝突在內部，其外部衝突毋寧是從內部發射出去的，如此一來，我們就看到了所謂文明衝突的本相，即杭廷顿早就担忧的「文明冲突」、「美国消失」，以及拉美裔、西班牙语，对美国新教文化（盎格鲁、英语）的威胁，皆因六十年代興起的民权与福利主义，即左傾思潮所致，然而即便在歐美，也跟文革中國的毛時代一樣，左總比右好，右有一堆大帽子：白人至上、男權第一、種族主義、法西斯，可是沒有人說西方左派是「毛主義」……。】

2013年底，南非曼德拉九十五歲去世，世稱他乃甘地之後的偉人，也有微弱的質疑聲音，原來此君青年時代是個革命暴力分子，才被判終身監禁，照現在的說法，就是一個恐怖分子，所以他出獄成名後，四處支持反西方的恐怖分子如阿拉法特、卡紮菲、卡斯楚，亦崇拜列寧、史達林、毛澤東，但是西方主流追捧他成一巨星，其根源卻在西方自身價值的空洞化，也有一種說法認為，這是西方左派話術，處理自身殖民歷史的一種策略：內疚、調試、虛偽。其實這涉及到一個更大的話題：任何文明都有一部罪惡史。

曼德拉被塑造為一個救星，涉及到西方現代風俗中一大潮流，巨星和巨富都想當救星。名氣和金錢都是Power，於是跟政客一樣，會像春藥上癮。他們不是胡扯，而是有癮，他們一點都不比政客乾淨。當「救星」是最高理想，這一點所有西方巨星都跟毛澤東一樣，只不過用詞不同，如「美國夢」的代言人，「矽谷鋼鐵俠」等等。我二○○六年就在日記裡寫，據愛爾蘭搖滾樂隊U2主唱Bono波諾的「天下一家」有感而發，這些藝人可以把舊戲演四十年不換新鮮的，大眾要不成白癡才怪呢，今天又遇瘟疫，蓋茨他們這些人對疫苗最感興趣，就是像當救星。

西方的巨富和明星正在成為他們社會的靈魂和良知，政客（總統、首相、議員）被角色限定只能代表國家利益而令人厭惡，常常是越清醒者越冷酷，而「知識份子」已被緣化，其批判、教化、良知的功能也越來越稀釋，倒是巨富和明星的私人魅力和金錢實力構成的強勢權力，超過國際組織、政府、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等，引領了一場救贖式的全球慈善文化，其象徵性人物，便是成為《時代》週刊二○○五年度封面人物的蓋茲夫婦和波諾，他們的捐獻方向是「世界衛生」，耐人尋味地恰與兩三個世紀前西方人「地理大發現」帶給「新大陸」的病毒、瘟疫、滅種巧合了——他們要改善窮國的免疫率。

蓋茨夫婦基金會捐款兩億八千七百萬美元，幫助十九個國家的研究人員加快對愛滋病疫苗的研究，這些撥款將于未來五年中分到全球十六個科學小組手中，他們希望這筆研究資金能夠改變目前各研究小組各自研製疫苗的現狀，實現大範圍的合作，儘快找出破解愛滋病的方法。基金會還募集了四億五千萬美金，於二〇〇五年六月份起提供研究計畫給九個國家的研究團隊，來突破達成全球健康目標的多項技術障礙，其中包括「製造可立即給予初生兒使用的單一劑量疫苗」、「研發無須冷凍儲存、不需使用針頭的疫苗」、「在基因遺傳和化學領域研發減少病媒蟲數量或使其喪失傳播疾病的能力」等十四項傳染性疾病控制的新技術。蓋茲已捐出了十億元以上的資金，去推行計劃，改善落後國家人口的免疫率。計劃的目標是要為落後國家預防肺炎、麻疹及腹瀉等致命傳染病。每年死於這些傳染病的人數，遠遠超過死於愛滋病的人數。而與愛滋病不同，這些傳染病都能透過疫苗注射而得以預防，而注射疫苗的成本亦極低。

明星的奇理斯瑪甚至大於巨富。愛爾蘭搖滾藝人，U2的主唱波諾，在都柏林一個充滿輕微暴力的中下層環境中長大，他的綽號Bono Vox，源自附近一家助聽器材店的店名Bona Vox，從上世紀七○年代末誕生至今，還沒有哪支健在的搖滾樂隊能持續散發如此奪目的光芒。U2製造了搖滾樂的永久神話，正像U2的主唱波諾(Bono)在二○○五年十一月接受美國CBS電視台大名鼎鼎的《60分鐘》節目採訪時放出的狂言：「我熱心公益事業的行為也許要不了多久就會被人們遺忘，但是我的音樂卻具有一百年的影響力。」

自上世紀八○年代，波諾領軍的U2就開始關注政治與社會範疇。他們曾在作品中表達了對馬丁•路德金的崇敬、聲援南非領袖曼德拉、長期致力於化解北愛政治衝突的事業、參與綠色和平組織(Green Peace)的行動、與國際特赦組織合作走進波士尼亞傳播和平資訊，許多搖滾評論家也把U2視為上世紀八○年代以來搖滾樂社會良心的代言。

南非出生的馬斯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的老闆，就是另一個蓋茲，或洋種的馬雲，不錯他們是巨富，卻是靠剝削中國廉價勞動力而致富，為此便只有去跟中共裝孫子，二○二二年暮夏馬斯克突然胡言亂語，替俄羅斯糊弄烏克蘭，也替中共吆喝，說台灣就當大陸一塊「特別行政區」蠻好，根源就是他那個上海汽車工廠，老共要挾他：「你不說，那廠子就關門吧！你看俺們中國的馬雲，叫他幹啥他敢說不？」所以馬斯克能不乖乖當孫子？他們這些富豪沒有價值觀，為了錢什麼都可以做，其實這也是近三十年整個西方與中國中共關係的實質，柯林頓當初不就是拿最惠國待遇跟北京交換中國人權嗎？巨富們是孫子和救星輪換著當。

還有一個拥有上亿粉丝的流行歌星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在美国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与特朗普的电视辩论後，意外发帖宣布支持民主党與哈里斯，并配上了她抱着猫咪的照片，签名"无孩猫女"(Childless Cat Lady)，以抗议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JD Vance）的厌女言论；她中文昵稱「霉霉」，在中国也有大量粉丝，新加坡六场演唱会消费数亿美元，令亞洲歌星大发醋意，上海市政府欲重金聘请"霉霉"去刺激经济，然而中國的政治生態，恰好视女权主义为境外敌对势力，「霉霉」卻說她一直在捍卫 LGBTQ+ 权利、IVF 和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权利。

說到這裡，便不能不提西方現今風靡的一種意識形態，叫「進步主義」。

此思潮源頭在六十年代西方的价值嬗变，即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强烈抬头，但是女性觉醒、女性主义兴起的直接后果，是核心家庭的解体，它导致了离婚率上升、生育人口下降、单亲家庭普遍、子女孤单等一系列问题。将生物学引入人文领域乃当下时髦，物种的自私倾向甚至是存活选择决定的，是基因的规定，所以文明基本的含义，利它主義，居然有反基因（克服基因趋势）倾向。這是一个未明的机制。

很有趣的非预期现象：六十年代在西方，自由主义、民权运动、社会福利等价值提升，恰恰造就了他们八十年代后的经济低迷，仿佛预先为后"六四"的中国几亿廉价劳动力出场，预备好了市场和购买力。所以，西方福利社会运作的条件之一，是东方必须出现一场庞大的物质生产运动，并且是维持低劳保、低工资、低人权的，否则不可能形成，而西方经济也会崩溃，因为资本的铁律是剩余价值，它兼顾"美国优先"和"中国模式"的衬底，克林顿时代将贸易与人权脱钩，是"符合"资本性格的行为。

縱觀這三十年，中国巨大的社会劳动，在东方比较保守落后的社会里进行，它意外地令比较开放、自由的西方社会，得以更闲暇地专注精神、价值层面的嬗变和提升。这个星球的确分成两半：有几亿人勤劳并注定拼命使用肌肉而不太劳烦精神，而另外几亿人尽可以腾出精力玩得更高级一些——世界原本就是这么分工的，在吃不饱的饥饿时代（肠胃优先）是跑不出"同志"来的。"仓廪足而知荣辱"，在"全球化"的今天获得新的含义。

一日偶读《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那位天才型的以色列青年尤瓦尔•赫拉利写的两本畅销书之一，他阐述"农业革命"在人类演进中的意义，解析人类摆脱250万年的采集狩猎阶段之后，开始驯化植物、饲养畜牲——关于农业对人类的重大意义，论述甚广，我记得《枪炮、细菌和钢铁》一书中，详述农业带来定居、专职精英、士兵、征服等等，赫拉利也作如是观，说农业正是未来大规模政治和制度的基础，他写道：

正是这些征收来的多余粮食，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建起宫殿、堡垒、纪念碑和庙宇。在现代晚期之前，总人口有九成以上都是农民，日出而作，胼手胝足。他们生产出来的多余粮食养活了一小撮的精英分子：国王、官员、战士、牧师、艺术家和思想家，但是历史写的几乎全是这些人的故事。于是，历史只告诉了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些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然而這種「東西方分工」，也導致了二次大战后，英美自由主义思潮，有让位于左翼共产主义思潮之趋势，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等左倾思潮方兴未艾，都成为一种新极权的土壤和气候，以致半个世纪以来欧美之外的世界一派暴力血腥；相反，在西方的民主社会裡，人权、民权、平等、均富等价值观，其实是在温室里发育茁壮的，跟外面的血腥毫好不搭界；更有甚者，乃是"西方建制派"以生意和人权两策应对苟活的共产体制，妄言"经济出改革"，又"人权当外交"，其实不过是"美国利益第一"、大财团进账第一而已，羞答答地掩饰西方民主制度包裹下的利己内核，由此既豢养了交易对方的极权制度，也害了两端的老百姓。

然而西方其實並沒有什麼「進步」，仍有「階級分化」之嫌：家庭位阶，攸关子女前程，形成阶级差异，乃传统社会之规，并没有被现代社会所颠覆。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前任院长罗伯•普特南(Robert Putnam)写了一本书，描述富人和穷人养育小孩的差异愈来愈大，受过高等教育的菁英，重振传统家庭价值，所以女性大学毕业生不到10%是非婚生子，大学学历白人女性只有2%非婚生子，而中学(含)以下学历的非洲裔女子非婚生子人数高达80%。这里不仅有种族差异，也有阶级对立。他的意思，是富裕家庭有经济能力更投资子女教育，使其具备更好的竞争技能进入社会，相比之下贫困尤其单亲家庭，对子女仅能压制训斥，较少精神层面的教养而使其粗鄙化——这恰是"仓廪足而知荣辱"的原意。

「進步主義」的另一个非预期后果，是单身孤独的寂寞，可能导致社会对同性恋容忍度扩大，竟意外地使少数的同性权利得到普及，这在社会仍然以婚姻家庭为风气的保守氛围中，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却是，同性风气又进一步解构传统家庭，同时由于生育的替代需求，而推动试管婴儿、无性繁殖技术的精进。所以，女性撤离家庭的后果，其实是传统生殖功能的衰减，直接危及人类物种的首选：繁衍后代。

然而也不尽然。2011年全球人口已突破七十亿大关，早已超出地球负荷而成一大危机，其中出生率上升和寿命延长是两大因素，与此同时，历史上造成人口锐减的战争和饥饿两大因素，也消停了近七十年，导致大自然平衡的"马尔萨斯灾难"失效。

可是另一种神秘机制，又悄悄地进行新的人口填补。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因为富裕而不振；反而是伊斯兰文明圈内人口激增，天主教拉丁语的南美洲出生率上升，呈现出来的吊诡是，制度好保障人权的地区人口下降，坏制度失败国家却大量繁殖。这里提供的结论是，人权保障个人主义上升的非预期效果，居然是节制生育的。"人口之最"的中国计划生育颇具成效，在这里是个特例，其恶果严重，反而导致中国劳动力的萎缩。

美国意识形态左右大战，左倾福利、平均、平权等论述，失去物质基础而沦为空谈，只能迷惑东西两岸大城市青年；右翼则失去道德高度趋向功利，没有什么现代论述可以支撑，反而广受中西部信教民众的接纳。左倾激进（如变性人等）不期然与伊斯兰基要派合流，触及基督教的伦理底线，形成名副其实的"文明之争"，又勾引基督教基要派内藏的"白人至上"价值冲动，宗教对抗也会漫溢至普世价值层面，迫使左右双方皆趋向各自的极端。

东方另类资本主义打败西方正宗资本主义，是一个超经济的怪异现象，前所未有，而西方金融业和华盛顿建制派，与这个"东方不败"的媾合及腐败，终于引起眼下的国际性民粹大潮，终结了二战以来的全部现成体制和论说，人类只剩下不确定的未来。

Josephine HsuYesterday at 8:53

Charlie Kirk遇刺身亡後，輿論陷入一場迷航，對其深入校園、面對群眾的行為，究竟是不是「對話、溝通、走出同溫層」的示範，展開辯論，但這從根本上就問錯了問題。Kirk的所有影片和公開活動，都是精心設計的真人實境秀，為的從來就不是對公共議題的討論和說服，而是帶有特定目的展演，而那些在他影片裡「氣急敗壞」的自由派、左派，也非他真正要說話的對象。

感謝達文快手梳理了Kirk的崛起，以及他的策略對共和黨與保守派產生的質變，這也是中英文領域中，極少數離開這場迷航的評論。Kirk所創立的「轉捩點」（Turning Point USA），之所以鎖定大學校園，是深知保守派認為自己過去數十年在大學中失勢，一直想要「奪回」這個戰場的心結。「轉捩點」先靠著投入專業競選團隊、幫助保守派學生贏下校園自治的重要席位，取得了第一批保守派金主的信任，後來更靠著在年輕世代間成功造勢，其98%以上的捐款都是五位數美金以上的大額支票，更創造出八千萬美金的年營收。

「prove me wrong」系列功不可沒，透過精心設計、剪接，對手被他碾壓式「destroy」摧毀的畫面，在觀者眼裡形成了『owning the libs（owning一詞來自遊戲社群，類似於藉著大獲全勝以羞辱對手，或可翻譯為「電爆那些自由仔」）』（摘自內文）的效果，讓年輕世代覺得「就是這樣！」。Kirk和「轉捩點」的行動，讓年輕人感受到「發出聲音」的力量感，改變了校園氛圍，讓他們覺得很「酷」、很「燃」，Kirk也藉此成功將自己塑造成共和黨等待多年未得的「搖滾明星」。

Kirk的功蹟還不僅於此，他一方面透過社群媒體效應，將上述效果放大到整個美國社會，另一方面，連結過去一直支持共和黨、但對黨內溫和派越來越沒有耐心的保守派團體，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抱持基督教國族主義的群體。Kirk的部份發言，如女人就是該嫁個丈夫、即使被性侵懷孕也不該終止妊娠，聽在一般台灣人耳裡不可思議，但這正是說給他最重要的支持根基：美國的保守教會聽的。保守福音派以其和其深耕美國政壇與草根數十年的人脈、資源和影響力，大力支持Kirk，他們擘畫已久的「七山策略」，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更在Krik的舉薦下，有了形象更好、更堅定的接班人：副總統萬斯。

Kirk精準利用美國社會的幾大矛盾，如種族、移民、性別、槍枝，結合了年輕網路世代「樂子人、troll 」的特性，讓這些「快樂戰士」在owning the libs 行動中，感受到存在感、歸屬感，甚至光榮感，這並不是Kirk的發明，但他充份利用社群媒體特性，將「文化戰爭」帶入全新境界。自由派不只不是他們的「對話」目標，甚至不再是他們的對手，而是玩物，自由派的每一次氣急敗壞，那種「天啊世界怎麼變成這個樣子」的崩潰感，就是他們的快樂源泉，所有怒火中燒的回應，都是他們的養料，如同台灣網友間的名句：「認真就輸了」。也如同這次事件後，Krik的支持者四處搜集他們眼中「自由派」的不當發言，向這些人的學校、公司送出檢舉，將過去他們大力抨擊過的「取消文化」整盤端走並玩了起來。

川普崛起後，很多人都困惑於那些傳統、正直的保守派到哪裡去了？為什麼共和黨內不再有制衡的力量和聲音，而整個被MAGA派取代？為什麼都沒有人出來「撥亂反正」，號召讓共和黨回歸John McCain 那樣真正的溫和理性右派的精神？達文透過梳理Kirk的生涯和策略，回答了這個問題：正是他的經營策略，為川普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撐。「轉捩點」先是吞噬了傳統保守派在校園的據點，接著繞過衰老的黨機器、突破過去黨內大佬的壟斷，直接與過去相挺共和黨的團體牽上線，再透過優異的社群操作直接訴諸選民，改變了整個保守派和共和黨內部的生態，也改變了美國的政治地景，並且有明顯的外溢效果。

右翼政治網紅大有人在，言詞更加辛辣、更受歡迎的也不少，但Kirk的無可取代性，並不在於他作為KOL的身份，而在於他是一個聰明且非常有策略的草根組織者，親力親為，且培養出一大批能夠且願意跟他一起挨家挨戶宣傳理念、拜票的年輕支持者，而非只有社群的精心呈現，在這一點上，要說他是以自身信念「落實民主精神」、壯大、建立自己的支持群體，並不為過，但台灣人沒必要將這些腦補為民主精神的另一面：基於事實的充份溝通、辯論、相互尊重，這從不是Kirk行動的立意和目標，而他的言論和行動，也並未促成這個結果。

至於台派選民，與其把Kirk想像、塑造成「溝通對話」的典範、搞出責難副總統和外交部「悼念不夠感人、不夠快」的外交鬧劇，不如認真面對Kirk的所有策略，反而是藍白更有條件、甚至已經在做的事。

本文非常精彩，還有很多對保守派歷史的細節梳理，以及我的簡評中無法觸及的菁華。

摘：『Kirk在各校校園裡並不是和自由派組織爭搶學生，而是在各家保守派組織中成為最「酷」的那個，最能吸引學生加入，也最能吸取金主資源，改變了各座校園內的保守派組織生態……他讓共和黨學生社團的校園分會大幅流失財務和人力資源，幾乎讓他們集倒閉體關門。

保守派的政治學者Jon Shields會在受訪時表達他的憂慮：保守派青年的養成並非研讀Burke甚或Friedman這些人的思想，而是從Kirk這些人身上學習如何當一個保守派，他們的保守主義內核因此並非任何對傳統體制或自由市場的思想，而是以owning the libs為核心。這位保守派學者感嘆，Kirk所提供的，是一種「很低劣的養成教育」。

Kirk崛起的背景，與其說是左右派之間怎樣激烈的鬥爭，不如說是組織空洞化的共和黨，以及強勢「併購」共和黨的特朗普。如同資深政治記者Ian Ward所分析的：「共和黨逐漸成為一個空殼，以特朗普、而且只以特朗普為核心；在此之際，Kirk則是創造了新的制度性鷹架，讓搖搖晃晃的結構可以不致分崩離析，能夠環繞在領袖身邊。」

所謂的與自由派對抗或者對話，其實都只是噱頭，都是幌子。Kirk的核心不只是一個衝撞者，而是一個建立者，是建立並維繫「特朗普秩序」的要角。就此而言，他以僅僅31歲的年齡，卻已經成為新一代共和黨中教父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