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的許成鋼教授的鉅著《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的中文版於2024年11月於台灣出版，立刻引起各界注目，不僅迅速再刷，不同立場的機構也接連舉辦多場座談討論這本書，顯見這本著作的重要性。在閱讀這本書過程感覺深受啟發，在此討論一些對本書的心得與看法。
習近平作為不是突變，是中國深層結構的影響
這本書的核心論點如同書名所標示，是以制度基因的概念探索中國持續至今的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這個視角有幾個意義。首先，從近三十年各界常抱持中國將會隨市場開放而走向政治改革的錯誤期待，也因此許多人完全誤判習近平時代各種人權的緊縮、任期制度的廢除等開倒車的行為。許教授將中國近三十年的發展定位為過往區域管理式極權主義的延伸變形，一定程度上提出了一個更貼近中國共黨統治現實的理解，也就是指出習近平時代看似退化的政治變動，反應的是中國更深層制度結構，而非個人所造成的一時性現象。而許教授所點出中共極權統治的最終基礎是暴力，不僅呈現在中國戰後頻繁的鬥爭，香港過去幾年的發展也凸顯出這個面向。
第二，許教授從制度經濟學派以及Kornai對社會主義經濟的洞見出發，建構了標示制度發展邏輯的制度基因概念，將制度基因定義為自我複製並決定制度演變的基本制度成分，聚焦在產權、人權與政治決策權的長期制度變化，以此來回答關於中國為何與西方產生制度大分流而無法產生憲政民主這個大問題。從這個長時期制度基礎的視角出發，許教授將當今中國現狀連結到中華帝國各項制度的歷史發展以及從蘇聯共產極權發展的結合。
綜合中國傳統與移植蘇共經驗的精深研究
雖然余英時先生也曾經準確地將中國共產黨定位為明代以降皇權發展與現代極權主義的結合，不過他的分析仍大抵上聚焦在思想上的理解。許教授這本著作的特色則是從更具體的現代制度與社會科學出發，一方面闡述中國既有制度包括科舉與郡縣制的影響外，同時深刻剖析了蘇聯共產黨走向史達林主義的過程，以及中國共產黨如何援引蘇共而建立布爾什維克的結構，而更明確地將當代中國極權主義的歷史起源標示出來。
由於筆者對這段蘇共以及中共發展的歷史較為陌生，讀起來有很大收獲。在此同時，許教授也以制度基因的概念對照了西方從羅馬以降憲政秩序的發展，對照出中國歷史上為何缺少憲政民主的基因，以及中國為何產生與東歐不同的發展路徑，這個分析對理解現代中國的歷史過程具有相當啟發性。
第三，在制度基因的思維下，許教授對中國未來持續的成長抱持保留甚至悲觀的態度，原因就在於缺少對人權與財產權的保障下，無法繼續維持現有的成長。近年中國蓬勃的電子商務遭到政府打壓、地方政府債務的激增以及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在在凸顯出現有區管式極權主義下成長模式難以為繼。制度基因的命題也被用來回答了中國過去30年間高成長能否維繫的關鍵問題。
許教授對台灣的觀察遠勝諸多海外華人
儘管基因會予人命定無法改變的印象，許教授的用法比較接近社會學所指稱的制度邏輯或制度基礎建設，而非指涉無法後天改變的特徵。然而改變並不能透過單一政策或零星的制度，而必須藉著社會啟蒙的努力改變整體制度基因。許教授書中也以台灣為例說明憲政民主的制度基因如何得以深耕。在這點上筆者認為許教授對臺灣民主化的觀察也有別於一般海外華人的觀點。
許多海外華人即使肯定臺灣民主化成就，常忽視臺灣社會自身的歷史而將臺灣民主化單純歸功於蔣經國。許教授在制度基因架構下，意識到臺灣社會早從日本時代開始就已然產生不一樣的制度深層結構，而戰後發展也必須考量到私人產權與公民社會提供了自主空間並催生了反對運動。這個觀點誠然還有許多歷史細節需要討論，不過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臺灣史近年的成果。
如同任何一部重要著作，許教授對中國歷史以及現狀的詮釋必然引發許多商榷與辯論，包括對中國經濟現況的評估、中國歷史的理解、共產黨在暴力之外的正當性基礎、人權與產權間的扞格，西方現代性的進程以及各項國際因素對中國的因素。舉例而言，許教授強調的是制度的激勵相容性，而正當性的課題遭到忽略，在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上是否足夠，筆者認為有商榷空間。中國長時期的經濟成長，儘管有其根基性的問題，一定程度也提供統治正當性。而國際因素特別是海外資本、留學生以及出口導向產業發展對中國的長期影響，是否完全讓位給內部制度基因的影響，這些課題也有更進一步討論空間。
今日中國與30年代日本有太多類同處
儘管許教授強調因篇幅限制沒有討論日本二戰前軍國主義的發展，作為一個日本研究者，筆者認為如能將日本軍國主義或者說法西斯時期與今日中國進行對照，可以得到中國走向很多重要的線索。誠然由於中國本身是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的主要受害者，各界鮮少從這個面向論及中國當代的變化，但筆者認為對日本法西斯時期幾個重要的歷史特徵在今日中國也同時出現，值得在今日作更深刻觀察。
首先，二戰前日本民族主義的基礎從前一個階段的「受西方壓迫」的角度，轉而成為向外擴張壓迫的帝國榮光。從這角度來看與今日中國的戰狼外交有驚人相似性，恐怕不能光視之為拙劣外交手段，而應視之為是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更深層的展現。其次，日本在二戰期間民生凋敝，但在造艦、造機等軍火工業科技持續進展突飛猛進，甚至在今日都還可以看到遺緒。
中國近兩年民生經濟確實如同許教授所指出，在產能過剩以及房地產崩盤等既有體制長時期副作用下陷入停滯困境，但不可忽略的是在國家大力支持以及長期工業發展的技術累積下，與軍事相關的科技持續取得進展。中國是否逐步走向當年日本法西斯的道路，無疑是台灣必須抱持警戒持續觀察的課題。
觀察中國不能政經分離
整體而言筆者認為這是一本值得臺灣所有人一讀的好書，在今日臺灣有幾個特別重要的意義。首先，近三十年來臺灣民間對中國的討論高度都聚集在經濟課題，對於中國政治體制的發展常抱持自然而然帶來政治改革的不切實際期待，就是抱持僥倖心態覺得可以將市場與政治體制分開而避開極權體制的課題。這本書對這兩個傾向都提供了明確且深刻的反駁，凸顯出中國極權主義的特性。
臺灣沒有迴避或誤解中共政權極權主義基因的空間，需要嚴陣以對，這本書是很好的起點。其次，借用許教授制度基因的概念，筆者認為中國當前不僅缺乏憲政民主的制度基因，更是有意識地試圖拆解其他國家特別是臺灣民主憲政的制度基因。長期來看對臺灣媒體的操控、校園的籠絡，對宗教的介入、對司法的摧毀干擾以及對選舉的干預等，可說相當有意識地試圖改變台灣社會的制度基因，也因此許教授著作對臺灣社會的意義不僅在於理解中國發展的限制，也在於回過頭來警惕臺灣社會。
作者1974年生，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博士，前後任職於中山大學與政治大學。在專業領域內外廣泛涉獵以追求知識上的自由，習慣從多樣方法與視角觀察社會事務，篤信對在地與世界的批判性認識是公民社會重要基石。著有《屏東縣誌—產業經濟篇》、《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臺灣研究》以及其他論文。
書名：《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
作者：許成鋼
出版社：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時間：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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