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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多地暴雨成灾。洪灾殃及华南、华北、华中以及东北。多地堤坝被毁。有些堤坝没毁，因出现险情，不得不紧急开闸泄洪，给下游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如湖南平江县有七十八座水库泄洪。
已被冲毁的堤坝，各地都在抢修中。如湖南华容县的洞庭湖大堤，决口长度达230米，在滚滚洪流的冲击下，决口填补非常困难，工程进展非常缓慢，要到9月21日才能完工。那个时候，汛期早就过了，该淹到也都淹完了。既然如此，为何不以科学态度，等到洪水过后再来修复堤坝呢？
其实做出抢修决策和指挥的人，心里也清楚明白，现在根本不是修复堤坝的时机。但是，必须要做出这样的表演。这是正能量，这是政治正确。
依我说，拦截洞庭湖的这条堤坝，不仅没有必要抢修，还应该把剩余堤坝炸掉。整个堤坝清除之后，洪水下行拓宽了五六倍，水面拓宽，水流速度就降低，水流速度降低，洪水的冲击力就减弱，洪水冲击力减弱，人就容易存活，房屋就不会倒塌。这么简单的推理，他们难道不会吗？不是不会，而是没人敢这么做。
洞庭湖堤坝不仅现在不应该修复，而是炸掉之后，再也不修建。扩展洞庭湖水域面积，才是杜绝水患的根本之道。
以目前在泄洪的平江为例，该县建成的水库居然有290座。水库简直达到了星如棋布的地步。大自然的水流被拘束切割成如此碎块，难怪水龙在天灾配合之下，就疯狂报复。
1950年之前，整个中国只有22座大坝，现在呢？在人定胜天的迷狂中，中国大坝总数已经高达23841座，占全球总量40.6%，连续15年雄踞世界建坝数量第一。
在50年代到80年代所建造的大坝中，由于工业落后，水泥短缺，大量堤坝是泥土石块垒积夯实而成。今年被洪水冲毁的堤坝，不少就是这类堤坝。所以，这类堤坝被毁，不是简单的修复问题，而是整个的使用钢筋水泥重建。这将耗费巨大的财力，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有限，基本可以断定，成本是收不回来的。
从经济效益来说，这些已经溃毁的大坝没有修建的必要，从保护自然生态，与自然和谐相处来说，中国应该进入拆除大坝的新历史时期，而不能再疯狂建坝了。
因此，我把本文的标题定为：修什么修，通通炸光。炸光，是指炸光所有被洪水冲毁的堤坝，承认水龙的势力范围。经受了洪水考验的大坝，有些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今后还是得一一拆除。
（吴洪森写于2024年7月9日上海莘庄）
附：
洪森评论：想起九江抗洪救灾
近日来，湖南等地遭受洪灾，华容决堤宽达三百米，已经难以堵上。有多少房屋倒塌，多少人口遭灾，官方没有公布，无从得知。
只看到官方号召大家捐款，以及禁止发布洪灾消息的公告。
华容官府有没有意识到，这两则公告是互相打架的。想获得捐款，最好的方式就是把灾情尽早尽快告知天下，告知的越详尽越好。
想起98年九江洪灾，那时我在香港《明报》任记者，报社最初派我去报道武汉面临被淹险情，我和一位青年记者交换，我去九江，他去武汉。该同事因此很感谢我。我被他感谢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是出于私心和他交换，我作为上海知青曾经在江西生活过14年，头两年在九江地区的修水县，后来调到九江钢厂当工人，在九江生活了12年。因此想借助去九江采访，顺便看望一下多年不见的老友。
到九江第二天，隶属九江县的江洲就决堤被淹。江洲是泥沙冲击形成的江心岛。为了多得土地，枯水季节筑起堤坝。当洪水超过堤坝，堤坝就垮。因事先把岛上居民转移到了岸上，江洲决堤没有造成人口伤亡。
我第二天清早花高价雇船去江洲查看，傍晚才回到南湖宾馆。晚饭也来不及吃，我必须在10点半之前发出关于江洲决堤的新闻，不然报社来不及排版。那个年代互联网还没有普及，只能借助电话线连接笔记本电脑以传真方式传送照片，速度非常慢，费用且很贵，因为是按照国际长途收费的。
9点左右，稿件写完，尚未来得及发给报社，九江市委宣传部邓部长带了助手张干事来，以我也算半个九江人，劝告我不要向外界发布江州决堤的消息。这将给九江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回答说，如今卫星满天，江州决堤是绝对瞒不住的。我没来九江，可以知道了也不发消息，但是报社派我来了，我隐瞒不发，我会被报社炒鱿鱼丢饭碗。再说，这是天灾，九江不会因为天灾就丢脸。我今天去查看了灾民的简陋安置，他们生活很困难。把江州灾情报道出去，香港人看了说不定会踊跃捐款救灾呢！
邓部长和我磨了一个多小时，眼看截稿时间快到，我只能斩钉截铁的回答他，不发报道绝无可能，这是我记者的职业道德。
他们只好悻悻而别。
江洲决堤，成了《明报》独家新闻。次日，香港有家报纸刊登出江洲江面一具尸体漂浮的图片，以此来压过《明报》独家新闻风头。老总把图片传真给我，打电话问我人在九江怎么没采访到。我回答老总，这分明是假新闻，图片上都看不到对岸，长江哪有这么宽？这图片分明是海上。老总说哦，明白了。。我拿着传真以及揭穿此图片为假新闻的短稿去宣传部找邓部长，告诫邓部长，报社养记者，记者必须交出新闻稿，你们隐瞒情况，他们没有稿子可交，怕被老板骂，怕被炒鱿鱼，无良记者就会编造假消息，谣言满天飞。部长问怎么办？我提议每天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给记者喂料，让他们有新闻稿可写。邓部长接受了我的提议。决定每天下午四点在南湖宾馆召开新闻发布会。我则转移到九江宾馆。我不想被随后蜂拥而来的香港记者包围。第二天，在好友丁伯刚陪同下，一早就坐包车（我以每天500元包了一辆出租车），去永修查看京九线面临被淹险情，洪水确实已经涨到了离铁轨只有十几公分的危急状态了。
赶回九江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只见满大街人，拖家带小惊慌失措的往市区里跑。其中，还有人扛着一头猪。一问，长江决堤了！
我赶紧往决堤口去，路面被装满泥土的防洪麻袋封堵起来，只留下一个步行通过的口子，车已经无法行驶，我让丁伯刚回家，顶着炎炎赤日，在堤坝上步行前往决口处。
巧了！负责守护决堤口这一段的，居然是九江钢厂，满眼看到的都是老同事。自从78年考入九江师专之后，绝大部分同事已经二十年没见了。我和大家打个招呼，告诉他们我现在香港明报做记者，来采访九江洪灾的。碍于我身份的敏感性，我知道同事们不便和我说什么。我查看决口，宽达三十米，洪水以势不可挡力量的往里涌灌，一条被调集来试图堵着决口的运煤船，一到决口就被洪水拍到了岸上。从决口两头不断往下丢装了石块的麻袋包，十有八九被洪水冲走，这个办法也行不通。决口处离九江市区只有十公里，不堵上，九江市就会被淹。
看了一会，我往回走之前，悄悄告诉一同事兼朋友，我住在九江宾馆，请他有空过来玩。当年我和他是住同一个寝室，一直相处的很好。他答应会来看我，彼此心照不宣告别。
走出堤坝进入市区，我已经头部如着火，眼冒金花，心跳加速，嗓子粘稠的无法说话，中暑了！赶紧到小卖部买了两瓶冰冻纯净水，一瓶淋到头上，一瓶灌进喉咙。
九江决堤的新闻发布后，内地以及香港记者蜂拥而至。但只有拿到特别通行证的新闻单位才能去决堤处采访。特别通行证只发了几张，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江西日报，江西省电视台，宣传部张干事说给我特别优待，也发给我一张。胸前挂着这张特别通行证，到九江四码头，解放军就会派摩托快艇把我送到决堤处。
这时候九江宾馆被征用，我被赶到另外一家宾馆去了。江主席调集了45位将军集中于九江宾馆，由朱镕基具体指挥救灾。
一位年轻记者说，这也未免太夸张了吧。他头天从香港赶来，根本就无法去现场采访，心急火燎求助我，我把特别通行证挂到他脖子上，叫他去四码头，凭这通行证，解放军会送他到决堤处，他将信将疑的走了，回来后对我兴奋得大叫，老吴，这通行证真有用，你太厉害了。
我点醒他，现在是和平时期，利用抗洪救灾调集军队，不是测试军队忠诚和抓军权的天赐良机吗？他恍然大悟。
钢厂朋友果然一早来看我，告诉我决堤实情。九江钢厂前几年与九江造船厂合并。造船厂想建造一个加油码头。上面还没批下来就开始动工，在岸上挖了几十米宽的大坑，结果加油码头未能批下来，造船厂就马马虎虎回填了事，浮土没有夯实，洪水涨上来，堤坝上一条小水缝就把浮土冲得一干二净。大坑上的堤坝如刀切一般断了下来。
原来不是所谓的豆腐渣工程造成的？
我去宣传部核实这条重大特大新闻。宣传部立即报告市里，负责抗洪救灾的张副市长请我过去，以百般恳求的态度，请我不要发布这新闻。讲了发布之后种种严重后果。总而言之，对目前的抗洪救灾对九江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看在我也是半个九江人的份上，这个时候应该帮助九江一把。
我答应他，目前不会发布这新闻，将来再说。
他松了一口气，把我送到门外，说谢谢我。
四个月之后，我重返九江，采访灾后重建。邓部长和张干事宴请我，说代表九江感谢我。说九江现在闻名世界，几乎所有的救灾物资和捐款都指明捐给九江。仅现金就获得了五亿多。说我是头号功臣。
他们告诉我，波阳市的灾情其实比九江严重，泥石流冲垮了半座城市，但是他们严密封锁消息，灾后向中央申请救灾拨款，中央说，你们什么时候遭的灾？中央怎么一点不知道？该地现在困难重重。
类似的事，我是第二次做了。那年1月10日晚上11点50分，张家口发生地震，报社半夜打电话叫醒我，叫我赶紧去机场搭乘早班飞机去北京赶往张家口地震灾区采访。说机票已经给我订好，到机场柜台取。我临出门把我当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工作证放进了包里。到了北京机场就包车去张家口，果然，半路被武警拦住，无关人员一律不得通过。我掏出工作证，说来北京开会，顺便去看一下灾情，武警查看了工作证之后就放行了。香港所有到张家口采访的记者都被拦截了，只有我一人每天在现场发独家新闻。新闻界同事们传言，说我买通当地农民扛着自行车，翻山越岭绕过了封锁线。我觉得这传言对塑造我的"光辉形象"有利，回到香港后，同行们问起，就微笑不语，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我抵达零下24度的地震灾区查看了灾情以及去张北县医院探访伤者，其中一位头部被房梁砸中，头脸肿得很大、缠着纱布，打着吊针的九岁男童照片，打动了香港读者，他们开始给灾区捐款。
我去县政府找县长，他姓张，依稀记得叫张宝义。我奉劝他不要隐瞒灾情。如实向外界公布，这样外界才会捐款捐物给灾区。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开始主动发布灾情，并开放中外记者采访。
两个月后在北京人大会议上，我重见他。他接受记者采访说，获得了香港人民5亿捐款，请记者们代为感谢。
2005年11月26日九江市瑞昌县发生5.7级地震。九江不但不隐瞒，还大肆发布灾情和新闻图片，把灾区开放给中外记者采访。
记者这个行业，厌恶隐瞒消息，却乐意配合地方夸大灾情。
其时我已隐居上海，一位从瑞昌采访归来的记者来看我，因为是我把她介绍给丁伯刚陪同她前往瑞昌采访，谈及九江夸大灾情的情况，我笑曰：九江学坏，学得真快。
（吴洪森写于2024年7月7日上海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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