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 沃格林：美國左派已經走到了「知性的毀滅」的門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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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格林終身反對極權主義，沃格林本人是在20世紀極權暴政——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陰影下寫作，而且他自身就遭受過後者的迫害。

他在《自傳性反思》中講到反對極權主義的三個理由：一、人品上的誠實。馬克斯·韋伯要求學者有基本的「知性誠實」（這也是鄂蘭的信仰），而無論何種主義，都免不了要「主義者們」為主義而犧牲掉這種誠實。二、厭惡為取樂而殺人。其樂在於，「通過殺掉某人，而獲得一種偽同一性」，而某些知識份子「試圖藉著成為形形色色的殺人極權的娼妓而重獲自我」，借權力掃清障礙，以成就其做第一人的雄心壯志。三、乾淨的語言。沃格林是一個喜歡保持語言乾淨的人，意識形態卻致力於摧毀語言。謾駡、侮辱和威脅，為意識形態分子所擅長。他們酷愛下降，藉此，他們可以反敗為勝，重獲優勢。

通過一件小事，沃格林描繪了納粹上台前中歐的知識氛圍。那時，他常與一群馬克思主義者辯論，一次，一場激辯後，一個年輕人含著淚對他說：「我們一掌權，非殺了你不可。」這人真是一名「真誠」的極左派。當這些中歐左派們在拋棄了思想和學術獨立之後，連馬克思所擁有的大英博物館的一桌一椅都不可得了。

當時，西方「進步」學界和文化界普遍貶低所謂「資產階級」趣味，批判「資產階級」繁瑣學術，將複雜學術問題簡化為非此即彼的政治立場（「極化語言」），「賦予了公共討論一種明顯的暴民統治色彩」，為意識形態分子出場創造了條件。

沃格林認為，那些造成了這種氣氛的文學界和新聞界的「德語摧毀者」，對國家社會主義者的殘暴難辭其咎。正是在公共問題討論中採用恐怖主義和暴力的語言，使探討變得虛假、扭曲、欺詐和低俗化。這種語言毀壞了認真、嚴肅地討論真理的場所——大學和研究機構。

「知性誠實」的喪失、智力水準的下降以及人的不願和無能於平等、誠實的討論，為希特勒之類人物的上臺提供了條件：希特勒現象並不被他這個人所窮盡。他的成功必須在一個知識上或道德上被摧毀的社會背景中理解，在這樣的社會中，原本是荒唐可笑的無名之輩，可以獲得公共權力，因為他們出色地代表了傾慕他們的人民。

德國知識生活在當代的毀滅，尤其是大學的毀滅，乃是導致希特勒上臺並受其政權統治的根本原因。

沃格林在1940年代以來美國日漸左傾的東部菁英學府中感受到同樣的危機，一種「柔性的極權主義」，一種「右派不能說不」的知識恐怖主義正在蔓延。後來，他移居更多自由與寬容氛圍的南方大學。沃格林借用英國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的話，斥責學術界將腐敗的語言視為「偶像」。

他還提到索忍尼辛這位對抗共產主義教條語言的俄羅斯文學家在1967年出版的小說《癌症病房》中也借用了培根的「偶像」比喻。相比之下，當時，美國的語言腐敗問題不像蘇聯那樣通過政府強權對學者進行壓制表現出來，而是沃格林所說的「機構的知識恐怖主義」，這裡的機構包括「大眾媒體、大學科系、基金會和商業出版社」。

儘管如此，沃格林指出，科學仍然在西方繼續成長甚至繁榮的原因在於，相對於索忍尼辛面對的蘇聯作家協會，「我們的蘇聯作家協會不能謀求政府權力達到壓制學者的目的」，「因此，西方總有些飛地」。

沃格林的學術傳人桑多茲（Ellis Sandoz）進一步解釋說：「也許，首先正是與『神的根基』保持著隨時的、平衡的、活生生的張力，使得美國在政治上幾乎免於染上那些帶有意識形態式的和末世論式的疾病。這些疾病，諸如法西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以及現今的伊斯蘭主義，破壞了現代世界。」這裡，桑多茲顯然是借用沃格林的表達方式解釋美國政治的特點。「神的根基」與「神的真相」類似，但大寫的「根基」突出這個真相是最根本的最至高無上的基礎。

然而，左派的目標就是摧毀「神的根基」，自歐巴馬以來，法國大革命傳統已然壓倒了美國共和傳統，以哈佛大學為代表的頂級大學的學術不自由觸目驚心。到了2025年，推動公平辯論的並致力於在大學重建「神的根基」的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大學校園的講台上被一名年輕二十二歲的、被左派思想洗腦的槍手殺害，從作家斯蒂芬·金（Stephen Edwin King）到若干網紅、大學生、大學教授為此狂歡，顯示美國（更準確地說是美國左派）已經走到了沃格林最擔心的「知性的毀滅」的門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