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4月，苏共二号人物、主持苏共中央书记处工作的科兹洛夫突发脑溢血，丧失工作能力，被抬进医院治疗。科兹洛夫病休后，赫鲁晓夫将勃列日涅夫和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内同时调入中央书记处，担任中央书记。根据赫鲁晓夫的安排，勃列日涅夫主持书记处工作，波德戈尔内在书记处主管组织人事工作。
为防止内外震动，赫鲁晓夫紧接着扩大了“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增加监察外交部、军队、克格勃和警察机关的职能。时任监委会主席谢列平当时还仅仅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但他的权力几乎赶超当年的贝利亚。因为，时任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是谢列平的老部下兼好友，克格勃也就成了他权力的后花园。
尽管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赫鲁晓夫亲手提拔的，但是，赫鲁晓夫主导通过的苏共二十二大新党章规定：“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这一规定严重伤害了这些人长期坐江山的愿望。大家普遍担心被随时召开的党代会选下台。那么问题来了，怎样保住自己的职务？很简单，搞掉赫鲁晓夫！
有人得意，就有人失意。时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伊格纳托夫就属于失意者。伊格纳托夫和科兹洛夫一样，是1957年六月政变中赫鲁晓夫的功臣，政变后当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谁曾想，他却成为新党章的第一个牺牲品。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伊格纳托夫落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由此心怀不满，不久便和勃列日涅夫等人组成了“倒赫集团”，密谋政变。
行动分工是这样的：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经常有事没事地找高级干部谈话，试探他们对赫鲁晓夫的态度，争取苏共中央委员们的支持；谢列平负责监控高层政治人物动向，排除干扰倒赫行动的一切不利因素；谢米恰斯内负责调整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和高层领导人的通讯联络，保障政变顺利进行；伊格纳托夫前往乌克兰，肩负起更关键的任务。
和往年一样，1964年7、8月间，苏联党政军高级干部纷纷来到克里米亚和高加索，享受一年一度的带薪休假。伊格纳托夫也来到克里米亚，和时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谢列斯特汇合，四下串联，拉拢正在休假的中央委员们在11月的中央全会上罢黜赫鲁晓夫。
谢列斯特全名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是中央书记波德戈尔内的亲信。波德戈尔内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时，谢列斯特先后担任基辅州委第一书记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德戈尔内被提拔到莫斯科后，谢列斯特继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乌克兰是赫鲁晓夫权力的发源地。作为那里的最高领导，波德戈尔内和谢列斯特很重视争取乌克兰高级干部们的支持，以求全面摧毁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权力基础。
就这样，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在莫斯科频繁活动，伊格纳托夫和谢列斯特分别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亚秘密拉队伍，再加上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的秘密监控手段，按说政变准备工作应该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不曾想，事情还是败露了。
1964年9月初的一天，伊格纳托夫的警卫队长加柳科夫秘密会见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向他透露伊格纳托夫近期经常与各州委书记私下谈话，并且不定期地和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打电话，言语中多次提到“11月”。谢尔盖半信半疑，立刻将这事告诉父亲。赫鲁晓夫不以为然，完全不相信他们敢这么做，反而在9月底去到克里米亚的皮聪大海滩休假。
克格勃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政变者决定加快脚步，提前动手。赫鲁晓夫离开莫斯科后，勃列日涅夫找到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争取他对政变的支持。苏斯洛夫稍显迟疑，表示了支持。
10月初，勃列日涅夫出国访问，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等人找到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柯西金，希望他和苏联部长会议能够支持政变。柯西金反问克格勃是什么态度，当听到肯定的答复后，表示同意。
10月12日，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赫鲁晓夫缺席的情况下，会议作出决议：第一、通知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参加定于10月13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二、撤回赫鲁晓夫在1964年7月18日下发的《关于农业向集约化过渡的领导问题的意见书》；第三、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召集到莫斯科，听取中央主席团的有关报告。三条决议都暗藏杀机，第一条是告诉赫鲁晓夫我们要废了你，第二条是告诉地方党组织我们要废了赫鲁晓夫的政策，第三条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废了赫鲁晓夫。
10月12日，赫鲁晓夫接到苏斯洛夫的电话，要他回来参加有关“农业改革”的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听了火冒三丈，断然拒绝。因为原定会期是11月，主席团竟敢在他不在首都的情况下擅自改了时间。苏斯洛夫表示，如果赫鲁晓夫不返回，主席团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会议。
赫鲁晓夫这才反应过来，情况有些不对，他猛地想起了儿子告诉他的那场预谋。但他还是不愿相信，自己亲手提拔的部下们会对自己下手。而且，他也不相信，平时对自己毕恭毕敬的部下们有勇气、有能力罢黜自己。
他忘了，他是怎样对待对他关爱有加的老领导卡冈诺维奇。
他也忘了，他曾经对斯大林多么的毕恭毕敬，又怎样在斯大林死后诋毁他。
10月13日早晨，赫鲁晓夫被迫乘飞机返回莫斯科。他没有带一兵一卒，因为他已经无法调动军队，军队已经倒向中央主席团。在从皮聪大海滩去机场的公路上，连他的儿子谢尔盖都看得出来，“送行”的将军们是在监视他们父子。不知此时的赫鲁晓夫是否会想起七年前为他挺身而出又被他恩将仇报的朱可夫元帅。如果他在，军队还会失控么？
10月13日下午，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多名委员发言，批评赫鲁晓夫野蛮粗暴、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和后果糟糕的内外政策。赫鲁晓夫的几次辩解都被打断，只好故伎重演，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举行表决。勃列日涅夫等人拒绝了，主席团没有谁愿意给赫鲁晓夫再一次翻盘的机会。
10月13日晚上，赫鲁晓夫用已经被监听的电话打给米高扬，“我放弃了，随便他们吧。”克格勃立刻把监听的内容报告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随后下令，通知已经来到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们，在10月14日召开中央全会。
10月14日的中央全会决定免去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同时决定，今后禁止同一人同时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加强集体领导，防止再度出现个人专断。
1964年的十月政变是苏联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整个政变过程中，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军队没有一兵一卒的调动，也没有发生兵变，克格勃和警察机关也没有逮捕一个人，更没有制造所谓的“反革命集团”“间谍份子”和“反党集团”。党内和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反抗和质疑，就接受了最高领导人的变更。
一个明显的例证是，10月19日，也就是政变结束后的第五天，苏联“上升”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莫斯科为三位航天员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勃列日涅夫发表了上台之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赢得首都群众和党政军高级干部们的热烈掌声和欢呼。仿佛谁也不在意主席台少了个赫鲁晓夫。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周密而平稳的政变，谁是幕后的真正导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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