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廣播電臺 20250609
八九年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在廣場上和平抗議是合法的，他們要求當局改變學潮是『動亂』的定性，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回應。最終，當局非法動用軍隊，用國家暴力機器來解決面臨的政治難題。
是廣場學生應該無條件地退讓，還是當局應該通過誠懇的對話、通過妥協來化解危機？當廣場學生與政府當局互不退讓，中間社會的智慧與能量，將起決定性作用，本文認為，八九民運過程中，知識分子與社會各界：包括體制內改革派、同情與支持學生的政治元老、將軍，沒有形成有績效的遊說力量，也是民運最失敗的重要原因。
廣場學生和平抗爭，並無過激行為發生，突破法律與人道底線的是當局中的極左勢力，社會精英或中間力量不應該將勸說的對象鎖定在廣場學生，而應該全力遊說鄧小平，只有使中共核心人物被理性與和平的力量觸動，只有使他放棄暴力鎮壓的執念，才能防止悲劇性的衝突出現。
一、從『知識分子聯絡站』說起
戴晴女士在訪談影片中談到勞動人民文化宮裡設有『知識分子聯絡站』，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這個機構，通過網絡檢索，相關資料鮮見，只有北明女士的一本書中有一些記錄，因為她與先生鄭義參與其中，通過電郵詢問，鄭義先生給我的回覆是：
「我們成立了一個『首都知識界聯絡站』，金水橋頭，一頂帳篷，是知識界人士落腳處、資訊交換處、討論處。後來宣佈戒嚴後，才成立了『首都知識界聯合會』和『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前者沒有具體活動，後者起到了實際的協調、領導作用。」
據北明的回憶錄裡介紹說，它位於廣場東北角的「勞動人民文化宮」門前，公開懸掛著「知識分子聯絡站」橫幅：
「那條橫幅像黏合劑一樣，聚攏起首都新聞界、文學界、學術界的知識分子們。無論白晝黑夜，熟識或陌生的人們，以此地為中心，散兵遊勇般來去。白天赤日炎炎，帶水來；夜晚涼風習習，帶大衣來。夜深了，大衣連鋪成片，東倒西歪打個盹。挺不住了，回家蒙頭睡一大覺又轉來。戒嚴以前，人們在這裡陪學生熬，觀察事態發展，分析時局變化；戒嚴以後，人們仍在這裡陪著學生，等待大兵進城。」
這條橫幅被決定撤下，是因為「聽說即將戒嚴的消息」。（北明：《告別陽光——八九囚禁紀實》1993 香港田園書屋）
這篇回憶文字使我們通過真相，發現了真問題，其一是，當戒嚴與趙紫陽下台的消息傳出，作家鄭義第一反應是離開，因為面臨危險，擔心知識界與學生合作會給當局以口實（許多知識分子不積極參與的原因，多因如此）；其二是鄭義並沒有退場，而是起草了『告市民書』，呼籲市民阻擋軍車，不退場的原因是：許多市民已成功使戒嚴部隊無法前進，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這顯然是一次和平的博弈；其三是當時參與其中的作家張承志介紹了參加『四五運動』時的經歷（午夜廣場上突然黑燈，是鎮壓的信號），儘管也是暴力鎮壓，但並沒有用坦克與衝鋒槍殺出一條血路，也就是說，即便當局鎮壓，風險也是在可控範圍內。
二、知識分子、社會各界沒有形成組織性的合力
有經歷的知識分子參與到學潮中，增加了運動過程中的經驗與理性，但他們的整體影響力卻非常有限，特別是，許多人都故意『避嫌』，害怕當局把他們當成學潮的幕後指使人（『幕後黑手』），後來的事實也確是如此，許多知識界人士被當局指控為幕後黑手。
知識分子普遍存在受傷害記憶，基於中共反右、天安門四五鎮壓與『清除精神污染』對知識界的迫害與打壓，所以大量的人並沒有加入到像學生那樣『有組織』的運動抗爭中。如果知識分子公開成立組織，既實質性地影響學生，又能有效影響高層，那麼，整個運動既增加了經驗理性，又有可能成功影響到高層決策。知識分子與社會各界幫助當局與學生達成和解，成功化解危機，那就不是黑手，而是和解之手了。顯然，中間力量在當時的政治場域中，是最沒有組織與行動力的環節，直到現在，當年的中間力量現在反思的對象仍然鎖定在學生應該何時退出廣場，甚至認為學生運動激進，而沒有深刻反思，在超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中，中間力量如何有組織性地介入，特別是如何用知識與智慧，人脈與關係，說服當局守住底線，達成和解，進而使政治文明有所進步。
像戴晴女士這樣有特殊身份（能見到中央高層、與紅色家族有一定的聯繫），如果將遊說的對象或對話的對象鎖定在鄧小平，也許後果迥然不同。因為突破底線、造成災難性事件（『讓廣場上血流成河』）的決定力量是鄧小平，而鄧小平極可能被情緒、被執念、被一些極端力量提供的資訊所左右，對情勢造成誤判，因而做出錯誤的決策。
廣場學生在資訊繭房裡，對中共的殘暴缺乏深刻的認知，鄧小平在另一個資訊繭房裡，哪一個資訊繭房會突破底線，製造災難的悲劇惡果？當然是鄧小平，知識精英們當然應該將遊說鄧小平當成第一要務去努力，可惜，以知識精英為代表的中間力量沒有去完成最重要的事情，這無疑是重大缺憾。
三、兩極對抗，中間力量決定妥協與和解
八九民運，形成兩極力量，一極是佔領廣場的學生，他們代表全國民意，另一極是鄧小平與極左利益集團，兩極力量均認為退無可退時，必然會發生悲劇性的衝突，而中間力量的遊說或使雙方勢力平衡，則能避免悲劇，實現妥協與和解。
廣場學生代表與李鵬的對話其實是沒有意義的，他們都不能真正代表其背後的力量，當時的民運已然是全民抗爭，整個社會被當局的冷漠與無理所激怒，廣場學生背後，是強大的對抗政府的主流民意，某種意義上，絕食、絕水確實喚醒了民眾的抗爭情感與行動，而李鵬強勢不妥協的背後，則有鄧小平直接操控的國家軍隊。
廣場學生的抗爭實質上是民主對暴政的抗爭，是合法的人民力量與非法的鄧小平政權的較量。
正如李鵬不能勸阻鄧小平放棄鎮壓思維與方式，並在人民日報上用社論的方式，否定對學生示威抗議的動亂定性，學生代表亦無法說服絕食抗議的學生退出廣場，顯然，主動權在政府當局，中間力量應該遊說當局妥協，而不應該一味勸說學生們退讓。
我強調中間力量的決定性意義，是因為超大規模的學生運動或社會抗爭運動一旦發生，不可能形成共進共退的組織性協調，廣場領袖的號召力也會非常有限，中間力量更應該致力於通過國際社會施加壓力，通過遊說使當局不突破法律與人道底線，知識分子或社會各界，特別是能夠遊走於高層的社會精英，應該成為獨立的協調力量，通過妥協使雙方和解。八九民運之時，知識界或社會各界的精英們，要麼支持學生，要麼勸學生退讓，現在我們看到的結果是徒勞無功而無效的。
如果反思，最應該反思的是如何組成強大的中間力量，阻止悲劇性的結果發生。
在美國的知識精英或有影響力的社會各界人士，應該致力於通過議員與白宮，對中共當局施加影響，迫使其放棄暴力鎮壓，這個時間點，美國議員觀察團進入中國，促成廣場學生與當局和解。鄧小平極其看重美國對改革開放的價值，如果暴力鎮壓，美國將聯合西方強力制裁，既不利於中國政治與經濟，也不利於美國與西方在華的市場利益；
而中國知識界與社會各界應該聯合鄧家以及眾元老家人、同情學生的七將軍等，直接與鄧小平面談。據多位當事人回憶，鄧家人確實主動聯繫過廣場學生領袖，但徒勞無功，這說明什麼呢？
知識分子最應該做的是兩面勸解，使雙方提升認知力，使雙方充分意識到，不妥協而出現悲劇性的後果是兩敗俱傷，對國家民族與個人都會造成無法估量的傷害。
結語：認知與反思
中間力量嚴重缺失，是八九民運變成六四悲劇的重要原因。
如果有罪，罪在一人或者一個集團，如果有錯，錯在社會各界知識精英沒有形成有影響力的中間力量，通過美國或通過遊說遏制鄧小平非法暴力衝動，而廣場學生為代表的和平抗議者既無罪，亦無過錯（一些個人言論或言行有錯，但對整個局勢並無重大影響）。
而作為當時的社會精英或知識分子，更應該反思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將來再次發生民主運動中，成為積極的、有組織的中間力量，在激烈的兩極衝突中，中間力量是化解衝突避免悲劇事態發生的重要介質。譬如英國大憲章簽署，教會力量成為重要的中間力量，使國王與貴族達成了妥協，而蒙古人征服中原過程中，儒釋道精英人士成為遊說力量，使征服者不再通過殺戮或屠城的絕對征服方式，轉型到相對和平的可持續統治。我們也看到，八九之後，鄧小平自己也有重大變化，儘管沒有為八九正名，九二南巡之後，繼續擴大了經濟開放，而對香港一國兩制、五十年政策不變，對英國也是一種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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