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
中央廣播電臺 20250602
戴晴女士在接受知名媒體人楊錦麟訪談時，又一次談到了柴玲當年有關『期待廣場血流成河』的話題，她由此論定，當年的『柴玲是毛主席的好學生』，談到廣場邊上成立的知識分子聯絡站，裡面居然開始分配副總理由誰擔任，由此認定，支持廣場的知識精英們與柴玲等學生領袖一樣，在鬧革命，推翻共產黨政權，是為了自己上台，戴晴女士說，這是『形右實左』。
顯然，在戴晴眼中，民主運動應該單純為國為民呼喊自由民主，而不應該是為了自己奪權上台。本文認為，戴晴只根據某一時刻一個人的隻言片語，對個人甚至對運動中形成的領導者進行否定，有失偏頗，我作為全程參與八九民運的學生，長期以來也進行一些相關研究與思考，有責任對戴晴的評判性言論進行分析與反批判，同時我要強調的是，我對戴晴女士當年許多的作為、以及八九之後仍然致力於公民社會建設仍然深懷敬意。
一、我們要透過真相，發現背後的真問題
一萬個人當年在廣場，就有一萬個『真相』，有人看到了廣場上的傷亡，有人一直在紀念碑邊上靜坐，直到撤離也沒有看到別人看到的慘烈場景，只有當每一個人都能公開表達、記錄，當年的『真相』才能被後人全景式認知。
通過獲得更多人提供的『真相』，而非某一時間點某人的隻言片語來思考真問題，這才是我們今天應該做的事情。
柴玲引發爭議的言論源於1989年5月28日，她接受美國記者菲利浦·康寧漢（Philip Cunningham）採訪。柴玲說：「現在廣場是我們唯一陣地」，「有人一再主張撤」，「我是總指揮」，「要抵抗這種妥協，這種投降派」。
「其實，我所期待的就是流血，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才能真正團結起來。」當記者問：「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上堅持嗎？」柴玲答：「我想，我不會」，「不甘心，我要求生」。
在香港出版的《李鵬六四日記》裡，我卻看了更多的相關內容，柴玲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還說：『廣場上的同學，我想只能是堅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候血洗。不過我相信一場大革命很快就會到來——要是它採取下策的話。即使不採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種和力量，在下一次運動中我們一定會站出來』。
顯然，紀錄片節選的語言嚴重有損柴玲表述的完整性，2009年，封從德、方政、熊焱、王丹、嚴家祺、鄭義、盛雪等人簽署《致〈天安門〉製片人的公開信》，認為《天安門》紀錄片有選擇地引用語句、遺漏史實，讓觀眾得出對柴玲的誤導印象。指責稱「期待流血」、「我願意求生」等言論爭議都為斷章取義。封從德及劉曉波稱，當夜天安門開始清場時，柴玲也在廣場上。另據王丹、周鋒鎖證實，柴玲是最後離開廣場的人士之一。
二、柴玲的言行矛盾性─她並沒有影響廣場局勢
我是最後一批撤離，在廣場東南角遇到的女生，現在想起來，就是柴玲，我是通過電視上的形象，她的語言，作出此判斷，證明她與其他同學一起和平撤離，顯然，她是希望自己活著，同時，她是堅守到最後時刻，當時她比更多的人冒著被當局抓捕的風險。
當時是清晨五點多，柴玲與一眾同學撤離廣場，她看到我仍然滯留在原地，對我說，走吧，我們要保留火種，我們還會回來的（大意），這句話顯然與她在5月底接受媒體採訪時觀點也是一致。
評論一個人，要聽其言觀其行，柴玲的一些言語激烈，但她能做到讓廣場血流成河嗎？在現場，她有沒有鼓勵別人去流血犧牲？顯然沒有，她只是一位和平的堅守者，有觀點認為，廣場學生不在某一時間段撤離廣場，導致當局鎮壓，作為廣場學生群體與學生領袖，要做的只有合法、正当的和平堅守。
柴玲接受美國記者採訪，內容更會被中共高層知曉，我們廣場學生們，反而一無所知。事後許多廣場學生領袖都為柴玲辯護，說明她的激烈觀點，僅限於被採訪時情感激動時的表達，並沒有影響到任何人。
史實上，廣場學生群體最終實現了和平撤離，長安街上或廣場周邊，以及六四之後學生、市民與軍方的衝突，都不是學生領袖鼓動出來的，完全是普通人基於個人義憤的行為，以我個人與我的一些同學為例，半夜聽到槍聲，立即騎著自行車奔向廣場，造成流血犧牲的，不是柴玲的話語或觀念，而是軍隊非法進入北京，無數人用血肉之軀阻擋，才導致的。而這種和平的阻擋軍車，從當局戒嚴之後，一直非常和平而有效，也就在六月三日傍晚，我與同學離開廣場時，在西單附近還參與阻止了一輛載滿軍人的軍車進入廣場，軍車被關進民房大院中，並無衝突。
我們反向思考：柴玲的激烈言辭被李鵬甚至被鄧小平、楊尚昆聽到，他們會因此堅定血洗天安門廣場的意志，還是有所顧忌，如果真的血流成河，不僅可能引發更大的抗爭，也會使自己成為歷史的罪人。
軍隊更重視在指定時間到達指定地點，並不是所有的軍人都失去理智或將學生視為敵人，以『消滅敵人』為目的，也許是因為我十一點多到達長安街的南長街時，軍隊快要抵達廣場，目的快要達到，所以槍口抬高了一點，許多學生市民在南長街口阻擋時，子彈掠過長安街的天空與地面，但沒有朝我們掃射，我們不僅倖存，還在坦克與衝鋒槍停息待命的時間段，步行到了廣場，隨之廣場被封鎖，從廣場無法返回到長安街北邊。
柴玲不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但受革命理想主義教育者，一半是理想主義的火焰，一半是對現實的憤懣，同時又有利己現實主義一面（求生），她只是一個會演講的小女生，站在學潮的風口上，成了廣場領袖，不必放大她的言論，以此對她進行政治定性，並由此擴大化為對學生領袖群體的政治定性，戴晴女士沒有意識到，她自己也染上了文革上綱上線的紅色病毒，用褪色的紅色棍子，掃蕩一船人。
我再舉個當時發生在身邊的例子：六四早上我們從廣場撤離後，一行人中一位同學突然感歎：人還是犧牲少了，更多的人犧牲才能喚醒民眾。我當時震驚得止住腳步，懟他：應該犧牲更多的人，我們回去？他沒有回答。我們說話的地點就在中南海西北角，距離長安街也就800米左右吧，當時一位居民從家裡出來，問我們，他們真的開槍了嗎？長安街附近的北京市民只要沒有親眼看見，都無法知道真相，何況『全國人民』？所以犧牲多少人，都不一定能喚醒人民起來推翻暴政。
也正是這位同學，半個小時前，在六部口十字路口，一位青年學生拿著石頭憤怒地衝向坦克，我們三個人一起上去把他拉回來了。也就是說，他的言與行並不一致，他說出殘忍、冷血的話，是基於某種錯誤的認知，而在現實中，他不會促成身邊的人去犧牲，只會出手援救，阻止他人付出生命的代價。
回到柴玲關於天安門流血的話題，我們不能根據她某一時刻的情緒性語言或錯誤認知，就判斷她在極力促成某種衝突與流血，以達到她想要的目的，在廣場被衝鋒槍與坦克暴力佔領時，她也沒有自己悄悄溜走，而是一直堅守到最後時刻。
柴玲的言行有矛盾性，她並沒有影響廣場局勢，所以，應該忽略她情緒性的表述，不能放大她的語言，更不能由此對她與學生領袖們進行『政治定性』。
三、廣場和平撤離，更多問題需要思考
既然戴晴女士將學生領袖或運動領袖們當成一個整體進行批評，她應該看到，廣場最後幾個小時那種恐懼氣氛中，更多的人都是坦然面對，甚至不失豪邁與悲壯。
當時廣場學生要不要撤離，廣場指揮部也進行了一次民主投票（通過喊出聲音），儘管這是幼稚的行為，但他們仍然在踐行民主的方式，正如戴晴女士所言，許多人並不知道什麼是民主，民主也是一門技術，一套嚴密的政治程序，廣場上如此嚴峻時刻，應該啟動的是避險，使危害生命的可能概率降到最小的指數，廣場指揮部應該讓更多的同學撤離，留下堅守到最後的應該是極少數人（古希臘是民主政治發源地，但在溫泉關戰役時，只留下少數勇士阻擋入侵者，更多的人退回城邦，並沒有在戰時通過投票決定共進共退）。幸運的是，侯德健、周舵、劉曉波、高新等4人接受現場紅十字會醫生建議，派代表前往天安門附近與軍方指揮官談判，成功實現了和平撤離，應該指出的是，此時高自聯或柴玲不積極參與談判，讓更多的學生撤離廣場，並不明智。
廣場最終達成了和平撤離，更多問題需要思考，我們不僅要更多的還原現場與真相，更要通過真相與細節，思考真正的問題，對運動過程中的人物事件做出公允的評判。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